《庄子》中的畸人形象及其美学精神探析

【摘要】庄子是我国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文艺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而“畸人”作为庄子美学的重要意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开创了后世美学中独特的“审丑”一脉，更丰富了生命的内涵，指导人们完成精神的超越和独立。

【关键词】庄子；美学；畸人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5）09-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09.007

读《庄子》一书，我们常为其瑰丽灵动的语言、汪洋恣肆的文风所折服，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的那样：“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观庄子之书，自称“寓言十九”。这种寓言为主的叙述方式，创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生动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系列“畸人”，他们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或是形体残缺，或是容貌丑陋，然而却在内在道德上“畸于天而俟于人”，通过这种外在形体的丑陋与内在精神的完备的鲜明对比，庄子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美学观——真正的大美不在于外在的虚浮与华丽，而在于内心德性完备的“天道之美”。

一、《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庄子》中的畸人形象，无论是在内篇还是外篇中都反复出现，他们在外在形象上往往都表现的病态、残缺，丑陋无比。庄子生活之时代，约于战国中期，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战火、危机充斥着天地间每一个角落。从政治层面说，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从文化层面来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从学术思想层面来看，这就是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此时氏族封建制度衰落，而国家集权制度渐兴，残酷的社会状态对人的压迫是这一批“畸人”产生重要原因。

（一）形象特点—— “支离”与“无言”

如《人间世》中的“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支离疏①，再如《德充符》中“以恶骇天下”的哀骀它，以及闉跂支离无脤、甕㼜大瘿，这一类人物“有人之情而无人之形”②，而正是在这些丑陋的、畸形的、不具有任何美感的人物形象之上，庄子赋予了他们“至美”“至德”的内在精神，造成一种清奇古怪的艺术效果。比起“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这些畸人对自己形体的超越更具有力量和震撼性。

同时，《庄子》中的一部分畸人，作为“道”的化身，常常以无言之人的形象出现。《德充符》篇尤甚，如一开始便出现的王骀，常季曾同孔子讨论，王骀作为一个“兀者”，能够“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的人是什么人，孔子认为王骀是圣人：“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③可见，这位王骀的德性之充沛令人惊叹。卫国的“恶人”哀骀它也是如此，男子与其相处，“思而不能去”；女子与其相处，“数十者争嫁”，但“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④。作为庄子笔下的至德之人，他们都是无所言说、默不作声的，而又为世俗之人所向往、追求。这种“无言”的形象，似乎又与庄子之“大美”有着密切关系，《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大美”是不言的、是天然的、是素朴的，“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这些畸人也都能率其天性顺应自然。“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⑤从人的价值判断看他们是天之小人，但以自然的标准去看，他们是更高意义上的君子[1]，是庄子之天地大美观念在人的身上的实现。

（二）产生原因——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天下》篇有言：“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人间世》的开篇也写道：“卫君……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⑥年轻的国君残暴而行独，给人民带来的大抵只有苦难吧。

这样一个黑暗、看不见希望的时代，还伴随着严苛的刑罚制度。《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战国时期大体上也延续了这种刑罚制度，特别是“刵刑”逐渐演变为“刖刑”，法律规定的应受刖刑的条款也逐渐增多。当此之时，“刑戮者相望于道”，本该自在的身心在被法律所框束和压迫，因外刑而身体残缺是常有的事。故而楚狂接舆过孔子门而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⑦《庄子》一书中诸多因“受刑而畸”的人物形象，与当时残暴的刑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身体上遭受的折磨，当世之人精神上受到的伤害也不可谓不深。庄子也提到，除了“外刑”，还存在“天刑”“内刑”对人的桎梏。《列御寇》：“为内刑者，动与过也……离内刑者，阴阳食之。”⑧《大宗师》中孔子自称：“丘，天之戮民也。”《德充符》中叔山无趾也评价仲尼为无法解脱的天刑之人：“天刑之，安可解！”无论是外在的刑罚还是内在的仁义道德，都会破坏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生命意义与世俗目标之间的价值选择，大抵也是庄子塑造这一批奇形怪状的“畸人”的原因之一。

二、《庄子》中畸人形象的美学意义

陈鼓应说，庄子《德充符》中描写了许多相貌特异、“恶骇天下”的人，这些外表丑怪的形象，在庄子笔下却显现出美的光辉。诚然，庄子在这种丑陋外表与内在大美的强烈对比下，否定了世俗之美恶观，将形骸之内的“德”放置在远远高于形骸之外的地位。“以道观之，万物皆一。”天下万物普遍认同的美是不存在的，共时性的审美标准也无法适应每个时代。在庄子看来，美与丑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在道的超越意义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同时，庄子所推崇的美如康德所言，是无功利的愉悦，审美主体必须超越现实功利性，才能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产生美感。对创造者来说，他必须也超脱利害观念，才能真正实现创作自由。

（一）形缺而德全

《德充符》中有这样的故事，子产不愿与兀者申徒嘉同出，又认为他不配与尧争善，申徒嘉却回答道：“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⑨在庄子看来，形骸之内的“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外在，天道之美在其内在本性，丑陋的皮囊反而可以更有力地表现人内在精神的崇高与力量。

这种重德轻形，强调内在之“神”的审美观，对我国艺术创作影响极大。闻一多认为如同达摩是画中有诗一般，“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在文学中，庄子无疑是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宗白华则认为，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比照的范本同样来源于庄子文章。因此，或可说是后代文学、绘画作品中一系列“重德轻形”的人物形象，或多或少都受到庄子畸人意象的影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艺术的画廊。

（二）美感相对性原则

《山木》篇中的旅馆主人有二妾，一妾貌美，一妾貌丑，貌丑者“贵”而美者“贱”。阳子感到疑惑，问其原因，答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⑩这个故事揭露了“美者自美”的相对性，也确实如此，庄子眼中“美与丑”是如人之所“共美”的毛嫱丽姬，鱼见了她们却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振翅高飞上天空，麋鹿见了她们快速跑入林中……所不具“共时性审美标准”，亦是《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⑪中可“相互转化”的存在。

庄子之美学观或许在理论上有所缺陷，正如叶朗所言，庄子由相对性走向了相对主义，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但这种美感的相对性原则以及美丑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观念，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活中的丑可以转化为艺术中的美，臭腐可化为神奇，神奇也可以化为臭腐。清代刘熙载有“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的观点，韩昌黎、杜工部的诗也常常追求“丑怪”，这样的审美观，显然也是经庄子影响而来。

（三）超越“畸形”之方式—— “心斋”“坐忘”

前文说到，庄子树立如此之多畸形怪异之人物形象，其用意就是使他们完成对形体的超越，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人间世》中提到心斋：“虚者，心斋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只有保持虚静之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把握无限的“道”，在精神世界中实现绝对自由。在《大宗师》中庄子又提出“坐忘”的概念：“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

坐忘。”⑫

从“忘仁义”“忘礼乐”到“坐忘”，层层递进，直至把“自我”都消解掉了，一切桎梏都不复存在，让人返回到最为真实、自然的状态。一切都忘了，心便能虚静，便能与道合一，登天游雾，无所往而不逍遥。王骀大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兀者的，失去一只脚对他来说就像抖落衣上的尘泥，他那“不与物迁”的常心不会有任何变化。追随王骀的人当然也不是为了他的形，而是为他充盈的“德”所折服，也就是他的“常心”。《说文解字》对“德”解释是：“德，升也。”升就是对世俗的超越。那么他的“常心”便是心对有形世界的超越，超越一切利害得失。

当然我们知道，庄子绝对自由之理想以及进入这种境界的种种方案在理论上绝对是很精彩，但在现实意义上恐怕不是很成功。在心中取消利害得失的考虑，甚至做到“忘我”，达到的这种消解了主体的自由境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将外在的桎梏归于“天”和“命”，而解决之法便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宿命论的思想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否定了人的自由，荀子对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虽然如此，庄子之绝对自由完全能够在审美意义上得以实现，“心斋”“坐忘”在艺术创作中也具有其合理性。《达生》篇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⑬人被利害得失的思虑所束缚，就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对艺术创作来说也是如此。《田子方》中解衣般礴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艺术创作需要超越利害之关系，更要有审美心胸，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通过“心斋”“坐忘”达到的那种澄澈空明的心境。[4]

三、《庄子》中畸人形象的现实意义

钱穆《庄子纂笺》言：“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纵观《庄子》全书，究其“哀世”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人的异化带来的被压制感；二是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带来的迷茫。

（一）人的异化带来的被压制感

在《庄子》“寓言十九”这样一个充斥着“人的异化”的世界——当“人”的物质或者精神产物反过来统治人，人的主体地位因此而被消解，甚至转变为财富的奴隶，并总是处于受到压制的情形之中，追求“自由”显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庄子美学的核心内容，便是对“自由”概念的探讨。处于各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桎梏之中的人，莫不都是庄子笔下的“畸人”。至于“如何获得自由”这一问题，在庄子笔下，那些支离其形的人完成了对外在世界的超越，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逍遥与自由。以上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对“心”与“形”的关系的重新界定和思考，庄子之美学引导着我们放弃对诸多外物的追求，超脱对名利的渴望，“反其真”而回到素朴的状态，获得真正的自由。[5]

（二）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带来的迷茫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人对于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感知和认同，是现代人重要的心理需求。[6]它的缺失往往会造成个人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迷茫。庄子美学中对自然的呼唤，对人之本性的强调和追求，无疑是摆脱迷茫的一剂“哲学”良药，它让人们放慢脚步，顺应自然规律，在与万物为一的状态下叩问内心使命所在，在对生命本源的回归中获得生命的舒展。

总而言之，庄子所倡导的绝对自由之境界，在文艺创作和审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往往能超越现实，借助于符号创作出一个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的理想世界，而“美”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晶。再者，庄子笔下的一系列畸人，作为庄子美学的独特阐发人，对于我国艺术创作、审美理论都有极大影响。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仍要把目光投向庄子，要去深入研究庄子的哲学与美学，去分析那些美丽奇诡的故事和形形色色人物背后的深刻内涵，挖掘其美学意蕴，将其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庄子哲学对生活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注释：

①②③④钱穆：《庄子纂笺》，海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54-55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钱穆：《庄子纂笺》，海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第44页，第55页，第293页，第59页，第187页，第35页，第81页，第173页。

参考文献：

[1]刘成纪.庄子畸人四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6）：34-42.

[2]门子谦.《庄子》中“畸人”形象的美学考察[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2.

[3]谢姣.庄子美学中的理想人格塑造及其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21，908（26）：56-58.

[4]周琳，贾静.试论庄子笔下畸人形象的美学意蕴[J].今古文创，2021，（26）：56-58+73.

[5]章启群.作为悖论的“《庄子》美学”[J].文艺争鸣，2018，（02）：68-84.

[6]吴利平，陈利平，徐晔.医学生死亡焦虑及生命意义感问题调研及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

06：467-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