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心理趋向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译者作为翻译的多重主体之一，其社会心理活动与翻译联系密切，译本质量的优劣会直接影响观众的阅读感受。本文将《名利场》第二十章作为源语文本进行案例分析，从翻译心理学视角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部分心理趋向。

【关键词】译者心理趋向；文学翻译；《名利场》

【中图分类号】H315"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2096-8264（2025）03-01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03.032

《名利场》（Vanity Fair）由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萨克雷所著。该作品聚焦于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对英国上流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各色人物的卑劣行径进行了细致刻画，并深刻体现了其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译者心理趋向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活动本质上是译者心理过程与原文文字内容的融合，因此，翻译过程可以视为语言文字与心理活动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一个复杂流程。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也受翻译主体即人的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支配和控制[9]。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作为翻译实践的核心主体，对文学作品的创新性再现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在文学作品的流通与读者接受方面，译者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意味着译者在着手一项翻译任务时，不仅要深谙原作的意旨，并忠实地传递原作思想，还意味着译者要结合自身文化底蕴和知识储备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原作的再创作。

尽管译者的心理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原作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产生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大多翻译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这正是迄今为止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3]。只有视译者为个体，将其精神层面和心智状态等各方面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深入探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心理动态，翻译本质的细微问题才能得以解答。

二、译者的社会心理趋向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译者的社会心理趋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社会文化差异、宗教文化差异、审美意识形态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

在社会文化差异方面，特定的社会文化产生独特的思维意识；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不同民族的心理活动。这种民族心理的差异，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情感表达、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7]。每个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译本对待相同的文本也有不同的译法。

在宗教文化差异方面，中国宗教文化体系受儒家思想主导，语言表述形态多样。相比之下，西方文学起源于宗教神话体系构建，语言形式多与宗教体系有直接关系。[10]这种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人们的认知和语言意义的表达产生着重要影响。英语中存在大量与宗教活动及仪式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蕴含着特定的含义，若仅进行简单的汉语直译，往往难以全面传达其深层意义[8]。因此，在翻译涉及宗教文化内容的文本时，译者对源文本中宗教文化内容的敏感度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影响译者的心理倾向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审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倾向于感性层面，秉持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终极理念，该理念将自然、社会、心灵与物质、超越与内在视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它倾向于探讨辩证法的辩论技巧与合理性，更侧重于系统与关系的理解，关注社会价值与伦理道德，追求圆满与中庸的解释和答案，而对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则相对忽视，缺乏为理论而纯粹抽象思考的观念，更重视无形的关联与功能作用。相比之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文化则更偏向于理性思考，视宇宙为一个完整且神圣的完美秩序。它关注形式逻辑与论证的纯抽象分析，更侧重于部分与结构的探究，重视自然与人自身的认识过程，专注于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具有为理论而纯粹抽象思考的观念，追求极端与激进，更强调有形的本体与结构分析。

在思维方式差异方面，中国人对事物的阐释大多比较模糊，并不会直截了当地把某一个事物说得非常具体，强调思维的“悟性”，这也是中文常说的“意在言外，难以言传”。而西方人对事物的阐释较为详细，强调主客二分，强调实证。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导致在语言表达中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如汉语句子多小句、短句，需要依靠上下文语境；而西方句子多用关系代词、介词等连接长句，这使得句子之间联系紧密。

三、心理趋向在杨必译《名利场》中的体现

将每一部译本置于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都具有独立的价值和独特的地位。《名利场》也是杨必在翻译时受社会文化差异、宗教文化差异、审美意识形态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影响的产物。

（一）社会文化差异

例1 原文：“… and my lady，your excellent mother， sir？”

译文：“……还有令堂，尊贵的爵士夫人，近来好吗，先生？”

例2 原文：“I’ve a very kind letter here from your father，sir，and beg my respectful compliments to him…”

译文：“……承令尊的情，写给我一封信，请你回去多多致意……”

分析：“令堂”“令尊”是中国古代称谓，同时也是中华礼仪用语，分别是对对方母亲、对方父亲的尊称。此处，杨必用“令堂”“令尊”替代了直译方法下的“您的母亲”“您的父亲”。杨必使用归化策略能够体现其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以及对于译文所处语境限制的认知深度。一方面，与她从小研读中国传统文学有关。正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在此语境下令堂令尊与原文比较契合，杨必灵活地将中国的文化元素融入了其中。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学翻译界长期偏好归化译法的趋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在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意识形态领域的排他倾向与诗学领域的自满心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国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民族中心主义特征。这一特征，进而促使归化翻译策略在中国文学翻译实践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另外，杨必在翻译时经常使用四字成语。我国的四字成语，有的源自文学佳作，有的则取材于历史典故。如将“the generousest”译为慷慨得无以复加，出处为《左传·文公十七年》；“mystery”译为莫测高深，源自《汉书·严延年传》；“double-faced”译为两面三刀，出自元代李行道的《灰阑记》；“content”译为心满意足，可见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杨必出身于一个充满书香氛围的家庭，自幼便深受家学熏陶。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她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够不断从中国古典作品中汲取灵感。这一现象，进一步体现了在深厚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杨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将词语译为四字成语的特点。

除了使用一些成语典故，文中还多次使用了ABB式叠词，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灵活性，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使表达更为生动。如将dismal译为阴惨惨；curly译为乱蓬蓬；cold译为冷冰冰。从中也反映了杨必受到了中国语言特色的影响，在翻译时，对部分词语有翻译成ABB式的心理倾向。从语言的节奏上来看，ABB式词语读起来也有不同的效果，更有音律、节奏美。这样更能进一步贴合读者的阅读习惯，给读者一种亲近的感觉。

（二）宗教文化差异

例3 原文：In which Captain Dobbin Acts as the Messenger of Hymen.

译文：都宾上尉做月老。

分析：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中，Hymen被尊为婚姻守护之神。在杨必的翻译实践中，她巧妙地选取了中国文化中与之相对应的“月老”一词进行对应翻译。月老，是汉族民间信仰中主管婚姻喜事的吉祥之神。在中国，“月老”这一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的民俗神祇。当然，若采用异化策略，可将其译为“许门的使者”并附加注释，但考虑到标题的简洁性，此译法显得过于烦琐，并非最佳选择。

同时，原文中的“the Messenger of Hymen”采用了暗喻手法，而“月老”则能够精准地传达出这一暗喻所蕴含的意义，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并使读者能够意识到Hymen与月老的相似性。

例4 原文：Sultan as he was.

译文：他自己虽然是大皇帝。

分析：Sultan，作为阿拉伯语音译词汇，直接对应中文为“苏丹”，其含义涵盖了力量、权威、君主身份及统治者的概念。比如现在文莱的国家元首就称为苏丹。杨必显然是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宗教文化因素，所以用中国帝制时期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皇帝，替代了原文的苏丹，更便于读者理解。

（三）审美意识形态差异

例5 原文：Becky Sharp.

译文：利蓓加·夏泼。

分析：“泼”字所含的贬义不言而喻，因为汉字的联想功能让读者将其与泼辣、泼妇、撒泼等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联想起来。杨必用“泼”一字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人公机灵、自私、放荡不羁的人物形象，与原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比较契合。

例6 原文：George was rattling away regarding this dark paragon.

译文：乔治不停地谈着黑皮肤的模范美人。

分析：自古以来，中国以肤白为美：《诗经》就有记载，“扬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另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眉如翠羽，肌如白雪”等等。但是译者在此处选择了直译，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无法想象黑皮肤的美人究竟美在哪里。考虑到两者的文化差异，笔者认为在此处加注释，能够便于读者理解。同时，这样做也能够使译文保留西方独具的审美文化，让读者能够了解和认识异域文化。

（四）思维方式差异

例7 原文：Captain William Dobbin found himself the great promoter，arranger，and manager of the match between George Osborne and Amelia.

译文：威廉·都宾上尉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奥斯本和爱米丽亚的媒人了。

分析：深受儒家、道家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倾向于整体把握。相较于西方人偏好运用具体详尽且词形变化显著的词汇，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概括性强、含义模糊的词语，且这些词语的词形变化较为有限。在这里，原文用“promoter”“arranger”和“manager”描述了都宾上尉在这桩婚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而杨必受中国整体意识的影响，用“媒人”一词就概括了以上三个词的特点，这使得译文更加贴合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

例8 原文：He was making a tremendous sacrifice in marrying this young creature.

译文：他认为跟爱米结婚，真是了不起的牺牲。

分析：汉语是曲线思维，比较委婉；英语则是直线思维，表达更为直接，开门见山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特色。在英文中，表态和评论部分通常在前，关于事实的描写在后；而汉语则正好相反。此处，“making a tremendous sacrifice”是评论，“marrying this young creature”是事实，而杨必在翻译时做了语序调整，将在原文中本是评论的部分置后，将事实提前，并将评论与事实的语序进行调换。杨必在此处的处理使得译文更加贴合中国人曲线思维的表达方式。

四、结语

本文选取英国小说《名利场》及其杨必译本中的第二十章作为案例，深入探讨了译者心理倾向对翻译成果的具体影响。翻译过程中的复杂心理活动是译者不可或缺的一环，鉴于译者在执行翻译任务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人心理及多种社会心理因素的交织影响，对译者心理活动的探究构成了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差异、宗教观念差异、审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差异四个维度，揭示了译者心理活动如何微妙地作用于译文，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分析。

参考文献：

[1]陈荣东.杨必和她的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1）：96-102.

[2]侯雅楠，董广才.论心理因素与翻译活动的相关性[J].大连大学学报，2007，（02）：141-144.

[3]刘芳.从译者——读者互动角度谈归化与异化地位的演变[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3，（1）：34-37.

[4]孙诗谦.从审美意识的形成看中西文化差异[J].大众文艺，2010，（21）：89.

[5]万玉兰.从心理文化的视角看译文信息的差异[J].江西社会科学，2007，（12）：182-186.

[6]王天枝.文化差异与翻译——宗教文化与翻译[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5）：340-341.

[7]武景全.翻译心理研究：目的、课题、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1999，（02）：8-11.

[8]谢飘飘.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视域下汉英翻译中的静态与动态转换——以《围城》英译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14）：33-36.

[9]杨秋雨欣.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翻译的影响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03）：87-88.

[10]周晶，何元建.归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认知基础[J].中国翻译，2012，（6）：58-61.

作者简介：

李莹，武汉工程大学，英语笔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