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器物到博物：“全民抗战”背景中的早期博物馆实践

摘 要 本文以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比较调查法与个案研究法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考察博物馆学理化演绎、体系化建构和区域化拓展的过程。关注早期由沿海、西北、西南向国立博物馆演变的历程，从收藏理念、组织制度、文化传播和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察，特别是伴随着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其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中的转换。文章以国立、省立和高校中具有代表性博物馆机构为研究对象，以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等代表为主要研究区域，着重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为代表的个案机构为观察对象，发现在抗战的时代语境中，本土的博物馆不仅承担着“古物南迁”的责任，也开启了学术考察、民众知识普及和临时展览策划等诸多工作，与“博物学”相关的研究者、考察者和工作者，发生了特殊政治吁求的学术转型。

本文认为博物馆的演变历程，侧面折射出学界对本土文物流失、区域文化漠视和殖民文化冲击的警惕。本土博物馆的建设，呈现出学科萌发、民众知识普及、国家民族思考，进而发展为“统一全国抗战”宣传阵地的趋势。这是学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总动员的意识自觉，也是从抗战文化到文化抗战的积极探索，逐渐孕育出了具有平民主义、多元主义倾向的馆藏、展陈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 博物馆学；古物保护；“国立中央博物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众文化知识普及；边疆区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换与建构：抗战时期‘中央博物院’艺术考察史研究”（项目编号：23EF224）研究成果。

我国有着悠久的古物收藏历史，近代西学的涌入为面向公众的博物馆展陈系统建立带来契机。我国的“博物馆”发端于19世纪末，“博物馆学”酝酿于20世纪初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倾向。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中，海外现代学科体系影响本土，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逐渐形成规模化、体系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一、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的发展与传承

（一）海外的博物馆脉络系统

“博物馆（Museum原是拉丁文），最早见于希腊文，写作Mouseion，意思是‘缪思美神之殿’（A Temple Sacred to a Muse）。博物馆的起源，远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出现在Leonard Wooley在古巴比伦的吾珥一城市挖掘出的一件泥制古形器物，上有文字四行，‘为今日所知博物馆标签之最早者。’”［1］。公元前4世纪，又有博物院性质的机构如希腊柏拉图学院（Academy of Plato）、亚里士多德讲堂（The Lyceum of Aristotle）、在埃及奠基期间于亚历山大港创立的博物院（Mouseion of Ale）以及赫克里斯神殿（Hercules of the Muses，罗马时代）等等。［2］“希腊时代的博物院已经有了良好的典藏制度，甚至考虑到文物维护的问题了……罗马时代，文物存放在富豪家里与教堂寺院里，被视作藏品保存，这个风气一直维持到中古世纪（1517年）”［3］。

博物馆的发展逐步形成系统，是从15世纪开始的，伴随着航海事业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兴盛，古物的收藏形成了热潮，也带来围绕古物研究工作的展开。“欧洲各国王公贵人，富室学者，竞从事于古典书籍及艺术品之搜集，而贸易与古董商人，复自东西各方，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珍奇标本，不断运来，收藏遂成当时之风气。”［4］17至18世纪，私人性质的博物馆、依托于高校研究机构成立的博物馆在欧洲建立，如1683年成立的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1759年成立并向公众开放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博物馆与博物馆学就此拉开了序幕。

“十八、十九世纪美国的博物馆，因为正当移民时期，受到各种情况相互影响，发展非常困难，收藏家与赞助人尚不见踊跃，慈善公益事业亦难以存在。但同一时期的欧洲，由于政府的奖励，私人的收藏受到重视，而且逐渐在哥本哈根、巴黎、圣彼得堡、乌普沙（Upps-ala）等地造就出几个大杂烩式的博物馆。”［5］在这个时期，人文复兴之后的自由主义兴盛，加之如地质学、古生物学、美术史、历史学、科学等作为新兴学科的滥觞，它们的研究以博物馆为据点，使得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博物馆、画廊等逐渐成为国家的中心、学术的重心所在。

19世纪的博物馆已经形成现代博物馆的完善体系，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与矿物学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商业博物馆、化学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教育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美术馆等不同主题的博物馆类型。具有阶级属性的贵族博物馆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如巴黎植物园（Jarden Botantique）、伦敦植物园（New Garden）、柏林植物园（Botanische Garden）都曾是宫廷附属的庭园，以及巴黎卢浮宫（Louvre）、西班牙普拉多宫（Prado）、罗马梵蒂冈（Vati-can）等等。1869年，科学博物馆出现在了美国纽约，在博物馆内进行讲学的风气由美国博物馆开始。博物馆走向国际化的舞台，通过博物馆的建设，促进世界科学、工艺和美术的发展，以及面向公众的普及，19世纪博物馆的发展探索由此产生深远影响。

汤森（Christian Thomson）在哥本哈根博物馆中，将考古学的材料进行研究和整理工作，他应用三纪式（Three Age System）的科学分类法，将文物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铸铁时代，这种划分的方法被诸多博物馆采用，促成了博物馆由储藏藏品向科学研究、科学展陈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分类方法开始出现，如欧美的诸多博物馆，开始将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归入历史部，使得历史性质的博物馆，展陈体系有了新的路径。［6］

1889年，英国产生了第一个博物馆协会。［7］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而后德国、北欧诸国家相继成立，在这样的背景中，“国际联盟且在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之内，设一国际博物馆协会，”［8］这一个机构开设于巴黎。

（二）我国近代博物馆的萌发

我国近代博物馆的筹办，与海外新知的传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认为以同治七年（1868年），由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韩伯禄（Pierre Heude）在上海的徐家汇区域创设的震旦博物馆为开端，该博物馆又被称为徐家汇博物馆（Sikowei Museum）。其后又有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在上海设立的博物馆，这是海外学者在国内开办博物馆较为早期的例证。［9］国人开设博物馆，较早的为光绪卅一年（1905年）张骞创办南通博物苑，这应当是国人自主筹办博物馆的代表，中国逐渐开启了博物馆现代化的进程。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劝业会教育馆兴办，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区相继成立与博物馆相关的机构。

伴随着科学考古的发展，博物馆藏品一方面在现代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而另一方面则是对现有收藏古物的整理。在特殊时局的影响中，原有贵族收藏的古物开始面向公众开放，1913—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将承德离宫及盛京的清宫所藏古文物，“辇而归之京师，张设于文华、武英两殿，而名其地曰古物陈列所。”［10］又有教育部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2年7月）、南京古物保存所（1915年）、洛阳河南博物馆（1927年7月），以及省立、市里博物馆等等。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后改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这是在具有历史性建筑上建立的、藏有清宫原有珍藏的机构。而原前清的御园——乐善园，几经变更，改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对外开放。［11］

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将其作为博物馆展陈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展陈相联系的模式，成为我国早期博物馆的一种特色，特别是以高校为中心的博物馆建设。交通部在北平创办的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1912年），被认为是“国家博物馆之开始”。［12］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于1914年创立，至1939年该博物馆藏品已达2万余件，涉及社会、宗教、民族、民俗、考古、博物等诸多领域，汉碑拓片、风土什物、史前石器等诸多藏品，分为考古、艺术和民族三部类。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举办川苗服饰、贵州花苗器物、中国绘画、艺术家许士骐、长沙发掘绘画及文稿等专题展览等等。以陶然士、戴谦和、葛维汉、叶常青等人为代表，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视线，所著《中国窗格图案》《成都早期历史》《蛮子边地》等著作，《华西石器图案的象征意义》《中国建筑学略评：四川建筑特征》《中国美术图案：花卉用法的个体研究》等文章，不仅在中国博物馆史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美术研究和创作中，同样有着启发意义。

以专门研究机构下辖博物馆建设，也成为诸多研究院的建设特点，如“中央研究院”下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1929年1月），在“人群文化之隆替，关系于民族之兴衰，而文化事业之迈进，又以研究为最要之因素。近代科学昌明，学历与应用，兼程并进，研究工作，又为现代人类切要之工作”［13］的理念和感召下，组织设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4］研究院成立之初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继而又有“中央研究院分院”的拟议，最终以“国立北平研究院”作为独立机关运行，其合作的学术机关为“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北平地质调查所、世界学院及中法大学研究院等。合作之名主要为“与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之法，以期接受经费”的意图，［15］这反映出在资金筹措有限的情形中，北平这一区域的研究网络和学术氛围，已经非常浓郁。同时，不同馆际机构间有着良好的合作氛围。［16］“‘国立北平研究院’，为‘国立学术研究机关’，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为其任务。”［17］“国立北平研究院”明确要有博物馆的建设：

本院成立后，即有设立理工艺术博物院之计划。曾组织理工艺术博物院筹备会。嗣于十九年一月经筹备会决议，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筹备并决议博物馆内设艺术、理工、风俗三陈列所。艺术陈列所首先筹备布置。复于二十年三月十七日举行理工陈列所筹备会，决议理工陈列所之筹备，先从调查国内工业入手渐及国外调查。陈列方法约分为二种：（1）纯粹科学，（2）应用科学。以人为主体者，分为五类：即“衣”“食”“住”“行”及“器用”。［18］

艺术陈列所作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展陈场所，选址为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在1931年11月1日开幕。“即以怀仁堂原存之美术雕刻物品，几辅先哲祠先贤手泽，古今字画，以及本院史学研究会历年调查所得之精华，如拓片、名胜照相、寺庙平面详图等品。”［19］

在我国博物馆萌发阶段，也出现了明显带有“殖民”印记的博物馆系统。如处于日据时期的中国台湾，作为博物馆发展的独特体系，1908年成立了中国台湾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博物馆——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博物馆，它以自然史收藏为主要特色，作为宣传和巩固殖民成果、殖产兴业为目的，逐渐将博物馆的名称、概念、空间和体系，引入到中国台湾。［20］该博物馆大致围绕自然史、工业产业和历史文物，主要面向海外，介绍台湾的实业发展，也将其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21］

（三）“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建设

我国近代博物馆的发展，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成立为标志，具有了“国立博物院”的性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立于南京，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象征建筑之一，于1933年4月开始筹备，明确了馆藏重要文物、支持现代学术研究、承担公众普及等基本功能，［22］这侧面反映出我国博物院的现代化演变，其坚持的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结束，国家定都南京，庶政革新，诸凡待举，创建规模宏大现代化之博物院于首善之区，即为当时计划之一，其议盖创自当时大学院院长蔡孑民先生”。［23］20世纪30年代，时任教育部拟设置“中央图书馆”作为研究机构，又因“国内外天然人工及理化等物产均系学术上重要之参考品为现实所急需，亦须设置一大规模之‘国立博物院’”。［24］在其筹备中，曾明确“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有密切关系……察核该部拟于呈准原案国立二字下，增加“中央”二字以示与其他“国立博物院”有别尚属妥当”。又明确“教育部组织法第六条载‘教育部经国务会议及立法院之议决，得增置裁并各司处及其他机关’等语，此项“国立博物院”之设置，依照该条规定，自应经过立法程序，惟现在尚属筹备时期，拟以该院正式成立时，再行依照立法程序纲领办理，合并陈明”。［25］

“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其任务为系统地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关于上项材料之采集、购置、筹备处得即时开始进行之”。［26］“中央博物院”的早期任务和目标，与我国早期博物馆的目标任务基本一致，作为国立性质的博物院，根据规划的目标，设置为自然、人文、工艺三个馆。设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博筹备处），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分设翁文灏为自然馆筹备主任、李济为人文馆筹备主任、周仁为工艺馆筹备主任等。彼时，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所长和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27］翁文灏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矿物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28］李济任史语所副所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同时任《中国考古报告集丛书》总编辑并主编《城子崖》。［29］周仁是“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学留学归国，任工程所所长。［30］

早期的职能分布，也为“中央博物院（中博院）”与“中央研究院（中研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机构定有合作的办法，凡事‘中研院’研究完了的资料，便交给‘中博’用有系统的陈列公诸社会，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正是所谓的姊妹机关。”［31］中博筹备处的筹建，有着“中研院”的诸多影响。首先筹备处的主要人员，均在“中研院”担任主要职务；其次中博院的建设体制，也有着欧洲博物院机构的影子，这与筹备组的“海归派”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批学界精英积极地参与到中博院的筹划工作之中，因为在留学之初，深深感受到海内外科学研究成果中的落差，这激发了他们“迎头赶上去”的斗志。［32］

对博物馆馆藏分布，“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明确为“自然馆范围以地质学、植物学及动物为主，其他关于自然、历史之科学材料均陈列之。人文馆范围以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为主，凡与人类文化演进相关之材料均陈列之。工艺馆，以陈列现代各项工艺品为主”。［33］初期的展陈设置，与海外近代学科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折射出学界将其与博物馆展陈分布相契合的努力。

中博院早期的主要标本、藏品来源大致有六处，即绘园古物（原为闽侯何叙甫氏私藏）、善斋颂斋古物（卢江刘氏善斋、东莞容氏颂斋）、国有古物、北平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物品（内政部所属）、国子监及颐和园的文物等，通过购置、保管、合并、议定划拨的方式，纳入中博院。［34］既然“‘中央研究院’是参考各国的国家学院的性质与形态，并斟酌我国的政治和需要而组成的”，［35］那么，中博院则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承担起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研究成果的功能，可以将其看作中研院职能的补充与拓展。

1933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平津甚危，北平“中央研究院”诸文物已经筹备起运事宜，近代南京城市建设“首都计划”（1927—1937）方兴未艾，西北边疆等域进入学术视野。翁文灏在《如何开发西北》中，颇有远见地指出西北在经济上应以自足，同时有所发展以贡献全国繁荣。［36］这折射出以翁文灏为代表的学界群体，参与到了中博院的筹备之中，无疑深化了中研院在“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作用。

从海外到内陆，博物馆的发展有着悠久且深厚的历史，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传承有序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地受到海外单一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发展历史中，博物馆性质的古物展陈发展至少经历了皇权更迭的转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海外的博物馆展陈设计和对公众开放的方式对我国传统的博物馆设计带来了新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中，现代化的博物馆有了更为多元的面貌。

二、由博物收藏到器物研究的发展

“博物馆学（Museology）一词从字面上可解读为‘博物馆之研究与分析’（museo+ology）。目前可考最早将博物馆与字根ology连在一起的文献之一是1885年由葛蓝瑟（J. Graesser）所撰写之《作为学科之博物馆与古物学笔记》（Zeilschrift für Museologie und Antiquitätenkunde sowie verwandte Wissenschaften）一文。”［37］曾昭燏先生曾指出，我国的博物馆发展相较近代西方博物馆的发展主要存在两点不同，这主要源于我国历史底蕴深厚、文献宏富，但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在历代的收藏之中，着重于古物的收集，而并不注重科学物品。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性质的古物收藏机构，被少数阶级权贵玩赏，并没有面向公众开放的意识。［38］

我国古代围绕自然博物的记录，常常被作为古代科技史脉络的线索纳入研究的视线，如魏晋时期的陆玑专释草木鸟兽虫鱼，张华第一次记录了石油和其特性，郭璞详细地描述了大熊猫、白鳍豚等生物。［39］在传统的知识谱系中，关注于自然、外物的理性分析仍为少数，却又难得可贵。从周朝以来，历代的文物都藏于宫廷之中，在宋朝和清朝两个时期，收集这些古物并加以品鉴和研究的风气最为强盛。如北宋宋徽宗时期，由王黼编纂，收录宣和殿所藏青铜器谱录的《宣和博古图录》；又如清朝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它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每件器物的绘图十分精美，器物的方圆围径、高广轻重都有记录。历史中的士大夫阶层都有收藏作品，如宋代的欧阳修、赵明诚，清代的阮元、吴大澂、潘祖阴、陈介祺都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人士。我国早期围绕器物的收藏，就是内府收藏和私人收藏方式的深化，因为只针对少部分阶层的赏玩，所以现代博物馆的起步时间相较西方较晚。

从宏观角度着眼，自然博物馆的出现与18世纪航海事业的兴起有着积极的联系。伴随着逐渐被普及的科学探查理念，航海过程中收获的标本、文物都被带回研究，这些都成为现代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品。“国立北平研究院”自1929年11月成立后，就开始了调查编纂工作，特别是北平志的编纂，“以纪述北平近代之史迹为主旨，尤注重于社会状况之变迁”。［40］分别从疆理略、营建略、经政略、民物志、风俗略、文献志六个方面介绍北平的发展历史。又展开北平庙宇考察（1930年）、易县燕下都考古工作（1931年）、陕西考古工作（1933年），特别是西安分会在陕西考察期间，与陕西省政府商榷，组建陕西考古会，主要负责指导、研究工作。并成立陈列所，“将本会西安分会历次调查时所采集之古物，及陕西考古会陆续采集并接收赠与之古物分别陈列，供学术界参观”。［41］

正如“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探索，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面向公共开放的愿望和考古成果的涌现，促进了公众对于古物本身的关注，进而为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19世纪中叶，通过海外考察、出使西方的学者和官员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过程中，通过游记、日记或信件等路径，将欧陆地域的博物馆发展情况传入国内。如以徐继畲、林针、斌椿、王韬、郭嵩焘、黎庶昌等人为代表，在他们翻译西人著作，或在外游历所及的文字材料中，出现了“泰西集宝楼、古玩库、万种园、画阁，以及军器楼、织宝院、集奇馆、织骨楼、禽骨馆等不同类型的博物馆”。［42］围绕海外博物馆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博物馆的兴建和民众智识的开化。康有为等人成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倡“开博物院，……西国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备列其中……合众人之心思以求实用，合万国之器物，以启心思”。［43］并将其作为会务的章程之一。光绪皇帝曾谕示总理衙门详定章程，鼓励民间“独捐巨款，兴办藏书楼、博物院”。［44］1906年，清政府核定新政推行之学部管制，将博物馆的建设纳入到改革的项目当中。此时，博物馆的筹设虽得到了诸多人的赞同，但是仍然会遇到阻力，如在1910年供职于奉天旗务处总办的金梁有，代东三省总督锡良草呈文请旨，建议在盛京大内文渊阁创设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一方面展现皇家之权威，另一方面昭显皇家的恩德，但是终因有损皇威，被批不准作罢。［45］

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民智渐开，才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博物馆学的勃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传统学术在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中有了新的变化，罗振玉、丁文江、王国维、胡适、傅斯年等人成为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在这其中，艺术的收藏者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参与收藏活动的有帝王、贵族，还包括文人和巨贾。“清代时，豪商巨富虽仍以收藏古代字画为主，士大夫的文化资本已投入青铜器与铭文、碑文等拓本的范围。青铜器与碑石上的古文字，经过墨拓而成拓本，这些古文物，正是清代主流学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46］

以收藏家吴云（1811—18831）、陈介祺（1813—1884）、潘祖荫（1830—1890）、吴大澂（1835—1902）、王懿荣（1845—1900），以及端方（1861—1911）等人为代表，他们热衷于出版自己收藏物品的研究，甚至更采用了更先进的印刷技术，以展示个人的收藏。［47］还有研究机构出版围绕器物的影印书籍，如北平古物陈列所出版的《宝蕴》（1930年）、《商周彝器》（1930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宫珍藏金石书画照片》（1931年）、《石印素园石谱》（1934年）等等。

器物逐渐成为古物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角色，进而扮演了重要的类别，特别是博物馆与研究院的合作，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模式。如“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制定了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合作办法，“（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应分任（分担）‘国立中央博物院’一部分之建筑费与经常费；（二）‘国立中央博物院’之研究事业，其科目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已有者，不复置之，其未有者，与‘国立中央研究’商定设置之；（三）‘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有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材料及现代工艺品应酌量陈列于‘国立中央博物院’或赠予之”，［48］以保障博物院在发展和研究的过程中与中研院的合作模式。对于器物的关注，进一步诱发了围绕器物的讨论和转变。

1930年6月7日，在《古物保存法》中，明确“本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机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前项古物之范围及种类，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定之”。［49］从博物馆展陈体系划分来看，器物学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东西方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古物”成为链接文化资源和历史文脉的重要“器物”，它开始与学科萌发、思想、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联系，并开始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产生影响。20世纪初，“收藏石碑在传统金石学里故非罕见”［50］，但是收藏家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拓片，对于原石和明器的关注，带来了围绕器物认知的变化。如对明器人俑的收藏，新发现的碑石即使没有可供研究的文字，也会被收藏者关注。“在古物保存的新潮流及珂罗版复制技术的运用中，‘原石’在新的古物概念中有了新的定位，亦成了‘国光’的一部分。”［51］

三、文物流失背景中的古物保护路径

在《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中明确谈到“此清室一部分旧有之古物，在溥仪未出宫以前，为其内务府人员，以诸般抵押变售之方法，而使之消失者也……与民间破落户之变售祖宗木主，又何以异”。［52］这生动地记录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由内府珍藏的器物流入民间的过程和际遇。张骞指出，中国“文物彝鼎图书，三千年来朝野迁流，南北嬗易，历十余姓而大萃于前清……惟内府所藏一散于庚申，再散于庚子，永渝异域，至可唏也……今则绀发碧瞳之客，蜻洲虾岛之儒，还我国门，搜求古物”。［53］

应当看到博物馆陆续被打击和破坏，逐渐引发了学界对古物保存的强烈关注，这也成为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开始出现的一大诱因。1911年，时教育部在北平国子监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为民国以来第一所正式博物馆”。［54］1914年，当时的北平政府内务部接收清内府所藏宝物，在故宫文华殿、武英殿，成立了北平古物陈列所。1915年，又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陈列明故宫时期的遗物。随后山西、湖北、广东等省份，纷纷效仿成立博物馆，遂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轫时期。［55］

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中，博物馆最为主要的功能为保存有价值之物品，特别是在文化和历史的延续过程中，发挥着留存历史、保留记忆的价值。通过收集材料、科学地存储，使材料可以被研究、展示。在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博物馆体系趋于完善，对博物馆展陈的认知更为全面了。“一般人对于多数科学标本，固不知为何物，即文献古物，艺术名品，亦不知爱惜。或任意蹂躏，或漠不关心。奸商乘间牟利，盗穷而售诸外人，以至国宝奇珍，流于海外者不知凡几。”［56］这样的判断，在战时的背景中是十分准确的，作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曾昭燏和李济先生的语言充满悲怆。

1927年，当时政府围绕古物的保护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以保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这包括维护古物的特别法令：《古物保存法》（1930年6月24日公布、1931年6月12日实施、1935年12月修正公布）、《古物保存施行细则》（1931年7月3日公布执行）、《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订）、《鉴定禁运古籍须知》（1930年12月国民政府核准修正）、《监督寺庙条例》（192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保管古迹古物工作纲要》（民国1934年12月30日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公布）。

又有维护名胜古迹的特别法令，如《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28年9月13日内政部公布，同日实施）、《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所规则》（1929年9月12日内政部公布，1931年5月9日、1933年11月29日先后修正公布）、《清理部管地产修复坛庙古迹章程》（1932年内政部公布）。在一般法律中，有关文物古迹保护的内容，如土地法、建筑法等条例中，也有所涉及。［57］

文物考古和古物保存相关法律条文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物流失的现象，1933年2月21日，于右任、邵元冲等人向“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近代我国图籍及古代美术，流散国外者甚多，拟请由全国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就文化基金项下，指定的款专为收购各地精贵之古籍书画、金石及古代美术品之用。及以之作为‘中央历史博物院’、美术院之基础。”［58］以罗振玉为代表的学界，在古物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如在《古明器图录》《学堂所藏古器物图录》等文本中，罗振玉反复提及文化保存及研究中国古代文物的重要性，并强调海外已经有竞相求购并研究图录中古物的个案。［59］

四、不同阵营对博物馆资源的争夺

全面抗战中的博物馆承担起了宣传抗战和启发民智的重要责任。此时，处于解放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政治阵营，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宣传这一主题。沦陷区的博物馆体系或由当地政权接管，或毁于战火，或自行关闭，而大后方旧有与新式的博物馆，均有存在。如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在成都创设博物馆，各个区域的民教馆内，也设置有陈列室，共同推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1935年由丁文江等人发起了博物馆协会，并在1935年5月18日，在北平举行成立大会，并开始发行会刊。［60］在战争的背景中，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海内外都面临此种现实，将宣传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如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不久，1939年9月14日，英国博物馆协会就指出，“在此集中全国力量以求战胜之际，或有一趋向，忽视博物馆与艺术陈列物对于文化之重要性……若能扩展教育与激励人民之活动，战后博物馆地位，将益强增固。”［61］曾昭燏和李济将英国博物馆协会在战时的安排适时引入国内，提倡以设置临时展览为导向，并罗列这一时期的展览包括“为自由而战”“战争必须之原料”“战争之墨迹及战时医药看护等物”和“平时与战时之航空”等主题，随即提倡“我国博物馆事业，历史甚短……尽量辅助教育事业……须人人在其岗位上加倍努力，从事博物馆工作者，不可不勉也”。［62］

博物馆的文化展陈，成为宣传中的重要途径和文本资源，在统一全民抗战的过程中，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处于沦陷区的汪精卫政权，计划成立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作为其政治宣传的工具，并进入筹备阶段。“接收之后，即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管理经营，备将来创设博物馆之需。”［63］其组织架构为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博物专门委员会，并设研究部、事业科、总务科。其中，研究部含生物学系、地质学系、美术学系、考古学系，事业科含编目组、展览组和出版组。［64］

我国近代的博物馆事业，于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并逐渐被各省市重视，美术馆、古物保存所在各地出现，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蔓延，美术馆事业逐渐凋敝，演变为街头巡展的方式。而古物保存却未因战火凋敝，正是因为战争破坏越剧烈，国民越能感受到对古物保存越重要，各省市都纷纷建立起机关予以保护。

在大后方成立四川省立博物馆（1941年2月），分为民族和历史两个主要部分，又通过教育部设立“国立边疆文物陈列馆”，民间在重庆北培创立西部科学博物馆。由于建设需要，政府又对西北文物开始维护，如成立敦煌研究所（1943年1月），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考察所得划拨于西北大学，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1945年），以期筹划“西北文物馆”。可以看到，大后方偏处西南一隅，围绕这里所展开的博物馆展陈和宣传，充满着西部风貌和民族视野，也为处于四川李庄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田野考察史的建构中，有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余论

本文主要围绕20世纪初，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萌发阶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海外博物馆学的影响下，其发生的转变和新路径的建立。由博物馆到博物馆学、古物收藏到器物研究、内府收藏到民众开放，可以看到我国早期的博物馆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博物馆的形制、规模和展陈，在抗战军兴的背景中变得更为灵活和多元。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我国早期博物馆的生发与发展，与国家建设、民族政策和国族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在更为复杂的抗战环境中，地理上多个战场板块的交织，带来了沦陷区殖民意识的抵抗、宣传阵地的争夺、文物南迁中的博物馆任务转变和临时街头展览勃兴等新的动向。其实，从更深层的角度讲，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博物馆关注的对象呈现出向西南和西北的地域拓展、华夏边缘和非汉族群体的长期关照、基层平民和乡土文化脉络体系的“社群”思考等更富有地域特点、本土特色和时代需求的转向。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受到黄宗贤教授、杨天宏教授、刘渟教授、廖敏淑教授、张晓筠兼任助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以及中国台北郭廷以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诸同仁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From Artifacts to Museums： Early Museum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O Shuai

Abstract： Taking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early Chinese museum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uses the comparative survey method and the case study method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rationalised deduction，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expansion of museology. It focuses on the early evolution from coastal，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 to national museums， in terms of collection concepts， organisational system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especi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disciplines such a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thropolog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paths，" horiz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museums reflects the academia's alertness to the loss of local cultural relics， regional cultural indifference and colonial cultural imp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museums has shown a trend of sprouting disciplines， popularising public knowledge， thinking about the nation， and then developing into a propaganda position for “unifying the na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is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and the mobilis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as well as a positive exploration from the culture of resistance to the cultural resistance， which has gradually given birth to collections， displays and academic acheivements with a populist and pluralist tendency.

Keywords： Museology; con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opularisation of knowledge of popular culture; border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