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籍是古代书籍的简称,作为文字的主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宋雕版盛行,版本二字合为一名,初始“版本”一词仅指雕版书籍,后期则形成了包含刻本、写本、石印本等在内的版本范畴。由于宋元古籍存世凤毛麟角,明代古籍相对存世量大、资料更丰富等,使明代古籍成为研究对象的频率也更高一些。因此,文章将从字体、序跋、纸张、版式、避讳、装帧形式、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等九个方面来探析明代古籍版本鉴定。
关键词:明代;古籍;版本;鉴定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22.038
版本的鉴定既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又是研究与收藏领域的热门话题。传世古籍中,宋元版最少,寥若晨星,明版次之,清版最多。所谓明版,指的是明洪武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共277年间雕版印刷的古籍,主要记载了明代学术、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成就。明代在古籍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归纳其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明早期,仍基本保留元代刻书风格,无大差异;明中期,开始转变,形成鲜明的版本时代特征,以崇宋为尚,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顶峰;明末,仿宋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刻书的特征更加夸张,尤其是字体,仿宋体愈加变得呆板僵化,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匠体。在版本鉴定中有效地区分各时期的特征分两步,首先从一些明确纪年的古籍中去寻找一些共性和特性,使其有明确的分期划代;其次根据各时代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
1 字体
明代是刻书发展的极盛时期,品类多,延续长,刻书字体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皆有所不同,总结其发展演变规律,通过字体变化来鉴别古籍版本显得极为重要。明代版刻字体受明初政治需要的影响,同时也受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影响,各个时期的字体有明显的变化①。明代字体变化较为明显,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明字三变”。当然,“三变”只是指其中变化较大的三次,明中早期的字体以软体字(仿赵孟体)为主,还有一部分仿姜立纲体,中晚期至明末仿宋硬体字较流行。正德至嘉靖,翻宋之风渐起,极力摹宋,渐渐约定成俗,字体横平竖直,有棱有角,字形方正,具体说来,横画细而长,竖画粗而直,且与横画相交成直角,在横画的右端顿一下笔,紧缩成一个小三角形,向右下方的捺则形成一个细长的三角形,此些字体特征以嘉靖年间刻书最为明显。嘉靖至万历,由于过度仿宋,字体呆板而失去该有的神韵,过犹不及,仿佛枯柴一样,称之为枯柴体,这是后世仿宋字的雏形。万历的书籍字体较嘉靖、隆庆以来更加瘦长,撇长而细、捺顿而尖,至此仿宋体正式形成,亦谓之长实体。万历至崇祯,此风尤甚,横细竖粗,如崇祯本之“于”字、“斗”字等竖画,下部有一个小的弧度、弯钩转折,特征较为明显。这些字体时代特征为后续版本的鉴定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2 序跋
古籍序跋由来已久,作为古籍重要的附属部分,极为重要,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序跋内容主要依托作品,对作者本人、创作过程、宗旨、书名含义等要素进行叙述。其核心是阐发书中精华,进而向阅读者推广文中所蕴含的价值。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②序跋两者间略有不同。序是关于著作的缘由,出书的主旨以及客套之语。跋,相较于序文更加短小,且多关于版本的叙述③。一般来说,作序跋的时间不会离刊刻时间太远。因此,在古籍版本鉴定过程中,依照序跋的时间内容来判定其出版年月,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是最常用和较为可靠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在后来刊刻时,故意将原书中较晚的序跋抽去,只保留原序跋以充当旧刻,达到提高经济价值的目的,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其他的特征来综合判断书的年代了,而不是一味地依据序跋就妄下结论,以致误判。
3 纸张
明初刻书,仍沿袭元代,纸张分黄白两类,麻纸占了很大比例。麻纸是以麻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纸,质地细腻,柔韧性好,帘纹较宽,以一指宽居多,甚至有宽至一指半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白麻纸正面较为光面整洁,背面略显粗糙,而黄麻纸相对较厚,颜色偏黄且粗糙,纸屑更多。由于各种原因黄麻纸的使用量要远高于白麻纸。明代纸张的选用,就产地而言,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有简述:“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整体来说,明初多沿用麻纸,明中多用棉纸,明末则多用竹纸,此亦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明纸三变”。
正德以后,出版兴旺,造纸发达,至嘉靖年间出现了有明一代特称的白绵纸,是嘉靖朝刻书用纸的一大特点。白绵纸特征是质地薄而坚韧、纤维均匀。一般,官刻本、家刻本多用白绵纸,南方称之为皮纸,北方称之为绵纸。绵纸又分为黑白两种,白绵纸颜色洁白、韧性较强;黑绵纸色略带黄黑,韧性略差,嘉靖之前较薄,嘉靖、隆庆以后略厚。万历时期,因南方竹纸轻细坚韧,印刷效果好,且物美价廉等特点,成为后期刻书用纸首选,其缺点是易脆易破,翻阅久了掉小的片子。在鉴定过程中,根据各朝代、各地区选用纸张的不同,来鉴别古籍版本朝代,是一种较简单且有效的方法。
4 版式
叶德辉《书林余话》下谓:“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同多从宋本翻刻,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言简意赅,不仅对宋元版口进行了概括,也是对明早期、中期版式黑口、白口的一次总结。明中期以前,刻书仍保留元代遗风,如书口大多采用大(粗)黑口,四周双边,少数为小(细)黑口,多双鱼尾,有顺鱼尾也有对鱼尾,有时甚至目录和篇题也用鱼尾。中期正德、嘉靖年间,朝廷复古之风渐起,以崇宋为尚,故刻书多仿宋本之特征;如南宋、元代以来的黑口变白口,四周双栏变为左右双栏,版心刻字数、携刻工,序目及卷末刻碑记。后期万历、天启以后,黑口更加稀少,以白口为主,单栏和双栏并存。行格明代规律变化比较大,已无多少规律可循,早期行格较粗,书品较宽大中,约嘉靖、万历年间产生流行了一种不加行格而刻印的书籍版式,这种版式至万历中以后小规模流行开来,特别是套印本书籍特征明显,可作为鉴定明后期古籍的一大要点,需加以留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就明代古籍版式的整体特征而言,若以时代划分,明中前期,延续元代赵字刻书的特点,行格较为紧密,字数较多;到了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年间,宽阔疏朗,书口宽大,字大如钱;后期则较为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若以刻书主办者来说,以内府本和经厂本为最,而民间的坊刻本相对来说字密行紧,质量也稍差些,各具鲜明时代特征。
5 避讳
避讳也称笔讳,是古代臣民不得使用与皇帝名字相同字的一种强制制度。明继元起,避讳不甚严苛,至明末兴起避讳皇帝御名、嫌名的旧习,正是封建王朝加强思想钳制和强化统治的具体反映。本朝人在书写时,凡遇到与本朝皇帝名字相同的字,都不可以直接写出。同样,在遇到与师长名字相同的字的时候,也要这样做,以示对师长的尊敬。古代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解决避讳的问题:①改字,一般使用同义字来替代。例如,明代古籍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把“常”(朱常洛)刻作“尝”,“洛”刻作“雒”,把“校”(朱由校)刻作“较”等情形。②缺笔,缺笔避讳一般只缺末笔。例如,“洛”缺末笔。③空字,即在应避讳的地方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书中常见到用“口”“=”表示避讳。④避讳字改音,例如,“正(zheng第四声)月”改读“正(zheng第一声)月”。大致规律是明早期沿袭了元代避讳不严的风气,没有太多的限制。万历以后,避讳逐渐严格起来,不光要避本朝讳,甚至于连明代中前期的皇帝的名称也要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曾下令加强避讳,凡与皇帝名字相同之字皆要避。总之,依据避讳鉴定古籍版本,具有相当大的准确度,再结合其他方面鉴定要点加以验证,才能最终断代。
6 装帧形式
经过宋元的发展演变,明代古籍的装帧形式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蝴蝶装;二是包背装。出于保护古籍或审美因素等种种原因,清代人常常把宋元明的古籍改装成当时流行的线装,故很多古籍的原貌遭受破坏,给古籍的鉴定划代造成了困难,不过从一些资料记载和保留下来的原装古籍去发现线索,我们还是可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
蝴蝶装简称“蝶装”,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明代中早期仍沿用此装帧。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④。包背装起于元代,明中期常用此法,就是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有文字的一面朝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⑤。现存明清的官方刻书,几乎都是包背装。民国时期赵万里先生在天一阁藏书楼阅书时,谈到楼中所藏地方志中,万历刻本最少,以嘉靖、正德和弘治间修的刻本为多。所藏之书刻印精湛,保存如新,且多作包背装,令人爱不释手⑥。从中我们大致可看出,包背装依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包背装虽解决了蝴蝶装装订不牢且须翻检两次才可阅读的弊病,但它还是用纸捻装订,包裹书皮书背上胶,时间久了易脱落,故最终被易于翻检且不易脱落书页的线装所取代,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线装书大致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行于清代。线装书的优点是:书背用纸捻固定,再用丝线装订,非常牢固,不容易散乱。装帧不使用糨糊使之易拆解、重装,发展潮流中逐步取代包背装,成为后续的主要装帧形式。
7 批校本
“批校本”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在各类刻本、抄本、活字本等空白处做过批注的古籍。文人自古喜藏书且多数属于士大阶层,他们往往喜欢在收藏的书籍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得书经历、感受以及读书心得、版本流变或考其成书时间,从而使本书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在鉴别古籍时,只要熟悉该藏书家的手迹,了解其生平事迹,相对来说鉴定还是较容易的。由于部分藏书家较为熟悉书籍版本的演变源流,又熟谙文史掌故,往往不满于当时书籍的校勘质量,故常手自校录书籍,补脱校漏,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校勘学。校勘目的:一是存真;二是校异;三是订讹。校勘之事,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校勘之人应具有较为深厚的知识文化,才能够做好。还有些大的藏书家藏书极富,阅过的书籍也极多,常把自己大半生的经验写成书,便成了一部很好的古籍文献记录,比较有名的有明代晚期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这些文献信息均可作为明代古籍版本的鉴定依据。
8 活字本
北宋年间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至元代王桢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到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及万历至崇祯年间活字印刷达顶峰。明代也是铜活字出现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目前,最早记载始于明弘治年间无锡华氏和安氏两家。另外,福建明代铜活字印刷术印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印本为建阳蓝印的“芝城铜版”《墨子》。在鉴定中如何有效区分木活字和铜活字:一是木活字是手工雕刻而成,即使是同一个人雕刻的字体势必会产生误差;而铜活字属翻砂铸造,一个字模可以铸造出很多个完全相同的铜字。在鉴定铜活字和木活字时,在同一本书里找相同的字来对比,便一目了然。二是铜活字由于材质比较硬的原因,纸张吸附能力较差,笔画较为纤细的字印刷会相对清楚,而当遇到大面积刷墨时,比如版心、鱼尾,极易出现着墨不均的现象。相反,木活字由于材质比较软的缘故,吸附能力好,故无论印刷面积大或小,着墨都相对较均匀,这也是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由于铜活字的成本较高,非富商巨甲莫办,从而传世铜活字本总体数量不多,后世藏书家视为珍品。明代跨度时间长,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印刷方法不同,对于研究明代版刻的演变轨迹,断定古籍版本年代,显得尤为重要。
9 套印本
所谓套印即指内容用多版分色印刷,是雕版印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为元至正元年中兴路《金刚经注》朱墨套印本(图1)。该经原藏于南京中央图书馆,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套印本,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一版分色套印,即是朱、墨两色套印,后期阶段是多版分色套印。明末,胡正言、吴发祥分别编制《十竹斋笺谱》,采用多版分色套印,且与拱花技法相结合,称为饾版拱花。与单版相比套版印刷技术较为复杂,刻印一部书籍时,套版更加费时、费工,销售价格相对也更高些,从而导致发展缓慢,没被广泛推广⑦。
顾廷龙先生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说:“朱墨套印肇自启祯间吴兴望族闵氏凌氏。”事实上,早在万历年间,凌、闵两家就开始了套印本的刻印。经过几十年发展至明代晚期,套印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工艺精美,独具特色,后人合称为“闵凌刻本”。总体来说,明代套印本的时代特征较为明显,我们可结合其他鉴定要点,诸如避讳、书口、字体、纸墨等,鉴定起来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10 结语
我国古籍种类与数量,常用浩如烟海进行描绘。古籍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贡献。明代作为古籍发展的重要黄金时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艺术价值高,版本纷繁复杂,如何有效鉴别版本、真伪、区分时代将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在鉴定工作中,不仅需大量专业理论知识支撑,更需要深厚的实战经验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通过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对各个时期有明确纪年的古籍对比研究,发现了一些相对固定的特征,寻找一些切实可行的分期化代方法,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事半功倍,这也是探析明代古籍版本鉴定的目的和意义。
注释
①赵歆璐.明代版刻字体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7.
②王军.浅谈古书序跋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J].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9(1):57-59.
③王嘉炜.浅谈古籍文献的版本鉴定[J].华夏文化,2023(1):58-60.
④苏明哲,安德馨.形制与演进:中国书籍装帧的发展[J].美术大观,2007(5):64-65.
⑤陈雁杰.书籍装帧设计漫谈[J].才智,2011(29):150.
⑥魏秀萍.明清时期江南私家藏书楼及其文化传承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2.
⑦李冰.试论明代印刷术向日本的传播[D].太原:山西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