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唐代经济政治的影响

唐代气候于八世纪中叶之前是温暖湿润的状态，八世纪中叶由暖转冷，气候变化对唐代农业经济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唐朝前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农耕区扩大，农作物种类增多，粮食质量以及粮食产量均有大幅度提高。唐朝后期气候转寒，北方农业遭到破坏，农民困苦，局势动荡；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游牧经济压力增大，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屡次南下侵犯。农业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在温暖时期农业健康发展情况下，社会稳定，政治安全。气候转冷之后，唐朝屯田失利，少数民族南迁，唐朝边境安全受到威胁，安史之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地理位置大部分属于中纬度地区，每个地区的气候特征受海洋、季风、光照、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不同的气候特点。唐朝疆域辽阔，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少数民族多居于唐朝以北。唐朝兴衰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唐朝南北出现明显的气候差异，经济政治领域里各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也随之产生。

气候变化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唐朝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可以分为冷暖两个气候阶段。竺可桢将中国五千年划分出了四个温暖期，而唐朝前期正处于一个较为温暖的时期阶段。满志敏整理历史文献中历史时期干湿变化的记载发现750年左右寒冷事件的累计曲线存在明显上扬的趋势而对于温暖时间的记载却相对变缓。例如耐寒性并不强的梅花在15℃至30℃之间开花，当时咏梅诗的数量平缓而咏寒诗的比例增加，代表了人文社会对寒冷气候的反应。再如《新唐书》记载唐朝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种植区南退，粮食产量呈现大幅度下降，说明唐朝中后期水稻种植由于气候变化确实出现了波动起伏。

农业是中国古代支柱性产业，同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气候作为直接的客观条件，对农业的制约作用是客观且有力的。唐代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农业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农业发展也对社会稳定、政治安全起了积极作用。战国到西汉初年，农牧业分界线大致处于“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径、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唐朝农牧业分界线不再是传统的对农业与畜牧业进行分界，而转变为了对农业与半农业半畜牧业的分界，并有所北移。半农半牧区作为过渡地带起到了缓冲作用，给边防以一定支持，农业区的扩大，使得唐朝经济实力增强，军事力量有所提高，为社会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以粟类作物与水稻为例，此前粟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唐朝粟麦复种制在北方逐渐普及，小麦在中原以及淮北地区普遍种植，南方的水稻种植向北已经扩展至黄河流域，而且出现多次大丰收。桑树、竹子等喜暖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界限明显北移，唐代黄河流域成为重要的桑蚕生产地区。唐朝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面积的竹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道：“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宋代所发现的竹林根系应是唐代时气候温暖产出所留。唐朝温暖时期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比现在还要长十天以上。《蛮书》卷七关于稻麦两熟制记载：“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至八月获稻，至十一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稻麦两熟制的普及推广与气候温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稻麦两熟水旱轮换不仅能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还可以提高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清除土壤有毒物质，这更是有助于农作物质量的提高。根据吴慧先生研究，唐朝亩产可达334斤，秦汉粮食亩产可达264斤，东晋南朝、北朝时期分别为257斤和257.6斤，而宋、元分别为304斤和338斤，可见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粮食产量并不逊色，这同社会稳定程度、耕作技术和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唐朝时期温暖的气候对粮食种植和产出也起了不可忽视的客观支撑作用。

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唐朝气候由温暖湿润走向了相对的寒冷干燥，降水量减少对农业发展破坏作用很大，自然灾害与次生灾害也时常发生，农作物生长环境恶劣，复种指数下降，甚至在农田中出现农作物大批冻死的现象，产量减少，黄河流域一带的水稻种植区域甚至出现南退，国家财政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以农耕为主的小农家庭生计困难，收入降低，甚至无法保证温饱，朝廷也是自身难保，只能在财政上加紧剥削百姓，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在高纬度地区出现冻死饿死的百姓。唐代后期边境屯田制越发无法维持，《新唐书》记载：“岁食六万斛，屯田所收不能偿垦。”气候恶化导致大量屯田被废弃，屯田无法解决戍边军粮，唐朝政府不得不从民间收购粮食运往边境以保证粮饷，供需矛盾激化了社会矛盾，北部边境空虚，危机也悄然产生。寒冷气候对北方农业的破坏，也使得唐朝在经济上失去了同游牧民族抗衡的力量。唐朝游牧民族同样也受到气候的影响，气温降低，降水量减少，草原产草量下降，动物饲料短缺，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只好南下攻掠以获取生存物资。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抄掠加重了社会不安稳因素，更使北方经济衰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气候变化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唐朝中前期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推动农业经济积极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确保了税收，也对稳定边疆提供了粮草保障。以西北边疆的屯田为例，唐朝天宝年间河西和陇右所产出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军队的需要，剩下的粮食还可以沿着黄河直下补给关中。唐朝畜牧业有巨大进步也同温暖的气候紧密联系，在气候适宜、降水充足、气候温暖的情况下，作为马匹粮食的水草生长十分丰盛，史料记载到唐高宗麟德年间（公元664年—公元665年）“政府养马达706000匹”，唐朝的骑兵战斗力很强，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为国家政治安全提供了保障。

唐朝前期农业发展生机勃勃，小农经济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促进了社会稳定、政权稳定，出现“盛唐”局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游牧民族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下同样受益，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自身充足，本身就减少了南侵的必要，加之少数民族对盛唐有所忌惮更不愿冒险南下。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相安无事，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样为军事发展、政治稳定、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朝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西侧分别为黄河流域的农耕区和豢养军马的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先生将此格局称为“长安的左膀右臂”，河西陇右的屯田为边军提供充足的粮草与战马，一方面可以保证唐王朝的军事战斗力，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唐朝政治中心的安全。

唐朝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自然灾害，持续的自然灾害极易消耗综合国力。唐中叶之后，由于气候变化，持续性的干旱严重，德宗在位26年出现8次大旱，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春夏秋接连大旱，“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关辅大旱，无麦苗。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渴且疫，死者甚众”“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十四年春京师及河南旱。十九年秋，关辅饥。”宪宗在位15年大旱5次，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西皆旱”。残酷的旱情西起四川向东一直延伸到海滨和长江以南各州县。文宗在位14年大旱竟多计7次，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连续4年大旱。旱灾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商人哄抬粮价，致使人饥相食，却米斗万钱。伴随旱灾而来的蝗灾、瘟疫等其他灾害对农业发展的伤害更是致命打击。唐代后期中央控制力减弱，灾后安抚的能力降低，地方农民更为不满，唐王朝的没落不可避免。持久灾害导致的人口锐减对唐朝政治安全影响更大，唐朝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央集权削弱，社会动荡，民怨四起，最终引发了饥民起义。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从气候变化角度来看，唐中后期气候整体转冷，对唐朝内部农业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造成的农业损失已经直接影响政府税收。作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北方地区对气温的感知更是敏感，其赖以生存的畜牧业食物的需求问题随着气温降低变得棘手，为了解决生存资料的问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唐代史料表明，安史之乱时期北方游牧地区的气候亦为冷湿，安史之乱正是在这种气候特征和民族压力与矛盾之下发生的。由于北方严寒，对草原等植被造成损害，导致牲畜承载能力降低、人地关系不断趋于紧张，难以维持自身温饱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不断南侵，造成了北方农业人口南移的后果。而人口的南移不仅使北方农业区遭到破坏，也削弱了统治者的治国能力，加之北方地区此时同样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农业遭到破坏，这也降低了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能力。因此安史之乱的破坏力并不会随着平息叛乱而停止。安史之乱过后唐代国力衰退，即使后期仍不乏能臣贤主，仍旧无法挽回颓势。

我国乃至世界的环境问题都越来越受到重视，自然环境问题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多。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往往作为考虑分析的主要因素，而自然环境因素往往易忽视。研究唐朝气候与兴衰的关系不仅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另外的角度，还引发了对历史的反思。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自然环境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我们应该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受益于美好的大自然中。

作者简介：

喻松，苗族，男，中学二级教师，从事历史学科教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赵爽，女，中学二级教师，从事历史学科教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者单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第十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