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画家绘画美学思想探究

摘 要：元代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元代的特殊性造就了一大批寄情于山水的文人画家，元代很少有不会作画的文人，赵孟頫、钱选、黄公望、倪云林等都是元代著名的诗人，又是大画家，而元代大部分画家都有诗文传世。元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之间的关系之紧密是之前任何时代所难以企及的，他们崇尚“士气说”，提倡“古意论”，追求“逸气”和“高古”，讲究笔墨情趣，不求形似，强调神韵。钱选的绘画美学深受儒家思想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他最突出的成就在花鸟画领域，他的花鸟画风格开启了元代文人画的写意之新风，他的绘画既重视运用以观察自然为依托的写实手法，又兼具文人所特有的文学修养，强调对文人情怀的表达。元代文人画家重视文学修养和书法及画中意境和画外的空间联想，绘画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哲学性和抒情性。

关键词：元代；文人画；钱选；绘画；美学思想

元代画院制度被取消，除少数专业画家供职于朝廷外，更多画家隐居不仕，绘画多是自娱或托物寄情，故而元代书画表现出典型的文人画倾向。元代绘画摒弃了过分强调山水内在结构和韵律的趋势，而是将自然景物作为抒发主观意趣的载体，彰显画家品格和个性，主张师法唐、五代及北宋。元代近百年内名家辈出，元初有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等人的托复古以更新，使山水画注入更多文人画的笔法和意趣，产生了抒情之趣及浑穆秀润的新画风。

一、元代文人画家风格的形成

（一）文人画家风格形成的原因

中国绘画发展到元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艺术表现上看，元代摒弃了南宋院体的样式，在风格技巧上追求唐、北宋两代的风格。对于这种变化，明清的绘画理论家曾经做过分析。明代画家张泰阶曾说：“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元人尚意。”[1]元代文人绘画的风格突出表现为士气及抒情性，和南宋过分强调形似的院体绘画形式不同，元代文人士大夫的画，注重主观意趣的表达、笔墨功力，此时的诗、书、画在中国画中进一步交融。元画中水墨山水、花鸟竹石题材兴盛，文人画跃升为画坛主体，将宋代以来形成的文人画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钱选艺术风格的形成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霅川翁、清癯老人、习懒翁，吴兴（今浙江湖州）人[2]，具体生卒年不详，是元代著名的画家和书画理论家。钱选博学多才，在绘画创作方面是个“多面手”，所画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等皆可称为精品，品格造诣极高。钱选在元代初期名声较显，与赵孟頫、高克恭并称为“元初三家”，又与赵孟頫、牟应龙、王子中、姚式等八人并称为“吴兴八俊”，其画还与赵孟頫的字、冯应科笔并称“吴兴三绝”。钱选自幼受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有仕途理想，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毅然隐居山林，终身不仕，且入元后，在家乡潜心研究艺术，以陶渊明为理想追随对象，所以在他的绘画及艺术思想当中倾注的是自甘隐逸、向往和平的归隐思想。

根据黄公望在钱选山水作品《浮玉山居图》上的题跋和史料记载，推断钱选在一定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绘画受到了儒家审美观的影响。儒家的审美观认为真正的美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不在于物，而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道德本性，在于人的伦理人格，所以人的伦理人格的感性形式就是儒家美学的形式。上溯到春秋战国，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篇》）他将松柏比作人的品格。这种比德思想产生后，启迪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直到今时今日，以松柏“比德”的主题绘画仍然经久不衰。儒家论述美的方式是通过“比德”——欣赏这些美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类似人的品格或者价值。钱选在花鸟画母题的选择上运用了许多比德的手法，比如在他的《花鸟图》第一段桃花翠鸟中展现的小鸟，有别于两宋绘画中的椭圆形造型，这只小鸟造型圆中偏方，显得小鸟少一分憨态，多一分固执，这个形象是钱选本人的自喻。钱选在其后题跋中写“老去无心赏物华”，说明他虽已垂暮之年，依然是当年那个“不管六朝兴废事”的钱选[3]。所以说，此段中的小鸟是他高洁志气的显现[4]。

元代士族群体在心境上一直处于矛盾纠结之中，儒家之所以在士族群体的审美观念中居于主要地位，是因为在理想志向上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文艺上希望“文以载道”。然而，考虑到现实情况，元代士大夫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独善其身”，这种思想反映到行为上则为“隐”。元朝士人群体爱好艺术且追寻自甘隐逸、寓兴和平的心境。这种行为上的“隐”是在禅宗思想的帮助下实现的：它不仅将理想追求和现实生活分开，还融合了儒和道的思想，释放了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情意和绘画的自由本性，也得到了心灵的安顿[5]。禅宗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心灵之道，对士人群体的思想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禅宗的审美思想是一种以“简”为中心的美学形式，发展到元代士族文人群体的绘画当中，就转化为了简淡的审美意蕴。钱选艺术风格的形成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绘画美学思想力求朴素的色彩，笔墨方面追求极简的墨色变化，追求简洁的构图。由此可见，这种简淡之风是含有丰富内涵的“简”，是郑燮所说的“少少许胜许多多”[6]。

在钱选的绘画美学观中，绘画和诗文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绘画表现力，因为绘画是空间表现艺术，而诗文是时间表现艺术，二者结合可以产生新的意境，让观者能更好地了解到钱选的内心世界。文人画之祖王维的“诗画一律”的审美思想便在此处得到升华。

二、钱选绘画艺术成就

（一）绘画创作方面

钱选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草木虫鱼，花草园林，山清水秀，皆以其笔下之灵气，尽显其妙。据史书记载，其作品多为花鸟、人物画，山水则较少。

钱选绘画中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及绘画风格，其实是他内心所追求的文人情趣和儒家、禅宗思想的集中反映。他把内心的心绪、审美思想物化为艺术形象，在绘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钱选的山水画从表现形式上主要分为青绿和水墨两大类，如以《浮玉山居图》为代表的水墨山水，以《归去来辞图》《山居图》为代表的青绿山水。

以《浮玉山居图》为例分析其水墨山水画的艺术风格，这幅作品是钱选为山居霅川浮玉山的写景。浮玉山指的是现在浙江省临安市的天目山余脉，素来有着“大树华盖闻九州”的盛名[7]。作为中国佛教圣地，浮玉山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不止停留在浅表的风光秀美，还代表着文人群体不卑不亢的高洁秉性。图中描绘了三组山势险峻的山体，湖面云烟缭绕，山坳里盘旋着白云，画面中点缀着渡船、小桥、茅舍、老翁等物象，江南水乡的清润秀色跃然纸上，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引人遐思，令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整幅作品以水墨为主，稍加青绿，整体看上去悠然自得，有一种淡雅之气。且整幅画墨色淡雅，设色以水墨勾皴为主，稍加青绿之色晕染，墨色的山川之景和淡淡的青绿着色的丛树和谐统一于一幅作品当中，显得细腻柔和。仔细观察可以发觉，山的轮廓是由高古游丝描淡淡勾勒的，再以类似于披麻皴的横线来皴染。对树木的刻画也是有板有眼，线条细长，枝干层层擦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枝繁叶茂的景象。这种笔法一方面较之北宋的斧劈皴、雨点皴、长披麻皴更保守，另一方面削弱了山石的刚硬之气而更多保留了古拙之感，使整个画面朴拙中蕴藉文雅[8]。从《浮玉山居图》细润的用笔上看，钱选似乎是运用了一些“复古”之意的。钱选的绘画有意追寻晋唐之风，从这幅《浮玉山居图》中不难发现树木、房屋和山体的比例是不协调的。对于这种“拙”的绘画技巧，最典型的代表应该是魏晋时期的山水画，比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时的山水画还没有完全脱离人物画而存在，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野外环境而存在。观察画中的山川形象不难发现，其山川树木和人物的比例完全失衡，这也印证了张彦远所提出的这个时期的山水特点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钱选在这幅作品当中，采取的是与晋唐画家相同的分段置景，但不同的是，钱选是将景物平铺展现于画面上，利用汀岸、树木将景物衔接起来。总体来看，钱选在作画母题的形式关系上做到了比较平衡，对魏晋稚嫩的画风并未完全仿效，但也并未完全舍弃。

（二）绘画理论方面

元代绘画首先提倡的是“士气说”，“士气说”首见于画史所载元代画家钱选和赵孟頫二人之间的对话：“赵文敏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9]钱选所提出的“士气说”具备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基本图式，二是精神价值。首先在基本图式方面，南宋时期的院体画过分追求用笔纤细、精谨艳丽的画风，忽视了作者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元代的绘画以文人水墨写意画为主，更多关注的是简洁的构图形式，不再刻意追求形上的似与不似，这对中国绘画来说是一个进步。其次是精神价值方面，更多的是满足画家个人的精神价值的需求和个人品格的养成。“士气说”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文人画一种审美思想和审美标准，对画家本身也有较高的要求，进而促进中国绘画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

钱选所提出的“士气说”，不仅代表了元代文人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主观精神境界，而且概括了当时文人群体所集中表现的精神意蕴，其社会性同样鲜明，更为元朝中后期的文人画的兴盛、为以后中国绘画的艺术风格，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士气说”，强调了绘画中应蕴含的文人精神和品格。在钱选看来，士气是文人画的核心，它体现了画家的清高胸襟和超脱世俗的情怀。这种士气不仅体现在画作的主题和意境上，更渗透在笔墨之间，使画面充满了文人的韵味和气质。首先，钱选认为，书法用笔必须融入绘画之中，才能使绘画具有文人的气派。这样的用笔方式，让画作多了一些文化底蕴，同时也增强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力。通过书法的笔触和墨色变化，画家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志趣，从而与观者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钱选所追求的是书画用笔同笔同法，其实是对于文人画家、绘画理论家苏轼的绘画观点的延伸和发展。钱选强调的是画家的品格对画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一个具备高尚品格的画家，其作品必然充满了清高的韵味。这种品格不仅体现在画家的为人处世上，更直接反映在画作的风格和意境之中。因此，提升画家的品格修养是提升画作士气的重要途径。

三、钱选的绘画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及启示

钱选的绘画美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和禅宗思想的影响。钱选焚烧了自己在宋理宗时代的儒学著作，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笔》等，放下儒业进士功名，隐居不仕。他一生都在追求“简”“淡”的心境，并将这种思绪发展到绘画当中。钱选作品追求审美情调上的整体画风“淡”，创作出真物意象，超凡脱俗，美轮美奂，并对真实物象进行了超越和美的创造。钱选有着隐心不隐迹的性情，虽然表面上呈现出“不管六朝兴废事”的状态，却在画中传达出自身境遇[10]。钱选的“士气说”对元代山水画的影响是全面的。元朝从绘画理念到技法表现，再到画家的品格修养和主题选择，都受到了“士气说”的深刻影响。这一影响，使中国绘画史上的元代山水画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人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钱选以大写意抒情为主，重视诗、书、画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表现手法上寻求意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钱选归隐山水寄情书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黄公望、倪云林、盛懋等元代重要名士的生活方式。青绿山水的格调与画风，也奠基了明清以来墨色清趣的文人青绿山水的方向。钱选认为画家的品格对画作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观点也深刻影响了元代山水画家。在“士气说”的激励下，元代山水画家注重提升自身的品格修养，以在画作中更好地体现出文人的清高和超脱。这种品格的提升使得元代山水画家的作品充满了正气和清高的气质，进一步提升了画作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葛路.中国画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3.

[2]李永强.理论与实践的严重错位：浅析钱选的绘画艺术风格与“士气”“隶家”画论之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1）：95-96，14.

[3]顾嗣立.元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86.

[4]吕天.钱选《花鸟图》赏析[J].艺术市场，2023（10）：58-59.

[5]吕天.钱选绘画中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现[J].文化月刊，2024（1）：177-179.

[6]郑板桥.郑板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6.

[7][10]李原.钱选《浮玉山居图》绘画语言风格特色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2023.

[8]周晓会.宋元绘画艺术风格嬗变中的“古意”：从钱选的《浮玉山居图》看[J].艺术品鉴，2021（3）：7-9.

[9]董其昌.容台集[M]//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91.

作者简介：

刘傲雪，辽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