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及历史继承

在新文学初期，茅盾和周作人就乡土文学的概念，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他们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整体性的把握上。周作人提倡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为核心，偏好趣味主义的乡土文学作品；而茅盾则坚持文学应服务于人生的理念，他聚焦农民的生活现状，并热衷于推动反映农村经济衰败和农民艰辛生活的农民文学创作。鲁迅将这两种文学倾向融合，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表现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的乡土文学观。

乡土文学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思想文化运动

乡土文学是在中国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文学流派，他所表现的内容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土密切相关。因此，20年代的乡土小说真实记录了20年代中国农村的风貌、风情、风俗。“乡土”，就是故乡。然而，乡土文学的内涵远不止于描绘地方风俗和展现地域特色。法国哲学家丹纳主张，为了深入理解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位艺术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精神实质。“五四”时期，由陈独秀、胡适牵头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鲁迅等人积极响应倡导“人的解放”“人的自觉”，期待人的觉醒。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文学在两千多年的沉淀之下，发生了诸多变化。蔡元培于1918年11月的演讲中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许多思考，尤其将作家和读者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在《新青年》杂志的引领下，《晨报》等其他出版物也开始关注农民议题，刊登相关讨论文章，为众多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和灵感，潜在地塑造了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此外，“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土文学创作者的作品。

新文学初期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从此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从内容到形式对中国文学进行革新，特别是内容上要求文学反映“人生”“社会”。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创作关注人的文学，同时反对忽视人性关怀的文学作品。在1919年发表的《平民文学》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创作应当聚焦于普遍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描绘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及成功与失败，记录真实而深刻的思想和生活事实。提倡以人的道德观念取代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来替代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的爱情与事业叙事。随后，像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家也主张创作充满“血泪”的文学作品，对那些遭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群表达同情。他们作品的核心在于勇敢地面对现实，真实地描绘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各种面貌。

二、内部原因：文学发展规律

“乡土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遵循着其特有的发展历程。在乡土文学兴起之前，出现了一批受到社会启蒙运动的激励，专注于探讨社会生活意义、年轻一代追求自由恋爱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的“问题小说”。这类“问题小说”凭借其显著的时代特征，一度成为文学界的热点。但由于作者对生活缺乏体验，只能提出问题，对所提问题并没有真正理解，题材范围过于狭小，因此这类小说又有不可避免的概念化毛病，缺少生动性。随着时间推移，读者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文学创作做出必要的调整，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适应作者内心情感

乡土文学的产生离不开新文化思潮，同时也是主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创作心理来说，乡土文学适应了创作者的情感需要。翻看“五四”乡土小说，可以看到大多数作者都与农村的关系十分密切，既深切地感知到农村基层民众所固有的坚毅与仁慈，对这些人们怀抱着深沉的情感，同时，他们也直接见证了农村社会中的粗野与无情，以及农民所面临的艰苦生活和他们精神世界的呆滞。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正是乡土文学作家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使得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回望与追忆。正如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表达的，他反复回忆起自己的故乡，这种对故乡的思念如同一种“蛊惑”，使得他对过往的乡土生活不断地“时时反顾”。这些远离故乡的“侨寓者”，带着一身土气的他们在物欲横流、世态炎凉的城市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导致精神也无法得以安家。面对这样的境遇，他们难免产生怀念故土的情绪，寻求精神慰藉。

正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作家个人情感的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诞生。这一文学流派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关注的主题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乡土文学发端的时期，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学中理性精神传统的约束。茅盾在其著作《关于乡土文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问题：乡土文学应该侧重于描绘具有地方特色的习惯和风俗，还是应该运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去深入思考底层人民的命运。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在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中孕育出的民间理性，在20世纪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乡土文学集中地展现了这种源自民间的理性思维。民间理性即民间信仰、审美、智慧的综合体，它呈现了民间的思维方式、乡土人民的生存能力。一般来说，乡土民间理性是民族文化在乡村的沉淀积累。民间理性是乡土文学的基石，它规定着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主题意蕴。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关注的是农村启蒙话语，改造国民灵魂与反帝反封建成为主流话题。

“五四”启蒙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农村社会以及农民在精神层面的不足，农民群体始终处于被启蒙的地位。在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民间理性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为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在现代启蒙思想的浪潮冲击下，它又显得无所适从。乡土民间理性制约着乡土文学的主题，面对中国农村和农民这样的启蒙对象，常常以批判农民的无知和麻木状态作为改善国民精神面貌的关键途径。农业文明被放置在“现代”的对立面，正因如此，大部分批判国民性的作品都是从中国农村出发，都是从批判“乡土中国”开始的。因此，乡土文学承载了文化批判的功能，这种批判性质通过叙事文本对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反思得以展现。乡土文学的批判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从乡土世界中不同的方面着手，从农民形象的性格到精神世界，从乡村风俗到家族文化，这些不同的角度就构成了批判农民性格弱点、改造国民性、批判乡村礼俗和批判封建家庭制度等主题。

新文化运动主张改变国民性，引导人们摆脱农民思维。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民间理性逐步减弱，同时，随着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其内涵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演变。这种转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当知识分子成为乡土的代言人，乡土文学启蒙思想就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呈现。作家们的主题意识已经突破了现实生活的局限，民间理性在农村文化的批判中得到提炼，而作家们又将这种经过提炼的理性精神应用于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在20世纪20年代，像鲁迅、许钦文等乡土文学作家在批判封建乡村社会时，已经表现出一种科学和理性的高度。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启蒙思想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表面上看似居于高位，但实际上他们在社会整体结构中仍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因此，他们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出发，审视和思考乡土民间的生活状态。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所体现的民间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自丰富而深厚的乡间文化的提炼与提升。他们在情感上依恋乡土，但走出乡村的作家们在理性上已经超越了乡村世界。这些作者从乡村走出来经历过现代文明的烛照，对乡村的感情基础上又多了一层理性认知和现代反思。

乡土文学参与改造社会的历史继承

“五四”时期新文学凭借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积极参与文化批判，无疑是为了迎合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启蒙思想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更是承担起改造国民性的责任。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文化批判上，他们在作品中选取的生活片段都是文化批判的载体，通过这些符号载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古老、僵化的灵魂和传统文化。鲁迅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归结为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所谓“病根”，就是沉积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弊病。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比如阿Q、祥林嫂、闰土等，每一个角色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体审美和艺术价值，他们更深层地象征着一种群体文化的特征。鲁迅对于这些角色，除了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之外，更多的是通过深入反思乡村群体的理性，以尖锐的笔触对其对国民精神造成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批判。在鲁迅的影响下出现的一批乡土文学作家以鲁迅为榜样，也将文化批判作为创作的首选主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除鲁迅之外的大部分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他们没有经历过工业化文明，缺乏对现代意识的明确认知，无法从真实的观感中体会到工业化带来的人性丑恶。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冲突也只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因为没有经历，所以不能盲目批判，因此这些乡土作家都是从现实矛盾中生发出人道主义同情，这样一来，这些作家作品的思想意蕴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很难达到鲁迅的高度。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批判意识缺乏社会物质基础，各种不同程度的批判实质上折射着文化批判意识。

从中国乡土文学产生至今的传承过程来看，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和80年代乡土文学都比较注重国民性改造和乡土封建礼教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们所肩负的文化责任也随之变化，导致了他们在批判主题上的不同取向，这与其在各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关。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这两个阶段的作家都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肩负着重塑国民精神面貌的历史任务，他们将创作的焦点集中在农民的精神生活上。这一主题把农民精神劣根并不是将其当成一个特殊现象“就事论事”，而是作为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一个突破口，深挖民族性格的深层内容。当理论界和创作界共同认可改造国民性质的主题时，思想解放便成了文学领域的主导话语。鲁迅小说中“揭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批判主题，特别是“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成为后来的乡土作家效仿的对象。但这实际上是后起评论家和作家对鲁迅有一定程度的误读，鲁迅小说远不止批判国民弱点的文化功能。然而，随着这种误解逐渐转变为主流观念，新一代的作家们便开始自发地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例如，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领域中，作家如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等人均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使命。但需要强调的是，当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和教育那些思想保守的农民，并对农民的精神缺陷进行深入讨论时，农民本身却可能缺乏阅读这些启蒙小说的能力或者对这类作品毫无兴趣，由此，“患者”便无法接受到“精神治疗”。

这样看来，20世纪乡土文学对新时期乡土文学参与改造社会有一定影响，但是他们似乎都忽略了接受对象，与其说是一场针对农民的启蒙，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自身想象中的有点悲壮色彩的理性行为。

作者简介：

黄雨波，1997年生，女，甘肃武威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