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路演是现代电影市场上宣传和推广的重要形式。文章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框架,聚焦电影路演中的群体聚集、空间边界设置、共同关注焦点以及情感共鸣四个关键维度,剖析电影路演的仪式化特征与传播价值。研究发现,电影路演通过高度象征化的空间营造和互动设计,使观众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身份转变,并在集体记忆中沉淀对电影文化的深度情感认同,从而推动观众成为电影的传播者,实现电影文化的深层次延伸与传播。文章研究结果揭示了电影路演在增强观众身份认同意识与推动电影文化传播方面的重要潜力,为电影产业实现商业利益与文化意义的双重目标提供了发展方向。文章从互动仪式链视角研究电影路演,旨在拓展电影传播研究的维度,为仪式化传播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提供新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电影路演;互动仪式链;群体聚集;空间边界;共同关注焦点;情感共鸣
中图分类号:J9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24)21-0255-04
路演(Roadshow)原是商务领域的术语,意指企业或公司团队前往潜在投资方所在地区进行股票的商业洽谈和推介活动[1]。2000年前后,路演宣传模式逐渐被中国电影市场引入,用于电影的宣传推广活动。早期的电影路演活动更多是面向专业媒体、知名影评人等[2],经过20余年的发展,电影路演逐渐面向大众,成为更为系统化、常规化的电影宣传手段之一。
“仪式”最初被应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对宗教仪式的研究是古典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仪式也从宗教仪式逐渐扩展到与人类信仰、习俗、政治等相关的行为上[3]。戈夫曼认为广义的仪式是表达意义性程序化的活动,并以“互动仪式”来命名[4]。柯林斯继承了戈夫曼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在柯林斯看来,互动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是因果关系、反馈循环的过程,同时支撑着社会运行的情感能量就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互相影响所形成的互动仪式链中[5]。柯林斯指出,互动仪式链需要具备身体在场、局外人设定、共同关注的焦点、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四个基本要素[6]。本研究以互动仪式链的四个基本要素为理论框架,分析电影路演的仪式构成。
(一)群体聚集:空间的共在感
在柯林斯看来,仪式在本质上就是身体经历的过程,而这个身体经历过程实际就包含了受众的身体在场与对空间的聚集实践[7]。电影路演在实践中构建的“临时的空间”,不仅能提供观影的物理场所,还能通过高度象征化的符号吸引不同背景的观众。路演活动的空间往往被设定为特定的地址,观众实现能在同一个特定空间进行体验和实践的集体行为。对空间的共在体验不仅能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也能为群体性情感的传递提供物理支持。
在电影路演的仪式空间内,群体聚集以集体为基本要素,构成观众认同。共享的仪式空间能让观众产生初步的集体归属感,空间内赋予的相同符号要素(如电影海报、周边等)能打消观众之间的陌生感,使观众从个体的“我”逐渐转变为具有共同身份的“我们”,从而构建一个具有高度满足感的临时群体,实现空间与个体的联结,形成具有集体性质的空间关系网。
(二)局外人的设定:排他性空间的边界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有一个原则:越正式、越公开的仪式,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身份群类就越具体[8]。在电影路演中,这一原则就体现在对参与者入场资格的设定。获取入场资格往往需通过购买、抽奖、会员积分兑换等方式,这些渠道不仅筛选观众,还在心理层面强化观众对仪式的珍视感,使进入路演现场成为一种“特权”。
同时,路演因其内部化特征而被观众视为“文化圣域”,为沉浸式体验提供了特定场所。参与者在这一仪式化场景中通过符号共享与情感共鸣,逐渐形成文化认同。封闭性结构能有效地强化内部成员对文化规范的自我内在化,内部观众通过参与共同的仪式行为,如与电影主创互动或通过情感表达构建“路演礼仪”,实现对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而未能进入的观众则被排斥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之外,失去体验情感仪式的机会。他们的缺席会进一步巩固路演空间作为“特权群体”象征的地位。通过对空间与群体边界的强化,电影路演可以逐步构建起一个集体认同感强烈的闭环,凸显路演活动的排他性。
(三)共同关注焦点:仪式符号的中心性
柯林斯认为会话是群体中最基本的互动仪式,因为会话的展开表明参与者之间不但形成了共同关注,还能够围绕特定话题有效交流[9]。在电影路演中,电影元素、明星形象等符号要素构成现场的主要仪式焦点,也为群体间的会话提供核心话题。仅依靠身体在场与群体聚集并不足以让互动仪式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当共同关注的焦点形成时,群体才能达到“最低兴奋”的状态,随着焦点感染力的逐步增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会持续强化,从而推动群体从低团结状态向高团结状态转变[10]。
在电影路演中,共同关注焦点是形成观众群体认同的关键因素。观众基于不同需求来到路演现场,但当他们进入路演这一共享的仪式空间后,会在环境影响下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的符号上,如电影中的标志性情节、明星的互动表现、路演专属的物质符号等。这些共同关注的符号构成“情感聚集焦点”,把观众情绪集中起来,使群体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仪式”。在电影路演中,这种情感共鸣往往会引发共同行为,例如,观众会以同步鼓掌、齐声欢呼的方式表示影片的放映结束,并迎接电影主创登台。通过这些行为,观众不仅表达对电影和明星的支持,也通过集体的同步性实现情感上的相互联结,形成一条“情感回路”。
情感回路对受众情感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个体的情绪在这种同步行为中被不断强化,并通过群体传播产生扩散效应,进一步提升观众的情感体验,形成情感闭环。这种情感闭环在路演现场的渲染下逐步放大,形成一个动态的情感共鸣网络,使观众能够在深刻的互动中满足对电影或明星的情感期待,还通过情感循环实现个体与群体的情绪联动,使路演空间成为情感交汇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仪式场域。
(四)共同的情感与体验:集体兴奋下的情感积累
列斐伏尔认为,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狂欢活动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暂时摆脱社会秩序带来的理性束缚,使其收获感性的欢愉,恢复社会生活的真意[11]。在他看来,狂欢是暂时打破日常秩序的特殊活动,可以激发集体的感性愉悦。电影路演就是现代狂欢仪式的一种典型表现。路演通过“看电影”和“见明星”的仪式安排打破日常生活的界限,使观众在仪式体验中进行“狂欢”情绪的解放。路演中,狂欢仪式的高潮出现在电影落幕,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将电影主创迎上舞台的时刻。在这一刻,前面蛰伏的情感、隐藏的期待都能在长久的掌声中得到宣泄,兴奋的心情使在场的观众相互感染,互动仪式成为现场观众的情感变压器,衍生出群体成员内部独特的精神共识。
同时,狂欢仪式中还有对日常秩序的颠覆,在集体兴奋的共同情绪之下,电影路演会释放一种挣脱捆绑、释放情感的愉悦体验。在传统观影中,观众需要在影院遵守保持安静的秩序;但在路演中,兴奋、激动成为氛围好的证明,大胆开麦成为被集体赞许的行为,路演俨然成为高度情感化的狂欢仪式空间。
电影路演通过对观众身份和情感的塑造,构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仪式空间。这种仪式化的空间不仅能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还能创造出一个具有文化认同的社会空间,实现观众身份的延伸,使电影路演成为电影文化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神圣体验:仪式赋予路演神圣化的特质
在路演实践中,观众通过合影、签名等特定的仪式行为获得一种庄重且超越日常的情感体验。这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赋予路演空间仪式象征的意义,使其成为观众情感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性场域。
明星在路演中被赋予某种神圣属性,尤其是在那些受到无数人追捧的时刻,他们被推至神圣地位的顶峰。这种明星崇拜的仪式化表达,不仅能强化明星的神秘性和理想化,也能提升明星在观众心中的神圣程度。这时的明星,对观众来说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某种更高层次的象征存在,承载着观众对自我超越与追求完美的幻想。这种理想化的塑造能让观众在路演空间内获得一种象征性的满足感,并通过在场体验强化与电影明星之间的情感联结。
观众能从电影路演仪式中获得“完美”与“理想”的象征性满足,在场体验能强化他们对电影、明星的情感归属。电影路演“神圣的体验”能让观众眼中的路演空间超越日常空间的功能,成为一种配备仪式意义的象征空间。观众可以在其中与电影形成密切的情感联系,路演也成为一种敬仰和敬拜的神圣空间。
(二)身份重构:角色认同与社群身份的内在化
电影路演空间能够进入整个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的生产与流通,最重要的一环在于以仪式的方式,促成观众的文化身份认同[12]。路演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具象表征,连接媒介表达与社会空间关系,为观众的情感体验与身份建构提供平台[13]。
在路演中,空间成为一个由情感构建的社交空间,观众所经历的情感高峰不仅是瞬间的激动,更是对身份的强化。观众通过共同的情感体验和仪式,情感在共鸣中得到强化,逐渐形成对电影和社群的高度认知。路演结束后,电影方或院线方会专门成立路演社群,并在群里发布一些合照、视频等与路演相关的内容,使观众在社群中的身份意识持续存在,通过情感能量的积累和分享,参与者之间形成紧密的社区联系。这种联系将路演中的情感共鸣转化为持久的群体认同,使观众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对电影及其社群的情感支持。
同时,路演现场的仪式体验能强化观众对电影宣传的情感积极性,让他们愿意在路演之外主动发声,通过分享观影、推荐电影、参与讨论形成对电影的自主传播。这种行为源自参与者对电影的深度认同和情感共鸣,同时自发的社群传播行为能让观众在社交媒体等公共平台上继续提升电影的热度,观众主动承担起宣传电影的责任,成为电影文化的积极维护者,也在心理上内化为“社群成员”身份,借助“自来水”的角色延伸电影路演的影响力。
(三)共存记忆:路演记忆在社会空间的传承
共存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形态,不仅源于个体对事件的独立记忆,更通过集体性的互动和共享的空间,将个体记忆扩展为具有群体特征的社会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理论中指出,个体的记忆总是依赖社群的文化框架,并通过与他人的共享和交流形成集体记忆[14]。这种记忆并不依赖某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仪式成员共同的记忆构建,具有延续性、空间性和互动性。在电影路演中,观众共同经历的情感瞬间、共享的仪式场景与符号,成为将个体记忆转化为共存记忆的重要基石[15]。
电影路演在参与者的实践下成为具有仪式感和象征意义的场域,不仅加深了观众对电影的现场记忆,更是通过身体在场建立起一种在场记忆。这种记忆超越了单纯的观影体验,将特定的地点与路演中的集体情感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承载情感体验的“空间坐标”。路演结束后,这些场所成为观众共享记忆的存储装置,使电影文化的记忆符号在社会空间中不断传承。
路演活动结束后,仪式的象征意义并未消退,而是通过观众的记忆传播和再现得以延续。观众在回忆路演时,往往会提及这些仪式的共享记忆,并重新唤起路演中情感高涨的瞬间。情感上的“再体验”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纪念方式。如当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路演经历,或通过影迷群体互动提及路演中的精彩片段时,他们不仅是在回忆当时的情感体验,更是在强化这一仪式的群体性。通过这样的传播与互动,电影路演的仪式符号被赋予持久的社会意义,并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得到传承。
电影路演通过群体聚集、局外人空间边界设置、共同关注焦点和情感共鸣等要素,实现对观众从观影者到仪式活动参与者的身份转换,从而构建一个具有高度情感认同的仪式空间。仪式的生成也能实现观众与路演的双向形塑:观众在路演仪式的持续性参与中实现内化,强化身份认同与情感依恋;而有关路演的集体记忆也在仪式过程中得以传承,并超越时空限制,成为电影文化传播与群体认同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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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程成,研究方向: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