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类书的编纂及其特征

摘要：小说类书从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发展至清代已经渐趋衰歇，用类书体例编纂小说集已经不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方式。清代的小说类书总体上比明代要逊色，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清初右文政策的倡导下，一批如《宋人小说类编》等规模宏大的类书相继产生，但同时由于文人个人的闲情雅趣，精致小巧的小型小说类书也延续了明代的发展态势。清代文人对类书体例持开放态度，在编纂小说类书中渗入浓厚的批评意识，会借助小说内容映射社会世相，表达激烈的批判态度。因编者多为学问渊博的学者，他们所编小说类书的风格大体偏向雅驯，征引事类精核，所表现出来的小说批评理念理性、客观，呈现了一定的开拓性。

关键词：小说类书;《奁史》;《宋人小说类编》;俞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4-0054-（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4.009

清代小说类书的编纂延续了明代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已较逊色。如果说明代还能例举出不少较有影响的小说类书或类书体小说集，如何良俊《何氏语林》、王世贞《艳异编》、吴大震《广艳异编》、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冯梦龙《情史》、秦淮寓客《绿窗女史》等，清代则不多见，数量上虽然尚有三十余部，诸如《宋稗类钞》《清稗类钞》《宋人小说类编》等，看似规模宏大，其实小说集的文本特征并不突出。类编或许不能算作这个时期小说集编纂的主要形式了，小说集创作和编纂的文本特征及美学风格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阅读和创作小说的兴趣点发生了较大的转移。

一、规模宏大与精致小巧的两极呈现

清代小说类书编纂的局面呈现两极乖离的现象，有的追求规模宏大，有的则力求精致小巧。

追求规模宏大的小说类书收录材料一般很丰富，无所不包，类目设置全面细致。比如王初桐的《奁史》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奁史》今有影印清嘉庆二年（1797）序刊本，共100卷，拾遗1卷，这种规模体制的小说类书在《太平广记》之后就已罕见了，甚至可以说是几乎空白。首先，《奁史》搜罗丰富，辑引庞杂，《凡例》自云：“群书若正史、通史、别史、杂史、伪史、经义、类书、说部、书目、书画、物谱、诗话、题跋、诗词、文集、选录、二氏、九流、杂著，广为搜罗，用资博览，偶遇抵牾，随事考订。”^［1］又称：“所引之书三千种，所检之书不下万种。”^［2］可知作为一部女性类文献百科全书，《奁史》在编纂之初，编者对与女性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应该做了非常全面的搜罗。在此基础上，编者再“严决择”。他定的基本原则是“经史少而子史多”，选材思路与传统类书注重经史完全不同，其中选用了大量的小说，使读本趣味性有所增加。因此，有的书志将《奁史》归入到小说类。不过大型类书的缺点也颇明显，由于卷帙浩繁，《奁史》的原文征引采用节录的方式，甚至完全改变了原作的文本形态。如卷二十“妾婢门二·婢”引唐传奇《上清传》只有一句话：“窦参所宠青衣曰上清，参得罪，入掖庭。”注出《异闻录》。这个故事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五隶属“童仆奴婢”类，亦题《上清》，长达九百字。它写婢妾上清在主人窦参遭到陷害后，毅然为窦报仇的故事，是一篇颇有艺术感染力的传奇。可以说，《奁史》所载连梗概都谈不上。

其次，《奁史》类目齐整，层次分明。《奁史》与一般的小说类书以题材确立类目的做法不太一样。它以二级标目的形式，分三十六门，门下再系以子目。类目的设置应该都是经过缜密思考的，“首‘夫妇’，著造端也；终‘仙佛’，志皈依也。”^［3］与夫妇相关的“婚姻”“统系”“眷属”则分列第二、三、四门，然后是女性身份的“妾婢”“娼妓”，容貌性情的“肢体”“容貌”“性情”，才艺技术技能的“蚕织”“针线”“井臼”“文墨”“干略”“技艺”“音乐”等，家庭职能的“姓名”“事为”“诞育”“术业”，衣装打扮的“衣裳”“冠带”“袜履”“钗钏”“梳妆”“脂粉”，家庭生活的“公室”“床第”“饮食”“器用”“绮罗”“珠宝”“兰麝”“花木”等，最后以“仙佛”绾结。可以看出，凡与女性相关的从社会到家庭种种内容的描绘，全部被周全纳入。因此，二级标目逻辑关系清晰，层次井然有序。通过一级标目和二级标目，在条理清晰的框架内尽量容纳了更多材料。

清初潘永因《宋稗类钞》、清末徐珂《清稗类钞》和清中期馀叟《宋人小说类编》规模也较大。其中《清稗类钞》四十八卷，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多条，三百多万字。类目设置之系统缜密，基本遵循“天－地－人－事－物”的逻辑顺序建构框架；选用材料时间跨度之长，跨越了从清初顺治到清末宣统年；选用材料之驳杂，既有“平时随笔自行札记”，亦有“家藏秘笈”和“说部报章”。凡是各个时代的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宋人小说类编》是清代小说类书中最具小说集特征的，卷数不多，每卷下类目整饬，与前两部近似。其《小说类编次第》中也说：“天地君臣冠首者，类书之通义也。”^［4］所以，从体例上看，这几部小说类书实际上相当于综合性传统类书。从小说观念看，它们同中有异。《清稗类钞》和《宋稗类钞》之“稗”，仅局限于琐事细闻。徐珂自序谓：“稗史，纪录琐细之事者也。”^［5］“稗”而“史”，偏“史”。在这一点认识上，馀叟与他们有共同之处，如他把小说分为“偏录”“琐记”“传奇”，前两类即是“纪录琐细之事”，但又说：“传奇，真是小说。”^［6］可见就他的小说观念而言，传奇才是最具小说特质的。《宋人小说类编》中所载诸传奇小说，有些作品显示了编选者精到的眼光。如卷四之九共九篇传奇，其中《禁街遇丽》写书生章惇赴省试，一日在御街独步，被一美妇人带至一地，问其所而不答，后得一婢女带他离开那个危险之地。整个故事叙述完整曲折，悬念迭出，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清代小说类书编纂有一个和上述情况相反的倾向，就是盛行卷帙小巧的编作。这些小型的专门性类书，其特点是卷数少，题材集中，风格一致，与社会现实的映射关系紧密。如赵彪诏《谈虎》一卷，今有世楷堂刊《昭代丛书》影印本，分“制虎”“虎事”“杂记”三类。“制虎”主题是人虎患，人是如何制服老虎的；“虎事”主题是人虎报，多数条文写老虎的性情化，写得尤其精彩的是老虎报恩的故事；“杂记”相当于与虎有关的冷门知识。赵彪诏另有《说蛇》一卷，是同样性质的作品。吴肃公《阐义》专门搜辑具有“义”举的人和物，今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刘应熙慕园刻二十二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据以影印。全书分“义民”“义客”“义属”“义弟子”“义童”“义工”“义卒”“义道士”“义僧”“义女”“义奄”“义隶”“义仆”“义婢”“义丐”“义屠”“义盗”“义优”“义娼”“义兽”“义禽”“义虫鱼”等二十二类。以“义”为目，可能在吴肃公看来，天地万物无所不有“义”举，甚至无法言语的动物也有“义”的表现。高承勋《豪谱》也很特别，专辑历代豪人豪事豪语，选材角度独特，条文简略，颇能反映出人物的风神，实近“世说体”。今有《续知不足斋丛书》本，1985年中华书局加以排印。全书分“义豪”“谊豪”“才豪”“气豪”“谈豪”“辩豪”“狂豪”“奇豪”“侠豪”“态豪”“文豪”“书豪”“笔豪”“绘豪”“饮豪”“隐豪”“闺豪”“童豪”“市豪”“贼豪”“色豪”“奢豪”等二十二门类。另外如《物妖志》专辑“妖”事，《史异纂》和《有明异丛》专辑历来灾异之事，《笑林广记》专辑笑话，《五五》专辑仁义之事，都是小型小说类书的代表。小型专门性类书的编纂显示了编者的闲情雅趣。

二、借助编纂小说类书影射社会世相

类书抄纂文献资料成书，一般不应直接掺杂编者自己的主观思想，明代以前的类书都比较遵循这个不太成文的规则。但从明代开始，类书中的议论成分却越来越多，清代较之尤甚。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了清人对类书的体例问题持开放态度，并不特别拘泥，甚至有点随意，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编代述”的方式。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类书编纂的功能之一是为了发表某种思想。小说这种文体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对编者而言更容易借此传播自己的观点。如赵彪诏《谈虎》，既记山中之虎，亦影人间之虎；《宋稗类钞·诛谪》论“小人易进，君子易退”的令人“渐不可奈”的社会；张贵胜《遣愁集·解颐》讥讽世人攀附声势的丑陋，现实性强，所记故事形象生动。

以赵彪诏《谈虎》为例。该书记载一则故事，沧州饶安民人替老虎拔掉脚上的竹刺，老虎感恩，一年之内常投野物至民人之家。民人渐富，改换了旧衣服，因老虎不识而被咬死。老虎知误杀恩人，至其门庭前“奋躍折脊而死”。这个故事明代陈继儒《虎荟》卷一亦载，情节最后只写到“见者咸异之”，编者没有横加说教。赵彪诏《谈虎》“虎事”类所载基本相同，但文尾插入了一句主观评论：“虎知羞愧，终至折脊而死，胜于负恩人多多矣。”^［7］谓虎比人懂得感恩，应是有感社会现实而发。再如另一则故事，一个木工因避虎躲入一空宅内，不知反而逃入了虎穴。木工惊惧之下用斧子斫杀大虎，救下了为虎攫来作肉食的小女孩。天明，木工担小女孩和三小虎而出，后小女孩嫁木工为妻。这件事明代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二十有记录，但基本纯纪事而已。赵彪诏《谈虎》却做了有意思的发挥，写道：“《莽史》曰：‘虎往往为人作男女之合。’往见小说有云：‘岂是美人变虎来，美人原是胭脂虎，殆以类从者欤？’然则世之撮合山、马泊六，明眼人尽作虎观可也。”^［8］这或许算是把女人比喻为母老虎的清代版本了。

俞樾《五五》分“五义”“五奇”“五愚”“五逸”“五悲”等五类，每类5篇，共25篇。篇幅不长，编者却特别喜欢在书中发表议论。他在每个类目下都先述类目之义或思想见解，并仿《史记》太史公之法，以“曲园叟”标明自己的思想。如“五义”之序曰：

曲园叟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余以为仁与义非有二道也。义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谓之义士，而孔子以为求仁而得仁，仁义岂有二哉。余观匹夫匹妇之所为，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所谓义士者欤？孔子不云乎，义以为尚，故著斯篇。^［9］

这段话论述仁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学者都以 “仁”“义”为二道，但俞樾却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关系，其中又以“义”为上。

不仅如此，每篇故事后还结合情节作具体评论。如“五义”第一篇叙述王全之事。王全是南阳府人，他七岁的儿子被强盗掳走又马上被抛弃，幸好为一对老夫妇收留，当成自己的儿子。失去儿子的王全考虑买妾，唐县谢万程恰好想卖妻葬父。谢妻李氏知书识礼，守节勤俭，被卖后希望用劳作偿还王全，王全答应。王全不乘人之危的大义冥冥之中感动天意，原先无处寻找的儿子重新回到身边，李氏也重归谢家，谢家被旌表为“节义双奇”。这则故事当出自清代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不过原文的叙述中心是谢万程，以道德宣扬为主，而俞樾改为王全，大力渲染王全那种令人感叹的“义”举。1923年，《时事新报小说合编》收录此篇，题《无名之义士》，袭用的是俞樾的版本。如果说《国朝先正事略》所叙接近历史，俞樾所改则更近小说。俞樾有感于此事，在文后专门写了一段评语：

谢之孝，李之节，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之义士也，不旌其门，何欤？《陈书·徐陵传》：“弟孝克当侯景之乱，京师大饥，卖妻臧氏与孔景行。妻不肯，卒卖之，以其赀养母。景行既殁，妻归谓孝克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遂复为夫妇。徐孝克之卖妻养母，与谢万程之卖妻殡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节而归，则以买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复此事，而叹王全高义尤不可及。” ^［10］

此篇之外，俞樾选的第二篇、第三篇也同样精彩。其中第二篇写陈确与和本初的深厚友谊。和本初迂道探访落魄的朋友陈确，不料中途落水而死，临葬，陈确痛哭而死。这个故事出自清康熙年间曹耀珩作《陈绎思和本初传》，但俞樾有改动，文末评陈和之谊曰：“朋友为五伦之一，世之悠游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陈与和，可谓死友矣，虽羊左何以尚兹！”^［11］第三篇写旅店主人王良梧在刘宏甲仆人死后，陪刘千里迢迢寻亲的故事。王与刘素昧平生，王之所以抛弃家业去做这件义事，主要看中刘是个孝子。王良梧的行为确非常人所能及，俞樾对此大加赞赏，论曰：“余观国初诸老文集所载孝子寻亲事多矣。夫父子，天性也。然跋涉万里，出入虎狼盗贼间，上峥山，踰深溪，跖穿膝，以求其亲之所在，世以为难矣。乃以逆旅之人，哀怜其孝，相从俱往，愈求愈远，而卒不舍去，竟与俱归。呜呼！若王良梧者，可谓义士矣。”^［12］

与俞樾《五五》类似的还有吴肃公的《阐义》，两书都是有关“义”主题的类书。不过俞樾《五五》列举正面例子高扬“义”举，吴肃公《阐义》则是批判缺少仁义的世道人心。署名张自烈《阐义旧序》说这部作品是吴肃公“衰世之感”。有些评语虽是指古，实在讽今，如：

若夫弟子之于师，分义攸属，亦犹夫属毛委质之无可逃，而又濡染于诗书，讲求名义，即义无足异者也。然而道丧俗漓，视其室若弁髦然。躁竞无恒之徒，衿新鹜异。若北魏徐遵明，一年而三易其师。李业兴于所师，虽类受业，不终而去。又或恣其狂噬，若胡梦炎之于朱子，阳推阴陷。若邢恕之于伊川，至于是非祸患之际，避匿自远。为郭忠孝者，不可胜数也。^［13］

吴肃公喜用“街南氏”标明议论，如“义客”大加赞扬公孙杵臼、田横等门客的“气谊相许”“智术相为用”“义弟子”，推许孟子向往的师生之间的“生死向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小说类书里大量增加的主观议论成为一种重要的形式特征。实际上这些议论所在的位置也相对灵活，有的在序言里，有的出现在正文中或正文后。甚至如赵士吉《寄园寄所寄》不仅进行大段议论，而且补充亲身经历加以证说。小说类书插入议论，与明清时期盛行的小说评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小说评点的内容更广泛，而小说类书的议论主要是针对社会而发。

三、追求雅训的风格

文体不同，风格自异。诗词以雅正为宗，小说以奇巧为尚，这是就一般规律而言的。小说类书编选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编者个人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读者的集体审美倾向。吴承学先生说：“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专论或专著不同，类书不主一家，其批评观念更能代表当时的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14］如果和明代相比，清代小说类书更偏向追求雅训风格，如俞樾《五五》的二十五篇故事在事件叙述和语言上都显得醇厚雅正，有古文家笔法。《清稗类钞》叙事严谨精确，时间、地点凿凿可据，前因后果与人物言行班班能考。《奁史凡例》则明确提出：“是编以雅驯为主。”^［15］这与清代政治氛围、学术风气、选文标准以及编者的学术背景均有巨大的关系。

首先，抄录笔记多，编辑传奇少。现可知的三十几部清代小说类书中，几乎没有一部像《艳异编》那样大量采摭传奇文，绝大多数都是抄录前代或当代的笔记。笔记小说本身便具有学术品格，记事注重事件总体传述，不追求营构新奇、纤巧、新丽的情节，更不采用“艳”与“异”的艳俗之作，导致这类作品集的小说性质就不是特别突出。即使抄用传奇之文，也会拆解成一个个零碎的知识点。如唐传奇经典《霍小玉传》在《奁史》中没有像宋明类书那样原篇抄录，而是碎片化地互见于“婚姻门”“性情门”“文墨门”“姓名门”“衣裳门”“钗钏门”“梳妆门”“床第门”“花木门”“禽虫门”，编者不在意原作情节的完整离奇以吸引读者兴趣，而让内容屈就于类目之义，为自己的编纂意旨服务。同样地，陆寿名《续太平广记》虽名义上模仿《太平广记》，但内容上只节记其事，并非原文，与《太平广记》生动的作品有很大差距。

其次，颇为难得的是多数编者都有很深的学术根底，学者身份比较突出，使之对待类书严谨深刻。如《阐义》编者吴肃公“绩学好古，闭户乐道”^［16］，《八千卷楼书目》著录其学术著作有《读礼问》《改元考同》《广祀典议》《天官考异》《五行问》等，各一卷；其小说见《清文献通考》著录《明语林》十四卷。王初桐精于考证之学。俞樾毕生研究经史之学和目录学。徐寿基博学工文，著述颇富，并精赏鉴。高承勋喜读书和藏书，家有松筠阁。徐士銮虽官台州知府，后潜心读书，究精医学。章抚功通六经，盛负才名。李清精于史学，著《史略正误》《廿一史同异》《明史杂著》等。缪荃荪更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这些人学问深厚，才富识精，编小说集只是他们在治学之余，怡情悦性的产物。如《红杏山房见闻随笔》是卢秉钧在纂辑《汉魏丛书续编》时随手辑录而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学者，而非小说家，这就决定了他们即使编选小说类书也不在意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反而讲究事类的精核。

得益于深厚的学问，他们对小说有时会有超越前人的更为深刻和理性的理解。如对于传统的怪异题材小说，俞樾《五五·五奇序》曰：“天下本无所谓奇也，奇生于庸。自庸庸者满天下，而一二高行之士，乃以奇见矣。”^［17］徐釚《史异纂序》亦曰：

嗟乎！夫世亦安有所谓异哉？见以为异则异也，见以为常则常也。彼爰居之听钟鼓，则震掉而不食，岂钟鼓亦有异乎哉。譬诸饮食，人厌五谷，仙人服云母，在人视之，以云母为异，而仙人则犹视为五谷也。以至麝之食柏也，虫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为奇，而彼则固以为芻豢粱肉也。夫岂有异乎哉？乃世人之曲士，或□□一隅之见，以□□奇，曰，士君子亦守经而□□亦喜其常而已矣，何异为？^［18］

徐釚论证了“异”与“常”的基本关系。在他看来，怪异的事物很可能是常态世界的一部分，某些事情之所以被人看作怪异，实际上是人们囿于一隅之见所致。从这个基础出发，作者进一步说：“愚以为善识权变，故能精于物理。天下未有不通权变而能名一物者也。今浣岚先生之为是书也，亦欲采集古今之异，以为穷理格物之助，于以感人心而维世教，未必无少补也。”^［19］意思是穷究天下奇异之事物，对于“穷理格物”，即认识世界，是一件好事。这种理解将小说批评嫁接进理学思维，弥合了两者之间本有的天坑式的隔阂，领先于早先对怪异故事的猎奇层次，实在是用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对待奇异故事。他们把怪异引向平常，把探讨神鬼世界的眼光转移到现实世界，这种变化反映了庸常雅正之美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志怪小说在清代中后期出现明显的衰落，写神写怪概念化、模式化、宣教化，创作上完全陷入了死胡同，但是诸如俞樾、徐釚等人的小说理论，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是一种创新。

参考文献：

［1］［2］［3］［15］王初桐.奁史［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252子部·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07，307，303，307.

［4］［6］馀叟.宋人小说类编［M］.影印版.北京：中国书店，1985：12.

［5］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7.

［7］［8］赵彪诏.谈虎［M］//《昭代丛书》影印本：戊集卷第五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72，677.

［9］［10］［11］［12］［17］俞樾.春在堂全书：第3册［M］.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733，733，734，734，735.

［13］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4.

［14］王京州，周生杰.采玉群山：类书与文学关系论集［M］.扬州：广陵书社，2021：261.

［16］吴肃公.阐义［M］//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

［18］［19］傅燮詷.史异纂［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619-620，620-621.

（责任编辑 程荣荣）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古代类书体小说集的编撰研究”（ZGW18109）；2023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历代《蒙求》型类书研究”（23WX19）。

作者简介：何春根（1971— ），男，江西南城人，博士，九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类书、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