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刊《日本研究》的办刊始末与发展困境

摘 要：中国专门研究日本的刊物最早出现于民国初期，后逐渐呈现勃兴之态势。其中，1930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日本研究》，堪称首份定期发行的专门研究日本的中国杂志。对该刊的创刊契机、办刊过程、内容特色、停刊原因等因素进行综合性梳理，一方面能够再现日本研究刊物得以诞生的历史背景，审视当时国内日本研究的整体特征及学术水平，管窥日本研究刊物的时代局限与发展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反观民国期刊《日本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日本研究》；办刊始末；发展困境；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4）06-0050-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4.06.004

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及研究由来已久，《汉书》《三国志》等十四部史书中均有关于日本的记述。以明朝薛俊的《日本考略》为开端，研究日本的专著开始出现。自清朝末期，报刊作为新的文化载体及传媒工具逐渐兴起，“日本近事”“大日本国事”等专栏成为部分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门研究日本的刊物则始现于民国之后。如1915年8月，被誉为“中国日本研究杂志之嚆矢”［1］63的《日本潮》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1919年8月，《黑潮》在上海创刊。《日本潮》和《黑潮》均为不定期刊物，持续时间较短，仅见一期或两期，且在内容上以译文或评论文为主。1930年1月在上海诞生的《日本研究》，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我国研究日本问题之第一次刊物”［2］，却具有“开定期日本研究杂志先河”［1］71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杂志内容，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就业、中日局势等多方面，具有较为浓厚的学术及研究色彩，堪称民国时期首份名副其实的“日本研究”刊物。

虽然《日本研究》只维持了两年时间，但通过对其办刊始末的梳理与剖析，从中既能透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得以勃兴的社会背景，亦能管窥当时日本研究的总体特征及困境。但目前学界对《日本研究》的关注度并不高，武安龙、熊达云的专著《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3］、林昶的专著《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及刘岳兵的论文《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4］，虽对《日本研究》有所涉及，但多为史学梳理式的介绍。方宇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日本研究〉月刊的日本认识》［5］，对杂志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资料性统计及分析，但部分问题并未深入展开。故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探究《日本研究》的创刊契机及运营模式；二是剖析《日本研究》的内容特征及停刊原因；三是探讨《日本研究》在中国日本研究史中的学术定位。

一、《日本研究》的诞生及运营模式

《日本研究》并非“从零开始”的刊物，其前身是1929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新纪元周报》，主编为陈彬龢（1897—1970），由新纪元周报社发行。陈彬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报界奇人”，由于自1942年在日本海军支持下出任《申报》社长，抗战结束后作为“文化巨奸”广遭批判。据现有资料可知，陈彬龢并未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也不具备留学日本的经历，但一直活跃于教育界及报刊界。他早期曾在京津沪的多所学校任职，如北京的公立女子中学及平民中学、天津的南开大学、上海的澄衷中学等。1929年他开始进入上海的报刊业，最先担任《新纪元周报》主编，1930年至1931年创办《日本研究》杂志，之后“因黄炎培之介绍进《申报》馆工作”［6］；1933年担任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副主任；后来远走香港，主办过日刊《港报》、英文月刊《太平洋文摘》等；1967年定居日本。

陈彬龢最初负责的《新纪元周报》，主要关注外交及国际问题，曾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刊物“宣传本国外交政策，注意国际情势，尤注意于日本研究”［7］。《新纪元周报》于1929年12月停刊，并在最后一期的“卷头语”中预告要“另刊日本研究一种”［8］，这即是之后诞生的《日本研究》。关于《新纪元周报》停刊的原因，《日本研究》第3期曾刊文解释，主要是由于当时关注国际问题的报刊过多，如《东方杂志》《时事月报》《上海申报》《北平新晨报》《天津大公报》等“皆颇注意于国际问题之讨论”见《新纪元周报停刊启事》，《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第3页。。

由此看来，避开激烈的商业竞争“另辟蹊径”，是将《新纪元周报》改为《日本研究》的主要动因之一。另一方面，据陈彬龢本人的说法，他研究日本问题的动机是1928年的“五三惨案时受了很深的刺激，同时又读了戴季陶的《日本论》，引起了我研究日本的兴味。”［9］182这一点从创刊号上登载的《卷头言》中也有所体现：

日本对于我国，知道得太周详了！太细致了！假如把他们关于中国的一切文字与书籍搜集起来，最低限度怕还要超过四库全书的总量。（中略）和中国人谈起日本两字，总会不高兴起来，你若深一步说到内容，怕他会不理会，或者你还要挨骂，（中略）我们对于这种因受欺压凌辱而起的愤慨，当然二十分表同情；但是，同时对于这种躁薄的自闭眼睛、自塞耳朵的态度，很希望我们快些除去！（中略）实在我们早就应该对他们为很详周细致的研究，正如他们研究我们一样，现在已经是迟了，但是愈迟，愈得赶快去做。所以同人不自量力的下一个决心，从现在起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实在的状况贡献于国人眼前！我们采取最严正不偏的态度，纯粹客观的方法；没有别种作用，也不是宣传；总之使我们知道日本内容，知道真确的内容。见《日本研究》1930年第1期“卷头言”，第1页。本文引用民国学人撰写的文章，部分词语用法与现代汉语略有不同，如“的”“惟”等，为保持史料的真实性，全部依照原文引用。特此说明。

关于研究日本的原因，上文首先指出中日两国相互的研究成果存在严重不对等的问题，其次强调了中国要研究日本的必要性。不难看出，这类表述基本是对《日本论》的第一部分，即“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中相关语句的改写与套用。包括研究方法，亦能看出对《日本论》既模仿又力求与之不同的痕迹。戴季陶主张应该将日本这一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10］上文则将这种“解剖装置法”更换为“照相展现法”。

在中国部分知识阶层不断呼吁研究日本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紧迫性的历史背景下，陈彬龢等人将《新纪元周报》停刊而另刊《日本研究》，可以说是在把握时代脉搏及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但在创刊之际，研究日本的工作由谁来承担，即刊物所需的稿源来自何处，则是刊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国内的日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不充足，《日本研究》只能将“译品”设定为刊物的主要组成部分，“说到材料，国内自然不多，唯有一方面求于他们本国，尤其注意他们对于自己本国的公道批评研究，所以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是译品就减轻注意的程度；一方面借助于欧美对于他们的研究”见《日本研究》1930年第1期“卷头言”，第1页。。

《日本研究》创刊后，主编由陈乐素担任，陈彬龢主要负责杂志的宣传及经费筹集等工作。从刊物性质而言，《日本研究》属于商业性刊物，为维持杂志的运营，陈彬龢等人在宣传、推销及增收方面作了各种努力与尝试。除登报宣传外，还采取了如下三种推销策略：

其一，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信宣传。创刊号的“编辑部启事”中有明确说明：“我们决定发行本刊的时候，一方面登报公布，一方面邮寄二千七百余封信，分致我国留日学生诸君，希望得到他们赞助。”见《日本研究》1930年第1期“编辑部启事”，第111页。

这里所说的“赞助”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既作为“作者”为刊物提供稿件，同时也作为“读者”积极订购刊物。其二，实施各类推销奖励措施。具体而言，如果能够推销50份杂志，杂志社许诺赠送银质纪念章一枚；若是推销100份，则赠送银盾一座，并登报道谢。如第2、第3期的《日本研究》上曾登载“赞助本刊独订一百份以上者”的名单。其三，开展“教育界推销活动”。自1930年5月起，陈彬龢积极联系各地教育界人士，希望能在学校及学生之间扩大销路。他曾寄信给当时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希望对方能够“劝本地各学校订一份”“劝学生及其家长订阅”［11］。另外，陈彬龢还尝试过借助“教育厅训令”的方式宣传杂志。如1930年8月14日由辽宁教育厅厅长吴家象发出的第一二二四号训令，开头为“令省、私立各校馆、各县教育局：案准上海地丰路地丰里日本研究月刊社函开”，文中建议凡中小学校都应订阅一份《日本研究》，“不特可为教员研究资料，抑且能为学生课外演讲教材素养，（中略）恳请令知贵省各县教育局，转知所属公私立中小学校各订一份用资研究”［12］ 。

《日本研究》在努力拓宽销路的同时，还登载了大量广告增加收入。在每期的编辑页中均有广告价目表，具体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在杂志创刊之初，甲等20元、乙等10元、丙等5元，后来价格曾翻倍上涨。广告在《日本研究》中所占比重各期不同，前9期数量较多，后5期有所缩减。以第7期为例，杂志共登载35条广告，占据了21%的版面（26页/122页），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银行证券业广告，其次是出版业广告，另外还有煤矿、纺织、药品及食品类广告等。

关于《日本研究》的发行量，在第1期与第2期的编辑页中印有“五〇〇〇〇册”的字样，其余各期杂志均未标明。林昶曾评述：“《日本研究》创刊号及其后期均印行5万份，这在专业性杂志中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与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编制的全国报纸销量统计位居第三位的《时事新报》等同，实属罕见。”［1］71然而，不论是登载在报纸上的宣传广告，还是陈彬龢寄出的宣传信件，从未提及五万份的“罕见销量”。故而笔者推测，印在杂志上的“五〇〇〇〇册”或许并非真正的发行数量，而只是宣传杂志及招揽广告的“装饰”。

在创刊之初，《日本研究》声明要以“每月一册，全年十二册”的形式出版发行，但实际上未能完全实现。《日本研究》第1卷共11期，第2卷共3期。第1卷的1-7期保持了月刊模式，而第8期与第7期之间相隔5个月，之后基本未能按月发行。1931年12月推出第2卷第3期后，《日本研究》在没有任何征兆与说明的情况下突然停刊。自第1卷第10期开始，杂志主编由陈乐素更换为杨幸之，杂志的整体风格也随之改变。故下文将以主编更换为分界线，将《日本研究》笼统地分为“前期”与“后期”分别论述。

二、前期《日本研究》的现实关注及史学研究

陈乐素（1902—1990）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长子，1918年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选择的是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科。因自幼对历史感兴趣，在日留学期间，他把相当多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书、抄录历史资料及访问著名历史学者上。1923年回国后，最先在广州的中学任教，1926年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北伐军，任宣传员，1928年来到上海。陈彬龢曾在陈垣创办的平民中学担任教务长，当他决定创办《日本研究》之时，便邀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乐素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陈乐素任主编期间，《日本研究》的刊载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各界名人的“日本研究谈”；二是社会时政类文章；三是历史文化类文章。

1930年第1卷自第1期至第6期，《日本研究》曾邀请马相伯、戴季陶、张伯苓、蔡元培、孙科等27位各界名人为杂志撰写寄语，并以“～先生日本研究谈”为题登在卷首位置。且不同于其他文章的印刷体，此部分多保留手写体，同时附有寄语者的照片。从内容来看，基本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强调研究日本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这27篇寄语，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各阶层的日本认识，但至少体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两类“日本研究观”。一类是主张将日本作为“强国典范”来学习研究。如马相伯认为，日本仅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美一二百年造就的文明，“四顾家园正当建设之秋，对于日本朝野之努力可不加以充分之研究彻底认识？况彼邦对我国国情研究如指掌耶”见《马相伯先生日本研究谈》，《日本研究》1930年第1期。。另一类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主张研究日本。如张伯苓提出，中日两国若想谋求国际发展，唯有相互扶持，不可彼此猜忌，否则便是相杀也是自杀，为了得到两者相互扶持的真精神，“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见《张伯苓先生日本研究谈》，《日本研究》1930年第2期。。叶誉虎在寄语中写道：“近年来我国排日之热极盛，日本方面又日日说中日亲善；我以为不论谋亲善也好，讲排斥也好，都不是空洞笼统所能收效的。” 见《叶誉虎先生日本研究谈》，《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

上述两类“日本研究观”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均与清末黄遵宪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或是“迫于拯救中国的现实，将日本作为观照中国的镜子和了解西洋的窗户”［13］2，或是为了探究解决中日矛盾、抵御日本侵略的方略。换言之，“日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彻底地、全面地了解日本，而是为了应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类观点的指引下，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浓厚的现实性及功利性色彩，同时也会因为“过分囿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对日本的客观把握上存在欠缺”［13］2。

社会时政类文章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研究性长文（译文及著文并存）。如《日本目前失业问题的性质及其要点》《金解禁问题》《日本普选声中各政党政策的解说》《中日经济关系之各面的观察》《日本之造船业》《济案史料汇志》等。这些文章多包含大量图表及数据，为读者了解日本相关领域的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另一类是报刊摘录。这部分应该是延续了《新纪元周报》的编辑模式，主要从国内外报刊转载了与日本相关的时事性报道，还曾设置“日本大事记”“各报通信新闻选录”等专栏。需要注意的是，研究长文与报刊摘录间呈现出了明显的互文性。以《日本研究》第1卷第3期为例，前有长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的唯一机关》，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诞生过程，以及其掌控的铁道、港湾海运、矿山、制造业、工业、教育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后有《日人谋侵略东北农田》（北平通信）、《日本侵略我东北文化》（大连通讯）、《日人尽力破坏东省金融》（民国日报）、《日本对满蒙之移民政策》（时事新报）等短篇摘录。概言之，《日本研究》以长文与短文交替、抽象与具体互补的方式，搭建了同期刊物内围绕某一问题集中展开论述的合理构架。

关于历史文化类文章，同样包括译文与著文两大类。除小泉八云的《日本文明的天性》《日本民族性中的柔术精神》、鹤见辅佑的《日本人的滑稽性》、今关寿麿的《朱舜水对于日本文化之影响》等译文外，著文基本出自主编陈乐素之手，共有7篇，且其中部分文章篇幅较长，需分三期连载。故而《日本研究》自第1卷第1期至第10期，每期都载有陈乐素的一篇或两篇文章。从内容来看，陈乐素的文章均可归到“中日关系史”的大范畴内，但如果按照时代或研究重心又可细分为三类：一是日本古代史研究，如《魏志倭人传研究》与《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二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包括《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日本古代之中国流寓人及其苗裔》《中国文字之流传日本与日本文字之形成》《日本之遣隋唐使与留学生》；三是近代中日朝国际问题研究，具体为《光绪八年朝鲜李（大院君）案与朝日定约史稿》。

除此之外，陈乐素还将《怀风藻》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最先是在《中国文字之流传日本与日本文字之形成》中论及《怀风藻》为贵族专属的特点，之后分三期登载了《怀风藻》的诗文，目的是希望中国读者体会到平安朝时期的日本人“染受中国文化思想到甚么程度与及他们的诗和唐诗风格的关系”见《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第115页。。据笔者视野所及，这应该是完整的《怀风藻》与中国读者的首次“会面”。受篇幅所限，对陈乐素的研究成果，笔者已在拙文《论民国学人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以史学家陈乐素为中心》有详细论述［14］，以下仅从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概括介绍。

通观陈乐素的文章可以发现，综合中、日、朝三国史料进行“互证”与“互补”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如在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过程中，陈乐素考虑到日本“有文字太迟”，而依靠口传的历史记录往往存在诸多错误及疏漏，“若言日本古史事而以日本史籍为据，在日本人自身，是自欺欺人，在其他国人，是谓盲从”见陈乐素：《后汉刘宋间之倭史》，《日本研究》1930年第2期，第 1页。。故而采取了以中国史籍为主，同时辅助日本及朝鲜资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具体到遣唐使方面的研究，由于当时少有中国学者关注，则主要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论证了“日本史籍之间有夸大不实与中国史籍之简误” 见陈乐素：《日本之遣隋唐使与留学生》，《日本研究》1930年第6期，第 70页。。简言之，“发现疑点→搜集史料→考证鉴别→去伪存真→得出结论”是陈乐素相关研究的共同特征。

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陈乐素的上述研究成果首先具有“拓荒”的学术意义。时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的雷沛鸿曾指出，日本研究应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历史的研究；其二是文化上、制度上、实际生活上之观察；其三是要把过去现在所有材料作综合观察，而做出预测将来的各种断案。”见《雷沛鸿先生日本研究谈》，《日本研究》1930年第5期。但在民国时期，包括之前的明清时期的日本研究，由于关注点过于集中在现实问题上，历史研究往往不受重视。而陈乐素的相关成果，不仅为《日本研究》杂志赋予了文史色彩，其研究内容的严谨性、科学性、前沿性更是令人惊叹。他所关注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以及中日之间在“人员”“文字”“书籍”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影响研究，直到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才真正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其次是具有中日学术交流层面的意义。陈乐素撰写的《魏志倭人传研究》与《后汉刘宋间之倭史》，很快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由中山久四郎编著的《中国史籍中的日本史》（1930）中专门译介了陈乐素的文章，如第五章引用了陈乐素关于“光武赐倭王印”的论述，第七章几乎全文翻译了陈乐素的《魏志倭人传研究》，第九章选译了其《后汉刘宋间之倭史》的前三节。中山久四郎评价这是“较为精细的新研究，且是最近民国青年史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成果”［15］，并将《日本研究》誉为认真研究日本的中国新杂志。

除上述表层的学术意义，陈乐素的研究同时具有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与日本学界进行“对话/对抗”的深层意义。1930年前后正值日本国粹研究盛行的时期，《古事记》《日本书纪》内神话的“史学地位”也随之提升，将“记纪神话”等同于历史的相关研究也为后来日本侵华时期大肆宣传的“神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陈乐素的日本古代史研究，明确论证了《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中存在的谬误，指出日本学者之所以“知错不改”，主要是由于上千年来日本人普遍将这两部书视为圣典，大多数人“虽有对之怀疑者，亦一仍其误，而不敢非议”见陈乐素：《日本古代之中国流寓人及其苗裔》，《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第53页。。可以说，陈乐素以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日本古代史中存在的被“神话面纱”遮掩的谬误，进而否定了日本“神国观”得以成立的史学基础。

另一方面，陈乐素发现日本史籍中存在有意抹杀中国影响古代日本史实的现象，指出这与德川光圀编纂《大日本史》时列中国于诸蕃“盖同一心理也” 见陈乐素：《魏志倭人传研究》，《日本研究》1930年第1期，第18页。，即日本人的自大思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籍中“于对外关系，则于稍具卑野外之迹者，便一概没杀，而不肯着一字。（中略）后之读其书者，亦存自大之心，虽有知其缪而亦讳而不言也”见陈乐素：《日本古代之中国流寓人及其苗裔》，《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第53页。。而陈乐素对上千年来日本在文字、文化、思想等方面受中国影响的系统梳理，既能增强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也是对日本学界“去中国”研究模式的有力对抗。

综上所述，前期《日本研究》内容丰富多元，既有对社会时政的现实性关注，亦不乏对历史文化的学术性研究，特别是陈乐素撰写的具有“拓荒+对抗”意义的系列文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杂志依靠译文的“困境”，更是代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特别是日本史研究的新高度。

三、后期《日本研究》及其停刊原因

在完成《日本研究》第9期的主编工作后，陈乐素离开上海去了北平。从第10期开始，《日本研究》主编更换为杨幸之（1906—1940）。据目前能够查证的资料可知，杨幸之毕业于中山大学，参加过北伐，曾是活跃于上海的学者、编辑，先后任《日本研究》主编、《申报·自由谈》编辑、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秘书、十九集团军总部少将政治特派员，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等文章。1940年因车祸去世，年仅34岁。

如前文所述，《日本研究》第1卷第8期与前一期相隔5个月，杂志对此并未做出任何解释，但或许是为了向读者表明今后依然会按月发行的决心，在杂志的广告页中加入了第9期至第12期的“要目预告”，其中第11-12期为“日本经济专号”。陈乐素任主编的第9期，实际发行内容与预告完全相符，而在杨幸之任主编的第10期，“要目预告”大部分被推翻，《再谈明治维新》《继朱舜水对于日本文化之影响的张非文》等历史类文章均未登载，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对华政策》《日本之森林与林业》等现实性文章。不难看出，在陈乐素离开杂志社之后，前期《日本研究》的文史色彩也随之消失，包括陈乐素撰写的共有8章的《光绪八年朝鲜李（大院君）案与朝日定约史稿》，只在第9、第10期上连载了前3章，剩余的5章内容均未能登载。不仅如此，原定第11-12期的“日本经济专号”也被“万宝山专号”取代。

需要说明的是，“万宝山专号”的文章基本都是各大报刊的摘录，且原定再出一册的“万宝山案件专号”也未能问世。最终，《日本研究》第1卷在推出11期之后便画上了句号。从第2卷开始，杂志进行了改版，缩小了版面，页码标示由全书统一编排改为了每篇文章单独排序。学术性研究长文所占比例明显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短篇评论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研究》连续推出了两期“暴日犯我东北专号”，内容包括图片、评论文、译文、时评摘录等。杨幸之在为“专号”撰写的长达10页的《卷头语》中明确指出：“东北事件之爆发，并不是单纯的、偶然的，它是历史演进，资本主义矛盾深刻化扩大化的必然结果。”见杨幸之：《卷头语》，《日本研究》1931年第2期，第1页。主张应该在着眼于国际大环境的前提下，从全球经济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多角度把握九一八事变的实质。《日本研究》分两期连载了陈彬龢的《暴日犯我东北论丛》，呼吁国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勇敢奋起，从“军人之责任”“惯例之责任”“教育界之责任”“一般国民之责任”“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抗日运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译文方面，有郑心南翻译的横田喜三郎著《满洲事变与国际联盟》《满洲问题国际化》、钱稻孙译述的《日人论中俄美国情及军备》（原文为小矶国昭的演讲词《邻邦之状势与我陆军之军备》）、梁子青的《对华积极政策果为日本民众所要求乎》（摘译自室伏高信的《满蒙论》）等。

总体而言，在“万宝山事件”及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影响下，后期《日本研究》已由前期的多角度“日本研究”转变为“日本侵华研究/评论”。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除陈彬龢、杨幸之等杂志内部人员的著文外，后期《日本研究》的刊文基本来自其他杂志报纸的转载，或者是某人的演讲稿。如袁道丰的《辟“保障占领”》摘自《时事新报》；《日军蹂躏东北与苏联》摘自《申报哈尔滨通信》；施肇基的《中国之态度与对国联之希望》，原为1931年10月23日在国联行政院公开会议的演讲。

推出第2卷第3期“暴日犯我东北专号（二）”后，《日本研究》突然停刊。对此曾有学者指出，“《日本研究》是出于经费问题，在推出几期后迫不得已终刊”［3］205。经费问题确实是导致民国期刊持续时间较短的主要原因，《日本研究》也多次提到杂志社“财源枯缺的掣肘”或“经济有限”，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存在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是刊物的商业追求与学术研究间的冲突问题。如上文所述，《日本研究》属于商业杂志，陈彬龢采取了多种策略扩大销路。但一般而言，杂志内容的“大众性”是保证销量的首要前提，而日本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特别是陈乐素的文章，应该说是只适合“小众”的学术性研究成果。陈乐素之所以离开《日本研究》，表面来看是为了去北平专门研究“清日战史”见杨幸之：《卷头语》，《日本研究》1931年第2期，第2页。，但陈彬龢的商业追求与陈乐素的学术情怀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或许是陈乐素离开的深层原因。随着主编的更换，后期《日本研究》摒除了学术研究类文章，评论性短文成为主流，这在可读性方面确实比前期更具“大众性”，但同时也因缺乏原创文章及独到观点而丧失了日本研究的专业性。

其二是编辑人员及稿源的缺乏问题。除了陈彬龢、陈乐素、杨幸之三人外，目前无从查证具体有哪些人参与了编辑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相关工作人员比较少，借用《日本研究》第1卷第3期刊文《敬告读者诸君》中的话语，“办这本杂志，本来就是几个人，（中略）既没有专司校对的人，又没有钱特别多聘几个专门人才。（中略）还有要说的是，国内对于日本知道清楚的没有几个人，就是有钱也不易聘到”见《敬告读者诸君》，《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笔者对“万宝山专号”之外的13期目录进行了统计，有明确署名的文章共有111篇（不包括“名人谈”），涉及的作者及译者共计75人，其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是陈彬龢，有15篇署名文章；其次是陈乐素，共有11篇（连载文章分别统计）。如将两人的文章数相加，占据了全部署名文章的近四分之一，且署名文章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摘自其他报刊。但若追根溯源，稿件来源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有能力、有意愿潜心从事日本研究的相关学者过于缺乏，正如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叶誉虎所言，“试问我国四万万人能知道日本大概情形的有几万分之几？深知日本内容者有几万分之几？” 见《叶誉虎先生日本研究谈》，《日本研究》，1930年第3期。

其三是同类刊物《日本》的出现。1928年“五三惨案”爆发之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研究会，之后于1930 年7月在上海创办了其机关刊物《日本》，希望能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判力，把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风俗宗教文学哲学与及社会种种的实地现象，及其所构成的原因，一一去分解出来，归纳起来”［16］。如此一来，在上海这一城市空间内，同时并存着两种研究日本的专门性刊物，且二者有着诸多的相似点，不仅研究对象相同，研究内容相似，包括刊物结构，也均由论著、译述、插图、广告等部分组成。但《日本》与《日本研究》相比还具有如下几点优势：

首先，《日本》拥有更为丰富的供稿源，除了面向社会广为征集的“外部稿件”，同时还有来自日本研究会会员及特约编辑的“内部稿件”，对特约编辑甚至规定每月至少寄稿一次。其次，《日本》（包括更名后的《日本评论三日刊》及《日本评论》）拥有“官方”的背景及支持，刘百闵、杨玉清、龚德柏等多任主编都是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对此曾有学者指出，此杂志之所以能够从1930年持续办刊到1945年，与“主编人员既是学者，同时又是政治家的背景不无关系”［17］。再次，《日本》拥有“大容量低价格”的特点。如将同为1930年7月发行的《日本研究》和《日本》进行对比，前者除了对日本刊物及书报的介绍外，只登载7篇文章，而后者登载了12篇研究性长文，但在价格上前者却高于后者。事实上，自《日本》创刊后，《日本研究》便由“定期月刊”变为“不定期刊物”，笔者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巧合。

总之，在编辑人员缺乏、稿件资源不足、核心人员离开、竞争刊物出现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研究》在发行14期后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结 语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究日本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与此同时，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兴起了创办报刊的热潮，时人称为“期刊热”或“杂志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往以专著为主要形式的日本研究成果，开始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传递给更多的读者，从而促进了日本研究刊物的勃兴。据相关学者统计，“三四十年代中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至少31种”［1］68。其中，《日本研究》期刊不仅起到了“先头兵”的作用，所登载内容更是兼具“前沿性”与“对抗性”的双重特征。

在“前沿性”方面，不论是对日本时政的分析，还是揭露日本侵华动机的评论，《日本研究》刊文多体现了当时日本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陈乐素围绕日本古代史及中日关系史撰写的系列论文，更是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在“对抗性”方面，《日本研究》中既有控诉日本侵华事实的“显性对抗”，也包括陈乐素以史学研究的方式推进的“隐性对抗”。除此之外，《日本研究》中刊载的“名人谈”，是探究当时中国各界对日本及“研究日本”认识的宝贵资料，包括别具特色的广告登载，亦能为我们了解当时上海的金融业、出版业及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打开一扇窗口。因此，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期刊在日本研究学术史上的地位及意义不应被忽略，其本身的研究价值也应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此外，从《日本研究》的办刊过程及停刊原因中，还可以管窥到当时中国日本研究的总体特征及发展困境。自清末以来，由于中国的日本研究主要是为了实现强国御敌而“不得已为之”的被动选择，由此导致功利色彩浓厚的“日本研究观”占据主流，而学术层面的专业性日本研究则缺少充足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以陈乐素的研究为例，若以今天的学术视角评判，其相关成果无疑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价值及意义，但由于研究内容本身的“小众性”，再加上缺乏立竿见影的“实效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难以被广泛接受与认可。陈乐素离开《日本研究》后很快转为了宋史研究，并成为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18］。关于陈乐素的这一选择，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受到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故决心通过研究宋金关系来“汲取历史经验”［19］。但笔者认为，当时国内学术性日本研究举步维艰的社会环境应该也是促使陈乐素转变研究方向的原因之一，日本研究领域也因此失去了一位“20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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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ublications specializing in the study of Japan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gradually flourished thereafter. Among them， the Japanese Studies， founded in Shanghai in January 1930，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regularly published Chinese magazine dedicated to studying Japa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founding opportunity， publication proces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for suspension of the journal， we can not only reproduc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of Japanese research journals， examin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level of Japanese research in China at that time， glimpse the time limitations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Japanese research journals， but also reflect on 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Japanese Studie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publishing; development dilemma; academic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