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奥征伐前后日本政权统治形态的探析

摘 要：与大陆国家逐渐君主专制化的历史进程不同，中古日本长期处于交换物归属不清晰的阶段，使阶层内部、阶层之间主从依存度增强，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朝廷主导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使具有高度一致“志向同一性”的武士阶层逐渐放弃朝廷主导的交换体系，积极营造自身主导的交换圈，其外在政治表现即武士主导的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在陆奥征伐后初步成为社会主导形态，此举阻塞了中下层武士与朝廷之间的交换途径，使朝廷失去了新兴武士阶层的支持，进而在与幕府的对峙中逐渐处于下风，承久之乱即力证。

关键词：主从依存关系；《吾妻镜》；社会交换；政权统治形态；源赖朝

中图分类号：D59;K3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4）06-0039-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4.06.003

“社会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冲突与变迁，构成了社会交换的基本过程。其中‘社会吸引’是诱导人类主动建立社会交往的力量。”［1］中世初期，尤其是镰仓幕府成立前后，“社会吸引”导致公武之间社会交换的“不平等”，而经过“社会竞争”，武士阶层逐渐不再以朝廷主导的交换体系马首是瞻，而是积极营造自身的交换圈。进一步而言，武士阶层逐渐放弃朝廷主导交换体系的原因在于公武各自对于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要求不一致，加之“志向同一性”偏离，其外在表现即各自主从依存关系的差异性，而这一差异性亦导致了政权统治形态的变迁。因此，本文以公武之间的主从依存关系①为研究核心枢纽，首先阐述其影响因素即交换过程中的交换物明晰度以及交换双方的“志向同一性”，进而基于主从依存关系提出政权统治形态模型，这一解释模型在时间维度上不限于日本中世初期，中后期乃至近世亦具有适配性。

回顾以往国内关于日本政权统治形态的研究，虽亦不少，但时间上集中于20世纪，内容上偏向于考察封建制，或是过分关注政权“一元·二元论”及其相应的批判。

在20世纪国内学界，政权“二元论”较为盛行。其中，刘毅指出镰仓时期的封建制兼具“西欧因素”与“东方因素”［2］。部分学者从“传统共同体文化”这一视点阐述了“二元论”的影响因素。如崔世广以“共同体视角”分析了主从关系的结构，并指出其双重性格对日本社会的影响［3］。宋益民从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双重政府结构［4］。王顺利认为镰仓体制是本土文化传统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与大化改新期的性质截然不同［5］。上述观点为本文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模型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启示。

跨入21世纪，对“一元·二元论”的批判成为学界主流，如武心波从“大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日本的“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提出了新的政权统治形态的构建与解释［6］。李征从武士兴亡的历史视角提出武士具有“私兵”的性质，与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存在天然的矛盾与对抗［7］。康昊运用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的理论，研究日本中世的王权，并从“康氏政治神学”的视角对“公武二元王权论”或“公家二元王权论”进行了批判［8］。

上述国内早期“一元·二元论”观点陈陈相因，大多受到了20世纪日本学者佐藤进一“东国国家论”即中世具有两种类型的国家，一个是镰仓幕府的东国国家，另一个就是王朝国家。及“公武各自双元支配”佐藤进一认为“公家政权的二元支配权”一词，当然是以“武家政权的二元支配权”为背景而提出的。他所提出的学说显示，武家政权的权力由“主从制的支配权”和“统治权的能力”两个方面构成，而且这两者经常由不同的人承担，呈现出权力的分裂现象。公家政权也具有类似于“武家政权的二元支配权”的特性。转引自近藤成一.鎌倉時代政治構造の研究［M］.東京：倉書房，2016：256.潜移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日本武士阶层并非与中央集权具有天然的矛盾性，武士阶层的崛起亦是中央集权不断尝试的结果。上文基于“康氏政治神学”视角而提出的祭司王和德治君主与日本古代一直存在的“朴素双元政治”相似，这一点在卑弥呼与弟共治这一历史现象中亦有所体现。就此而言，该论点对“一元·二元论”的批判亦是不彻底的。除了佐藤进一的“东国国家论”，黑田俊雄提出的“权门体制论”中世日本的权门分为公家、武家、寺家三大类，分别按照显贵的文官家格、用武力守护国家、用宗教镇护国家的职能进行分类，只是支配阶层内部的职能分工不同而已。参见黑田俊雄.中世の国家と天皇倉書房［M］.東京： 岩波書店，1976：8-9.在学界亦占据重要地位。然黑田俊雄的观点偏“静态”，对中世中后期历史具象的解析略显不足。为了摆脱“一元·二元论”的掣肘，围绕“主从依存关系”这一视角对政权统治形态进行新的揭示和构建具有必要性。

中世初期，主从式人际关系是镰仓幕府成立的基石，加之，“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际关系，具有重视人际结合组织的倾向”［9］。因此，本文把研究切片的时间定位在镰仓初期，对该时期日本政权统治结构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力图阐明政权统治形态的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理论模型，使本研究课题在国内具有研究的创新性和启示性。

一、交换视角下的交换物控制权清晰度辨析

以12世纪末公武关系为背景，导入“社会交换”这一切入点，进而基于此“社会交换”视角辨析交换物控制权的清晰度，为下一节结合具体主从依存关系的讨论进行铺垫。

（一）社会交换切入点的导入

柄谷行人在《帝国的构造 中心周边亚周边》一书中，从“交换样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建构解析。他认为不管是哪个社会体，都是由四种“交换样式”相结合构成的，区别在于何种交换样式处于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国家之前的氏族社会，交换样式A（互酬）处于主导地位，而交换样式B（掠取与再分配）或者C（商品交换）亦存在。到了国家社会阶段，交换样式B逐渐处于主导地位，但并不否认交换样式A或者C的存在［10］。但柄谷行人这一宏观视野上的把握，显然在处理微观实际时具有局限性。樱井英治在《交换·权力·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提到，日本中世在日本历史上属于赠答礼仪最庞大化的时代［11］。因此，基于樱井英治的观点，在中世日本，交换样式A是否已失势仍有待商榷。鉴于此，笔者认为不应如柄谷行人那般静态划分出A、B、C、D的“交换样式”，而应该着眼于社会交换过程中动态的、微观的实际，结合中世日本主从依存关系这一底层逻辑线索，进而阐述政权统治形态的历史变迁。

从社会交换的第一步——“社会吸引”方面而言，日本与大陆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情景，即日本自古未发生异姓革命，京都的中上层贵族，尤其是藤原氏，掌握了大量稀缺资源，对新兴武士阶层而言，交换对象常局限于天皇和少数高层贵族。因而，朝廷方的“交换物”对于新兴武士阶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代表性的“职位”为例，到了日本中世期，诞生了“官司知行制”［12］现象，即官职被一些世家大族所垄断。在上述背景下，公武之间的交换过程呈现出“不对等”的现象。一方面，朝廷公卿给予武士职位，而武士则需要向朝廷公卿“回礼”。然而，当武士无法提供回报时，他们因“内疚感”［13］而选择服从于朝廷高层公卿，这成为中世主从支配关系的根源。另一方面，武士阶层仍无法突破律令官职的“天花板”。在“前九年之役”平安时代后期发生在奥州的战役，此战源赖义获胜，奥州安倍氏灭亡，而出羽清原氏成为东北的霸者。后，源赖义被授予正四位下伊豫守，此乃朝廷对参与此战武士的最高职位奖赏。这种“不对等性”持续到源赖朝时期仍无大改观。《吾妻镜》载：“元历二年四月十五日，源赖朝对东士任官者进行了批评，其中19名任官中除去宫内丞、刑部丞2名外，余下基本皆任职于兵卫尉（卫府的判官）、马允（马寮的判官）。”［14］118尽管两职在整个律令制官职体系中处于底层，但仍备受新兴武士阶层的青睐。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武士阶层内部亦出现了不满朝廷主导交换圈而进行抗争的力量。最初的抗争者平氏掌权后“脱武入公”，迅速公卿化。与此相对，崛起于东国的源赖朝并未如平氏那般依赖同姓族人，诸多平氏武士亦归附于他。源赖朝颁布御家人非内举不得在朝担任官职的政令［14］180，使其充当起“交换中介”的角色，改变了由朝廷主导的传统交换体系，进而切断了中下武士阶层与朝廷之间直接的仕途交换，即在保持官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与中下层武士进行交换的对象，从朝廷转变为以源赖朝为代表的武士栋梁。此外，地头职地头于庄园及公领中，行使征税、军事、警察等多项权力，逐渐在地方取得压倒性优势。亦成为将军赐予御家人的一种恩赏方式。被任命为地头，几近成为庄园和公领的实际统治者。此举标志着源赖朝在朝廷律令官职之外，开创了新的交换对象物。经过社会各势力的“分化”“整合”，日本中世社会，武士阶层逐渐放弃朝廷主导的交换体系，积极营造起自身主导的交换圈。

（二）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影响因素

交换物的归属清晰度受交换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交换者的地位差”“交换物属性”、交换双方“志向同一性”本文将“志向同一性”定义为“具有相似的道德、精神需求、兴趣爱好和共同记忆”。上。

首先，交换物的属性对于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影响不言而喻，以交换者A和交换者B的关系（图1）为例，依据交换物C、D的属性，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情况：（1）依据互惠原则，物质C的归属从A清晰地转移到B，而物质D的归属则从B清晰地转移到A。（2）C（精神）的属性决定了B对A的依赖性，使C的归属较为模糊，而D因物质属性使其归属较为清晰。（3）当C和D皆具精神属性时，以后白河法皇与源赖朝的交涉为例，《吾妻镜》载：“文治三年四月二日，因后白河法皇病体未愈，源赖朝数遣人探望，然未获痊愈之音信，故举行百部大般若经之传读仪式。”［14］213上述记载中，源赖朝给予后白河法皇精神上的祝愿，虽非物质实体，但源赖朝因此获得了社会赞誉等精神反馈。看似单向的赠予，实则仍是双向的交换。而为法皇祈祷之事，虽非源赖朝独有，但借此仪式获得的社会赞誉，体现了后白河法皇不可替代的地位。简言之，即使交换物皆无实体，越稀缺的交换物，其清晰度越模糊。

其次，交换者的地位差亦影响交换物归属清晰度。在中世初期，律令体制在东西日本差异特质下的延续是导致交换者地位差的因素之一。正如前文所述，这一交换者的地位差异导致公武之间交换过程中呈现“不对等”的现象。具体而言：（1）若交换者地位相对平等，则交换物的归属容易实现转变。（2）若交换者A与B地位不对等，则交换物的归属清晰度亦随之改变，即上位者A给予下位者B交换物C，其归属受上位者的影响，而下位者B难以保障交换物C的归属；反之，若下位者B给予上位者A的交换物D，其归属较容易实现转变。

再次，针对交换者的“志向同一性”，交换双方“志向同一性”高，交换双方倾向于“合二为一”，即交换双方对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要求降低。反之，则对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要求提高。下文以“志向同一性”中的“道德·信任度”为例。“平安朝时期，坂东武士之道德核心为‘献身’，即克己利人，实现无私奉献，武士主从依存关系的基础在于紧密的共同存在，实现自我牺牲与超越自我。朝廷虽标榜‘以德治国’，但贵族阶层在现实中追求个人享乐，违背正义国家之理念。”［15］贵族的利己追求，致使交换过程中的不信任感陡增，双方难以确认对方是否会履行交换承诺。因此，贵族主导的交换过程中，交换物归属清晰度至关重要。与此相对，武士阶层通过“克己去私”，提升了交换双方之间的信任感，即使交换物归属不甚清晰，亦能保障交换双方的权益。上述中央贵族和武士在道德观念及信任感上的差异，导致相应交换过程中对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需求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源赖朝与奥州藤原氏之间的主从依存关系

上文所述，交换双方“志向同一性”作为影响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因素之一与交换物归属清晰度一同对主从依存关系施加影响。结合具体史实而言，源赖朝与奥州藤原氏之间的主从依存关系，经历了由藤原经清时期的不稳定“主仆关系”逐步发展为藤原泰衡时期明确家人关系的过程。而上述转变，皆可归因为交换物归属明晰度的变化以及交换双方“志向同一性”的变动。

（一）源赖朝与藤原秀衡的“鱼水之思”

《吾妻镜》载：“廿四日（辛未），陆奥守秀衡之请文已至。其所贡之马匹、沙金等，可先运至镰仓，再转送京都。此事之后，源赖朝下达御文，言‘汝为奥六郡之主，予为东海道总官，按理应成鱼水之思’。”［14］182上述“鱼水之思”之言，引发笔者关注。考察“鱼水之思”一词，本源典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本用于“君臣之间”。然现有解释多偏重双方关系的深厚性，而忽视其君臣的初义。关于“鱼水之思”，笔者认为可参见历史渊源、现实状况以及史料推断三方面。

关于源氏与藤原氏之间的历史渊源，“前九年之役”时（敌对），源赖义生擒藤原经清，并怒斥其“汝先祖系吾家家仆却藐视旧主”［16］29，此记载虽证实了两者之间的“主仆关系”，但追溯两者关系，一方面，藤原赖远和源赖信之前，两氏并无明确的交集。藤原赖远本居于下总国，在平忠常之乱前后前往陆奥国，因与当地豪族安倍氏联姻，获任权少掾的国司职务，逐渐崭露头角［17］。另一方面，源赖信在平定平忠常之乱后，其河内源氏开始与坂东武士建立起主从依存关系。而藤原赖远却在此时远赴陆奥国，使两者之间缺乏构建主从关系的外部条件。至藤原清衡时期，经过“后三年之役”，虽投靠陆奥守兼镇守府将军源义家，并出任出羽与陆奥的在厅官人——押领使，管辖陆奥六郡陆奥国的奥六郡（胆泽、江刺、和贺、稗贯、斯波、岩手），奥州藤原氏以此为基础，统治逐步扩展至整个陆奥国。。然而，“十五日，陆奥人藤原清衡向关白藤原师实进献马匹”［18］表明，清衡为了维护自身在奥州的地位跳过义家直接与关白家搭上关系，亦从侧面反映源氏与藤原氏之间主从依存关系不稳定的特质。

历史渊源无须赘述，而在现实中，两氏亦经历了反复的对立与妥协过程。一方面，《吾妻镜》载：“治承五年八月十五日，任命藤原秀衡为陆奥守，平亲房为越前守，平助职为越后守，命他们一并讨伐各地源氏。”参见玉葉·第二［M］.東京：東京活版株式会社，1906：523.“养和二年四月（寿永元年四月），在源赖朝的授意下，江岛供养大辨才天。”［14］58此举亦是针对藤原秀衡。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奥州的朝廷贡物需经过镰仓再运往京城，这表明两氏之间亦存在一定的妥协。

从史料进一步推断而言，“泰衡是继承世代御家人遗迹之人”［14］281“陆奥押领使藤原朝臣泰衡，镇守府将军兼陆奥守秀衡的次男，母亲是前民部少辅藤原基成女，文治三年十月，继承父亲的遗迹”［14］295。上述两段出自《吾妻镜》的记载，虽可间接推断出“藤原秀衡乃源氏世代家人”，然非直接史料的明示。

综上可知，无论从历史渊源或是现实状况，均未见明确直接证据显示源赖朝与藤原秀衡之间存在深厚的主从依存关系。

（二） 藤原泰衡御家人身份的明确

“文治五年六月，三十日，戊午，大庭平太景能身为武家故老，通晓兵法，将军召见，向其询问征伐奥州之事。曰，‘此事曾问于圣上，但如今尚未获圣旨。汝且将御家人召集，如何？’景能不及思虑，奏曰：‘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闻天子诏书……然泰衡是继承世代御家人遗迹之人，虽然无圣旨，也可予以惩治。’”［14］281过去一般认为：“泰衡本是源氏的御家人，虽无圣旨，也可予以惩治。”［19］若按此解释，似可证明两氏间存在“鱼水之思”。然而，参见《全译·吾妻镜》“因此，泰衡是继承世代御家人遗迹之人”［20］91-92以及《全译·吾妻镜》中对“迹”的用语注解（1.死后留下的领地；2.后继者）［20］15，可推断若泰衡本为世代御家人，景能之言则无须加上“继承遗迹之人”。以三浦义明为例，三浦氏于衣笠城被畠山重忠所败，发出“身为源氏世代的家人，有幸遇上贵种再兴，何等可喜之事”［14］16的诀别言辞，明确表明了其作为源氏世代家人的身份。

奥州征伐之后，源赖朝致信吉田中纳言：“九月三日收到泰衡被诛消息，吾理应速速传首京城，但因路途遥远，加之泰衡乃吾历代相传之家臣，并非尊贵之人，故没有将其首级送至京城。”［14］297此刻，藤原泰衡为源氏世代家人的身份在史料中得以明示。

而上文景能所言“泰衡乃继承世代御家人遗迹之人”，理由有二：其一，奥州藤原氏与源氏之间的家人身份呈现间断且时常对立的状态；其二，藤原氏治下的陆奥地区，原为源氏家人旧地。源满仲、源赖信、源赖义、源义家四代都曾出任过陆奥守或镇守府将军，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前九年之役”之后，源赖义在陆奥地区获得了广泛的在地支持［16］25。因此，陆奥地区地方武士阶层与源氏之间或多或少有主从依存关系，但“多仅限于一代”［21］。随着时光流转，诸多主从依存关系逐渐消逝。在此背景下，大庭景能道出了“然泰衡是继承世代御家人遗迹的人”这一论断。因律令制下，奥六郡本属朝廷。源赖朝征讨奥州藤原氏，本纠结于朝廷是否下达讨伐许可。但随着律令制的衰落，皇权为稳固统治，与源氏达成“权力分享”，部分让渡了东山道、东海道的行政权力 参见玉葉·第二［M］.東京：東京活版株式会社，1906：642，646.，此转变导致隶属东山道的奥六郡的归属由清晰变得模糊。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降低使主从依存关系密切化，导致奥六郡的实际控制者奥州藤原氏与镰仓源氏之间一度消逝的主从依存关系再度恢复，其标志即为泰衡源氏家人身份的明确。

三、政权统治形态模型的提出

前文基于“交换物归属清晰度”“志向同一性”论述了“主从依存关系”，而围绕“主从依存关系”，下文提出了“政权统治形态模型”这一概念：主从依存度低，形成的圈子易离散，呈现收缩形态。相反，主从依存度高，构建的圈子则不易离散，呈现扩张形态。如图2所示，交换物的归属清晰度和“志向同一性”都会对主从依存关系产生影响。同时，“志向同一性”亦会对交换物归属清晰度产生影响。若交换双方的“志向同一性”较高，则对于交换物归属清晰度的要求可适当降低。然而，交换物归属清晰度对“志向同一性”并没有明确的反作用。

（一）收缩型、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的概念

政权统治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见表1。从收缩型政权统治形态向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转变的过程，即从初始阶段（1）经过中间阶段（2或3）转变成最终阶段（4）。反之，则是初始阶段（4）经过中间阶段（2或3）转变成最终阶段（1）。下文挑出1和4两个端点进行具体说明。

关于收缩型政权统治形态，各要素逻辑关系如下：交换物归属清晰度上升+“志向同一性”弱 →主从依存度降低 →呈现收缩型政权统治形态。具体而言，核心圈Ⅰ呈收缩状，皇权把高层贵族剔除出核心圈Ⅰ，同时把核心圈Ⅱ替换成主从依存度低下的阶层，例如基于科举制的士大夫群体。简言之，即内缩核心圈Ⅰ，减少核心圈Ⅰ与核心圈Ⅱ的粘连度，并加强核心圈Ⅱ的流动性，如图3所示。

同理，关于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各要素逻辑关系如下：交换物归属清晰度降低+“志向同一性”强→主从依存度上升→"""" 呈现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具体而言，核心圈Ⅰ呈扩张状，皇权或高层贵族逐渐扩大核心圈Ⅰ，增强核心圈Ⅰ与核心圈Ⅱ的粘连度，导致核心圈Ⅱ的流动性减弱，如图4所示。

（二）复合型政权统治形态的导入

在历史具象及现实社会的分析中，相较于上面两种基本模式，复合型同心三圈的模式更能有效解析问题。复合形态亦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与收缩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如图5所示。

具体而言，核心圈Ⅱ可细分为两部分，即核心圈Ⅱ1和核心圈Ⅱ2。定性该复合形态的依据在于核心圈Ⅰ与核心圈Ⅱ2之间的关系，处于次要地位的是核心圈Ⅰ与核心圈Ⅱ1之间的关系，见表2。

根据表2的模型，结合源赖朝与藤原秀衡的交涉史料进行具体解析：文治二年（1186年），整个律令体制已趋向于崩溃。相较于西国地区，东国对山野的开垦更甚，对东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武藏稻毛氏的稻毛庄（九条家领）的田数根据记载是二百六十町，其中新田是五十五町，新田是仅次于直营田的重要收入来源。”［22］这些在地“富豪”以“物部氏永之乱”“马党之乱”为开端，冲刷了尽显颓势的东国律令制。在此背景下，朝廷亦进行扩张型统治形态的尝试，具体而言，知行国制度知行国制度在11世纪末期随着封户制度的解体而逐渐形成。通过将受领的地位家产化，院近臣受领们即使升任为公卿，也通过让子孙成为国守来确保巨额的受领收益。与此同时，失去封户收入的公卿阶层也通过让子孙成为受领来获得收入。参见上岛亨.日本中世社会の形成と王権［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2：778.作为“公私混交”的产物，加深了知行国主与国守之间的主从依存关系，因此，该制度的实施可知院政为代表的朝廷方亦选择了主从依存度更高的扩张型统治形态。其外在表现：后鸟羽时期同历代院一样，在京武者组成北面武士，甚至把在京御家人组成西面武士以充实自身的武力，既有藤原秀康这样独属于后鸟羽的在京武者，亦有后藤基清、佐佐木广纲这样同时归属院和幕府的武士［23］。武家方面的镰仓方自不必说，奥州藤原氏亦是如此。陆奥征伐时期北奥和南奥应对源赖朝的进攻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该差异恐怕是地方武士对于奥州藤原氏的从属度差异所决定的。“奥州藤原氏在奥羽的统治不仅仅依靠押领使、镇守府将军、国守等国家公权以及藤原基成一族的纳入，亦依靠纳入的地域领主层。”［24］

前文源赖朝与藤原秀衡之间的交涉内容表明源赖朝本身“律令制体制”观念根深蒂固，即援引官职高低，试图把交涉双方纳入律令制框架之下。直到奥州征伐之后他给吉田中纳言的信件内容可视为其思想观念重大转变的“分水岭”，即把自身主导的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推广到了陆奥地区。具体而言，“寿永二年十月宣旨”使源赖朝获得了东海道、东山道的军事指挥权以及行政管理权，此时奥州藤原氏除维持与朝廷关系之外，不得不与源氏构建一种新的“依存关系”。史料记载藤原泰衡被明确为源氏家人即力证。奥州征伐之后，源赖朝向朝廷决然表明自己与藤原泰衡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别于“后三年之役”，即使被定义为私战，源赖朝业已取得了奥羽的控制权，即把自己主导的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加速推广到了奥羽地区。五味文彦认为：“在考察东国王权时，必须顾及奥州藤原氏的存在。藤原氏以奥羽地区为控制区域，在平泉建立了以馆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并具备王者的特质。他们向朝廷进贡马匹和金银，被朝廷认可为地方领袖，并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然而，源赖朝也掌握了关东武士向朝廷贡献的马匹，进一步确立了东国领袖的地位，并通过处理奥州藤原氏的马匹和贡金来达成这一目标。简言之，源赖朝在奥州藤原氏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国的王权。”［25］

综上所述，奥州藤原氏在其掌控的奥羽地区拥有强大的势力，可视作院（朝廷）主导复合型政权统治形态中核心圈Ⅱ2——受领层的一部分，在陆奥征伐之后被源赖朝割离开来并被归纳到自身主导的复合型政权统治形态中。宏观上而言，即可视为源赖朝主导的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逐渐与院主导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处于角力状态，并有成为整个社会主导形态的趋势。前者的核心阶层是核心圈Ⅱ2——世代御家人，而后者的核心阶层是核心圈Ⅱ2——受领层，前者相较于后者具有更广泛的阶层基础以及更牢固的主从依存关系。因此，武士阶层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上风并逐渐呈现压倒性优势便变得理所当然，这一点在承久之乱中得到验证。

结 语

正如本篇题目所指，“陆奥征伐前后的日本”是一个特别适于探究政权形态的样本，因其鲜明的时代特质：从纵向时间看，与律令制盛行时期相比，该时期主从依存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迁；从横向空间看，与同时期大陆国家在政权形态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日本长期处于交换物归属不明晰的阶段，外在表现为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陆奥征伐之后，源赖朝逐渐将其主导的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迅速推广至陆奥边疆以及西国。若之前对抗平氏是出于公战的目的，那么陆奥征伐便可谓是全面私战的代表，即便战后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在此过程中，源赖朝观念变迁处于“分水岭”，其外在表现即镰仓主导的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与朝廷主导的复合型政权统治形态处于角力状态，并伴随东国武士阶层的崛起成为主流，且呈现不可逆转的势头。

日本中央朝廷仿效大陆国家建立君主专制国家的过程中，吸收武士阶层成为中央朝廷实现集权化的重要手段。不同于大陆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实现官僚的充分流通，在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居于主导的日本社会，每一次君主专制集权的尝试都伴随对新兴武士阶层更广泛范围的吸收。具体而言：从院通过吸收源氏和平氏之流对抗藤原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到吸收足利尊氏之流实现建武中兴，中央朝廷对武士阶层的吸收是逐渐下沉的，以至于到了16世纪，下克上之风盛行。基于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下“阶层固化”的特质，对该时期日本政权形态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暂时把作为被统治阶层的百姓割离开，以聚焦统治阶层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研究缕析。从此角度而言，武士阶层的勃兴亦是法皇（天皇）为首的王家进行中央集权尝试的结果，日本武士阶层的抬头并不与中央集权有天然的矛盾性，其矛盾的基底在于之前处于底流的扩张型政权统治形态以新兴武士阶层为载体实现了“强势”回归，外在表现为利益关系更紧密，“志向同一性”更强、信任度更高的武士阶层逐渐退出了朝廷主导的交换圈，积极营造自我主导的交换体系。

此外，本文的立意基于对“东国国家论”以及“权门体制论”进行批判继承，进而提出政权统治形态概念。过往，“一元·二元论”更多着眼于分，却忽略了合，而黑田俊雄的“权门体制论”将各种政治势力置于一个框架内进行考量，但该理论框架在笔者看来带有“静止”的缺陷，未能很好地体现动态的变化。在一个社会中，虽然各个政治势力都呈现各自的统治形态，但都被置于社会主导政权统治形态之下，而主导政权统治形态的特征必然是“核心圈Ⅰ与核心圈Ⅱ1保持牢固关系，并拥有最广泛阶层基础的核心圈Ⅱ2”。因此，在上述逻辑推导下，“一元·二元”方都被置于社会主导形态的各圈层之中，因而“一元论·二元论”在逻辑面上亦难以立足。同时，主导政权统治形态中核心圈Ⅰ、核心圈Ⅱ1、核心圈Ⅱ2这些圈层的构成是动态流动的。具体而言：以日本中世的历史进程为例，即武家将王家以及一部分公家·大寺社上层排除出核心圈Ⅰ，逐步安置到核心圈Ⅱ之中，导致了公家·大寺社势力的加速下降。到了室町末期、战国时期，这些非武家权门的势力已趋向式微。“15世纪后半叶持续两个世纪，甚至出现了天皇祭祀权废绝的现象。”［26］至江户时期，整个扩张型复合政权统治形态中，武士政权已能不依靠公家·大寺社，由受朱子学熏陶的武士精英在核心圈Ⅱ1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武士栋梁形成复合形态的收缩部分，从而掌控整个国家。因此，本文“动态政权统治形态概念”的提出亦是对黑田俊雄“权门体制论”的若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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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orm of Regime Rul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quest of Mutsu

——Taking the Master-servant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as a Clue

Abstract：" Unlik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radual monarchical absolutism in mainland countries， medieval Japan was in a stage of unclear ownership of exchange items for a long time， which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master-servant dependence within and between social classes， leading to the long-term dominance of the expansionist compound regime in the entire society. Among them，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posite regime dominated by the court led to the gradual abandonment of the exchang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court and the active creation of its own dominant exchange circle by the samurai class with highly consistent “aspirations and identity”. Its external political manifestation i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posite regime dominated by the samurai initially became the social dominant form after the land and the conquest of Mutsu， which blocked the exchange channels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 samurai and the court， causing the court to lose the support of the emerging samurai class， and gradually fell behind i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hogunate. The Chengjiu Rebellion is a strong proof.

Key words： master-servant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Azuma Kagami; social exchange; form of regime rule; Minamoto no Yorit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