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中二元对立的消解与解构

[摘" 要]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因其独特的叙事风格而备受学界关注。解构主义以“延异”为核心概念，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旨在消解二元对立，为小说《宠儿》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消解《宠儿》中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过去与未来三组二元对立，展现莫里森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质疑，对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创造和谐生活环境的强烈渴望。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宠儿》" 二元对立 解构主义

一、引言

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之一，托妮·莫里森在其写作生涯中出版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并于1993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宠儿》是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女主人公黑奴塞丝逃离奴隶主庄园后被发现，在被追捕的过程中，塞丝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摆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亲手杀死了她，18年后，女儿的灵魂重返人间，不断折磨塞丝。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批判“结构”，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解构统一性和确定性，领导了解构主义的潮流[1]。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主要集中在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思想传统长期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基础上，如真理/谬误、言语/书写、善/恶、人类/自然、男性/女性等，这些对立关系往往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前者优于后者，后者被视为前者所衍生的“他者”。解构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这种二元对立，德里达引入“延异”概念，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消解二元对立。解构主义理论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通过模糊二元对立的差异来破坏它存在的基础。解构并非简单颠倒二元对立双方的位置和等级关系，而是通过消解差异，产生不确定性，实现对原有体系的瓦解。德里达以解构主义消解一切的二元对立观念，对形而上学形成了有力冲击[1]。

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不断审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传统看待世界的方式提出挑战，暗示只有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才能找到超越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偏见，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狭隘观念的路径[2]。

二、对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二元对立的解构

颠覆西方文学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传统是解构主义的一项重要特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探讨了多种二元对立，其中性别对立尤为突出，受到学界广泛讨论。在《宠儿》中，莫里森通过构建非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形象，消解了男女二元对立，体现在男性形象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塑上。

19世纪中期的主流社会仍以男权为中心，男性地位高于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常常随意支配女性，将她们视为生育工具。这一现象在黑人社区尤为突出，落后的生活环境导致文明衰退，欺凌和奴役女性已成常态。莫里森在多部小说中刻画了无知、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黑人男性形象，而在《宠儿》中，她则颠覆了这一风格，展示了其他男性形象，他们的地位与女性相当甚至更低。黑尔是塞丝的丈夫，但从未真正出现在读者面前，关于黑尔的描述最早出现在“甜蜜之家”，加纳先生称他为“男人”。黑尔的男性形象被赋予勤奋和责任感，但他缺乏反抗精神。在奴隶主加纳先生温和的管理下，黑尔可以组建家庭，也可以出去赚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然而，当“学校老师”接管庄园后，管理方式彻底改变，黑尔失去相对的自由，庄园里的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对黑尔来说，维护尊严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但在逃跑前，他目睹了塞丝遭受虐待的整个过程，却没有勇气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崩溃了。莫里森描绘黑尔时，试图削弱他的存在感，颠覆传统男性的主导地位。在莫里森的作品中，黑人男性常常表现出自私、贪婪和冷漠，鲜有对女性的肯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保罗·D，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弑婴事件后，塞丝一家孤立无援，黑人和白人都不愿与他们接触，但保罗·D对塞丝的行为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噩梦般的奴隶生活。他理解塞丝对女儿的深厚爱意，努力帮助她走出过去的阴影。他的支持和洞察力感染了周围的人，并帮助塞丝获得周围人的认可。最终，保罗·D和丹芙团结整个黑人社区赶走宠儿，给塞丝带来希望。莫里森塑造的两种男性形象都是非典型的：黑尔是懦弱的，保罗·D则展现了真正的男子气概，但不以大男子主义对待女性，如果说黑尔是用来削弱男性主体地位的角色，保罗·D则是男性人格的升华。

女性在社会中历来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劣势地位，通常被视为负责生育和服务丈夫的角色。这种刻板印象根深蒂固，甚至女性自身也难以察觉。然而，莫里森在《宠儿》中塑造了非传统的女性形象，试图抵抗父权社会的压迫。独立而坚强的塞丝在经历磨难后勇敢逃离“甜蜜之家”；温柔善良的贝比·萨格斯在经历多次骨肉分离的痛苦后仍然坚强地面对生活，引领他人在“林间空地”净化心灵；内向而冷静的丹芙勇敢走出家门寻找希望；纯洁善良的爱弥温柔地治愈塞丝的伤口，帮助她与家人团聚。这些女性角色展现出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拒绝被男性支配，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抗议不平等的社会。本文通过分析塞丝和贝比·萨格斯等女性形象，并探讨莫里森如何通过重塑女性形象消除等级秩序，解构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曾经的“甜蜜之家”中，塞丝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拥有选择配偶的权利，渴望婚礼。然而，当“学校老师”接管庄园后，她意识到身为奴隶的无助与绝望。在白人眼中，黑人和动物并无区别：“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动物的属性放在右边。”[3]为了避免女儿的属性被列为动物的一边，防止自己和孩子被白人奴役和屠杀，塞丝坚决逃离“甜蜜之家”以寻求自由。多年后，塞丝提到逃跑时说：“我成功了，我把大家都弄了出来。而且没靠黑尔。”[3]塞丝的成功逃脱表明女性不必依赖男性来实现目标，标志着一种新的强大而独立的女性形象的崛起。贝比·萨格斯度过了60年的奴隶生涯，仅享有10年自由。在漫长岁月中，自由的到来使她首次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手属于自己，标志着她自我意识的初次觉醒。为了感谢上帝给予的自由，贝比·萨格斯成了一名牧师，以治愈心灵为生。在贝比·萨格斯的布道中，她号召黑人爱护自己的身体，体现了她对女性独立自我的重视。虽然深受奴隶制度的影响，贝比·萨格斯仍在努力寻找身份认同，她的觉醒无疑为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奠定了基础。贝比·萨格斯与塞丝展示出女性形象的坚强、独立，她们敢于反抗压迫，冲破束缚，重建自我。莫里森通过重塑女性形象，挑战大男子主义，打破传统的女性依赖男性的观念，展现女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性别角色的平衡与互换。这样的角色安排体现了解构主义理念，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和自我认同。

三、对白人形象和黑人形象二元对立的解构

德里达主张，为了解构二元对立，首先需要消除等级秩序，然而解构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扭转两者的对立，而在于认识到它们可以相互包含和渗透[4]。莫里森强调，黑人并非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白人也并非总是残暴的统治者。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固守对黑人或白人的单一看法只会导致对等级制度的误解。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创造的一系列黑人和白人形象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是善良和慷慨的，也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是残忍和无情的，人性的善与恶并不是以种族和肤色来区分的。

奴隶制时期，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十分突出，生活在黑人社区外的白人群体给黑人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和压迫是导致黑人悲惨命运的原因之一，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在黑奴的眼中，“这个世界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3]，所以早期黑人在社区定居的时候，黑人和白人的二元对立仍然存在，且这种对立似乎不可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黑人对白人怀有恐惧和仇恨，小说中仍然存在善意的白人形象来调和冲突。在《宠儿》中，莫里森塑造了加纳夫妇，他们热情善良，在黑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在“学校老师”接管庄园之前，“甜蜜之家”充满活力和温暖，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展现出健全的人格，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可以选择伴侣。加纳先生是“甜蜜之家”的主人，他尊重奴隶，称他们为“男子汉”。与其他奴隶主不同，加纳夫妇给予奴隶们自由，黑人男子的地位与雇佣工人相似。在“甜蜜之家”，黑人妇女不必担心被随意出租，塞丝可以自主选择丈夫，结婚时还获得了自己的衣服和派对。尽管这些衣物和食物简陋，但与萨格斯等人相比，塞丝至少赢得了尊重。尽管加纳夫妇的态度可能带有冷漠，但在大多数奴隶主将奴隶视为动物的情况下，他们确实为黑人奴隶提供了一个“甜蜜之家”，带给黑人奴隶短暂的幸福。此外，塞丝在逃跑路上遇到了白人女性爱弥，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塞丝可能无法成功与家人团聚。尽管她们之间存在种族差异，但两人自然交流，分享相似的经历，爱弥也生活在充满苦难的环境中。莫里森强调，虽然爱弥是白人，但她也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饥饿和无教育的困扰，不是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爱弥与“老师”的残酷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她在人性与救赎上超越了许多受过教育的白人，尽管她曾称塞丝为“黑鬼”，可她并未将其视为低等生物，而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待。爱弥的善举，不仅跨越了种族之间的界限，还给了塞丝重新活下去的勇气。

同样，小说中的一些黑人形象也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人们常认为黑人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抗议不公的奴隶制，但实际上，黑人社区内部并不团结。早期黑人生活封闭，自私且麻木。莫里森在小说中隐晦地向读者展示了塞丝杀婴的间接原因。蓝石路的邻居们因嫉妒塞丝和贝比·萨格斯，在“学校老师”来逮捕塞丝时拒绝提供帮助，甚至没有一个人去给她的家人报信。当塞丝做出弑婴的极端行为时，同样生活在奴隶制下的黑人却无法理解她的行为，反而谴责并孤立她，承受过多压力的贝比·萨格斯最终抑郁而终，可以说，黑人社区的冷漠和偏执助推了此次悲剧的发生。尽管脱离了奴隶制，但黑人的前景并未因此变得光明，他们仍然固守成见，虽然接受了贝比·萨格斯的帮助，社区里的黑人却因嫉妒而不满。在塞丝弑婴后，社区的黑人认为塞丝有精神问题，这让他们获得了心理平衡。虽然黑人与黑人之间没有实际的等级秩序，但黑人社区中的侵略性人格和偏见导致一些黑人不公平地指责和伤害他人，形成象征性的对抗关系。幸运的是，在小说结尾，黑人联合起来赶走了宠儿，消除了这种象征性的对立，并帮助社区走出了过去的阴霾。黑人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以解构内部不和谐的黑人与黑人的矛盾，团结起来抵制白人统治，争取平等权利，尽管过程曲折，但真正实现团结后，黑人社区将成为重生的力量源泉[4]。

四、对过去和未来二元对立的解构

随着黑人获得自由并在社区定居，黑人群体的内部矛盾也逐渐凸显。黑人们在与痛苦的历史抗争中，既沉迷于过去，又渴望新的生活，这种内心的二元对立成为他们的主要困扰。《宠儿》的情节发展并未简单地把过去与未来对立起来，而是逐渐消解了二者之间的隔阂。

在黑人眼中，宠儿象征着残酷的历史和悲伤的过去，同时也代表着塞丝心中永恒的痛苦。她在“都会爬了”的时候被母亲割断了喉咙，从那以后，她的鬼魂便在一百二十四号徘徊，最终以真身出现，回到塞丝的身边。莫里森将宠儿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名字，并将宠儿描绘成黑暗中隐现的幽灵，以此揭示当时黑人眼中宠儿的形象。《宠儿》是黑人不敢提及也无法直视的历史，也是塞丝过去经历的象征，痛苦的回忆不断纠缠着塞丝的内心，使她无法继续新生活[4]。虽然这次宠儿被成功赶走，塞丝内心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二元对立暂时得以缓解，但“一百二十四号后面的小溪边，她的脚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3]，这表明要彻底驱散鬼魂并非易事。塞丝依然难以摆脱对白人的仇恨和过去的痛苦，幸运的是，保罗·D对她说：“我和你，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3]在保罗·D和丹芙的劝说下，塞丝逐渐意识到，所有的羞辱已成为过去，她应该追求新的幸福生活[4]。由塞丝所代表的黑人只有坚持种族内部和外部的和谐与宽容，才能调和内心的过去与未来。宠儿是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幽灵，过去无法完全被遗忘，如果执意摆脱那些羞辱性的记忆，将不利于黑人的成长与成熟。唯有保持接受的态度，勇敢面对过去，才能重建一个和平的内心世界，从而实现自我救赎。

丹芙象征着未来的希望，她是《宠儿》中的关键人物，也是塞丝的小女儿。丹芙的出现改变了整部小说的悲剧性质，点燃了蓝石路一百二十四号的希望。丹芙在驱逐宠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解救了被疯狂母爱奴役的塞丝，还成为一百二十四号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打开了这扇已经关闭18年的门。尽管莫里森对丹芙的描写不多，但她无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丹芙既坚强又清醒，虽然塞丝从未提及宠儿，但她对此心知肚明。宠儿的鬼魂曾吓跑了丹芙的两个哥哥，唯有她和塞丝留在一百二十四号，共同面对一切。起初，丹芙是孤独的，宠儿是她的秘密伙伴，她不曾离开一百二十四号，沉浸在自己的秘密空间里，逃避着外部世界。然而，当她看到宠儿日益贪婪地从塞丝那里索取，并目睹塞丝被鬼魂折磨时，为了保护妈妈不受宠儿的伤害，丹芙不得不从孤独和自我封闭中走出，寻求外界的帮助。她勇敢地迈出大门，向周围的人求得支持。面对过去，塞丝深陷其中无法脱身，是丹芙让当地的黑人明白塞丝所面临的困难，最终大家齐心协力驱逐了宠儿，帮助塞丝走出噩梦般的记忆。丹芙是新一代黑人女性的代表，象征着希望。她必须面对痛苦的过去，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并勇敢承担解放黑人的历史使命。丹芙通过实际行动证明沉迷于过去是徒劳的，并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只有走出过去，才能找到更美好的明天。丹芙在苦难中成长，最终自信地面对过去，期待未来。

五、结语

本文通过解构《宠儿》中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过去/未来三组二元对立，揭示了莫里森的创作意图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尽管莫里森并未自称为解构主义者，但她始终挑战美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其作品的观点、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解构主义思想相契合。作为一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大胆创新，将女性置于话语中心，打破男性霸权。此外，小说还体现了她对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强烈渴望。男女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共同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无论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当我们勇敢面对过去，才能迎接未来。

参考文献

[1] 王向峰.从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6（1）.

[2] 王勇智.莫里森小说中二元对立的消解与解构——兼论《柏油孩子》的人物塑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5）.

[3] 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4] 马彦婷.从解构到重构——论《宠儿》中黑人的自我救赎[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0（2）.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王可梦，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