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分析与提升策略

［摘要］西部县域中等职业教育是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也是推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对劳动产出系数β重新测算，计算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了解西部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而为县域职教科学化发展提供方向。结果表明，在时间上，广西2016—2019年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1%，2019—2022年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1.24%，在空间上贡献率整体呈现“工业型gt;农业型gt;生态文旅型gt;边境型”差异。通过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从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实施县域个性化定位与发展、全面打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等方面提出西部县域职教的建设方案。

［关键词］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作者简介］唐瑗彬（1988- ），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陈小丹（1998- ），女，贵州毕节人，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读硕士。（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职业教育重大课题“广西县域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研究及其定性定量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JD102，项目主持人：牟向伟）

［中图分类号］G717"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1-0038-08

2024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大动力》一文中指出，举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强省战略的核心举措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1］。职业教育作为与县域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教育形式，承载着对职校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职业技术培养的关键使命。县域职业教育既是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切实之需，也是夯实高水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但目前县域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县域中职教育）的办学定位存在与地方人才需求衔接脱节、产业发展不适配的矛盾，使得县域中职教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2］，亟须通过提质升级提高其对于县域经济社会的贡献率。

目前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研究多数基于全国整体或者全国的全部省份进行分析，聚焦于县域的研究较少 ［3］［4］，不利于县域中职与地区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大多研究侧重于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分析［5］，未聚焦于不同类型县域及同类县域间的差异性分析，对于不同类型县域教育与经济发展缺乏指导［6］，不利于缩小城市与县域教育的差距。此外，在进行贡献率测算的过程中，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国际通用的β值0.7，往往忽视了不同地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对β值的具体影响。这种忽视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不够精确，因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会直接影响β值的适用性。因此，在进行贡献率测算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以便对β值做出更为精准的调整，从而保证最终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为进一步了解西部县域中职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通过对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分析广西县域中职发展的基本情况与影响因素，进而为西部县域中职发展提供方向与路径。需要澄明的是，依据《广西统计年鉴》，截至2022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有70个县（含10个县级市和12个民族自治县），其中有64个县建有中等职业学校，共74所。中职是县域职业教育的主要层次，因此在进行相关数据收集与分析时，县域中职教育是主要的调查对象和数据来源。

一、职业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的理论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害，但仅用几十年时间，其经济就奇迹般地恢复至世界前列，其中的原因引起大量经济学家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为理解和分析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而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7］。

职业教育为国家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有效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相应的技术人才。职业教育通过培养能够快速适应技术变革、利用现代技术、具有知识迭代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积聚大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会加速知识、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累积，从而激活各区域的发展潜能。同时，人力资本的溢出效益能够满足其他地区的发展需求，为区域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进而推动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8］。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9］。职业教育在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同时，也能有效优化区域内从业者的技术结构，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另外，职业教育能够紧密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特点，对从业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从业者掌握发展地区经济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增强从业者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确保从业者能力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匹配。

为进一步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运用自创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对1929—1957年的美国国民经济增长额进行了深入分析。据他估算，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中，高达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这更加凸显了教育在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核心作用［10］。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数学家柯布（Charles 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就合作运用统计方法对美国生产函数进行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产生了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结合内生经济理论，基于舒尔茨的研究，运用主流分析方法，测算出美国教育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 ［11］。

基于此，本研究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通过重新测算β值，构建教育投入的劳动增长型生产函数，以广西为例探讨不同类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结西部县域中职教育的不足，进而提出促进县域中职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有效弥合东西部县域中职教育的办学差距。

二、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

（一）模型建构

选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人才培养作为输入量，将其层层分析，给予定量的计算，进而得到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是Y=AtKtαLtβ。但在衡量劳动力投入L这一要素时只讨论了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能充分考虑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事实上，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特别是通过职业教育途径实现的质量提升，对于经济增长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引入教育变量E，即Lt=LoEt。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形为Y=AtKtα（LoEt）β。对函数进行取自然对数并求导处理，经济增速的分析方程为y=a+αk+βlo+βe。上式中，y是经济增长率，a是年技术进步率，k是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o是劳动力年均增长率，e是教育投入量年均增长速度，α、β分别是产出对资本、劳动的弹性，且α+β=1（αgt;0，βgt;0）。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Ce=[βey]。引入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Re替代不能直接测算的教育投入量年均增长速度e，县域中职教育在教育中的占比为Eve，则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最终测算模型为Cve=[βRey]×Eve。

（二）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步骤

1.计算各县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通过广西各县域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可以计算出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Si=NiXi。其中，Si是人均受教育年限，Ni是各级教育年数（初中、高中、中职各3年），Xi是各级文化程度的比例。

2.计算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教育综合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衡量工具，专门评估一个地区居民接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计算公式为Em=PiSi。其中，Em是教育综合指数，Si是人均受教育年限，Pi是劳动简化系数。劳动简化系数体现出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借鉴已有研究［12］，初中、高中、中职的劳动简化系数分别为1.28∶1.38∶1.51。

3.计算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衡量的是，在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输入发生一定比例的变化引起的经济产出比例变化。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描述了单位劳动力输入与总体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重新估算β值，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变形，得到变形的公式为ln[YtKt]=lnAt+βln[L0tEtKi+]εt。

将数据代入上述变形的公式，并利用Stata16.0软件执行OLS（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最终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为0.552。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为0.7，0.552相比于0.7虽有一定差距，但该数值是用实际数据回归的结果，具有客观性，且与一些经济学学者所研究的结果接近［13］［14］，进一步说明了该数值的合理性。

4.计算县域中职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中的比重。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Re=（[EmEo]）[1n]-1。其中，Re是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m是不同年份取值，n是起止年份的间隔数，E0是开始年份的教育综合指数。则除县域中职的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为eve=（[E'mEo]）[1n]-1，eve是除县域中职的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E'm]为除县域中职的教育综合指数。因此，县域中职在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中的比重为Eve=（[Re-eveRe]）×100%。

5.计算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用价格指数对不同年份的各县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换算，求得GDP的经济增长率y。然后，将计算出的Eve、β、[Re]值代入最终模型Cve=[βRey]×Eve中，即可得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数据来源

通过《广西经济统计年鉴》《广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官网等渠道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对广西2016年、2019年、2022年院校数量、招生人数、学生规模、院校类别、师资状况、区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收集不同县域2016年、2019年、2022年计算贡献率的相关数据，依据最终模型进行贡献率计算。

依据各县的龙头产业与地理位置，将广西县域划分为工业型、农业型、生态文旅型以及边境型四种县域类型①。调研对象包含横州市、柳城县、鹿寨县等工业型县21个，隆安县、宾阳县、融安县等农业型县18个，马山县、上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等生态文旅型县23个，东兴市、那坡县、靖西市等边境型县7个，共计69个县域（含县、自治县与县级市，不含市辖区县）。

三、研究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但各县域贡献率差异减小

广西2016—2019年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1%，2019—2022年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1.24%。2016—2019年整体贡献率呈现正向增长，表明县域中职教育对县域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但2019—2022年贡献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布局调整和专业结构优化的指导意见》提出“全区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区域的地区人口规模、地区国民生产总值（GDP）、地区产业发展情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办学特色等因素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布局调整，合理确定辖区内的中等职业学校数量、类型和区域分布”。因此，2019年后广西的县域中职教育规模有所收缩，持中职学历的从业人员所占比例降低，导致中职教育在县域经济建设中的参与度降低，故而中职教育贡献率变低。

2016—2019年广西各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2019—2022年各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减少。2016—2019年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差为0.8591；2019—2022年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差为0.0246，远远小于2016—2019年的方差。2016—2019年，大部分县域的贡献率在-0.4198到1.0207区间范围，其整体均值为0.0613，但却出现6个明显的峰值。3个波峰依次是灵山县、田东县、合山市，贡献率分别为5.5931%、3.2690%、2.7560%。三县均为工业型县域，灵山县、田东县更是西部百强县，表明工业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发展势头较好。3个波谷依次是兴业县、蒙山县、忻城县，贡献率分别为-1.4998%、-1.4419%、

-1.1843%，其中兴业县是农业县，蒙山县与忻城县是生态文旅县。三者贡献率均呈现负值，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正负峰值的出现表明2016—2019年间各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参差不齐，其中，灵山县与兴业县的贡献率差距最大，最大极差数值高达7.0929，这更加证明了2016—2019年广西各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2019—2022年，各县域的贡献率在-0.7968到0.5224区间范围，其整体均值为0.0550，曲线波动明显趋于平缓，贡献率差异减少。尽管如此，不同类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探明广西县域职业教育之间的差异情况，按照上文县域分类继续对不同类型县域的贡献率均值进行解读。

（二）不同类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由均值视角入手，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分析。从横向看，2016—2019年各类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工业型（0.5518%）gt;边境型（0.2092%）gt;农业型（-0.0935%）gt;生态文旅型（-0.1288%）。经过查阅资料与实地调研了解到，工业型县域当地都具有产业或工业园区作为支撑，职业院校与企业的产教融合程度较高，特别是西部百强县（合浦县、灵山县、桂平市、北流市、田东县、平果县）本身经济实力较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较好，进而实现了双向受益的效果，总体上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边境型县域受地理位置影响，与内陆距离较远不能及时享受公共教学资源，使得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农业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负值，主要由于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大量缩减，一、二、三产业的跨链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生态文旅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其原因是中职学校专业与当地特色产业相脱节，学校办学较为困难。2019—2022年各类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工业型（0.0492%）gt;农业型（-0.0200%）gt;生态文旅型（-0.0578%）gt;边境型（-0.0800%）。工业型县域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与发展实力，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位于首位，这与当地的政策倾斜和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紧密相关，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在工业型县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其余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负值，很大原因是2019—2022年正值新冠感染时期，广西整体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加之为推进广西职业教育整体改革致使中职学校减少。

从纵向看，2019年后，农业型与生态文旅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升高，分别上升了0.0735%、0.071%；工业型与边境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分别降低了0.5026%、0.2892%。农业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一方面受职业教育规模影响，即招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相比于边境型与工业型县域是上升趋势（边境型县域的招生规模下降56.21%，工业型县域的招生规模下降12.13%）；另一方面是随着科技水平的革新，农业型县域中职教育具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生态文旅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说明中职教育对该类型县域的经济发展作用开始显现，中职学校教育与当地旅游业结合紧密，并开设旅游管理专业服务于地方经济。工业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说明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加快，县域中职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逐步弱化。边境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原因是边境型县域人口较少，缺乏支柱产业，职业教育办学缺乏特色与经费，毕业人数减少（2016年毕业生人数共计5290人，而2022年下降至2316人）。

（三）人均受教育年限是贡献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依据最终模型，发现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影响因素有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县域中职在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中的比重Eve、经济增长率y等，其中Re、Eve均受教育综合指数Em的影响，而教育综合指数Em是由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核心要素所决定的。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对计算贡献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高低可有效预测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从时间维度看，县域中职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下降趋势，2016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4326，2019年和2022年分别为0.8927、0.7089。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下降是由于广西中职学校布局调整和专业结构优化政策的发布，导致一些规模小、条件差、布局不合理的县域中职学校撤并，使中职教育接受者数量出现缩减。从空间维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工业型（0.8343）gt;农业型（0.8082）gt;边境型（0.7498）gt;生态文旅型（0.6420）。工业型与农业型县域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总体较高，这与县域政府重视、县域产业特性、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的耦合协调性分不开。而边境型与生态文旅型县域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总体较低，集中反映了该类型县域中职办学质量较低、职业教育与地区经济耦合度低等问题，需进一步聚焦特色产业推进中职学校高质量发展。

四、提升西部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策略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但不同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表现为“工业型gt;农业型gt;生态文旅型gt;边境型”。广西先后实施两轮职业教育攻坚，与教育部共建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出台系列改革政策，使各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减少，取得了明显成效，最大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公平。

（一）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稳定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广西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时间发展呈现差异减小的趋势，此现象深层次的动因在于近年来自治区教育厅实施了专项财政扶持政策，专项资金被精准投放于中职学校的对口援助项目中，显著促进了县域中职办学条件的优化与提升。为持续巩固并扩大这一优势，亟须构建更加完善且高效的资金投入机制。

第一，明确资金投入标准。县政府应针对职业教育领域，建立清晰的资金投入准则，这涵盖了具体的职业教育投资额度规划、多元化资金来源（如财政预算专项用于职业教育发展、行业专项拨款支持实训设施建设、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促进校企合作等），以及明确的使用方向（如“双师型”教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情景化教学设备更新、学生奖助学金支持等）。通过细化资金规划与预算控制，确保每笔资金都能精准投入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第二，建立透明的资金管理体系。县政府应制订详细的职业教育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和管理规范，明确各项支出的目的、标准、审批流程等，确保每笔资金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采用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如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或专门的职业教育资金管理系统，实现资金流动的实时记录和监控。数字化管理系统能自动追踪资金的收入、支出、分配和结余情况，从而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同时，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项目简报等多种渠道，公开职业教育资金的使用情况，提高资金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第三，建立效能评价体系。资金支持作为推进县域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应注重资金投入的效能产出。政府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创新职业教育评估体系，通过构建数字化职业教育评价机制和大型职业教育数据中心，保障评价过程的科学性以及评价成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二）实施县域个性化定位与发展，弥合各类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

2019年以来，广西先后出台了《广西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广西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制定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教学管理、实习管理、中职星级学校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文件［15］，整体上改革效果显著。尽管如此，不同类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仍需继续采取措施促进县域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不同的县域类型实施精准人才培养定位，明确联合培养模式，构建县域产教联合体，实现校政企三方协同推进，增强县域中职教育与地区经济需求之间的适应性。

工业型县域的定位应紧密围绕支持和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核心需求，培养适应新技术、新业态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政府制定促进工业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政策，创建工业园区和培训中心。同时，促进企业和中职学校在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的合作，共同建立研发中心或实验室，推动产学研用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中职学校结合县域工业特色开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开设实用技术课程，包括制造、自动化、信息技术等领域，强化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工业企业可开放自身的生产线或实验室，作为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不仅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机会，也可作为企业选拔优秀人才的渠道。农业型县域的定位需要贴合当地农业特色和发展需求，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农业人才。政府出台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提供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和设施支持。中职学校开设农业科技、农场管理、农产品加工等相关课程，聚焦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各环节，如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提供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融合发展。农业企业可参与课程设计，提供实训基地，与中职学校合作开发农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将新技术赋能于农产品。生态文旅型县域的定位应紧密结合生态文旅县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特点，注重培养养老、家政、文化传承类专业人才。政府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举办定期的产教融合会议等方式，增强行业、学校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中职学校建立文化旅游业人才培训基地，针对文化旅游产业的特点，提供旅游管理、酒店运营、导游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培训。鼓励学生及教师参与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如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等领域的产品设计。企业提供实习机会，与学校联合开展社区服务与培训项目，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到文化旅游产业中，实现地方经济的共赢发展。边境型县域的定位着眼于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和战略重要性，培养能够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国防安全以及促进跨境交流合作的专业人才。政府倡导企业与县域中职教育共同开展针对边境地区发展的研究项目，如边防安全、边境生态保护、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促进边境地区繁荣发展。中职学校开设边境管理、国际贸易、多语种教育等课程，针对边境地区跨境贸易的需求，培养懂得国际贸易规则、物流管理、海关申报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提高边境贸易的效率与规模。

（三）全面打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

广西不同类型县域中职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差异主要受到人均受教育年限因素的影响。可理解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业者通常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以及更高的文化素质，进而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可通过打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促进县域中职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教本科的人才贯通培养，实现不同教育层次间的有效衔接，进而提升职业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第一，实施县域中职、高职紧密互动的“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16］。推动区域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提升县域中职学校核心竞争力，着力推动县域中职学校内涵式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县政府统筹，高职院校牵头，推进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核心课程标准、核心课程的教材衔接，建立五年一贯、循序渐进、通专融合的“基础+平台+专项+拓展”的一体化课程体系，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进阶规律，形成工学交替、学用互嵌、螺旋递进的人才培养路径，进而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第二，县域中职学校应积极响应省域职教高考制度，打通学生上升通道。省域职教高考制度紧密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教育资源实际，借鉴国家层面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原则与区域实践的成功经验，明确“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首先，中职学校应增设文学、历史、哲学等基础课程，将人文素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结合职教高考需求，完善县域中职教育一体化专业目录，以专业大类进行划分，将专业大类中的基础性教育内容进行提炼，形成适用于学生的基础性教材。其次，中职学校根据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统筹设计各阶段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以提升学生技术技能水平为教学目标，以德技并修为育人理念，确定科学的教学顺序和教学逻辑，将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分为不同维度，分别对接县域产业需求与技术要求，着力解决中职生专业技能不扎实问题，对接职教高考的能力标准［17］。

［注释］

①按产业经济发展进行划分，县域中工业占GDP比重达到33.4%为工业型县域；耕地面积占本县总面积的2/3以上，90%以上为农业人口为农业型县域；生态环境良好，旅游业总收入占县域GDP10%以上为生态文旅型县域；县域与越南边境接壤为边境型县域。

［参考文献］

［1］刘儒，孟书敏，姜军.贫困县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44个县统计数据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4，36（2）：21-25+124-125.

［2］牟向伟，李开文.我国县域职业学校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研究——以广西三类典型县域的调查为例［J］.教育与职业，2024（13）：44-51.

［3］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教育与经济，2001（1）：1-5.

［4］［12］杭永宝.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类测算及其相关分析［J］.教育研究，2007（2）：38-47.

［5］包水梅，陈秋萍.我国区域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比较分析——基于近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5）：16-27.

［6］蔡文伯，黄卢涛.位移抑或协同：中职、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C-D函数与门槛模型的检验［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28）：24-30.

［7］卢绍娟.职业教育投资与职业教育制度运行研究［J］.职教论坛，2010（19）：81-84.

［8］苏维，杨红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域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路径选择［J］.教育与职业，2024（5）：5-11.

［9］曾绍玮.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17）：9-11.

［10］娄成武，史万兵.教育经济与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8-201.

［11］王振贤，石磊.现代西方经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85-90.

［13］李硕豪，耿乐乐.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7（10）：29-34.

［14］潘海生，徐东莹，宋亚峰.高等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时空差异——基于2000—202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23（9）：105-116.

［15］邱烜.专家面对面：广西职教改革进行时［J］.当代广西，2022（13）：52.

［16］徐伟.从形式一体化走向内涵一体化：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新使命——中高职贯通培养交流会议综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0）：88-95.

［17］马永军，袁潇.职教高考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