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创新的边际贡献超过传统物质性生产要素,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更多源于管理者认知的转变,而不再由异质性的资源所决定。本文探讨了行业场景中管理者的战略认知相较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考虑了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在其中所发挥的路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能够显著促进以专利申请量为表征的技术创新数量,提高以专利外部引用为表征的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式学习和知识组合多样性在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到来自家族权威和行政制度的干预,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在非家族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创新效果。研究结论从战略认知差异视角拓展了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同时为理解中国企业的创新决策逻辑、探究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战略认知差异;技术创新;探索式学习;知识组合多样性;文本主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儒家传统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基于公开数据的实证研究”(71871122),“资本市场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71772090)。
0 引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社会,以知识投入为主的生产要素结构进一步突出了“人”的作用。由此产生的实践变化也进一步催生了组织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变革:从关注组织结构性要素转向内部“人”的认知和行为,即主张把个人或组织的认知视为“技术路径创造过程”的生成力量[1]。除了在微观层面确立了认知对创新的根源性影响之外,既有研究还关注到不同个体或组织会在行业宏观层面达成技术共识。这种有关技术的共识性认知被定义为行业主导逻辑、主导设计以及技术范式等不同概念[2]。少量案例研究表明,企业受制于行业主导逻辑会限制其对新技术或新实践的理解,从而与新的技术机会失之交臂[3],典型案例如柯达、宝丽来和摩托罗拉等。然而,对微观企业而言,偏离行业共识性认知是否一定具备技术创新价值仍然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
如何在认知层面处理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主体性与行业主导设计之间的关系关乎企业技术演进的方向与可能的技术创新结果。一方面,行业内主导的技术设计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效应”,使技术研发人员对可能的替代性技术视而不见。主导设计提供了检查技术可行性的通用评估例程,有关新技术的范例数据与传统评估程序之间的不匹配容易使研究人员将其视为噪音,进而终止对新技术的探索[3]。另一方面,主导设计不仅为行业内不同组织、不同技术研发人员建立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念基础,同时能够为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提供经验参照,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4]。因此,为了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微观层面的认知与宏观层面的共识性认知应保持一致性还是应有所不同,学术界对此回答仍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已有文献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以下重要问题。①认知的主体缺乏统一性。例如,GARUD和RAPPA[5]以人工耳蜗从单通道技术向多通道技术的范式转型为例,讨论了两项技术的研发人员从技术博弈到达成技术共识的过程;VECCHIATO[3]则以组织认知为基础,讨论了柯达—惠普、摩托罗拉—诺基亚的技术竞争结果。由于科层组织中权力因素的影响,不同认知主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6]。②认知的内涵具有狭隘性。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以工程经验为主的技术认知,例如,行业主导设计和技术范式等概念强调认知的技术倾向性,而忽略了认知对于更为广泛的组织外部环境的理解与建构意义。③研究的对象具有单一性。已有研究采用单个或多个企业的案例研究方法,或针对某一单一的技术形式(如人工耳蜗),探讨微观企业认知与行业共识性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必要的普适性及可拓展性。
考虑以上几点,本文将认知主体锁定为企业高层管理者,考察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偏离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方面,作为企业内部最具影响力的角色,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HAMBRICK和MASON[7]也指出组织的战略及其结果是组织中强势成员价值观和认知的反映。由于技术革新或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创新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及不确定性,创新过程高度依赖管理者的认知与判断。另一方面,战略认知是管理者在解释战略问题时的信息过滤以及意义建构过程,体现了管理者对内外部环境的整体认识[8]。并且,行业模型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集体信念系统,属于同一行业不同企业的管理者会对其所属的行业环境产生相似的战略认知[9]即共享信念。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不一致性或差异性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待进一步探究。战略认知学派将管理者对环境的选择性关注与解释分为注意力配置与意义建构两个过程[8]。从注意力基础观的角度来看,战略认知差异反映了管理者注意力焦点的转移。JOSEPH和WIL‐SON[10]认为,吸引组织注意力转移的环境刺激通常与现有知识领域无关,外部知识源的变化驱动了组织通过探索式学习来掌握新领域的知识。从意义建构角度来看,共享信念作为管理者理解技术不同方面之间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限制了组织进行知识组合的多样性。因此,鉴于知识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能够作为战略认知差异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采用LDA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对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MDA)进行文本主题分析,量化了管理者在行业场景下的战略认知差异。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揭示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并且从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两方面探讨了战略认知差异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路径。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引入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对微观认知主体性的技术创新价值进行了检验。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是微观层面认知与行业宏观层面的共识性认知之间互动关系的映射。本文通过厘清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微观企业认知主体性的创新价值。②从企业技术创新角度补充和丰富了学界对于战略认知差异决策后果的认识。尽管有研究认为管理者对行业主导设计的适应性与依赖性是企业技术创新乏力的症结所在,但这一结论仅得到了少数案例经验的支持。本文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解决了行业情境中战略认知差异的度量问题,对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探索,形成了对既有研究结论的补充。③基于注意力基础观与意义建构理论,本文建立了“认知—知识搜索/知识重组—创新”之间的因果解释链,将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作为战略认知差异影响技术创新的两条中介路径,厘清了战略认知影响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 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
认知视角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是行动者对已有知识图式进行创造性组合的结果,这种组合会引发对技术不同方面因果关系的全新认识[5]。作为组织创新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管理者对环境进行选择性关注与解释的战略认知过程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11]。战略认知源于管理者对其过往经历的编码,包括独特的历史经验与行业隶属关系[12]。一方面,管理者自身经历塑造了对技术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相较于其他组织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行业隶属关系也会影响新技术的构建方式。战略管理学家认为,同行企业间的长期竞争互动会衍生出一套行业共享信念,这些信念包括对交易对象、资源图式、技术标准等的共同感觉[9]。行业共享信念使企业管理者对技术所需资源的类型及性质、技术应用领域以及技术特性形成既定认识,会阻碍新知识组合的出现。因此,在管理者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企业技术创新将更多来自管理者认知的转变,即形成与已有共享信念差异化的战略认知。
管理者的战略认知是其关于商业环境中涌现的各类变量及其因果关系的信念[8]。战略认知学派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区分为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两个方面[13]。前者是指管理者认知图式或知识结构中包含的关键概念与核心变量,能够帮助管理者获取、保留和处理特定领域的信息;后者是指管理者对不同概念或变量间关系做出的因果解释,能够推进管理者对技术创新方案与商业机会之间的匹配性和适宜性的理解。因而,管理者区别于行业共享信念的战略认知能够从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关键影响。
一方面,在结构上,战略认知差异体现了管理者认知结构中存储的有关环境、资源以及战略等的决策变量与行业共享信念有所不同。这代表了管理者注意力焦点相较于行业共同经验所发生的改变。注意力基础观认为,管理者的注意力会聚焦于对实现企业经济目标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变量。而这些变量在管理者的认知结构中将会占据较高的认知权重,是引导企业做出特定战略行为的指挥棒[14]。已有研究经验表明,管理者注意力焦点的变化以及在创新领域较高的注意力配置权重会带来更多的组织创新。THOMAS[15]认为,当管理者执着于探索环境中的新刺激时,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企业创新活动中。YADAV等[16]的研究表明,管理者注意力的配置会影响企业对创新机会的识别、开发和利用。因此,管理者的注意力焦点偏离行业共享信念有利于引发其有关技术路径、创新策略等价值实现方式的变革,进而能够触发组织的技术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在认知过程上,战略认知差异还体现了管理者能够脱离行业既有的意义建构系统,对不同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新的诠释。①共享信念作为管理者理解技术问题的“经验法则”,会造成管理者在处理技术不同方面因果关系时的启发式决策心理。例如,周江华等[12]的研究表明,以行业工程经验为主的适应型认知模式会制约企业在技术原理层面的探索性创新,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性。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在认知层面突破既有的意义建构系统,能够对现有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形成新的认识,这为企业寻求新的价值增长点与技术创新机会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②意义建构理论表明,管理者将认知结构中存储的核心概念与现有的商业实践建立因果联系,能够形成更具实践价值的新产品开发思路与技术变革路线[17]。战略认知差异化程度高的管理者通常具备更高的认知需求,会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构建外生刺激与结果间的复杂因果联系[18]。因而,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有利于减少根据行业共享信念等初始意义建构的不确定性,提高技术创新方案与创新机会匹配的适宜性与有用性,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失败风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1.2 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的中介效应
由上文分析可知,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差异性在结构上表现为注意力焦点的变化,而在认知过程上则反映了意义建构的不同。这两方面的不同引发了战略认知差异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两条中介路径。①从注意力配置角度来看,管理者认知结构中所包含的核心概念区别于行业共享信念,这种注意力焦点的改变创造了组织在全新领域进行知识探索与学习的机会,有利于企业的探索式学习。②从意义建构角度来看,管理者对不同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产生了新的理解,有利于帮助组织建立跨领域知识链接,增加企业知识组合的多样性。鉴于探索式学习[19]与知识组合多样性[20]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二者在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能发挥重要的路径传导作用。
探索式学习是指突破路径依赖与经验惯例,不断搜寻和获取新知识与新发展机会,超本地范围的一种知识搜索行为[21]。探索式学习获取的新知识有利于支持、补充或拓展企业当前的研发能力,帮助企业采用全新技术方案与新旧结合的技术方法处理技术创新问题,推动企业完成产品与技术的更新换代[19]。注意力基础观认为,注意力配置是决策者感知和理解事物的前提,注意力的分配会主导企业搜寻何种信息,并据此做出决策的过程[14]。当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较小时,管理者的注意力焦点仍停留在行业常规技术路径上,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受行业技术范式的同构影响,组织的学习过程仍以局部搜索为主。例如,TRIPSAS和GAVETTI[22]的案例研究表明,虽然宝丽来在数字成像技术发展早期就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投资,但宝丽来的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在传统商业模式下进行知识搜索与学习,导致技术未能成功商业化,最终造成了宝丽来的失败。随着管理者对行业共享信念认同度的降低,管理者的注意力焦点发生迁移。此时,企业所关注的问题超越了行业既有的经验范式,管理者需要通过探索式学习来解决企业技术发展中面临的全新问题。例如,陈戈和徐宗玲[23]发现,代工企业从委托代工制造到自主研发设计并最终建立自主品牌的过程中,管理者从“产品本位”跨越到“消费者本位”的认知变化能够驱动组织通过探索式学习搜索新战略阶段所需的知识。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探索式学习在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也能够增加企业知识组合的多样性。知识组合多样性是指企业在技术发明创造过程中进行跨领域搜索和重组知识元素的幅度[24]。知识组合多样性越高,表明知识元素跨技术领域的范围越大,知识的异质性程度越高。马荣康和王艺棠[24]认为异质性知识的导入有利于企业更容易获得互补性技术和高质量的创新机会。DATTA和JESSUP[20]也认为在不同技术领域内进行知识组合,尤其是重视耦合那些远离核心技术领域的知识元素,有利于提高企业突破性创新发生的概率。因此,知识组合多样性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受到经验偏差的影响,决策者倾向于把对新事物的理解削足适履地归并到已有的认知图式中,从而限制知识组合的多样性[25]。TRIPSAS和GA‐VETTI[22]的研究表明,企业依赖惯例维持现有领域的决策效率会产生认知惰性,这将阻碍企业探索和开发新的知识组合。因此,当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偏离行业共享信念时,关于知识元素之间关系的意义建构传统被打破。这有利于管理者构建不同知识元素间的新组合,形成更多跨技术领域的知识组合方案,增加企业知识组合的多样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 知识组合多样性在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21年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检验战略认知差异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初始样本基础上剔除了变量严重缺失、存在极端异常值、未连续经营以及ST类样本,最终获得15 37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数据来源方面,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战略认知差异变量为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MDA)的文本主题分析结果;其他财务及治理变量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采取了1%与99%分位的缩尾处理。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采用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总量(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专利)测量企业技术创新(Inno)。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年度专利申请总量进行了加1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2.2.2 解释变量 参考HAANS[26]所采用的主题分析方法,采用文本潜在语义分析技术——LDA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并通过Python编程对年报中的MDA章节进行主题分析。本文通过计算文本的潜在主题概率,得到了管理者在行业共同关注的战略主题上赋予的认知权重,以此作为计算战略认知差异的基础指标。
第一,分“行业—年度”建立MDA语料库。考虑不同行业在业务范畴以及不同年份外部发展环境的差异,本文将同一行业在同一年份的企业MDA文本纳入同一集合,并通过去除停用词以及Jieba分词,将文本集合转化为语料库。
第二,主题数量确定。主题数量的确定会影响LDA模型对文本数据的解释效果,即主题数量越多,主题间的相似度越高,所得到的主题概率权重将相应降低。参考TAEUSCHER等[27]的做法,本文比较了主题数为50、30及20的主题模型提供的关键词矩阵,并发现主题数为20能够更好地体现不同主题之间的独特性及可解释性。因此,本文将主题数量设定为20,进行实证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将主题数量更换为30。
2.2.3 中介变量 参考GUAN和LIU[28]的做法,将观测年份所申请的专利的四位IPC分类码与企业过去五年内申请专利的四位IPC分类码进行比较,若某一项专利的IPC分类码在过去五年中未曾出现过,则判定为探索式学习。之后,将计数结果按年度进行加总,并对该加总结果进行了基于企业规模的标准化处理,以此作为探索式学习(Explore)的代理变量。参考马荣康和王艺棠[24]的做法,以专利的四位IPC分类码数量,并基于企业规模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此来衡量企业的知识组合多样性(Kdeversity)。
2.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9],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特征(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盈利能力等)、公司治理特征(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等)、高管团队特征(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并且,由于战略认知差异由文本分析所得,将MDA文本长度纳入控制变量。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2.3 检验模型
本文采用模型(1)检验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专利产出均值为2.282,最大值为6.312,标准差为1.631,这表明在制造业企业中存在较大的创新差距。战略认知差异方面,与30个主题数相比,主题数量设定为20时,各项统计数据的绝对数值变化更大,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文主题数量选择的合理性。以20个主题为例,战略认知差异的均值为0.377,远低于最大值1.674,且标准差为0.305,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较小,这说明行业内大多数管理者的决策逻辑会受到行业共享信念的影响。其余变量的数据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在此不再赘述。
3.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为主效应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3中第(1)列、第(2)列检验了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列(1)中未考虑地区和年份效应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375(t = 9.189)。在控制地区和年份效应后,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二者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H1得证。
表3中的列(3)~列(6)采用了逐步回归法来检验探索式学习(Explore)与知识组合多样性(Kdeversi? ty)的中介效应。由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战略认知差异与探索式学习的回归系数为0.113(t = 4.059),表明战略认知差异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学习。列(4)同时加入了战略认知差异和探索式学习,两者对技术创新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战略认知差异的回归系数从列(2)所示的0.329下降至0.262,表明探索式学习在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2a得证。列(5)的回归结果表明,战略认知差异显著促进知识组合多样性(α=0.052,t=5.061)。列(6)同时加入战略认知差异与知识组合多样性,二者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且战略认知差异系数相较于列(2)减小。因此,知识组合多样性在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之间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2b得证。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更改主题数量 本文将主题数量扩展为30个,按前述的变量定义过程,重新计算得到战略认知差异,并代入回归模型。表4中的第(1)列汇报了主题数量变更后的OLS回归结果,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假设检验结果保持一致。
3.3.2 更改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专利数据度量技术创新,但专利数据存在右偏分布问题。OLS回归方法假设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但对于右偏数据,误差项的分布可能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而是偏态分布,这会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差。因此,将回归模型更换为Tobit模型,该模型能够处理因变量存在截断或者有界的情形,适用于解决因变量的右偏分布问题。表4中的第(2)列汇报了Tobit模型回归结果,战略认知差异显著促进技术创新,结论保持不变。
3.3.3 PSM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可能导致的研究偏误。①利用战略认知差异的年度均值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将高于均值的样本设定为高战略认知差异组即实验组,并赋值为1;将低于均值的样本设定为低战略认知差异组即控制组,赋值为0。②由于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受到高管个体特征以及企业整体特征的共同影响,因而将前述提及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并执行Logit回归,以获得倾向得分值。③根据倾向得分值采用1∶1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配对,配对后发现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以及各匹配变量的均值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配对结果有效。④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再次回归。表4中的第(3)列是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的OLS回归结果,主要系数与前述研究保持一致,结论依然稳健。
3.3.4 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选择高管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Land)作为战略认知差异的工具变量。管理者的认知受到原生地理环境的烙印影响。地形起伏大的地区往往具有较低的交通便利性与对外开放程度,在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下,个体认知的离散程度较小,易形成封闭保守的认知思维。高管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与其战略认知差异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满足相关性。同时,高管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并不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满足排他性。在匹配高管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时,由于部分高管出生地信息未在高管简历中披露,导致一定样本的数据缺失。因此,本文样本选择为整个高管团队,并计算了同一年份下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之和,最终获得7 175个观测值。由于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LIML)具有良好的小样本性质且能克服弱工具变量的影响,故使用该方法进行工具变量回归。表4中的第(4)列汇报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管出生地的地形起伏度与其战略认知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4中的第(5)列汇报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工具变量调整后的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3.3.5 其他稳健性检验 考虑专利类别间的价值差异,本文采用年度发明专利申请数量+1的自然对数重新测度企业技术创新。另外,考虑“认知—行为”之间会存在一定反应时间,本文对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再次进行回归。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未发生改变。为节省篇幅,未在表格中汇报。
3.4 进一步分析
3.4.1 战略认知差异的创新后果再分析 本文从技术创新质量出发,对战略认知差异引致的技术创新后果展开再分析。技术创新质量体现了一项技术发明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具有较高的技术价值,因而能够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专利的被引频次体现了技术创新的溢出水平,间接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与市场认可度。因此,本文采用年度专利被引频次之和+1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质量的度量指标(Cited)。由表5第(1)列可知,战略认知差异与专利被引量的回归系数为0.498(t = 10.598),表明战略认知差异显著促进企业专利的被引水平,同时也说明受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影响的技术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在技术市场上能够获得更高的应用价值。
3.4.2 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具体分为家族企业和产权性质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以血缘宗亲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因此,家族企业存在天然的集体主义色彩的组织文化烙印。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心理会强化管理者的身份认同意识,使管理者的决策逻辑自动嵌入既有规范中,负面影响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相比家族企业而言,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在非家族企业中表现出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本文按照样本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进行分组。表5第(2)列、第(3)列实证结果表明,在非家族企业样本(Family_N)中,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399(t = 6.757);而在家族企业样本(Family_Y)中,二者的回归系数为0.247(t = 3.949)。按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战略认知差异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家族企业中更强。并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b0-b1)也进一步验证了二者系数差异的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了家族企业的集体主义思维对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产生束缚效应,会弱化战略认知差异的创新效果。
产权性质是组织微观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深刻影响了组织决策的制订与执行。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由相应的政府部门选聘,其战略决策受到行政干预,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所能发挥的空间有限。相较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具有直接作用。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表现是其人力资本价值的体现,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获取更高的创新溢价。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将差异化的战略认知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意愿更加强烈。本文按照产权性质进行样本分组,由表5第(4)列、第(5)列可知,在非国有企业(State_N)样本中,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870(t = 6.104);但在国有企业(State)样本中,二者的回归系数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战略认知差异的技术创新效应受到产权逻辑的影响,只有在宽松的制度空间中,管理者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才能被释放。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主题分析技术量化了管理者在行业场景中的战略认知差异,检验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①管理者偏离行业共享信念的战略认知能够突破既有认知规范,显著促进了以专利申请量为表征的技术创新数量,有利于改善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企业专利的被引频次;②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在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偏离行业共享信念导致注意力焦点变化,新的外部刺激引发了组织的探索式学习行为,与此同时,管理者对不同概念间因果关系的新认识有利于开展跨领域的知识重组行为,提升了企业知识组合的多样性,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成为管理者突破认知约束、开展技术革新的必由之路;③战略认知差异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受到家族权威和行政制度的干预,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在非家族企业与非国有产权样本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创新效果。
4.2 研究贡献
首先,本文聚焦于“微观认知的主体性与宏观层面共识性认知的互动关系”这一主题,讨论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对VECCHIATO[3]、KAPLAN和TRIPSAS[4]关于“在个人和共同信念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对技术创新提出的矛盾性要求”进行回应,从企业管理者的微观视角肯定了偏离行业共识的战略认知模式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尽管少数案例研究表明,管理者对既有行业经验的适应性与依赖性是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认知根源,但这一研究结论缺乏必要的普适性及可拓展性。本文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度量了行业场景下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差异,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检验了战略认知差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已有研究结论进行了补充。
其次,本文从战略认知差异视角拓展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研究。已有文献将认知视为“技术路径创造过程”的生成力量,揭示了认知对技术创新的根源性影响。但有学者认为组织管理研究中的认知概念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缺乏与组织管理实践的有机联系[30]。本文结合注意力基础观与意义建构理论,在行业场景中提炼战略认知差异这一概念,并讨论了战略认知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利于从战略管理情境拓展学界对“战略认知—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
最后,本文将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引入战略认知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揭示了战略认知差异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机制。既有研究表明,企业的资源基础、动态能力为技术创新提供组织保障,而知识则构成技术创新的本质。已有研究探讨了由战略认知支配的资源行动与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31],却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知识的路径作用。本文将探索式学习与知识组合多样性引入“战略认知差异—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有利于从知识搜索与知识重组的角度补充认知影响创新的路径研究。
4.3 管理启示
一方面,企业高管人员是技术创新决策的制订者,其内在的认知结构决定了创新信息的筛选与利用,最终对企业创新结果产生根源性的影响。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突破个体认知的思维惯性,培养与行业共享信念差异化的战略认知,是当代企业家的不二法门。对企业所有者而言,在管理人员选聘与培养过程中,不仅要拓宽人才选聘渠道,吸纳具有差异化经验背景的企业管理人员,为组织战略设计注入新的创新因子,同时也要警惕在位者可能产生的决策惯性问题,加强对在位管理人员的创新培养。
另一方面,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对于家族企业,要进一步明确家族企业所有权人与管理者的权力分割,为管理者的创新决策提供充足的自由裁决空间,确保管理者自由意志的实现;对于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任免制度,推动管理层选聘的去行政化,为管理者创新才能的发挥营造宽松的制度空间。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一方面,本文揭示了管理者的战略认知与行业共享信念之间的不一致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静态影响。然而,行业共享信念对企业管理决策的支配强度会随行业或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化而发生动态改变。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在不同动态情境中战略认知差异的创新后果。另一方面,本文以行业类别为基准来定义宏观层面的共享信念,但企业之间更为紧密的战略互动会发生在内部一致性程度更高的战略群组内部,以战略群组为单元构建的技术共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将更为显著。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缩小比较层级,从战略群组的角度来进一步检验企业认知主体性的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NIGHTINGALE P. A cognitive model of innovation [J]. Research Policy, 1998, 27(7): 689 - 709.
[2] WINTER S G.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 in alternative technological regim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1984, 5(3/4): 287 - 320.
[3] VECCHIATO R. Disruptive innovation,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utcome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6(3): 116 - 128.
[4] KAPLAN S, TRIPSAS M.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applying a cognitive lens to technical change [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5): 790 - 805.
[5] GARUD R, RAPPA M A.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3): 344 - 362.
[6] NARAYANAN V K, ZANE L J, KEMMERER B.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strategy: an integrative review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1): 305 - 351.
[7]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 - 206.
[8] SCHWENK C R.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8, 25(1): 41 - 55.
[9] ABRAHAMSON E, HAMBRICK D C. Attentional homogeneity in industries: the effect of discretion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18(S1): 513 - 532.
[10] JOSEPH J, WILSON A J. The growth of the firm: an attention-based view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 39(6): 1779 - 1800.
[11] SADLER-SMITH E, BADGER B. Cognitive styl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Technology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8, 10(2): 247 - 266.
[12] 周江华, 李纪珍, 刘子諝. 双重机会窗口下管理认知模式与创新追赶路径选择——以中国风电产业的后发企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 2022(3): 171 - 188.
[13] MEINDL J R, STUBBART C, PORAC J F. Cognition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five key question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3): 289 - 293.
[14]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S1): 187 - 206.
[15] THOMAS A B. Does leadership make a difference to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8, 33(3): 388 - 400.
[16] YADAV M S, PRABHU J C, CHANDY R K. Managing the future: CEO attention and innovation outcome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7, 71(4): 84 - 101.
[17] PANDZA K, THORPE R. Creative search and strategic sense-making: missing dimensions in the concept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20(S1): 118 - 131.
[18] CACIOPPO J T, PETTY R E, FEINSTEIN J A, et al. Dis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motiva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individuals varying in need for 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 119(2): 197 - 253.
[19] 付晓蓉, 栾睿, 庞晶. 渠道学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组织惰性的视角[J].科研管理, 2019, 40(1):76 - 88.
[20] DATTA A, JESSUP L M. Looking beyond the focal industry and existing technologies for radical innovations [J]. Technovation, 2013, 33(10/11): 355 - 367.
[21]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1): 71 - 87.
[22] TRIPSAS M, GAVETTI G. Capabilities, cognition, and inertia: evidence from digital imaging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0): 1147 - 1161
[23] 陈戈, 徐宗玲. 代工企业战略升级的阶段性框架——基于管理者认知与动态能力的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4): 96 - 104.
[24] 马荣康, 王艺棠. 知识组合多样性、新颖性与突破性发明形成[J].科学学研究, 2020, 38(2): 313 - 322.
[25] REGER R K, HUFF A S. Strategic group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2): 103 - 123.
[26] HAANS R F J. What’s the value of being different when everyone is? The effects of distinctiveness on perfor‐mance in homogeneous versus heterogeneous categor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0(1):3 - 27.
[27] TAEUSCHER K, ZHAO E Y, LOUNSBURY M. Categories and narratives as sources of distinctivenes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and across categor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2, 43(10):2101 - 2134.
[28] GUAN J, LIU N.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in knowledge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a patent analy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of nano-energy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1): 97 - 112.
[29] 李大元, 蒋佳霖, 韩扬帆. CEO从军经历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3, 35(5): 163 - 174.
[30] 吕迪伟, 冉启斌, 蓝海林. 认知学派与战略管理思想演进、发展与争鸣[J].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3): 214 - 224.
[31] 王旭超, 胡香华, 凌畅. 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技术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3, 44(11): 166 - 182.
Do Strategic Cognition Differences Affect Firm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ext Topic Analysis
GU ZHI-hui, WANG LA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knowledge to innovation exceeds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vantages are more derived from the change of managers’ cognition. It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agers’ strategic cognition and industry shared belief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ider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knowledge portfolio divers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trategic cognition differen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represented by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positive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presented patent external citations. Further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knowledge portfolio diversity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family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managers’strategic cognitive differences show more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in non-family and non-state-owned samples. The results expand the literature on the anteceden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novation decision-making logic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 strategic cognitive differ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loratory learning; knowledge portfolio diversity; text topi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