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

摘要：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企业配置全球创新资源、提升创新绩效的重大战略举措。投资模式选择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投资成本、收益分配以及风险水平。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利用中国上市跨国企业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而非合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发挥提质增效和成本降低作用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在非国有跨国企业中、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较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研究发现为理解跨国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化研发国际化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跨国企业全面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作用规律提供了管理启示。

关键词：数字转型；研发国际化；独资；合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研究”（21BGL114）。

*本文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式管理企业委员会“中国式管理系列专栏”2023优秀论文。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也指出，要“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驱动贸易主体转型和贸易方式变革，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环境”。在全球技术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中兴、华为、创维科技等中国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将研发国际化作为“跳板”，在全球范围配置研发创新资源[1]。研发国际化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利用各种研发创新资源和市场机会[2]，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加入国际研发联盟等方式提升创新绩效的重大战略选择[3]。数字化浪潮的到来加速了中国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步伐。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组合应用信息、计算和通信等数字化技术实施内部创新与变革以提高绩效的过程[4]。李雪松等[2]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利用数字化转型加快开放式创新步伐，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选择关乎各家跨国企业的投资成本、收益分配以及风险水平，但目前尚无研究细化探究中国跨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更倾向以何种投资模式设置海外研发机构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

设置海外研发机构是跨国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指跨国企业在独立承担投入风险并独占收益的独资模式、与其他出资方共同出资共担投入风险并共享投资收益的合资模式中做出选择的过程。探究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跨国企业在独资模式与合资模式中进行选择，不仅有助于明确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决策的影响，也有助于评估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认为，独资模式具有高资源承诺的特点，跨国企业资源能力越丰富[5]，越会选择独资模式；跨国企业越需要借助合作伙伴快速获得东道国认可，越会选择合资模式[6]。李雪松等[2]沿用了上述理论，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加与他人合作的必要性促进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传统理论和相关研究为确立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间的影响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但也暗示数字化转型可能对独资模式和合资模式皆有影响，尚无法据此判定跨国企业的决策偏好。因此，有必要寻找新的理论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影响。

事实上，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并非全部由交易成本、制度压力决定。基于信息加工理论，跨国企业内部信息处理系统的有效性同样重要。信息加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主要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处理和应用信息以支持其战略决策和业务发展[7]。研发国际化投资需要跨国企业母国公司和海外机构展开大量信息和知识的搜集、加工、生成、整合和传递活动，同时更需要跨国企业能够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相比于合资模式可以依赖合作伙伴共建信息处理系统，独资模式对跨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对信息的归集和处理[8]。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对合作伙伴的依赖，从而对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数字化转型在影响企业行为决策时也必然会受到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时会因产权性质产生差异[2]，数字化企业在扩大经营范围以满足不同东道国个性化需求时会面临更高成本[9]。由此，在分析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间影响关系的同时，也应考虑产权性质、母国和东道国差异的影响。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跨国企业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直接影响及内在机制，并探究了产权性质、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尝试回答如下三个问题。①数字化转型会促进跨国企业在研发国际化独资模式和合资模式之间做何种决策？②这种决策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③何种产权性质和制度距离更有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①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的相关研究，在已有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基础上[2]，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影响，深化了对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投资关系的理解；②厘清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作用机制，打开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黑箱；③阐明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调节因素，跨国企业在选择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的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灵活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研发国际化投资水平。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直接影响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社会系统，组织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以应对不确定性[7， 10-12]。信息处理是指组织收集数据、将数据转化为信息以及后期的信息交流和存储过程。不确定性源于组织所面临的技术和环境特征。有效的组织能够将其用于收集、转换、存储和交流数据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匹配。在信息加工视角下，跨国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其战略决策和业务发展离不开各种方式获取、处理和应用信息[7]。

数字化转型加速了跨国企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增强了跨国企业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有利于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跨国企业培育强大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使跨国企业更能快速发现研发创新方向，增加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意愿。跨国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需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这不仅为跨国企业处理海外研发信息提供了更高效的数据获取、存储、分析及挖掘工具，也有利于跨国企业预测未来的研发创新方向。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而非合资模式更能及时把握创新机遇，避免延误时机。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跨国企业增强对海外研发机构的协调和管控能力，使跨国企业能够更直接地管理海外研发机构，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数字化转型使跨国企业可以为母国公司和海外研发机构建立专门的信息处理平台和实时的沟通机制，打破地域、时间和信息的限制，使跨国企业能够更高效地协调母国公司和海外研发机构的运行。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更能确保研发成果符合自身的战略需求，实现投资目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相比合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

1.2 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进而促进其选择独资模式，主要是通过提高跨国企业经营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跨国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予以实现。

首先，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以提高经营质量（即提质），促进其独资模式选择。尽管我国的跨国企业较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存在后发劣势，但其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的基础知识、资源和能力仍然来自母国公司[5]，母国公司是海外研发机构信息处理能力培育和建设的主要来源。企业经营质量是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效果，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发展和竞争实力。经济增加值（EVA）是企业经营质量的重要体现。母国公司经营质量越高，越能为海外机构提供知识、资源和能力基础，满足海外研发机构的信息处理需求，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数字化转型使跨国企业在现有的信息系统上引入更多可用的数字化工具，提升了信息处理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13]，实现经济增加值的增长。经营质量的提升使跨国企业更能依赖自身的实力完成信息处理，而非借力合作伙伴，增强了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意愿和能力。

其次，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增效），促进其独资模式选择。我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机构投资肩负实现技术跃升、弯道超车的“跳板”使命[1]。母国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表明母国公司对内部知识、资源和能力有越深入的了解和运用。选择独资模式能够将母国公司对内部知识的了解与东道国新的技术知识“对接”，加速和海外机构间的信息处理，促使跨国企业及时拓展知识基础和能力，降低合资模式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各种资源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整体水平[14]，反映企业对资源要素投入的重视和运用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效配置资源[15]，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方式，使企业能够依托数字技术实时收集和分析数据，增加监控能力，提高对信息的识别、获取、转化和传递速度[2]，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6]，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独资模式使跨国企业对分支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具有整合程度高的优势[17]。数字化转型推动跨国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速了跨国企业资源配置经验的积累。选择独资模式有助于跨国企业迁移内部高效的资源配置经验，提高信息处理速度，快速嵌入东道国。另一方面，合资模式则需要跨国企业先熟悉合作伙伴的运营知识和技术知识，并与其就投资后的制度建设与流程设计进行充分协商。这一过程增加了跨国企业运用数字化转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时间成本，制约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信息处理速度作用的发挥，降低了合资模式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

最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以降低融资成本（即降本），促进其独资模式选择。我国跨国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面临研发创新风险和国际化风险[6]，母国公司融资成本越低，越有利于降低跨国研发投资的资源配置成本，减弱跨国企业选择合资模式分担成本的动机，并能够增加独资模式给跨国企业带来的投资收益。开放式创新强调外部资源获取的重要性。数字化转型使跨国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将海量数据转换为结构化、标准化信息，向外界传递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投资潜力的信号，促进外界准确评估企业价值，便利企业对外融资[18]，降低跨国企业获取资金等资源的成本。融资成本的降低使跨国企业在选择独资模式时配置资源更多、国际化收益更高，强化了内部信息处理系统的运作效率和效果，增强了独资模式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以实现提质增效和成本降低来促进其独资模式选择。

1.3 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调节因素

跨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强自身信息系统建设不是“一转即灵”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因内外部环境因素差异对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分别从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距离探讨影响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调节因素。

1.3.1 产权性质 国有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天然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跨国企业信息处理系统的作用，不利于国有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一方面，国有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的天然政治关联使其更容易得到母国合法性和资源支持[19]，国有跨国企业更依赖母国政府应对技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国有跨国企业可能会更看重国内研发投资，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其选择独资模式促进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国有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的天然政治关联形成的高母国合法性不一定能传递到东道国[20]。东道国会因国有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的政治关联怀疑其跨国经营具有政治目的，为保护本国战略资产而限制国有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模式选择[21]。数字化转型虽然同样有利于国有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但由于东道国限制并不能促进国有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而非国有跨国企业缺乏天然的政治关联，母国合法性低[22]，国内资源约束程度更高，更依赖自身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有更强的动力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独资模式选择，以缓解国内经营的资源约束。并且，非国有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也不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敌意。因此，非国有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非国有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进而选择独资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相比于国有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非国有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

1.3.2 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指国家间在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正式制度和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差异程度[23]。跨国企业同时在多个制度环境中运营，较高的制度距离会产生各种误解和合法性问题，阻碍跨国企业组织惯例的运用和知识转移[24]。在制度距离较高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被削弱。一方面，较高的制度距离抑制了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作用的发挥。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越高，母国的组织实践越可能与东道国的制度产生冲突[25]，跨国企业难以将母国经营惯例移植到东道国[24]。跨国企业需要重新规划在东道国的经营以适应东道国当地环境。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时需要更高的调整成本、整合成本和转移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制度距离抑制了数字化转型降本作用的发挥。跨国企业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经营会暴露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关注下，在制度距离较高的情境下，东道国与母国的利益相关者在利益诉求上存在较大差异[26]。跨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信息生成、提高对外信息披露和传递，可能被不同的利益诉求所干扰，使得利益相关者无法对跨国企业的信息和行动达成共识，阻碍跨国企业以低成本获取资源支持，不利于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与之相对，在制度距离较低的情境下，跨国企业更容易借助数字化转型建立高效的信息处理系统并争取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支持，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作用更容易发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相比于高制度距离，数字化转型更能在低制度距离的情境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筛选

本文的初始研究样本是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国家距离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化距离数据来自HOFSTEDE网页①和中国外交部官网，利息支出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风险报酬率来自DAMODARAN网站②，其余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按照以下标准，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严格筛选：①剔除了交易状态属于非“正常交易”以及ST类样本；②剔除了未在海外设置机构的样本；③剔除了在港澳台、避税地设置海外机构的样本；④剔除了数据异常和缺失的样本。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的缩尾处理。

2.2 变量界定

2.2.1 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TRD） 由于现有研究尚未对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形成一致的衡量方式，本文借鉴陈怀超等[27]、王砚羽等[5]、常晓然和张蕾[28]的相关研究，结合李梅和余天骄[29]所提出的尽量使用复合的测量指标衡量研发国际化的研究建议，针对样本企业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不同的投资模式设置多个研发机构的事实，分别使用跨国企业海外研发子公司的数量及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数量（ITRDI1、BTRDI1）、持股比例达到95%及以上海外研发机构的数量及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数量（ITRDI2、BTRDI2）表示独资模式；跨国企业海外研发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数量及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数量（ITRDC1、BTRDC1）、持股比例小于95%的海外研发机构的数量及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数量（ITRDC2、BTRDC2）衡量合资模式。

2.2.2 数字化转型（DT） 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助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实现。由于难以直接获取企业相关技术的投资支出，故借鉴吴非等[30]的研究使用Python软件对企业年报展开分析后以数字化技术常用词出现的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T）。首先，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常用词作为匹配词汇③。然后，查找各匹配词汇在企业年报文本中出现的频数。最后，对词频求和后加1取对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

2.2.3 机制变量 使用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提出的公式计算经济增加值（EVA），即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总额×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14]的研究，使用LP法测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以企业总产出对各投入项回归后所得残差项衡量，其中：总产出以营业收入度量，投入项包括以固定资产净额度量的资本投入，以员工人数度量的劳动力投入，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减去折旧摊销、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度量的中间投入。对于融资成本，则借鉴LIN等[31]、谢获宝等[32]的研究，使用利息支出除以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总和的本期和上期均值进行度量；借鉴汪平等[33]的研究，使用企业年定期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衡量的无风险报酬率加风险报酬率度量权益融资成本；然后将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乘-1，可以计算得到债务融资成本降低程度（Dco）和权益融资成本降低程度（Eco）。

2.2.4 调节变量 对产权性质（SOE），借鉴郭磊等[34]的研究，根据跨国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进行判断。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背景的取1，否则取0。对正式制度距离（InDis），借鉴方慧和赵甜[35]的研究，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各子指标（民主议政程度、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管制效率、法制环境和腐败控制）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求和后衡量。以文化距离衡量非正式制度距离（CuDis）。具体综合KOGUT和SINGH[36]、方慧和赵甜[35]的研究，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

2.2.5 控制变量 规模经济、资源冗余、国际化经验、母国技术能力、公司治理等亦对跨国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2， 5， 28， 37-41]、董事会特征影响企业信息处理能力[42]，为此，本文在控制企业个体效应（Firm）、时间效应（Year）和地区效应（Pro）的同时，借鉴相关研究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企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分别以员工人数取对数、企业成立年限加1取对数衡量[43]。②运营水平包括成长性（Gro）、现金流（Flow）、资本性支出（Ace），分别以企业本期营业收入减去上期营业收入后除以上期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除以总资产衡量[2， 44]。③组织冗余（Slack）包括资产负债率的倒数、流动比率、费用比率，具体为分别计算企业总资产除以总负债、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后提取主成分得到[28]。④研发特征包括研发投入（RDP）、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Htech），分别以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加1取对数、企业是否得到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取1，否取0）衡量[5]。⑤国际化水平包括国际化经验（IE）、国际化程度（ID），分别以企业当年减去第一次开展跨国投资活动的年度、海外营业收入占总主营业务收入比率衡量[28]。⑥公司治理包括董事会规模（LB）、两职合一（Duty），分别以董事会人数取对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取1，否取0）衡量[43]。⑦市场竞争包括跨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市场竞争强度（Tmar）、产品市场竞争强度（Pmar）[28]，分别以1减去行业内专利集中度、1减去行业内市场份额集中度衡量[45]。

2.3 模型设计

H3和H4的调节作用检验主要通过对模型（2）分组回归比较系数实现。

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显示，样本中的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合资模式设置的海外研发机构数量和相应的国家及地区数量的最小值、中位数均为0，但独资模式的最大值高于相应的合资模式指标；数字化转型的均值和中位数相差较大，表明样本中的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一，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表1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结果显示，主回归中单个变量的最大VIF值不超过2，远低于门限值10，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和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均显著为正，为后文的回归验证提供了基础。各控制变量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未大于0.5，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2 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检验

表2为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回归结果，其中，奇数列为仅纳入全部控制变量而未纳入数字化转型的模型回归结果，偶数列为进一步纳入数字化转型的模型回归结果。表2偶数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8、0.013、0.014、0.011，且均在5%置信水平显著。

表3为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选择合资模式的回归结果，奇数列为仅纳入全部控制变量而未纳入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偶数列为进一步纳入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表3偶数列中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分别为0.001、0.002、0.004、0.003，均不显著。

表2和表3表明，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但对选择合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H1得到验证。从经济意义看，以表2列（2）结果为例，如果跨国企业数字化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增加0.018，相对于样本期间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的均值0.197而言提升了9.14%（即0.018/0.197×100%），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确实有助于提升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此外，为保证表2结果的稳健，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熵平衡匹配法、COX分析、多维固定效应方法展开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不同方法下结论仍然稳健④。

3.3 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分析中，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提质、增效和成本降低的作用，以跨国企业经济增加值增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融资成本降低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表4为利用模型（2）对H2进行检验的结果。列（1）和列（2）显示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经济增加值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列（3）和列（4）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列（5）～列（8）显示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降低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国企业经营质量和效率越能得到提升、融资成本越低，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H2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3.4 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调节效应检验

3.4.1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5为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非国有跨国企业组中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结果均正向显著，国有跨国企业组中则不显著，并且200次组间系数检验的p值皆在1%置信水平显著（结果未予列示），表明数字化转型更能够促进非国有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H3得到验证。以列（1）结果为例，其经济意义为，如果非国有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增加0.019，相对于样本期间非国有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的均值0.229（依产权性质分组计算得到）而言提升了8.30%左右（即0.019/0.229×100%），表明数字化转型确实有助于促进非国有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

3.4.2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6为制度距离的分组回归结果。制度距离较低组和较高组的分组依据为：若跨国企业面临的东道国制度距离小于或等于同年同行业中位数，则将跨国企业划分为制度距离较低组，否则划分为制度距离较高组。

表6显示，正式制度距离较低组、非正式制度距离较低组中，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回归系数均正向显著；正式制度距离较高组中不显著、非正式制度距离较高组中负向显著，并且200次组间系数检验的p值皆在1%置信水平显著（结果未予列示）。这表明在制度距离越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更能够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H4得到验证。以列（1）结果为例，其经济意义为，在面临低正式制度距离的情境下，如果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增加0.019，相对于同组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数量的均值0.157（依正式制度距离高低分组计算得到）而言提升了12.10%左右（即0.019/0.157×100%），表明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跨国企业在低制度距离的情境下选择独资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表现在数字化转型提升了跨国企业海外设置的研发子公司、持股比例在95%及以上海外研发机构的数量和涉及的国家及地区范围；②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以提质增效和降低成本的作用机制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③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时受调节因素影响，在非国有跨国企业中、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较小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

上述结果表明：①数字化转型能够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有利于降低跨国企业对合资模式的依赖，使跨国企业在研发国际化投资机构类型和区域分布上均呈现对独资模式的偏好；②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存在提质增效和成本降低多种作用机制，说明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是多维度且深远的；③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时仍面临数字化转型内外部环境条件的约束，说明跨国企业在展开数字化转型影响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时需要考虑产权性质和制度距离的影响。

4.2 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解释。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5]、制度理论[6]等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会以设置海外机构的方式融入全球创新网络[2]，尚未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浪潮的到来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结合信息加工理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为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第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资源[5]、绩效特征[28]等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的直接影响，尚未有研究揭示具体的作用机制。本文针对数字化转型赋予跨国企业的信息加工和传递优势，提出并验证了提质、增效和降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主要作用机制，弥补了以往研究对作用机制探究的不足。

第三，明确了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有效情境。现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加速企业国际化[9]、融入全球创新网络[2]时会受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本文也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时受到产权性质和制度距离的约束，不仅明确了数字化转型促进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适用情境，而且对数字化转型在影响企业行为决策时存在局限性提供了佐证。

4.3 实践启示

第一，跨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优化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跨国企业应看到数字化转型对选择独资模式展开研发国际化投资的促进作用，主动展开数字转型为独资模式决策制订提供更有效、快速的信息处理支持。

第二，跨国企业应有重点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优势促进独资模式的研发国际化投资决策制订。跨国企业应注重将提高母国企业经营质量、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作为着力点，通过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上述方面的作用，为研发国际化决策制订与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第三，跨国企业应注重分析解决数字化转型所无法应对的内外部情境。跨国企业应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并不是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的“万能药”，自身产权性质、制度距离等情境因素会对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带来约束，跨国企业应提前形成应对方案，对研发国际化投资的顺利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空间。①本文未关注其他类型的企业（如家族企业、天生国际化企业、天生数字化企业等）在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中的特殊性，未来可就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上述类型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展开探究。②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特征多样，投资模式仅是观察视角之一，未来可考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的区位分布（如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领域分布（如集中化、分散化）、技术类型（如研究型或开发型、探索型或利用型）等的影响。③本文未从细节上揭示跨国企业如何在数字化技术的辅助下加速完成知识转移和信息传递从而做出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未来可结合案例研究法进行丰富。④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决策的边际作用，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研发国际化投资模式选择可能是同时结合了其他因素。这些条件因素是什么？数字化转型能否被这些条件组合后替代？未来研究可以换用组态分析法展开探究。⑤本文未讨论我国跨国企业面临产权性质和制度距离的约束时，何种方案能够有效化解。未来可结合当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以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为切入点，分析和检验我国跨国企业在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独资模式的研发国际化投资过程中产权性质的动态调整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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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vestment Mod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ZHANG Ting， LIU Sheng-yong， BI Xiao-fang

（School of Account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drive enterprises to allocate glob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choice of investment mode affects the investment cost，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risk level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MNEs’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vestment mode.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it examined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MNEs’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vestment modes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M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MNEs to choose the sole proprietorship mode rather than the joint venture mode for their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vestmen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s MNES to choose the sole proprietorship mode by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costs. Among non-state-owned MNEs，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s the choice of the sole proprietorship mode when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is small.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MNEs to optimize their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managerial insights for MNEs to fully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and patter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sole proprietorship； joint venture

①资料来源：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country-comparison-tool。

②资料来源：http：//people.stern.nyu.edu/adamodar/。

③人工智能方向的数字化转型判断词汇包括“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方向的数字化转型判断词汇包括“数字货币、智能合约、分布式计算、去中心化、比特币、联盟链、差分隐私技术、共识机制”；云计算方向的数字化转型判断词汇包括“内存计算、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物联网、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信息物理系统”；大数据方向的数字化转型判断词汇包括“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数字技术应用方向的数字化转型判断词汇包括“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能源、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④囿于篇幅，此处略去结果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