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热点、动态与展望

摘要：以CNKI核心期刊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奥林匹克教育（Olympic Education）、顾拜旦教育（Coubertin Education）、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Olympic Value Education）、奥林匹克教育学（Olympic Pedagogy）” 为研究主题，获取1990—2022年收录的共463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JAVA环境下通过，运用CiteSpace V（5.8.R3）绘出图谱，呈现近年来国内外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论文发文数量和趋势、研究热点和前沿、研究机构和作者。研究认为：当前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成果的学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相关研究者呈现出以权威专家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作者合作程度较高；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研究视角的选择伴随着重大事件而变化，呈现出实时性特征；相关研究总是伴随着重要的奥林匹克运动实践而出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交叉学科知识在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完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体系；，注重研究的持续性等。

关键词：奥林匹克教育；顾拜旦教育；OVEP；科学知识图谱

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实现价值发挥的重要推动力。着重要作用。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在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将教育视为核心，希望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以教育世界青年，实现磨砺身心，促进交流，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美好。1894年，顾拜旦在索邦举行的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上，阐释了教育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与后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理论根基。1975年，国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Norbert Muller教授首次提出奥林匹克教育（Olympische Erziehung）一词[1]，用以指代顾拜旦复兴古奥运会教育传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理论与实践，“奥林匹克教育”内涵逐渐被国内外学界明晰。进入21世纪以来，奥林匹克教育更加得到国际奥委会的重视[2]。国际奥委会不断加强和深化奥林匹克教育的内容，并于2007年启动了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OVEP），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价值观教育项目[3]；而在国际奥委会后续颁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林匹克新规范》《奥林匹克2020+5议程》等一系列国际奥委会改革方案中，奥林匹克教育始终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核心要义得以重视和强调，不断在21世纪得以深化和推广。

伴随着奥林匹运动的百余年发展，奥林匹克教育也得到了学界长期的关注，尤其是在近30余年（1990至今），国内外学者在奥林匹克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倍出。本研究立足于国内外近30余年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成果，通过CiteSpace V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厘清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内容，总结当前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把握研究动态，剖析研究趋势，以期为奥林匹克教育的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镜鉴。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选择来源为收录于南京大学图书馆CSSCI数据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数据库的期刊论文。研究以“奥林匹克教育、顾拜旦教育、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奥林匹克教育学”为主题，检索时间跨度均设定为1990—2022年，获取核心相关中文文献362篇。外文数据来源于美国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数据库，文献类型为“English Article”，以“Olympic Education、Coubertin Education、Olympic Value Education、Olympic Pedagogy”为研究主题，获取核心相关英文文献196篇。经多次主题检索和反复组配，并对数据进行去重和勘误后，得到CNKI期刊论文285篇，Web of Science期刊论文178篇，共计核心期刊论文463篇。检索数据来源及检索主题词见表1。

1.2 研究方法

确定可视化方案，采用节点大小来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紫色外环代表中介中心性，简称为中心性[4]。在CiteSpace可视化方案中，这一指标严格意义上是指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它量化了节点落在网络中任意其他两个节点间的最短路径上的程度。在聚类分析中，我们研究小组还探讨了聚类网络的模块性指标Q和平均剪影度指标S（Mean Silhouette）两个结构指标。其中，前者反映网络中形成的各个聚类的显著程度，后者反映聚类内部节点的同质性程度，两者共同表明形成的聚类质量的高低[5]。

2 结果与分析

2.1 作者合作分析

作者合作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主要生产方式，对增加科学产出、整合科技资源、增进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奥林匹克教育融合了体育与文化和身体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针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仅靠一家观点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认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复杂性，要求多样观点的引证，作者合作是对奥林匹克教育展开研究的重要手段。对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情况的分析，不仅有利于厘析整合当前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力量，揉合各家观点，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有助于了解奥林匹克教育相关研究成果及学术的最新发展动态，更加准确地把握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如图1所示，从国内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共现知识图谱来看，通过左上角参数得知图谱中共有节点（N）326个，连线（E）262条，中心度（Density）0.0049（如图1所示）。由国内作者合作网络共现知识图谱可可以看出，我国研究奥林匹克教育的学者之间出现了较高程度的合作，合作形式多为多人合作，作者之间多为师生、同事，且多为体育学学者，鲜有跨学科之间的作者合作。图谱节点分布较为松散，连线较多。熊斗寅、茹秀英、裴东光、孙葆丽以及和王润斌等作为国内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领军人物，对奥林匹克教育展开了持续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丰硕。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国内发文量排名前十，且核心期刊发文量大于5的作者，形成了以熊斗寅为核心的与伊夫·布隆勒的合作网络，研究主要围绕顾拜旦展开，对顾拜旦的奥林匹克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茹秀英与吕晓丽、耿申、张蕾、郭英杰、何丽娟等的合作网络，主要从我国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展开探讨，围绕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实践的现状、特征以及优化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及裴东光与湛冰二人围绕的中英奥林匹克教育的对比研究等三个明显的合作网络；，孙葆丽与余蓉晖、申伟华、王月及冯亚楠等的合作网络，周丽萍与田雨普、王成、赵利等的合作网络，王润斌与贺东婉、董国忠、周鹏程等的合作网络也较为明显。根据合作网络连线颜色可以看出，合作主要发生后期，此外，张建华与原玉杰、张明、高嵘的合作十分紧密。通过查阅图谱节点细节及其对应的文献，以王润斌、周丽萍等为核心形成的合作网络，主要研究讨论以奥林匹克教育为研究主题，由王润斌为第一作者的高被引文献名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背景下加拿大奥委会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及启示》中提及此观点，由周丽萍为第一作者的《青奥会“教育”发展历程及趋势探析》一文中也有所提及。

如图2所示，从国外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共现知识图谱来看，左上角参数得知图谱中共有节点（N）351个，连线（E）448条，中心度（Density）0.0073（如图2所示）。图2和图3是依据共现频次形成的，图谱中连线颜色浅色较多，代表研究热点分布的时间阶段。

关于国外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共现知识图谱，图谱节点的整体分布较为密集，连线数与节点数相差不多，作者间的合作总体相对较分散，多以国家内部高校合作为主，形成合作网络较大，总体合作情况明显，呈现为局部合作，根据连线颜色可知作者间合作主要发生在十年内。通过统计国外发文量排名前十，且高水平期刊发文量大于2的作者，Geoffery Z Kohe、Elsa Kristiansen、Ian Henry和Ian Maynard等在奥林匹克教育研究领域较为活跃，成果丰硕。Geoffery Z Kohe对奥林匹克教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结合了客观评价，进一步阐明了奥林匹克价值观在年轻人生活中的相关性，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题为《Aligning Olympic education with the liberal arts： a curriculum blueprint》；Elsa Kristiansen提出了德国和挪威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YOG）的参与者对国际奥委会实施的这项新活动的额外教育任务的认识，发表了题为《Ideology or reality？ The awareness of educational aims and activities—amongst German and Norwegian participants of the first summer and winter Youth Olympic Games》，Dag Vidar Hanstad与Pascal Delheye存在合作，所以两位作者高被引期刊研究方向和观点基本一致，而Ian Henry、Werner Pitsch与Dag Vidar Hanstad都之间不存在此研究的学术合作，研究侧重点也就各不相同。此外，结合中介中心性和发文量两个指标，Werner Pitsch、Dag Vidar Hanstad和Pascal Delheye所在的高校在此研究的活跃度和贡献度上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图1和图2被分为许多孤立的子网络，没有任何节点的中间性中心度大于0.00。这表明，国内外的作者倾向于在小团队中合作，团队之间的合作是有限的。虽然这可能表明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且学术成果垂直性高，但在研究机构层面，研究小组间的合作是明显的。

通过统计高频次的发文量，得出得到表2、表3。尽管奥林匹克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6]，但最早的英文论文是由Kidd和Arnold撰写的[17]，国内外大多数论文都是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或数据较少，但由于奥林匹克教育的异质性，奥林匹克教育的范围在实践和文献中是较为广泛且不精确。

2.2 关键词共现分析

两个或多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被称为关键词共现，。通过对关键词共现情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该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18]。

通过统计高频次的关键词，得出得到图3和图4。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与该关键词的被引频次的高低，是依据共现频次形成的，图谱中连线颜色浅色较多，代表研究热点分布于这10年间的中后期，连线多少和粗细反映关键词的共被引次数情况和期刊相互间共被引程度，即所载文献的研究内容的相似度的高低。通过关键词的被引频次能快速了解此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

结合国内奥林匹克教育研究关键词信息（见表4所示），1992-1995年主要研究前沿有顾拜旦、体育思想、体育教育和奥林匹克等，其中突现性最大的是顾拜旦和体育教育，这说明对顾拜旦和体育教育的研究是整个学科早期的研究重点。顾拜旦作为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第一人，其思想指引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百余年的发展。教育是顾拜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顾拜旦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目的和归宿。在开展对奥林匹克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探析顾拜旦的思想是及其重要的基础性过程研究。1998年-2002年，涉及前沿热点的有教育、教育价值、中国及发展等，结合突现度，得到该阶段研究重点为教育和中国。在该时期，中国成功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北京奥运会被中国人民视为世纪盛会，将其与国家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等相联系，关联。研究学者多将该时期的奥林匹克教育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相结合。2003-2004年的主要研究重点为北京、体育和学校体育等，突现度较强的学校体育和北京为该时间段研究的侧重点。2005年的主要研究重点为奥运会等，突现度较强的奥运会为该时间段研究侧重点。2005年，北京夏奥会进行是北京奥运会筹办的关键时期，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主题口号相继在该时期公布，。关于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内容成为该时期研究者探讨奥林匹克教育的主要切入视角。

结合国外奥林匹克教育研究关键词信息一览（见表5所示），1998-1999年主要研究前沿有Physical Education、Sport、Intriansic Motivation、Performance、Achievement Goal和Personality等，其中突现性最大的是Physical Education和Performance，说明对Physical Education和Performance的研究是整个学科的研究重点。2006-2007年，涉及前沿热点的有Behavior、Perception和Children等，结合突现度，得到该阶段研究重点为Perception和Children。2010年-2011年主要研究重点为Experience、Olympic Champion、Football Player和Adolescent等，突现度较强的Football Player和Experience为该时间段研究侧重点。2013-2015年主要研究重点为Football和Management等，突现度较强的Management为该时间段研究侧重点。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奥林匹克教育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内容，已经引起了学术界、行业从业者和政府的广泛关注。本研究根据CNKI及WOS数据库中的文献，基于科学计量学研究分析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领域。可视化和聚类分析使我们能够绘制该领域的知识图谱，并确定主题趋势、标志性文章和新兴研究主题。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揭示了奥林匹克教育领域的研究合作动态；而共同引用分析则确定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期刊和作者。本研究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知识基础和当前再搜索前沿的概述，并强调了国内外研究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必要性。通过该研究分析发现：

（1）成果的学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核心，是顾拜旦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要义和矢志追求，其发端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但又不局限于此，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主体、客体、内容、方式等要素来看，奥林匹克教育需要涉及到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的主体协同，也需要体育、教育、艺术、美育等方式内容的融合，其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集合体。

（2）相关研究者呈现出以权威专家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作者合作程度较高。熊斗寅老师先生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先驱。尤其是对顾拜旦的探讨，熊老师熊先生更是走在了前列，连续在《体育与科学》杂志出版了顾拜旦体育研究系列论文，以及顾拜旦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系列论文，助推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大门开启。

（3）由关键词共现分析网络可知，国内外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研究视角的选择伴随着重大事件而变化，呈现出实时性特征。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奥林匹克教育是国际奥委会向主办国提出的重要实践要求，由此将催生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国成功申办、筹办、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了国内外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方向。

3.2 建议

基于对奥林匹克教育的知识图谱分析，结合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试提出如下建议：

（1）重视交叉学科知识在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学科交叉作为人类由来已久的探索、解决学术问题的方式，在‘大科学’发展趋势下作用尤为凸显”[18]。从奥林匹克教育的实践主体来看，其开展需要得到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需要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又会牵涉到体育、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因此，无论是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理论亦或是实践的探讨，都不应是单一的体育或教育命题，而是覆盖其它其他多学科的议题。就当前国内外的研究而言，学科交叉研究已经在奥林匹克教育研究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是无论是学科交叉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2）完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作者合作体系。由于科研合作过程中研究人员可以互相利用其他合作者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来完成特定的研究，因此作者通过合作共同完成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产生科研成果的一种良好的模式[19]。在当前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中，作者合作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中，以熊斗寅老师、孙葆丽老师等奥林匹克教育权威专家构建的合作网络已经产出了诸多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成果，为我国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起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而言，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新的视角和问题。在此现实情况下，当前的奥林匹克教育研究学者，尤其是权威专家，应注重学术的传承，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加大与后来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长久性。

（3）注重研究的持续性。国内外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总是伴随着重大奥林匹克运动实践的开展而展开，呈现出明显的时效性，该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长远发展。＼首先，应积极挖掘研究的内容。在内容的选择上既关注本国奥林匹克教育的问题，也应站在国际视角，审视全球奥林匹克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应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视角。应进一步在系统的对总结奥林匹克教育现状、发展困境、各国开展特色等进行总结，从而寻找的基础上，探寻未来奥林匹克教育的发展之路。最后，应不断地创新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国内外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现有研究成果基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通常结合学者自身的研究背景和知识储备，对奥林匹克教育研究宏观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热点的预测较为缺乏，应结合分析软件，或选择更多元化的研究方式，深入对国内外奥林匹克研究的现象进行描述、思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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