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让我与拍摄对象之间保持了距离

在2024年3月1日至6月2日期间，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呈现了摄影大师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的个人回顾展——“镜头下的奇遇”（Through the PlayfulEyes of Elliott Erwitt），展览通过“城市”“两性之间”“关于女性”“孩子”“海滩上”“名人”“观看博物馆”以及“抽象”等多个不同的主题来展现厄威特在摄影领域中的具体实践。那么，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得以对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师展开深入的阅读——“厄威特的镜头给我们一个独特的窗口，透视城市的灵魂、性别间的动态以及个体未言之事。他认为摄影是观察和等待的艺术，他的方法直接却深刻，对人的描绘去除了所有做作，常常捕捉到人们在沉思或无防备互动中的瞬间。”

“多亏了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我才成为一名美国人。我的父母在革命之后不得不离开俄国。我出生在法国，取名埃里奥·罗马诺·厄威特（Elio RomanoErvitz）……我的头十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但在1938 年，法西斯把我们赶走了。”

——艾略特·厄威特

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原名埃里奥·罗马诺·厄威特（Elio RomanoErwitz），1928年7月26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但父亲鲍里斯（Boris Er vitz）与母亲伊芙吉尼娅（Eugenia Erwitt）原本是俄国的富裕阶级，只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们移居了法国，后来又搬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厄威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幸福童年，再后来——1938年，因为无法忍受墨索里尼的暴政，厄威特一家又从意大利搬回了法国，而一年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他们全家又移民到了美国。在到达美国的纽约后，当时不懂英文的艾略特·厄威特将自己的名字由Elio RomanoErwitz（埃里奥·罗马诺·厄威特）改为了Elliott Erwitt（艾略特·厄威特）……这种不断的“迁徙”，在让少年时期的厄威特形成了封闭性心理的同时，也让其逐渐掌握了俄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四种语言，这为他后来的精彩人生提供了一种准备。

移民美国后不久，长期分居的父母便离婚了，所以，大部分时间，厄威特会和父亲住在曼哈顿的上西区，周末才去看望母亲。虽然，艾略特·厄威特不怎么会说英语，但他还是被纽约156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 156）录取。或许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厄威特不怎么喜欢上课，会经常逃学去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观看毕加索、马格利特等人的艺术作品。1941年夏，12岁的厄威特跟随父亲从纽约搬到了洛杉矶，并转入好莱坞高中（Hollywood High School）。但三年后，支付不起高额抚养费的父亲却独自前往了新奥尔良，无情地将还未从高中毕业的厄威特遗弃在了洛杉矶。为了生存，未成年的厄威特开始在面包店里打工，并参加了高中的摄影课程——他希望通过拍摄婚礼或者其他的活动来赚钱，“我给自己的牙医、同学以及同学的父母拍摄照片——任何可以拍摄的人，或者是任何可以付钱的人”。在此期间，厄威特“发现”了一台老款的Argos玻璃板相机，花了5美元，他“把它当作一件物品买了下来”，由此，厄威特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从好莱坞高中毕业后， 厄威特又前往洛杉矶城市学院（Los Angeles CityCollege）进修摄影，并在一家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提供宣传剧照的公司中兼职放印与冲洗工作。在此期间，厄威特还购买了一台当时流行的禄来双反相机——“与其他自学成才的青少年摄影师一样，厄威特一开始的拍摄对象都是身边的事物：朋友、家人、静物，甚至是他卧室里的东西。当他迅速掌握了摄影技术后，便进行了广泛的尝试，有时甚至会将多张底片组合在一起。但他很快就摒弃了这些哗众取宠的技巧，认为它们与他的观察方式格格不入。厄威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试图尽可能简单直接地记录这个世界。……他在分居的父母之间来回奔波，变得非常独立。厄威特的成长环境鼓励他在个人和职业上都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学会了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行为分门别类，这对他的成熟很有帮助。他有能力同时集中精力处理不同的需求，这使他比许多同行更容易在‘受雇’工作的同时为自己拍摄照片。”（注释1）

为了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1948年，厄威特重新搬回了纽约，并以清洁工作换取了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电影制作与摄影课程。此外，他还找了一份为书籍封面拍摄的工作——主要是克诺夫出版社（Knopf），藉由这份工作，他拍摄了门肯（H. L. Mencken）、托马斯·曼（ThomasMa n n ） 和康拉德· 里克特（ C o n r a dRichter）等人的肖像，而这些照片引起了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的兴趣，为其在商业摄影师瓦伦蒂诺·萨拉（Valentino Sarra）的工作室里谋得了一份差事。后来，厄威特又与罗伊·斯特莱克（Roy Str yker）和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等人结识，在他们的影响下，厄威特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摄影风格。

1949年3月，艾略特·厄威特计划回欧洲旅行，当其与女友杰奎琳·西格尔（Jacqueline Segall）在等待开往法国勒阿弗尔的游轮时，偶遇了罗伯特·弗兰克（Rober t Frank）和其女友玛丽·洛克斯佩尔（Mar y Lockspeiser），因为旅途漫长且船上旅客很少的缘故，厄威特与弗兰克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为了打发时间，弗兰克开始拍摄船上的生活。有一次，他递上徕卡相机，请厄威特为其拍摄坐在栏杆上的照片。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亲密关系。”

弗兰克比厄威特年长四岁，他将厄威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摄影师朋友们，还邀请其住在常玉的公寓里——那里离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马蒂斯（HenriMatisse）等艺术家的工作室不远……而在与弗兰克交往的过程中，“厄威特得以观察自己的方幅禄来相机和弗兰克的135徕卡相机之间的差异……在使用徕卡相机时，需要将相机对准眼睛，这意味着需要更快的速度、更多的技巧以及更大的决心才能拍摄出精致的影像。徕卡相机的尺寸也使其在拍摄时更容易操作，较小的底片能拍摄出颗粒感更强、更不清晰的图像，这种效果进一步增强了照片的直接感。”（注释2）于是，厄威特决定买一台莱卡相机，“他在意大利街头工作得越多，就越能克服将相机对准陌生人的禁忌。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是那里的孩子，他开始特别喜欢用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粗犷风格去拍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儿童的美丽与尊严——他们的脸充满了他的画面。”（注释3）

从欧洲旅行归来后，艾略特·厄威特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摄影师生涯。1950年3月，他将自己近些年拍摄的照片整理成了六本小画册——其汇聚了厄威特在1946至1949年间的诸多摄影实验，包括了美国的洛杉矶、纽约，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区与国家。后来，厄威特将其中的一本画册送给了爱德华·斯泰肯，而斯泰肯则至少收购了画册中的两张照片。

1950年7月，阿勒格尼县社区发展会议聘请斯特莱克成为匹兹堡摄影图书馆的新领导——他们希望通过摄影来宣传匹兹堡由过去臭名昭著的污染城市逐渐转变为清洁、现代化、适合未来发展的大都市。为此，斯特莱克仿照“FSA”组建了一支摄影小分，而厄威特便在其中。这项工作为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可以自由地与哈罗德·科西尼（Harold Corsini）、埃斯特·布布利（Esther Bubley）和索尔·利布松（SolLibsohn）等经验丰富的职业摄影师们一起工作，这为其职业摄影师生涯增添了丰富的经验。

“匹兹堡”摄影项目很快结束了，1951年初，厄威特回到纽约准备参军。在体检结束后，他拜会了斯泰肯，出于对厄威特才华的赏识，曾经是海军上校的斯泰肯便联系了一位官员，敦促其为厄威特安排一个“能够发挥其摄影技能”的职位——“他富有想象力和独创性。他对摄影充满热情，刚刚开始为自己正名。现代艺术博物馆已经购买了他的一些摄影作品作为永久收藏。他的名字叫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年仅22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有权威和智慧的人，让这个孩子进入摄影界。”也许是斯泰肯的信件起到了作用，也许是语言技能的加持，厄威特最终被派往了欧洲，而不是处于战事的亚洲。

在欧洲，厄威特先被派往了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后来又被派往了离巴黎不远的奥尔良，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惬意”时光——平时，他会为士兵拍摄证件照，偶尔也会为军官拍摄肖像；休假时，他会开着汽车四处旅行……此刻，厄威特开始拍摄彩色照片，并经常同时使用两台相机——一台装彩色胶卷，另一台装黑白胶卷；此外，他还拍摄了一些商业广告……厄威特的军旅生涯让我联想了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与威廉·克莱因（WilliamKlein），他们都有参军的经历，而且，这些经历都在其人生/摄影生涯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离巴黎很近，厄威特也经常前往巴黎，这自然而然地便与罗伯特·卡帕相聚，而卡帕也再次邀约厄威特在退伍后加入马格南图片社。

经历了“匹兹堡”摄影项目之后，厄威特变得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差别特别敏感，开始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奇特瞬间。1951年11月，他拍摄的《床与无聊》（Bed and Boredom ）系列作品获得了由《生活》杂志举办的“青年摄影师大赛”的“故事组”的二等奖——一位评委称赞厄威特的照片“（捕捉）到了军队生活的本质真相”。为此，厄威特获得了1500美元奖金和一封指挥官的贺信。后来，他用奖金购买了一辆汽车，并为其命名为“谢谢你，亨利”，以此向《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致敬。

“在我看来，厄威特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参与了一连串的商业活动，却仍然能提供一些偷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带着一种风味，带着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微笑。”

——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

1953年，从军队退伍后，顺应卡帕的邀请，厄威特成为了马格南图片社的正式会员——“离开军队20分钟后，我就与马格南签约了。”在马格南图片社的帮助下，厄威特的摄影水平在得到迅速提升的同时，自己的摄影事业也迅速地进入了一段“活跃期”：在1954和1955年，厄威特分别在《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 ）和《在水一方》（On the Waterfront ）的电影拍摄现场拍摄了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与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经典肖像；1955年，厄威特为妻子和刚出生6天的女儿拍摄了那张知名的照片——《母与子》（Mother and Child ），后来，它被斯泰肯选入了“人类家庭”（The Familyof Man）摄影展览——现在，这张照片被认为是那次展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957年，厄威特受《假日》杂志的委托前往苏联执行摄影任务——在此之前，没有西方记者能够拍摄到苏联十月阅兵时的场景，凭借特殊的身份，厄威特跟随着苏联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成功地通过了五道安检线——“虽然我受到了卫兵的盘问，但我说服了他们，我是阅兵的一员。我快速地拍摄了三、四卷（胶片），然后飞奔到几个街区外的旅馆房间，在浴室里处理了这些照片。”1959年，梅西百货公司委派厄威特前往莫斯科拍摄一个工业博览会，巧合的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当天也一同出席了博览会，并在梅西百货公司组装的厨房模型前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就在尼克松用手指戳向赫鲁晓夫胸口的瞬间，厄威特按下了快门；1962年，厄威特在特拉维夫拍摄了马丁·布伯（Mar tin Buber），1964年，在古巴拍摄了切·格瓦拉（CheGuevara），1965年，在意大利拍摄了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和教皇保罗六世，1968年，拍摄了英国肯特郡的裸体主义者群体……艾略特·厄威特的摄影作品横跨了商业、新闻和艺术等多个领域——于他而言，商业作品和个人作品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他采用大胆的平面构图、幽默和讽刺的并置以及“决定性瞬间”来进行叙事。

凭借自己精湛的摄影技艺、独特的摄影风格以及“神秘”的幸运属性，艾略特·厄威特很快在世界摄影领域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连续三年担任了马格南图片社的总裁——“厄威特·厄威特对马格南和摄影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马格南图片社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德·米德尔（Cristina deMiddel）曾说，“他的摄影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我们作为社会和人类的总体认识，并在行业和趋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

“只要你用心观察，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照片。这只是一个注意到事物并且将其组织起来的问题。你只需要关心你周围的事物，关注人性和人类的喜剧。”

——艾略特·厄威特

从摄影作品的风格讲，艾略特·厄威特是在继承布列松摄影理念——“布列松的照片似乎令人回味，充满情感。而且，只需要简单的观察就能拍出这样的照片，我想，如果能以拍摄这样的照片为生，那将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的基础上，强烈地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等融入了其中——“我所关注的作品非常简单。我观察，我尝试娱乐，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照片充满情感。在摄影方面，我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在厄威特的照片里，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人性。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所熟悉的厄威特的“幽默”应该只是一种表象，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并置的手法，借用一种善意而“经济”的方式对当下世界进行了“温和”的嘲讽，以此来揭露世界的浮夸与虚伪。厄威特还曾经虚构过一个名为“Andre S. Soldier”的摄影师，并借由其作品来讽刺当时的时尚摄影师们的自我主义思想，以及反对摄影行业中的矫揉造作与虚假——“照片包括了吸烟的鱼头，无由头的裸露成为常态，如《形而上学的反思》（MetaphysicalReflection ）作品中的裸女倒映在一池湛蓝的水中……厄威特说：‘嗯，这就是Solidor的概括。”此外，厄威特还特别强调照片自身的视觉叙事性，他反对将自己的照片文字化，也不喜欢过多地去阐释照片背后的原因与动机——“图片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希望用图片取代摄影书中的文字。如果一定要有文字，那就留给专业作家去写。”这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摄影创作者的叙述越少，观看者的想象就越多。

但有一点让我感到惊奇： 虽然厄威特摄影作品里蕴含一种轻松且幽默的意味，但其本人的性格却有些“暴躁”——“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在节假日和家庭活动中，他是众所周知的非常风趣幽默的人。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更喜欢把话题留给朋友们……自己则淡出幕后。他的妻子说，如果你不习惯他，就很难与其打交道，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就像每个人都期待喜剧演员在台下搞笑，但其实他们并不搞笑一样。”（注释4）

“ 狗” 是厄威特非常喜欢的一个拍摄对象/主题——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系列之一，在长达70余年的摄影生涯中，厄威特出版了五本关于狗的摄影书——世界各地的许多狗都被其收入镜头之内。而在其中一本书里，他曾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动物在心灵、情感和忠诚方面更接近我们。”在厄威特的眼中，狗其实是一种类人的存在，它们富有同情心，愿意与人合作，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真实，不善于伪装。所以，从实质上讲，厄威特拍摄狗其实是在拍摄人，他藉由狗的影像阐释了人自身的境况——“从艺术上讲，表现狗的作品有两层意义。首先狗是一种十分可爱的动物。许多人之所以喜欢我的照片是因为他们爱狗。其次狗通晓人性。实际上，我的照片和狗没有什么关系，我反映的是人。读者观赏照片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能体现人性的照片就是好照片，在我看来，狗是一种充满人性特点的动物。我喜欢狗，它们是非常棒的拍摄对象，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肖像权的问题。”

——艾略特·厄威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厄威特开始涉足电影领域。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 厄威特陆续拍摄了《美丽不知痛》（Beauty Knows No Pain ，1971年）《星条红与蓝草音乐》（Red， White andBluegrass ，1973年）和《赫拉特的玻璃制造商》（Glassmakers of Herat ，1977年）等影片；而在20 世纪 80 年代，厄威特则帮HBO（家庭票房电视网）制作了许多节目和电影，例如《寻欢作乐》（The Great Pleasure Hunt ）。后来，因为与HBO的理念发生分歧，厄威特又重新回归了摄影的实践中——“这让我找回了彼此平等的感觉。”2020年，在特殊时期里，厄威特还与Phil Ropy展开了新的合作，他们将厄威特的一张照片制作成明信片，以此来期望提高人们对于为全球医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认知——那是一张厄威特于1965年在西西里拍摄的照片，一双塑料手套挂在晾衣绳上的照片，“他们挂的不是内衣，而是塑料手套，我只是在城里走走，就发现了这样的东西。”

2023年11月29日，厄威特在睡梦中去世，终年95岁。

注释：

1、文字选自《艾略特·厄威特：四海为家》（Elliott Erwitt： Home Around the World）一书。

2、文字选自《艾略特·厄威特：四海为家》（Elliott Erwitt： Home Around the World）一书。

3、文字选自《艾略特·厄威特：四海为家》（Elliott Erwitt： Home Around the World）一书。

4、文字选择《艾略特·厄威特：荒诞与讽刺的摄影大师》（Elliott Erwitt： The Master of Absurd and IronicPhotographs）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