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框架下《傲慢与偏见》中译本评析

【摘要】简·奥斯汀的巨著《傲慢与偏见》不仅是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享誉全球，自传入中国以来，广受国人喜爱并产生巨大反响，各种译本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在其英译本中，王科一、孙致礼、张玲和张扬的译作备受瞩目。翻译文学作品离不开翻译研究，同样翻译研究也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领域中的经典理论之一，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全新的翻译理论研究视角，基于此，本文以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孙致礼先生的中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其英译本中的具体翻译实例，从意义、风格、文化三个角度出发，讨论分析孙致礼先生的译本是如何实现功能对等并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文语言风格的。

【关键词】功能对等理论；《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本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2-011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2.034

一、功能对等理论

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圣经研究权威尤金·奈达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他的学术研究主要专注于《圣经》的译本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奈达以实践为基础并结合具体翻译实例，构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理论。这一理论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与研究，也被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为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观点与视角，基于这一理论成果涌现出许多世界名著译本。

尤金·奈达曾对翻译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即翻译就是在目标语中用最符合原文语意的表达进行表述，他指出，翻译首先应达成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是达成风格上的对等。[1]他认为人们对翻译的关注点已经从语句的形式表述上转换到对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上。[2]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真正的翻译需要采用最贴近、契合源语的目的语表达方式，在词汇、句法、篇章、文体四个方面实现对等”。[4]奈达的这一理论不仅成功打破了传统翻译认知，抛弃了陈规的词汇和句式概念，也让翻译者能够以更自然、更易理解的方式去体现原文含义，从而实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整个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译者进行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对我国翻译界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作者及作品简介

简·奥斯汀是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学者们将其誉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其写作格调轻松诙谐、用词精炼准确、语言优雅、充满艺术气息。《傲慢与偏见》作为简·奥斯汀首部力作，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作者运用妙趣横生的文字和喜剧般的情节展示了那时家庭与社会的价值观，生动呈现出18世纪初保守且处于闭锁环境的英国乡村生活及世俗人情。她以高超的语言艺术深度阐述了内心深处的人性特点，唤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以英国田园贵族的家庭生活作为背景，精心描绘了主角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呈现班内特一家五姐妹的各自爱情轨迹，传达出了小说的核心观点：过于看重财富、金钱和社会地位等物质条件，舍弃个人修养及品格的婚姻选择是错误的，但如果完全不顾现实利益，这也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理想的伴侣关系应以真挚的感情作为依托，男性和女性在婚恋中应保持个性独立并享有同等权利。通过个体与个体、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作者歌颂了自由恋爱、追求平等的爱情理念，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随着《傲慢与偏见》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断扩大、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及影响力不断加深，孙致礼先生在王科一先生译本的基础上，重译了《傲慢与偏见》这部杰作，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其译本汲取了王科一先生译本的精妙之处，采用地道得体、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保留了原作的神韵，与原文语意高度一致，其表述方式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孙致礼先生的翻译版本在全国备受赞誉，这主要是因为他非常重视目标语言读者的感受，坚定地遵循“翻译即交际”的策略，以及采用充满中国元素的语句和表达方式，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基于此，本文拟选用孙致礼先生的《傲慢与偏见》译本（以下简称孙译本），从意义、风格、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孙致礼先生的译本是如何实现功能对等的。

三、译本研究与赏析

（一）意义上的功能对等

翻译的功能对等不是绝对的、完全的相等或同一，这是因为翻译不是字对字的形式翻译，而应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语意内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要求译者必须根据原文在目的语中找到符合原文内容及思想感情的对等信息，准确表达原文语意，没有翻译腔，保证行文的流畅性。[5]在《傲慢与偏见》的翻译过程中，孙译本注重到意义对等的重要性，这里的意义包括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方面，翻译时，两者都应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具体的对等翻译。[7]下面举例分析，孙致礼先生译文在意义层面体现出的功能对等。

例1：

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 She was a woman of mean understanding， little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 temper.[3]

孙译：

这位太太的脑子就不那么难捉摸了。她是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6]

在这一例句中，简·奥斯汀采用讽刺的方式连用三个四字短语描述出班内特太太的性格特征，读者面前，一位喜怒无常、急于嫁女的太太形象跃然纸上。孙致礼先生将“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译为“不那么难捉摸”，将作者原文讽刺的含义生动体现出来，译文不仅具有地道的中国特色，也准确再现了原文的语意，不仅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也更易目的语读者的理解。“little information”译为“孤陋寡闻”，“mean understanding”译为“智力贫乏”两个短句的译文再现了原文的讽刺意义，同时生动表现出班内特太太的愚钝与无知，读者能更清晰地理解到奥斯汀对班内特太太性格描写的讽刺含义，使目的语读者与原语读者能够保持同频，进而真正实现了翻译上的意义对等。

例2：

And she could do nothing but wonder at such a want of penetration， or fear that， perhaps instead of his seeing too little， she might have fancied too much.[3]

孙译：

她只能奇怪父亲怎么这样没有眼力，或者担心也许不是父亲太不明察，而是她自己太想入非非。[6]

在这段伊丽莎白与父亲的对话中，通过“太不明察”和“想入非非”两个简洁的短语表达可以看出伊丽莎白纠结矛盾的内心状态，两个表达在结构上很相似，这使得译文表达十分流畅且富有节奏感。“明察”在中文语境里常指观察入微、明白清楚，“太不明察”则表明父亲并没有看出来达西先生与伊丽莎白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fancied too much”译为“想入非非”，巧妙地将“想得太多”译为“想入非非”，表述更具有文学气息，也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译文读者反应与原文读者反应能够保持一致，从而实现翻译上的意义对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汀常用简洁明了的表达阐释深刻的道理，孙致礼先生的译文准确再现了这一语言表达特点。

在翻译过程中，孙致礼先生考虑到中英文存在的表述差异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准确理解原文写作目的与内涵的基础上，巧妙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进行翻译，不仅准确再现了原文语意，同时迎合了目的语读者的语言特点、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使得译文再现了原文的指称意义与联想意义，真正实现意义上的功能对等。

（二）风格上的功能对等

风格是文章的基本格调，也是作家写作个性与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提到翻译首先是意义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1] 由此可见，风格对等在翻译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到原文的写作风格与思想感情，在保留原作风格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表述方式，使译文在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审美层面与原文保持一致。由于不同国家、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思维模式，这就要求译者不仅需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同时也要对源语、目的语国家文化足够了解，进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准确传达原作的观念思想。下面举例分析，孙致礼先生译文在风格层面体现出的功能对等。

例3：

But his friend Mr. Darcy soon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room by his fine， tall person， handsome features， noble mien.[3]

孙译：

但是他的朋友达西先生却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雅。[6]

在这一例句及前后文中，简·奥斯汀用大篇幅描述了宾利先生及他的姐妹们、赫斯特先生、达西先生一行人，不论是英文版原文还是中文版译文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语言文字传达出的美感，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审美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及表达方式。奥斯汀对达西先生的描写看似简短，实则有着丰富的内涵，孙致礼先生准确把握了这一点，在译文中将“fine， tall person”译为“身材魁伟”，“handsome features”译为“眉清目秀”，“noble mien”译为“举止高雅”，三个四字短语让读者对达西先生有了清晰的认知，一位相貌英俊、气宇超凡的贵族青年展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通过周围人的反应，读者可以更深刻理解到这位儒雅君子自身的魅力，在小说中，作者常通过身边人的反应从侧面衬托出主人公自身的某些特质，这在奥斯汀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孙致礼先生深刻理解到这一点，在译文中巧妙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将文中人物各自不同的特点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不仅体现出孙致礼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学修养，也将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距离进一步拉近。

汉语常用四字短语，这是因为这类看似简短的词语，其实隐含着深刻的含义，其本身也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在适合的语境中往往起着点睛之笔的妙用。如上文中提到的描述性词语，孙致礼先生巧妙选用符合原文语意的四字短语，不仅准确再现了人物的性格与外貌特征，体现出原文的叙述与描写风格，也使得译文具有地道的中国特色，灵活的表达方式不仅能够增加文章的耐读性，也会让目的语读者倍感亲切，真正能够与原作内容产生共鸣，避免了翻译腔，使得翻译实现了风格上的功能对等。

例4：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3]

孙译：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6]

这段文字是奥斯汀对班内特太太急于嫁女心情的讽刺描写，孙致礼先生在把握这一表达的核心内涵后，将“truth”译为“真理”，巧妙地将班内特太太这一内心活动广而宣之，将这一荒唐的想法视为“真理”，使原文讽刺的意味生动表现出来。这两句话采用轻松而嘲讽的语气，给读者留下无尽遐想的空间，奥斯汀原作幽默讽刺的艺术风格在译文中得到充分展现。在翻译中，孙致礼先生没有照搬原文语序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翻译，而是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语序调整，使得译文更加精炼紧凑，体现出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中的神似，由此可见，真正的佳译是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语意，孙致礼先生的译文真正实现了风格上的功能对等。

（三）文化上的功能对等

奈达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尊崇源语文化，也必须要尊重目的语文化，真正的翻译，与其说是掌握两种语言，不如说是深度解读这两大文化。只有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及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底蕴纳入思考过程，译文才能准确阐述原著的含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翻译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文化差异及文化多样性，选用恰当的表述风格将原文表达的意义转译到译文中去，进而实现文化上的功能对等。下面举例分析，孙致礼先生译文在文化层面体现出的功能对等。

例5：

Has she been presented？ I do not remember her name among the ladies at court.[3]

孙译：

她觐见过国王吗？进过宫的仕女中，我不记得有她的名字。[6]

在这一例句中，“be presented”如果按照原意翻译应是指被介绍给某位位高权重的贵人，紧接着出现的“ladies at court”则表明她是位享有殊荣的贵族女子。按照中国读者的认知，孙致礼先生将这处的译文处理为“觐见过国王”“进宫仕女”，译文的表达不仅符合18世纪末英国的社会背景，当时的英国王室中地位最高的应当是国王，同时译文也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这是因为在中文里，进宫多用“觐见”来表达，两句译文均采用了符合汉语文化背景的表达方式。在孙致礼先生的译文中，不仅保留了原作的语意，同时也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弥补了在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易造成的理解差异，使得目的语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异国风情，真正在翻译中实现文化上的功能对等。

在不同的文化发展背景影响下，中英文在表达上有着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比孙致礼先生《傲慢与偏见》英译本及英文原著，发现翻译的过程更多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凯瑟琳夫人介绍女儿的对话中，原文出现了“accomplishments”这个单词，孙致礼先生将其译为“琴棋书画”，这是具有地道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古代中国，“琴棋书画”作为四艺之首，人们常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来夸赞他人是全能人才，但其中的乐器、象棋、书法、绘画可能是很多外国人从未接触过的，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而中文读者也容易对“accomplishments”这个单词的解释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在综合考虑到这些文化差异后，孙致礼先生采用归化的翻译方式，将翻译语境转换到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综合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不仅准确表达了原文的含义，同时也避免了翻译腔，没有选用艰涩难懂的表达方式，使译文充满了感染力，在文化上实现了功能对等。

四、结语

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视角分析得出，好的文学作品翻译需要在词汇、句法、篇章、文体四个方面与原文实现对等，这不仅需要译者综合考虑到原文的写作特点及思想内容，也要充分认识到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表达方式。译者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学底蕴及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语意并采用合适的表述方式进行翻译，而不是进行字对字的简单翻译，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而忽略内容上的一致。

基于此，本文依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从意义、风格、文化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孙致礼先生的《傲慢与偏见》译文是如何实现功能对等的。孙致礼先生充分考虑到中英两国存在的文化背景差异，在这一基础上，采用恰当的表述方式成功再现了原文的写作风格与思想感情，他的译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采用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将原作的写作内容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真正实现在功能对等理论基础上意义、风格、文化三个方面的对等，其译文翻译构思巧妙、风格特点鲜明、用词精炼准确，使读者能够更为真实地感受到原文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同时也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Charles R Taber.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Eugene A Nida，Charles R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Jane·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1.

[4]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65.

[5]谭载喜.奈达论翻译的性质[J].中国翻译，1983，（9）：

37-39.

[6]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7]沈超.功能对等理论下《傲慢与偏见》中译本赏析[J].海外英语，2017，（2）：207-208.

作者简介：

苏晓洋，女，汉族，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