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张仲实的出版宣传与党员教育活动

摘" 要：张仲实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党的出版宣传工作中担任要职。新中国成立前后，张仲实充分发挥理论优势，编订“干部必读”12本、土地问题、妇女解放运动等材料，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与解决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供理论学习材料；推动刘胡兰事迹的广泛传播，为解放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树立了英雄模范；指导杨家岭工作的生产与文化教育工作，并总结经验将其推广。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教育仍需借鉴张仲实重理论教育、寓教于典型、重推广宣传的经验。

关键词：张仲实；出版；宣传；党员教育

中图分类号：D23；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24）01008506

收稿日期：20231007

作者简介：张埔华，女，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出版研究。

张仲实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党的出版宣传工作中担任重要职位。新中国成立前，张仲实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教育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苏友协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副局长等职务。这些职位都与党的宣传工作紧密相关，张仲实在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中充分发挥理论优势，为党的工作编订相关著作、树立刘胡兰英雄形象、总结杨家岭经验，为党的教育活动提供相关材料。

一、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编订材料

张仲实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宣传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为了配合相关活动，受委托的张仲实编订了一批供党员干部学习的理论材料。张仲实“对党的宣传思想和理论教育、干部教育工作的推进，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

（一）编订理论学习教育材料

第一，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张仲实参与和直接编订理论学习材料。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这项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而提高理论水平的前提是有合适的理论材料以供学习，张仲实就成为编订这批材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2年1月，毛泽东与中央政研室的陈伯达、张仲实、邓力群、丁冬放、丁炳然在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二楼会议室谈话两个多小时，着重谈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并请他们编辑一套书目供党员干部学习。

张仲实参与讨论，最终将整风运动理论学习材料定为4大类。

经过审慎思考，这4类材料分别是中央关于整风学习下发的文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宣传指南手册［2］。这些文献涉及经典著作、政策文件、时事政治，对于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助益良多，有助于党员干部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同时，张仲实直接参与相关理论学习著作的翻译与编辑出版工作。由张仲实直接参与翻译与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著作有《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整党问题参考资料》。张仲实编订《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掌握马恩列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3］。此书由张仲实、艾思奇、柯柏年等人编译，并在毛泽东过目后更名为《思想方法论》。这本书摘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主要分为四章，分别是《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理论与实践》《历史科学的创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能囿于文本语句，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而《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有利于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启发广大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方法论是基础，具体的理论在学习与运用中更有针对性。为应对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论学习，张仲实受到委托，编辑了《整党问题参考资料》。经过策划，《整党问题参考》分为十本，分别是《论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论与群众之关系、党员的义务、干部及干部团结、党的严肃性和灵活性》《党内不纯的社会根源与党内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斯大林毛泽东论自我批评》《斯大林论组织领导——整编队伍》《论群众路线》《科学的领导方法》《列宁论清党及新党员入党条件》《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第二，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编订“干部必读”12本。1949年2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迎接伟大的革命转变，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责成包括张仲实在内的相关人员编写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张仲实与胡乔木商定了12本著作，分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说：“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4］ 在1949年6月—1950年6月，“干部必读”12本共印发了300万册，成为当时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教材［5］。“干部必读”12本中，张仲实负责编译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

为厘清中国民族解放相关问题，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同盟及发展前途问题，张仲实编订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选取了列宁、斯大林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报告和1篇附录。具体是：列宁的《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更新的中国》《论亚洲是世界风暴底新泉源》《中华民国底大胜利》《亚洲底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条件》《论东方各民族人民底觉醒》《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之加强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开始》《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底战略和策略》《论东方的一九○五年》《论东方底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斯大林的《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不要忘记东方》《论十月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俄共（布）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论民族问题的新阶段》《论国际形势》《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任务》《论民族问题底实质为农民问题》《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摘录》《论中国革命底前途》《论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给初公诺夫的信》《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底几个问题》《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们》《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共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摘录》《中国问题》《论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目》《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论中国革命底重大成绩》，附录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我国总结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时探索适宜中国的方案。

张仲实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选取了列宁斯大林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参考。具体选取列宁的文章为：《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1919年9月10日—14日）、《关于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1月8日—13日）、《关于国民经济社会化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关于消费公社之命令草案》（1918年1月7日—10日）、《怎样组织比赛》（1918年1月7日—10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草案》（1918年1月17日）、《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1918年4月28日）、《在各地苏维埃财政部代表全俄大会上的演说词》（1918年5月18日）、《给国有化企业底代表会议的信》（1918年5月18日）、《论饥荒》（1918年5月）、《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与燃料恐慌作斗争》（1919年11月13日）、《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论义务星期六》（1919年12月20日）、《论劳动纪律》（1920年初）、《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7月20日）、《论物品税》（1921年3月15日）、《论粮食税》（1921年4月13日—21日）、《现时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金子底作用》（1921年11月5日）、《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1922年1月12日）、《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27日）、《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底前途》（1922年11月13日）、《论合作制》（1923年1月4日—6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斯大林的文章为：《论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1929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代表会议工作底总结》（1929年5月9日）、《论苏联内部底形势》（1925年12月18日）、《论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1925年12月23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成为党的必然选择。《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详细介绍了苏联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布局与规划，学习这些文章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将此书作为干部必读书目之一，深化了党的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判断。

为厘清中国民族解放相关问题，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同盟及发展前途问题，张仲实编订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选取了列宁报告18篇、斯大林报告20篇和1篇附录。具体是：列宁的《中国民国底胜利》《亚洲底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条件》《论东方各民族人民底觉醒》《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之加强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开始》《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底战略核策略》《论东方的一九五年》《论东方底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斯大林的《不要忘记东方》《论十月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俄共（布）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论民族问题的新阶段》《论国际形势》《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任务》《论民族问题底实质为农民问题》《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摘录》《论中国革命底前途》《论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给初公诺夫的信》《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底几个问题》《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们》《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共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摘录》《中国问题》《论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目》《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论中国革命底重大成绩》，附录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语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张仲实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选取了列宁28篇和斯大林4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照。具体选取列宁的28篇文章为：《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1919年9月10日—14日）、《关于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1月8日—13日）、《关于国民经济社会化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关于消费公社之命令草案》（1918年1月7日—10日）、《怎样组织比赛》（1918年1月7日—10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草案》（1918年1月17日）、《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1918年4月28日）、《在各地苏维埃财政部代表全俄大会上的演说词》（1918年5月18日）、《给国有化企业底代表会议的信》（1918年5月18日）、《论饥荒》（1918年5月）、《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论义务星期六》（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莫斯科全市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劳动纪律》（1920年初的演说词）、《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7月20日）、《论物品税》（1921年3月15日）、《现时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金子底作用》（1921年11月5日）、《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1922年1月12日决议案）、《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底前途》（1922年11月13日）、《论合作制》（1923年1月4日—6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斯大林的4篇著作为：《论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1929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代表会议哦你工作底总结》（1929年5月9日）、《论苏联内部底形势》（1925年12月18日）、《论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1925年12月23日）。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成为党的必然选择。《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详细介绍了苏联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布局与规划，对于从宏观上把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有提纲挈领之效。党中央将此书作为干部必读书目之一，深化了党的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判断，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能稳步推进。也正是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刻认识与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准确把握，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取得瞩目成就。

（二）编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土地问题论述的材料

为了配合土地会议的召开，更全面地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张仲实编译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作为首要的生产资料，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土地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正确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中国而言，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必须联合的力量，而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正确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为了厘清土地问题，1947年5月，中央工作委员会着手准备土地会议。为了此次会议的顺利开展，中央工作委员会派张仲实到晋察冀中央局驻地阜平县陈南庄去整理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受此委托，张仲实着手编订土地问题相关材料。

张仲实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寻找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将其汇编为《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革命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进行了大量论述，张仲实摘编部分重要论述，汇编为《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并在1947年7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本书按照社会发展的顺序，列举了各个时期农民斗争的重要问题，以及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采取的不同政策，以期“从这样的历史观察中，我们看到一个为中国、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经验所证明的真理：即一方面说来，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才能领导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好，社会主义革命也好）走向胜利；而另一方面，农民的革命斗争，又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才能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够达到最后解放自己的目的。”［6］3这本书为土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材料，“为集中纠‘左’提供了依据，保证了土改运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7］，为土地所有制的探索、土地政策的改革提供了指导。

（三）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

1949年，张仲实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请求，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1949年1月12日，全国妇女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为了迎接中国妇联和妇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到来，也为了解各地的妇女运动，特编印“妇运丛书”十册。其中，《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中国解放区妇女翻身运动素描》《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生产运动》《中国解放区妇女参战运动》《新社会的新女工》《中国解放区的儿童生活》《中国解放区的南丁格尔们》主要介绍解放区的妇女运动以及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政策，《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介绍了国统区妇女坚持民主斗争的英雄事迹，《国际民主妇女运动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介绍了国际方面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

“为着把当前妇女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并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运动。”［6］157-15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十分重视妇女问题，他们深入地研究了妇女及妇女解放的历史过程、革命作用、天然尺度、权利和义务、解放途径等若干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张仲实研究和梳理了他们关于妇女及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编译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本书中摘录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和第九章的内容、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并摘录了列宁和斯大林论述妇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实现自身解放的文章。马克思曾说过，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准，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将妇女解放摆在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广大妇女“热烈地支援战争，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努力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各个战线上均创造了辉煌的成绩，成为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不可缺少的力量”［6］157-158。可以说，妇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如此，根植于传统思想中的男尊女卑的观点仍在荼毒民众，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仍是漫长的，全国妇女联合会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的。张仲实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是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力作。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的张仲实，在承担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宣传、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坚持编译出版与时俱进、符合党和人民［8］需要的书籍。

二、推动宣传刘胡兰英雄事迹

如何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嵌入群众内心深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的课题。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张仲实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熔铸到平凡人物中，通过树立无产阶级革命榜样——刘胡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具象化。

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熔铸到具体人物中，以英雄人物的事迹鼓舞人心，塑造价值观，是张仲实不断探索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之一。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张仲实的《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英勇斗争的榜样》一文，张仲实高度肯定了季米特洛夫在法庭审判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对他在法庭的辩护喝彩，认为这是一次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号召党员“努力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斗争榜样，准备在任何情形下为保卫党的旗帜组织奋斗到底”［9］。

结合中国的实际，树立中国共产党典型英雄形象，是张仲实对“如何在战区进行党员教育”的回答。刘胡兰——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的树立，就是张仲实发现并上报党中央的。1947年，张仲实作为“延安各界慰问团”副团长到晋中对解放军进行慰问。在文水县慰问时，张仲实听取了县委会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为了进一步证实和了解详情，张仲实派慰问团成员缪海棱和白凌云深入到云周西村调查了解情况。调查属实后，张仲实建议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作为教育党员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他向任弼时报告，并请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了解刘胡兰事迹之后，毛泽东为其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又对任弼时和秘书说，要将刘胡兰的事迹广泛宣传，号召全国各解放区组织学习刘胡兰事迹与精神。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将刘胡兰事迹写成文章，以《17岁（指虚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赴义》为题，发往全国各解放区新华社分社。1947年2月3日、4日，新华总社分两天向全国解放军各报发了通稿。2月5日，《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两条消息。2月6日，《晋绥日报》又详细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同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向刘胡兰同志致敬》的评论。刘胡兰事发地吕梁，为了加强党的阶级教育，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党组织的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可以说，刘胡兰的英勇事迹被广泛传播有赖于张仲实的推动，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树立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榜样，

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形象。中国共产党注重挖掘平凡人物中的英雄事迹，善于发现不同时代“平凡”人物中的“不平凡”，将其树立为无产阶级革命榜样，启发群众觉悟。在张仲实的推动下，刘胡兰的形象从一个普通女性转变为家喻户晓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最有感染力的教育素材。宣扬刘胡兰事迹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解放区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总结并宣传杨家岭经验

为了响应知识分子参与生产活动的号召，张仲实自请到杨家岭参加生产活动。在生产实践中，其富有创见的工作方法使得杨家岭运输队取得突出成绩，而且此地的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取得不俗成绩，张仲实积极总结杨家岭经验，为各地开展生产实践和文化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1940年5月26日，张仲实与茅盾从新疆辗转到达延安，并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积极响应号召，深入杨家岭工农群众中参与生产工作。当时，因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加之自然灾害等因素，解放区物资严重匮乏，为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张仲实到达延安后，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利用业余时间到杨家岭运输队参加运输工作。运输队主要是为学校和党政机关运输必要的生活用品。据统计，1943年9月，延安规模较大的运输队：杨家岭运输队（中共中央机关直属运输队，简称“中直运输队”）和边府所属办公厅、保安处、法院、银行、物资局、行政学院、延大、科学院、卫生处、保育院、荣疔、荣校等12个运输队［10］。杨家岭运输队当时有“大车八辆，驮骡十六头，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应运输物品二十七万斤，但实际运输的只有十九万斤”［11］，可见，杨家岭运输队的工作量尚有提升空间。

此时，张仲实自请到杨家岭运输队工作，在指导运输队工作时教授他们简单的文化知识，通过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队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参与策划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实行公私兼顾，私股等级分红的办法，将运输队的运输量与每个人的工作量挂钩，激发了运输队队员积极性，运输量由每日的19万斤增加到30万斤。为了推广这一经验，张仲实撰写了《模范运输队是怎样更向前进着——记我所看见的杨家岭运输合作社社员大会》一文，于1944年4月16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该文详细介绍了杨家岭运输队如何按照等级分红、每一等级分红数额、运输量提升数额，以及如何将之规范化等各项措施。

张仲实在指导杨家岭运输工作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认为提高觉悟会提升工作积极性。为此，张仲实大力支持创办识字班、墙报等活动，普及文化教育。据张仲实撰写的《新的摸索——延安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文化学习初步总结》（载于1944年11月18日《解放日报》）一文统计，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139人，“念过不到两年书的只有23人；念过两年至四年书的只有14人；有高小程度的只有5人；其余97人即70%是根本一字不识的。而念过书的，大半都把识下的字忘记了，会读会写的不到10人”［12］87。为了提升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开展学习运动，即在晚上组织识字、读报、唱歌等活动，这类学习运动开展六个月后，“现在全部都识字了，其中会使用——能记账、记日记、记考勤、开条子的已有95人；能看‘群众’报、本机关‘生活’报，或‘丰衣足食’报、‘解放日报’的已有89人”［12］89。张仲实在此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学习文化对工作的帮助，具体介绍了识字班、生产训练班、大课等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并总结了杨家岭杂务机关的教学经验，即在教学对象上要“因材施教”，教学方法上“要教词，不要教单字”“少报告、多读报”，开展“小先生制”这里的“小先生制”指是识字的教授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授识字少的.。

鉴于张仲实积极参加杨家岭的工作，并在指导杨家岭运输队及机关杂务人员的工作中取得不俗成绩，1945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授予张仲实劳动模范的称号，并在大会上被毛泽东提名表扬。不只如此，张仲实积极推广杨家岭运输队的工作经验，在张仲实的推动下，杨家岭运输队成了大生产运动中的学习模范，对于指导延安的生产运动有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教育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张仲实密切配合国内形势，编订多本著作，以辅助党员干部教育等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张仲实将刘胡兰事迹作为教育党员干部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前后，编订合适的教材以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张仲实对党员干部教育工作的深刻把握。

参考文献：

［1］" "张积玉.近90年来学界对张仲实的研究及其思考［J］.唐都学刊，2023（5）.

［2］" 黄亚玲.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文本考释：基于《整风文献》文本源流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8）.

［3］" 张复.仲实：张仲实画传、忆念与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78.

［4］"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30-931.

［5］"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23.

［6］" 张仲实.张仲实文集：第7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7］" 张卫波.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136.

［8］" 张埔华.张仲实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实践与思想启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9］" 张仲实.张仲实文集：第2卷（上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24.

［1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26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754.

［1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528.

［12］张仲实.张仲实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贾马燕" 马力佳］

The Publication and Publicity Activities of Zhang Zhongshi and

the Party Member Edu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ZHANG Puhua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Zhang Zhongshi， an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is a renowned Marxist theorist， translator and publisher in China， once holding a key position in the CPC’s publication and publicity sector.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he gave full play to his theoretical strength and compiled twelve books of The Required Readings for Cadres， and other materials on land issues and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tc. . These reading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learning materials for enhancing the Party members’ theory levels， and for their seeking of proper solutions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These readings also widely disseminate the heroic story of Liu Hulan， establishing an excellent role model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They also provide guide to the agrarian produc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Yangjialing. Zhang also summarize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promoted them in other areas. Now in the new era， education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hould still learn from Zhang Zhongshi，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ith typical role models， and publicizing successful experiences.

Key words： Zhang Zhongshi; Publication; Publicity; Party member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