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民族音乐的集体意识与立场风貌

2024-05-25 00:00:00吴芮逸
关键词:民族音乐

[摘 要] 从“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新年音乐会?”的文化思考,到自2021年起,每年新春之际的如期举办,“国韵悠长”新年音乐 会已经逐渐成为崭露头角的品牌。2023年2月28日,这一怀抱着“让中国民乐拥有自己的节日”之期愿的音乐会又如约而至。从其策划 思路和现场演绎看,在“节日”之外,这场音乐会本身也成了展示民族管弦乐艺术的一个窗口。它打破以个体为单位的壁垒,以人的 聚合体现当代民乐具有集体之“大我”意识的发展胸襟;它以折射民族管弦乐发展轨迹的历史考量为主线,一口气拉开近百年的时间 跨度,从作品创作和现场演绎展现出百年进程中日益明晰的、依附于民族文化根性的发展定位。

[关键词] 民族音乐;集体意识;民族管弦乐

[中图分类号] J605;J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67(2024)02-0200-03

2023 年 2 月 28 日,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与国 家大剧院的合作下,一场怀抱“让中国民族音乐拥有 自己的节日”之期愿的音乐会如期而至。秉承构建民 乐大家庭的理念,此次音乐会携手由中国广播民族乐 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北京 民族乐团组建的联合乐团,以及著名指挥家王甫建, 著名胡琴演奏家姜克美、宋飞及琵琶演奏家陈音、杨 靖、张强,笛子演奏家戴亚,打击乐演奏家马里、朱 剑平。长达 3 个小时的音乐会,沿着民族管弦乐发展 的现当代历程,集中展现了 12 首 a 诞生自不同时期 的经典作品。此次演出阵容上打破以个体为单位的壁 垒,让名家名团以集体之名联手亮相;曲目遴选上不 单以“耳熟能详”作标尺,而是从百年进程的宏阔视 角作编排……这些设计让音乐会的内涵并非止步于 乐声,还从共时性与历时性轨迹的双重交织中展现出 民族管弦乐的发展风貌。

一、人的合力与传承经脉

“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新年音乐会?”这一思 考,到“通过构建民族音乐大家庭概念,集中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时代风貌”的实际践行与 意义阐释,作为崭露头角的文化品牌,如果说引领民 乐新气象是其价值支柱,那么在此之中,对“人的聚 合”的深刻把握便是其灼灼闪耀的智性光辉。

“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顺着它搭 建的勾连历史主体和历史活动的桥梁望去,国乐得以 悠长绵续,其前提亦离不开“人”。从贾湖骨笛吹响 的第一声到面貌繁盛的宫廷燕乐,从勾栏瓦舍催生的 杂剧与南戏到明清时的戏曲高峰……尽管自古传法 薄如悬丝,但世世代代的传灯到底以不息芯脉连结出 了传统音乐的传承线条。20 世纪初,西方音乐的冲 击打破了中国音乐的内循环。面对滚滚而来的世界大 潮,开拓者们从零零碎碎的现实中洞悉到“人”对于 “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的重要性。“我 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 生。”[1] 这是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写 下的首条纲要;在经典文献《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 杨荫浏提出了“伟大而合理的计划”,其中,每一位 至诚工作者的团结与合作是为接成国乐田垄的重要 前提。50 年代,民族音乐建设在“为祖国放声歌唱” 的图景中迎来黄金时期,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应运而生。 尽管这一在形式上参照西方管乐的新型乐队难免遭 受“崇洋”的诟病,但在“师夷制夷”的发展思潮下, 它的诞生自有其关联至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此外, 作为一个音乐共同体,当几十余人在庞大编制架构的 统领下坐进乐池、共奏一曲时,其发出的声音中深含 的不仅是仿西或植中的协和追求,更映射着人与人之 间的协同关系。民族管弦乐队在民乐个性化发展之外 构筑出一个寻求共性的时空,在人与声的并行中,这一载体本身昭示着的便是民族音乐发展由个体至集体 的再次汇流。80年代,为守住民族音乐阵地,在朴东生、 彭修文、秦鹏章三位前辈的倡导筹备下,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成立。从创立之初为鼓舞民乐工作者士气, 在中国首届艺术节上组织的千人“中华大乐”,到 30 余年中从艺术创作、普及教育、学术研究等各方面联 动民乐发展,成为海内外民乐人的“民乐之家”,“团 结起来干事业”的朴素箴言一直是学会的宗旨。而其 目的就是要以人的力量聚拢振兴民乐的薪火。由此可 见,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民乐在现当代发展的每一个 转折性关头,“人的合力”都是让其生生不息的命脉, 也是开启山林的先贤前辈们在推进国乐发展时不约而 同投向的焦点。

如今,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面对负薪构堂的历 史责任,“国韵悠长”以“人的合力”为主旨,集民 乐人之力共举谋新篇、布新局的大旗。如同中国民族 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所言:“中华民乐同一脉,天 下乐人一家亲。当我们吹响中国民乐的集结号,来自 四面八方的呼应让我们增添信心。”[2] 联合乐团的组 建、名家名团的集聚并非彰显阵容的形式主义,团结 是其后的象征与隐喻;超越常规音乐会体量萃选 12 首经典曲目,希图勾勒的是一代代民乐人并肩走过的 道路;决定在新年奏响华章并非只为沾染节日气氛, 节庆的团圆也是人的团聚,而节日之所以能称其为节 日,绝非形单影只便能欢度,它注定是群体的狂欢。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拥抱集体的“大我”意识,让 “国韵悠长”在诞生之初便以其深厚的理念根基和开 阔的格局站在了赓续发展的关键点上,它呼应着民乐 千年来“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也以“人的合力” 接续出其在新时代中蓬勃向前的脉动,并为接踵者亮 出民族音乐期望不断前行的航标。

二、民族立场与音响追求

如果说呈现民族管弦乐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是 此次音乐会在选曲上的一大亮点;那么,以创作时间 和风格搭配作线,让 12 首作品以折射民族管弦乐发 展历程的逻辑次第呈现,并一口气拉开近百年的时间 跨度,作通盘展示,则体现出音乐会的历史考量。整 场集中聆赏,不仅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的 连贯作品线条中感受到多样的风采,更能从各时期作 品中听到作曲家们所持有的立场与追求。

作为“洋为中用”的产物,尽管其特殊的历史成 因,现代民族乐队难免被打上西方音乐烙印,但从其 物质构成与历史渊源看,孕生于中华大地的风土文化 仍是它不能割舍的根脉。周朝的乐队是它的先声、八 音之乐是它的载体,因此,虽然在建制、律制等方面 效仿了西方管弦乐团,但民族管弦乐又并非西方的附 属,名称中的“民族”二字仍是它的归依。而从音乐 会呈现的作品看,扎根于中国大地,也正是作曲家们 在创作中不约而同选择的立场。这一立场首要表现在 作曲家们对音乐基因与民族精神的自觉承续中。彭修 文与蔡惠泉在《丰收锣鼓》中对民间吹打音乐的运用 是出于他们终其一生对传统风格的追求;刘文金写下 的兼容史诗性与交响性的《长城随想》意在以诗人的 胸怀抒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赵松庭在《鹧鸪飞》 中增加幽思缥缈的箫声演奏技巧不为描摹鹧鸪身影, 而为深化古典人文意境……应该说,无论是传统素 材的运用抑或是艺术手法的革新,承继民族基因、体 现民族气派都是其最后的指向。那么为什么在民族管 弦乐的创作中,作曲家们会达成这样一种在意识形态 上的共识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来这是作曲家们 基于文化自觉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二来这也是艺术 创作的本性使然。李焕之在讲述《春节序曲》心路历 程时写道:“我在创作《春节序曲》时,所选用的音 乐材料,都与我在生活中所深刻感受的事物、生活风 貌、情怀以及群众的音乐生活,有着直接的、内在的 联系。”[3] 何训田在《达勃河随想曲》的创作中将“我 本体”放在首位,甚至将其作为超越文本的第一传统; 《阿佤山》中坚强隐忍的生命张力并不诞生自民族主 义的虚无呐喊,而是作曲家长期浸泡在云南少数民族 地区,对其中的音乐生活习俗反复体验,对佤族乐器 所发出的奇妙声音不断临响,从而激发创作灵感的结 果。对作曲家而言,脚下所踩、心之所往皆为笔之所 向,因此,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文化选择,也是与作曲 家们生命体验、血脉相连的第一意识的抒发。两者相 交,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才有了触碰性灵的真生命 和激荡人心的文化力量。

同行于民族精神另一面的,是代代作曲家对“音 响”的追求。从“大同乐会”到“彭修文模式”,如 果暂且抛开特殊时期的文化与政治目的不论,单从本 体存在看,一如唐建平先生所言,乐队的艺术就是一 种音响艺术。对作曲家而言,乐队以吹、拉、弹、打 四声部的集聚为他们展开的是一个素材丰富的音响世 界,而如何突破民族器乐特性所带来的现实困境,且 不囿于西方管弦乐标尺之束缚,却也是作曲家们在百 年创作实践所探寻的重要课题。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的创作一路谛听,随着作曲家们对乐队融合度、 声音层次、张力等具体元素多向度处理的展开,更多 闪耀着独特思路与民族色彩的声音逐渐在这条探索之 路上显露。比如《夜深沉》,不仅运用昆曲素材,以 层层递进的旋律和渐趋紧凑的律动展现出民族管弦乐 丰富的声音层次和强大的音响张力。还借鉴小提琴的 连贯柔美的运弓,突破传统京胡曲牌中小短弓的奏法, 为这件乐器的声音史开创新篇的同时,也保持了乐器 的原有韵味。《龙跃东方》的副部主题实是取材自民歌 《茉莉花》,但作曲家并未全盘取用,而是以其中的角、 徵、羽、宫做骨干音,用卡农的形式使声部间形成旋律 的呼应,同时以云锣、钟琴、编钟产生金石回荡,既保 留了《茉莉花》的旋律记忆,又用巧妙的发展手法与 配器创造出了不失中国音乐典雅意蕴的新表达。

12 首作品的呈现不仅是对民族管弦乐优秀创作 的巡礼,还从历史的纵深中折射出民族管弦乐的百年 创作轨迹,在这之中,“民族特性”成了作曲家们创 作与寻声的主要坐标。而在不断借鉴与重拾中,民族 管弦乐这一中西交融产物的特色状貌也逐渐凸显。

三、人乐共振与心手相应

“融合美”是此次音乐会在乐曲演绎上所呈现的 特点之一。 四大乐团联合是演出的看点同时也是难 点,毕竟在经年的发展中,每支乐团都形成了自己的 演奏习惯和艺术风格,要在短时间内磨合成一个整体, 对乐团和指挥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面对融汇不同艺 术背景的联合乐团以及各持风貌的作品,指挥家王甫 建端持手中根植于艺术的“禅杖”,以音乐为起点对 乐团进行统领。一方面,基于多年的深厚实践与思考, 指挥家对民族器乐的声音特性有着深入的洞察。尽管 无论以或西或中的审美来看,“协和”都应是乐团作 为一个音乐共同体所应追求的准则。但正如指挥家在 演绎中所体现,这种“和”不一定是绝对的整体融合, 更多的是由乐器音色相互依存而产生的对立和谐。比 如在《达勃河随想曲》的开篇中,作曲家用细腻的配 器编织出了一个唯美幻境。指挥家用形象又立体的思 维对横箫、颤音琴、云锣、箜篌、胡琴等乐器的音色进 行调配,让其成为一个彼此交错并各有远近的整体, 徐徐升腾出荡漾在达勃河上的缈远飘逸的梦。另一方 面则是在对乐队力量的积蓄上,比如《阿佤山》,其 沉重的进行感满载着作曲家对坚韧民族精神的渲染, 由弱到强贯穿乐曲。为了触达作品的生命深度,指挥 家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分段落对乐曲进行铺陈,不仅 展现出清晰的音乐过程,也在音势的递进中实现着对 乐队情绪的酝酿与能量的积蓄,让音乐在最高潮处用 坚实的聚合力冲击出人与乐的强烈共振,形成直捣心 底的穿透力。

除乐团的演绎之外,多位中青年演奏名家还与乐 团联袂合作了四首器乐协奏曲。于胡琴演奏家宋飞而 言,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是不断深化于心的一首 作品。肃穆、悲壮是乐曲第三乐章的情感主题,在主 题旋律出现前,演奏者就已经涌动着一种饱满的表达 欲,而后,随着按音与运弓的开始,一种忠魂贯苍穹 的激越情感便在指与弦化的和态中随之淌来,似有一 种“未成曲调先有情”的佳境。胡琴演奏家姜克美以 京胡与乐团合作演奏了《夜深沉》。她以京剧的特色 腔调、韵味,以及京胡高亢激昂的本色风格作底,将 二胡的柔美渗透其中,使虞姬刚柔并济的生命张力在 与技术融合的互文中得以彰显。竹笛演奏家戴亚与乐 队联袂呈现了赵松庭先生编创的《鹧鸪飞》,兼容古 典文学的深度是该作品的特点之一。演奏家一面以乐 曲“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的意境作依 托,一面又以其“多元化并存”的艺术思考,在音色 的虚实变化上运用丰富的演奏技法,让音乐处理体现 出巧妙又富含深意的表达。由三位琵琶演奏家陈音、 杨靖、张强合作演绎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是此 次音乐会的独特策划。该曲歌颂的是具有大我意识的 革命精神,音乐会的创办基点是“人的聚合”,这样 一次合奏呈现,既是演奏形式对乐曲内容的呼应,也 是对音乐会的点题。发展琵琶演奏新技巧、发挥其叙 述艺术的独特魅力是这部“第一协奏曲”的拓展性所 在,但是对合奏而言,也恰是这一特点构成了合作中 的不易。比如乐曲的第四部分“党的关怀记心间”, 这是具有强烈抒情性和歌唱性的段落。在结构框架 下,独奏者可以情感走势为依据,对旋律线条做具有 个性化的处理。但在合奏中,这一“个性”则难免成 为迈向统一需突破的壁垒。演绎该段时,三位演奏家 怀着“融合”的共识,将个人风格特色融化于集体呈 现,齐力从内在情感、呼吸律动、乐句的起承走向以 及右手轮指、摇指的速率等方面做到由上至下的多层 次合一,完成了一次情感、思想、技术的新融合。

虽是手持不同乐器,以不同的形式演绎着不同题 材与形象的作品,但是从音乐会的呈现看,除自成一 家的艺术风格外,都显示出一种融合美。它来自指挥 和乐团协同追求的声场聚合,来自演奏家从指间方寸 与精神镜像的遇合中体现出的“心手相应”。这种融 合之美融于演绎中,映现出的是民乐艺术依附着“和” 这一中国根性文化生长的时代容貌。

结 语

尽管从由西方参照走向中国特质的漫长进程看,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但不可否 认的是,在当代民族艺术的发展图景中,这一在表 现力、叙事力等方面为中国民族音乐带来新景象的艺 术样式已经成了反映民乐发展的重要一维。而结合 音乐会的整体呈现看,当四个乐团以划一的面貌亮 相于舞台,当演奏家们挥洒出内外浑合的乐音,当 那些冒着腾腾生活热情和彰显民族精神的、具有斑斓 音响色彩与山一般雄浑力量的乐曲奏响,这样一场 新年音乐会在“节日”之外,其本身也成为对民族 管弦乐艺术进行全景呈现的一个窗口。透过它,看 到了民乐具有集体之“大我”意识的发展胸襟,听 到了回响在民族管弦乐艺术百年历史进程中的日益 明晰的民族文化定位。这是民族管弦乐在这一晚中 绽放的风采,也是它在欲抵达的辉煌之途中应持有 的正向面庞。

参考文献:

[1] 刘天华 . 国乐改进社缘起 [J]. 新乐潮,1927(1).

[2] 张悦 . 民乐人用情用力讲好“国韵悠长”的中国故事 [N]. 中国 艺术报,2021-12-24(04).

[3] 李焕之,龚琪 . 李焕之的创作生涯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126.

(责任编辑:贲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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