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思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23900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戏曲是“中国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展示“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戏曲“走出去”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关键一环,对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戏曲“走出去”,让其他国家民众感受到真实的中国文化,其中一条重要路径是主动开展对中国戏曲的翻译。相较于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译介,戏曲翻译在国际传播链中仍显薄弱。对此,译学界应加强对戏曲翻译实践中翻译策略、翻译标准、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本文选取《戏剧之精华》作为研究案例,通过深入分析译者在戏曲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挖掘文本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以期为探寻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模式和策略提供一些启示。
翻译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途径。为了有效落实“走出去”的战略方针,译者应当在选取译作时重点考虑能够有力展现中国文化内涵的作品,并思考自己的翻译实践应当如何传递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翻译行为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干扰,其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对翻译实践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探索价值取向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机制,需明确其概念内涵。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价值取向”的概念,我们可以分别探究“价值”和“取向”的内涵。首先,基于价值的定义——“客体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即客体满足人的需求的关系”[2],我们将翻译实践视为一种创造和传递价值的活动。译者应先挖掘文本的价值,然后通过翻译行为创造和传递这些价值,使读者能够享用这些价值。然而个体对价值的认定因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成长过程中更可能形成相似的价值观。因此,价值总是或显或隐地体现个人或群体的特性,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并影响个人在选择具体方式、方法和结果时的判断。其次,取向是指个体在决定、选择行动方向和目标时表现出的倾向,或者在心理层面对特定事物的选择和决策方向,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由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驱动的一种决策机制。这种决策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影响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选择和行动。价值取向不仅体现个人价值观,而且是通过实践检验和强化个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可见,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3]。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主体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主体在功利、认知、道德、审美、政治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以及对各种价值关系的权衡和决策。价值取向既能反映主体的内在立场,也能影响其行为方式。因此,译者的价值取向不仅在其选择作品和制定翻译策略时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贯穿于整个译作之中,影响译者的取舍、策略和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译者的价值取向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译作读者。通过对价值取向的深入分析,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译者翻译行为的真实意图和动机。
价值取向不仅关乎戏曲本身的传播效果,更会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正是由于价值取向的引导和塑造,中国戏曲在“走出去”战略中保持着独特的魅力,为跨文化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它为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进入21世纪,“世界对中国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中国各个领域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4]。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异域文明进行平等、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不容置否,英语世界当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目的地。为了在全球文化场域获得认可,中国文化必须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因此,中国戏曲“走出去”不是一部经典作品或某个地方剧种的愿望,更不是不计长远的“迎合”或“权宜”,而是中华文明寻求与全球“他者”文明进行深度交流和对话的必经之途。中国戏曲“走出去”的根本目标不仅是传播戏曲艺术本身,更是通过戏曲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在戏曲外译过程中,译者应特别关注译本的价值导向呈现。如果没有明确的文化价值观,戏曲译介就无法助力国家形象的真实构建和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在中国戏曲外译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具备文化自觉意识,更应该体现国家、民族在文化交流层面的自主立场与选择。这种立场与选择将有助于我们精准地传递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而显著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戏曲作为在中国广袤大地上流传上千年的独特戏剧形式,是民族艺术的杰出代表[5]。戏曲艺术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集音乐和美术于一体,通过表演艺术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完美结合。汇聚语言、动作和歌唱等多种表现形式来讲述故事,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和有规则的自由行动为表现方式,构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特征裒集了中国传统的思想精髓,塑造了独特的戏剧观念,使戏曲在世界戏剧文化中独树一帜,绽放出独特的华彩。
其次,戏曲是一门能够生动展现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戏曲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鲜活人物形象。这些艺术形象的塑造根植于民族土壤,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经验紧密结合,激发了观众强烈的爱憎情感。同时,这些形象通过民族心理和道德观念的形象化展现,使观众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鲁迅先生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6]。然而,由于戏曲剧本简洁明了,单纯的语言转换并不能展现其艺术特色和民族内涵,这也是戏曲译本难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之一。为有效地推广戏曲艺术,使其在海外市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译者在进行戏曲翻译时应特别注重保留和呈现其民族特性,具体包括戏曲本体、道德观念和美学价值。唯有如此,戏曲翻译才能更精准、全面地传递其魅力,赢得海外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中国戏曲的国际化传播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我们将戏曲主动进行翻译并推向国际市场,二是海外研究者基于自身文化语境独立开展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可见,汉学是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
回顾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百年史,汉学家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1937年,他与艾克顿(Harold Acton)合作出版了一部“对中国戏剧走向世界有着重大贡献的著作”[7]——《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这部著作精选了33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将其翻译成英文。前文已述,译者的价值取向在推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学者芒迪(Jeremy Munday)的观点,译者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词汇的选择。不同的词汇选择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引导和暗示。其二,转换处理。某些内容或表达方式在翻译中需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其三,多重阐释或评价。某些表达或内容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多重解读或评价。其四,价值观的彰显。文中存在一些明显能彰显译者价值观的表述或内容。[8]我们将结合上述关键之处,对《戏剧之精华》的原作与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总结译者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探究译者在戏曲翻译过程中呈现的价值取向。
翻译是一项创造价值的实践行为,而译者作为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充当着连接原作语言文化与目标语语言文化的桥梁。译者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对原文价值的理解与再现,还影响读者对译文价值的认识、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理解及批评接受。换言之,译者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的最终结果。 首先,译者的价值取向是由其个人经历、学识涵养和艺术修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的,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译者对原文的独特理解和再现方式。为探究《戏剧之精华》的价值取向,我们应对译者的人生阅历有所涉猎。阿灵敦在中国扎根生活长达60余年,先后考察了中国沿海地区城市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并撰写了多篇有关中国文化的著述。其中有两部与戏曲紧密相关的著作,分别是《戏剧之精华》和《古今中国戏剧》。另一位译者艾克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一生痴迷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他把中国文学与文化经典译介到西方,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其次,戏曲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其属性是一种审美活动,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形态和话语产品,其最基本的属性是审美的价值属性,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文学艺术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质之所在”[9]。进一步说,表演是戏曲的精髓,它由滑稽表演、说唱与歌舞等多元素组成。因此,戏曲的审美价值体现在文字、音乐、表演和舞台美学等多个方面,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戏曲的独特魅力。上述两位译者的在华阅历对准确把握戏曲的本质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深知中国戏曲所呈现的精彩合成,正是来自那富有感染力的表演技巧:独特的姿势、灵活的动作、丰富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人的歌唱、曼妙的舞蹈。这些元素赋予了中国戏曲无与伦比的魅力。[10]
为了在译本中充分展现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译者采取了主动添加源语剧本中未曾出现内容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增译戏曲曲谱。在《戏剧之精华》中,译者独具匠心地收录了9段珍贵的戏曲曲谱。在每一段曲谱前,译者都贴心地提供了中文、汉语拼音和英文三种标题。不仅如此,曲谱下方还附有中文唱词及汉语拼音,确保读者能够尽情品味和感受中国戏曲的艺术魅力。其二,增译表演细节。由于戏曲剧本受特定体裁的限制,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性。除必要的演出提示外,戏曲剧本主要依赖人物独特的唱词和念白来传递情感、描绘环境、深化剧情矛盾等。戏曲的真正魅力在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传递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因此,译者特意添加了舞台提示和关键表演动作的描述,旨在帮助海外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戏曲的本质,避免他们对戏曲产生误解。
戏曲的危机,根源在于观众的流失。戏曲观众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他们以各种方式接触戏曲艺术,如观看戏曲演出、阅读戏曲剧本或聆听戏曲唱念。虽然这些观众群体的需求和满足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存在和需求是戏曲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石。海外戏曲观众对中国戏曲的民族气派和中国风格深感兴趣,成为中国戏曲“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培养、发展和扩大海外受众群体,对中国戏曲“走出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戏曲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艺术,具有博大悠远、形式美、技巧高的特点,对外国观众来说,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知识储备,很难理解其堂奥之处。因此,在戏曲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核心职责之一是助力海外读者构建理解和欣赏中国戏曲的相关文化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将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传达给海外观众,以推动中国戏曲的国际传播和接受。阿灵敦与艾克顿期望《戏剧之精华》能够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戏曲的指南,强调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和审美眼光的读者才能真正领略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为此,译者在译本中主动增译相关的文化知识,如舞台乐器、程式化动作、砌末的象征意义、脸谱的内涵、演员角色与服装、戏曲故事情节以及声腔等。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每一出戏曲译文后都附加了篇幅各异的观戏评论。这些评论不仅对具体的剧目进行了独到的剖析,而且从戏曲文学、主题、演员表演、音乐以及中国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观点鲜明且内容丰富。阿灵敦与艾克顿对戏曲译本知识价值的重视,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相契合。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戏曲是中国文化的具象展示。由于戏曲艺术蕴含丰富的隐性文化元素,观众在欣赏之前应预先了解相关知识,而译者应承担起填补这些文化信息空白的责任与义务。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体系的建构旨在帮助海外观众更好地理解戏曲舞台的表演,接受其审美价值。实际上,知识价值的传递也在无形中开启了读者积极的思维过程,鼓励他们从中国戏曲本体特征出发,理解和欣赏这一艺术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11]。“载道”“传声”与“化人”都强调通过文字、文学和文化传达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体现了文化和道德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文化是道德和伦理的载体,道德和伦理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挖掘与呈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坚定文化自信。在笔者看来,戏曲翻译的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戏曲故事的道德价值不容忽视。许多经典戏曲剧目,如《杨家将》和《岳飞传》,强调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而《目连救母》和《赵氏孤儿》则突出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各民族在心理素质和审美心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因素,这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奠定了基础。戏曲故事所蕴含的普适性道德价值可以进一步增强域外读者对中国戏曲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这种道德价值的共通性使得中国戏曲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其次,戏曲艺术的翻译伦理。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警惕和抵抗文化霸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途径。从翻译视角来看,对他者的尊重和对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是翻译伦理的本质诉求。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戏曲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独特表演形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突出中国戏曲的民族性特色。那么,《戏剧之精华》是否传递出一定的道德价值呢?从剧目选择来看,译者精心挑选了33部传统戏曲剧目,其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对此,译者解释说,翻译的目标是整理一套非常受欢迎且具有代表性的剧目集锦。这些剧目在北京的剧院中经常上演,广大的中国百姓都能耳熟能详。从译介内容来看,为了便于外国读者接受,译者从普及戏剧的角度出发,对源语剧本进行了大幅度精简和浓缩。在删减重复语段的同时,译者的主要宗旨是保持原作的精神内涵,而非过分追求文学上的准确性。由此可以看出,《戏剧之精华》的译者通过“删减”的翻译策略弱化甚至回避戏曲艺术在海外传播中的道德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戏曲“走出去”已然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向全球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中国戏曲“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戏曲,二是让外国人理解中国戏曲。理解是接纳的前提,也是激发共鸣的基础。由于戏曲艺术的特殊性,译者在戏曲翻译过程中应发挥桥梁作用,引导读者,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领悟,这是有效推介中国戏曲的关键。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本应重视传递戏曲艺术的美学价值,培养域外“他者”对中国戏曲的审美自觉与主观姿态。同时,译本还应重视建构戏曲知识体系,帮助海外读者进行审美解读与评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在于与他国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这种交流基于价值观的认同和交融。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道德价值的传播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戏曲外译应加强中华文明道德价值的传播,通过对话和讨论,共同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只有以真善美的价值为导向,戏曲翻译才具有恰逢其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