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严秋
(长春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非通用语种,也称“小语种”,对应的英文为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LCTLs)。外语学界普遍将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称为“通用语种”,将除此之外的所有语言称为“非通用语种”。早在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中曾使用“小国语”这样的提法,后来逐一改为“非通用语”,体现了周恩来总理提倡的“尊重小国,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随着我国外语学科的发展,一些非通用语种也已发展成为有一定历史的、专业发展成熟且专业开设数量较多的语言。因此,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且是动态发展的,会随着该语言的地位、影响力、使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将采用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将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外的外语语种称为“非通用语种”。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储备多语种人才,是扩大国际合作、增进国际交流、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家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进入了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60余个国家,大致包含50多种国家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大多属于非通用语种[1]007。“一带一路”倡仪提出之后,高校纷纷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专业,非通用语种在语种数量、专业建设、招生规模、人才培养规模等方面也随之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非通用语种高速发展的表象下也存在许多值得深度探讨的问题。例如,一些高校的非通用语种专业被取消,非通用语种毕业生就业难,部分非通用语种招生遇冷等。如何科学规划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发展,如何解决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保证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对非通用语种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目前我国高校开设语种的数量来看,数量规模和覆盖范围远远不够,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语种能力是国家在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所能利用的语种。根据世界语言的功能格局和近十年世界三大引文数据库的情况,获取世界先进知识、参与世界治理需要20种左右的语种能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200种左右的语种能力[2]2-16。如果与以上标准比对,我国的语种能力远未达到要求。而语种能力强大的美国和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范例。
美国早在2006年就宣布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支持美国公民学习对美国国家安全起关键作用的语言,被称为“关键语言”战略。美国高校开设的语种数2006年已达187种,2013年为248种[3]32-39。俄罗斯国防部负责确定国防领域的关键外语语种,在高校储备的外语资源多达145种,涉及9大语系,语种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4]66-71。相比之下,我国非通用语语种资源储备明显不足。以目前开设语种数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截至2023年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部分非通用语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除了语种数量规模小之外,开设的语种覆盖范围也不够广泛,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语言没有开设。例如:广泛分布于南美洲的盖丘亚语(Quechua,使用人口约700~1 000万),分布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和波斯湾等地区的古吉拉特语(Gujarati,使用人口近4 500万,世界第23大语言),分布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语等(使用人口近1.2亿人),地缘政治意义重大且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丹宗卡语(不丹人口780万)[3]32-39。语言影响力相差甚远的语种却同时增设,例如,印地语、乌尔都语、葡萄牙语等都是使用人口过亿、极具影响力的语言,却和使用人口不过几万的罗曼什语同被归入非通用语种专业增设[5]3-8,86。由此可见,高校开设非通用语缺乏科学论证,规划不合理。
非通用语种专业布局缺乏科学规划。一方面,由于缺乏宏观统筹,一些非通用语种出现扎堆开设的情况。2012年,教育部重新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在专业设置上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这给高校盲目追热、扎堆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提供了空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高校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的热度骤增。仅2015年一年,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布点就激增14个,相当于20世纪末布点数量的总和[6]68-75。以波兰语为例。2016年以前,全国只有3所高校开设有波兰语专业。由于之后中国与波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波兰语专业随之变得非常火爆。截至2022年,全国已有接近20所高校设立了波兰语专业[7]206-216。但是扩大的市场是否能消化突增的毕业生数量,是值得商榷的。与波兰语专业类似,葡萄牙语专业也曾出现过“井喷式”增长。在2015年时,葡萄牙语专业布点数量激增至26个,实现了1 200%的增幅[6]68-75。波兰语专业和葡萄牙语专业增量迅速,固然有现实动因,国际关系催生语言人才需求是常见现象,然而教育主管部门监管缺位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缺乏统筹协调,高校基于自身利益驱使,扎堆开设同一非通用语,很有可能造成专业建设的重复、教学资源的浪费和人才供需的失衡,不利于该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在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时,匆忙上马非通用语种专业,结果导致各种乱象。由于缺乏前期的积累,新增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存在学科基础薄弱、课程体系不健全、教学资源匮乏、教材和工具书编写滞后、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5]3-8,86,甚至出现“先招生、后找老师”的情况。
高校盲目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弊端在近些年逐渐显现。近年来,陆续有高校非通用语种专业停招、停办、被撤销。《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日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捷克语、越南语等部分高校的非通用语种专业被撤销,以日语专业为最多。
非通用语种专业教师师资方面的问题可以从教师数量和教师质量水平两个方面来看。从教师数量来看,非通用语种学生的培养规模相对小,每年培养的毕业生有限,且教师行业有自己的准入门槛,这导致许多想开设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师资,一个专业只有两三名教师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只有一名教师。从教师质量水平来看,非通用语种教师在学历、职称和教学经验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非通用语种专业没有建立完善的培养体系,非通用语种教师总体学历层次偏低,学历提升机会少,同时导致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不足,对教学的支撑作用非常有限。非通用语种教师在科研资源竞争方面不占优势,科研成果产出难度高,导致评定职称时不容易晋升。因此,非通用语种教师队伍低职称教师占比较大,职称结构不合理。另外,很多非通用语种开设的时间较晚,学科生命比较年轻,缺乏师资积累,导致非通用语种教师中新手多,甚至无法实现“老带新”。最后,非通用语种教师在师资培训、培养经费方面无法和通用语专业相提并论,这都加剧了非通用语种的师资问题。
应该科学规划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开设,增加语种数量,扩充非通用语种人才储备,以应对国家在政治交流、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我国的非通用语种数量偏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需求不匹配,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培养更多的非通用语种人才是必然选择。当然,今后要避免发展非通用语种时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优先发展国家急需的、对国家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语言,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数量。有学者就目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语种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调研,其中包含非通用语种。如张治国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与教育、信息安全、地理位置和语言本身的强弱等影响因素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应该发展的关键外语,并将我国的关键外语分为三个层级,共确定21种语言为现阶段的关键外语[8]66-74,159;张天伟认为关键语言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四点因素: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前任务急需,并就每一种因素举例[9]92-96。戴曼纯通过对55个政府机构、企业及其他机构开展抽样调查,制作了我国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最常用语种清单和用人单位最缺乏的语种人才清单。这些研究成果为未来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开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10]614-624。
在非通用语种专业增设方面,要发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办学主体双重能动性,优化非通用语种专业布局,促进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的效率。
一方面,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整体规划,统筹协调非通用语种专业的设置,避免盲目开设、扎堆开设的情况。在审批开设非通用语种专业的过程中,要细化专业增设的审批规则,建立专业设置条件的具体评估指标,从学校的办学定位、专业规划、学科背景、市场需求、培养体系、教师队伍、资源建设等方面对申报主体进行评估,发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作用。
另一方面,办学主体自身要秉持对教育事业、对自身负责的态度,慎重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办学主体要基于市场调研数据及人才供需结构信息准确研判的基础,决定是否增设某一非通用语种专业,避免造成专业建设的重复、教学资源的浪费和人才供需的失衡。例如,在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前,要调研该语种专业的布局、市场需求、毕业生和就业率等情况,结合国家需求、所在地区、自身办学能力和水平综合考量,优先考虑增设与学校现有语种相近的语种专业,尤其是该校教学历史较长、教学积淀好的语种。
要通过“一引一拉”两条线,加强非通用语种师资队伍建设。
一方面,加强对非通用语种师资的资金投入,制定对非通用语种师资的优惠政策,通过提高薪资待遇和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优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同时,积极与非通用语种国家的教育部门和高校建立联系并加强互动,增加引进非通用语种外籍教师的力度,提高办学质量。尤其对跨境语言的非通用语种,要善于整合跨境语言资源,充分利用跨境语言的优势,吸引跨境语言人才加入非通用语种教师队伍。这就是“一引”,即“引进来”优秀的师资。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支持政策,鼓励非通用语种教师提升学历,尤其是鼓励教师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提升教师队伍的博士比例,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科研水平。同时,为非通用语种教师提供更多的科学研究资源,激发非通用语种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在职称评定时,适当地给与非通用语种教师一定的政策倾斜,提高高级职称的比例,使教师队伍职称结构更合理。最后,对非通用语种教师进行系统的教学培训,提高非通用语种教师的教学能力。这就是“一拉”,即对现有的师资进行“拉升”。
当今世界是互联互通的世界,我国将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外语人才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高校作为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主战场,也应当珍惜当前非通用语种发展的机遇,扩充“关键语言”语种数量,科学规划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和发展,做好非通用语种师资的培养和储备,让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提质增效”。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在宏观层面协调好非通用语种布点,发挥各个办学主体的优势和专长,同时避免无效开设、重复开设等浪费教育资源的行为。教育主管部门也应看到,非通用语种专业与通用语种专业比,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条件更欠缺,应给予非通用语种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源供给,这是培养高质量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重要条件保障。当下,非通用语种发展遇到珍贵的历史契机,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相信在各种利好条件的保障下,非通用语种将实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