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词的叙事艺术

引用格式： 姜晓娟.论东坡词的叙事艺术[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1）：69-75.

［摘要］" 北宋词坛名家苏东坡的词作具有典型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词序与正文虚实相生、借典故暗含叙事语义以及借诗意叙事丰富词作抒情意蕴三个方面。作为宋代词坛将词序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东坡词词序进一步发展了序文补充说明正文叙事、提前暗示情感指向的写作手法。大量运用典故使东坡词在叙事方面不但暗含个人情绪与事件发展走向，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暗喻着人物性格，具有丰富的叙事语义。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同样影响着其词作的叙事，即事寓情、意象联想与以神雅化的创作手段共同形成东坡词诗意叙事的审美内蕴。

［关键词］" 东坡词； 叙事艺术； 词序； 典故； 诗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05（2024）01-0069-07

［收稿日期］2023-09-02" ［修订日期］2023-12-13

［作者简介］姜晓娟，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仁宗朝同时崛起的两个词派——二晏一欧士大夫雅词派与柳永俗词派，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思潮和文化倾向[1]185。雅词派以短小精悍的令词创作见长，受词体长度限制与作品抒情的需要，雅词派的词作叙事仅作为辅助情感抒发的手段，词人对事件的叙述往往是截取典型生活片段进行零碎化描摹，其本身的叙事语义并不明显。而柳永作为北宋词坛大力创制慢词长调的第一人，以“沾染市民意识而把词的表现范围扩大到市民生活及都市风光等方面” [1]186的创作特点，在词坛开创了新的审美风貌。长期的市井生活与世俗生活化题材的书写，使俗词派词人在作品中插入了大量的事件叙述，慢词长调的容量优势与词人擅长铺叙的写作能力相结合，共同增加了词体的叙事强度。此外，以柳永为代表的俗词派，其词作人物形象塑造较之令词更为饱满，这也是词体叙事过程中的一大突破。苏轼作为宋词发展过程中创制新派的代表人物，凭借“以诗为词”的创作宗旨，突破以往文人创作的藩篱，把词发展成为和诗歌一般可以“言志”的文学样式。“以诗为词”，即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把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和体制格律引入词的领域[2]219。在借词抒情言志的创作中，东坡词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叙事介入均有迥异于前人之处。正文文本之外的词序与正文的虚实相生、文本之内的用典隐喻叙事，以及借意境塑造而实现的诗意叙事等创作手段，共同构成了东坡词独特的叙事艺术，在开启宋词叙事新形式的同时，对“诗化之词”的叙事发展具有范式意义。

一、 词序与正文虚实相生

在古中国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3]10。故而“序”带有丰富的叙事学色彩。杨义先生认为：“由于在语义学上，叙与序、绪相通，这就赋予叙事之叙以丰富的内涵，不仅字面上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3]11。词中用序，最早始于北宋张先，及至苏轼发扬光大。词序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当词人觉得词调或词题之叙事尚不尽意时，便将词题延展为词序，以交代、说明有关这首词的一些本事或写作缘起、背景、体例、方法等等[4]。苏轼的很多词作都有词序，他“以诗为词”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便是使词如诗歌一般，可以创造出雄浑高健的抒情境界，这种境界的塑造如果能在正文之前有所铺垫，正文情感的抒发便能更为顺畅，有所依托。词序与正文在虚实相生间完成对事件的勾勒，词序既能对正文所涉事件起到补充说明的效果，从自身文体特征来看，亦有提前向读者暗示词作情感指向，为抒情造势的作用。

（一）补充说明正文叙事

从叙事程序来看，一个完整的事件叙述，需要向读者交代清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六大叙事要素。词体因受文本长度、抒情需要等诸多限制，想要完整展现叙事要素，必然会削弱词境的创造与词心的抒写。正因如此，词中正文叙事与传统叙事类文体的叙事不同，具有“重细节而轻情节，重场面而轻过程”[1]的特点，而词序的使用很好地弥补了词体在叙事方面的这一局限。纵观东坡词词序，很多词序带有明显的散文特质。由于词序长度灵活，不受押韵限制，故而在对正文文本中不易牵扯到的叙事要素进行补充说明时，便显得更加灵活自如。词序的使用是苏轼“以诗为词”创作理念的一次伟大实践。宋代以前，唐代诗歌中的序文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序文与正文的韵散结合使抒情与叙事呈现出既融合又分离的趋势。其融合在于序文的插入增加了诗歌的抒情强度，为诗人表情达意做下充足铺垫，其分离在于很多诗歌的序文更像是一篇独立的散文，承担独立叙事功能。序文与诗歌互为观照的写作方式被苏轼借鉴到词作中，形成了东坡词借序文叙事而辅助正文抒情的艺术风貌，这也是宋词叙事艺术的一大突破。

东坡词词序中部分内容带有客观叙事的特点，词人在词序中或是交代创作缘由，或是介绍词作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人物，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但却与正文虚实相生，互为照应。如《瑞鹧鸪》一词，词序道：“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7]28词序只是单纯介绍事件发生背景，并未参杂任何情感色彩，是典型的实写。而正文中，有“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7]28之语，景中有事，一虚一实，意为还未准备好乐曲迎接太守的到来，而两位县令的游船已经飘在水上，与词序“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呼应，是对词序的进一步深化。但与词序相比，同述一事，正文中两句则带有鲜明的游戏、调侃意味，比词序的单纯叙述情感色彩更加浓郁。“双凫”为借汉代王乔为县令时化作野鸭定期飞到京都朝见天子之典，在此比喻两位县令，便使词人与同僚相得甚欢的场面跃然纸上。此词中，词序既是正文叙事的补充、铺垫，同时又与正文相互映照，让这一叙事片段画面感极强，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使此番游赏别具一格。

纵观东坡词词序，大多起到交代作品创作缘起以及词作主题、内容的作用，词序强烈的叙事意味对读者深入了解词作起到重要的指引、提示作用。东坡词序有长有短，内容或复杂或简单，这种散文式的写作方式与词之正文相互配合。诚如王兆鹏先生所言：“词的抒情性决定了词不应以叙事为主，否则会冲淡词的抒情性。但词人又是缘事而发，事件的某些过程又不得不交代，于是用小序来纪事……这样，词与序相互补充、生发。”[2]词序的使用既没有冲淡词体正文的抒情性，反而进一步开拓了正文的抒情空间，对正文的情感指向有重要的暗示作用。

（二）提前暗示情感指向

东坡词词序中有很多看似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单纯记叙说明创作缘起的序文，实际却对正文创作起到重要补充，并暗示着词作的情感指向。如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有“公旧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此段词序虽然简短，但叙事容量却十分充足，不仅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叙事要素，且因雨而导致同行狼狈，唯有词人自己不以为意，最后天气转晴这一创作缘起，词人也用简单的线性结构方式加以介绍。词序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说明正文叙事内容、交代创作缘起，同时也向读者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的情况下有一例外情况，那就是词人自己“独不觉”，这种面对意外状况仍能不以为意的心理状态恰好起到暗示了正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乐观旷达心态的效果。正文中“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等极具画面感的细节刻画，恰好是词人不觉狼狈心态的反照。再如《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一词词序“本事集云：陈述古杭守，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日，宴僚佐于有美堂，因请贰车苏子瞻赋词，子瞻即席而就，寄摊破虞美人。”词序以叙事口吻，简单交代创作缘起。序中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词人指出，本词作于陈述古任期将满，即将离任之际宴请友人的宴会之上，有这样一个背景作铺垫，自然会引出参加宴会之人的“别情”，而词作正文“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一句，更是直接表现苏轼对与友人即将分别的惋惜与惆怅。词序的叙事性质与正文抒情互为照应，也就是说词序叙事暗含正文情感主题，并为抒情张本。

总体来看，词序与正文韵散结合、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词体的叙事张力。若无词序存在，宋词中很多作品叙事特征并不明显，而词序与词作正文的结合有效地增强了正文所涉本事，对读者更好理解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二、 典故隐含叙事语义

典故的叙事张力不仅在于典故本身的故事性，还在于事典在词作中的运用增加了词作的叙事容量。词体本身的审美特质讲求的是含蓄蕴藉，创作中过分的平铺直叙，会对词体的抒情功能有所损害。如果能借用事典本身的故事性来帮助读者在阅读词作时不假外求，便能更好地弥合词作在抒情和叙事方面的矛盾。

（一）借用典暗含个人情绪

典故的运用有助于情感的抒发，在叙事性较强的词作中，用典还可以起到暗示词人对事件看法、观点的效果，从而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如记述张先买妾，颇带悲剧色彩的《天仙子》一词，全词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暗讽张先这一行为的荒唐之处，词中有“白发卢郎”之典，借唐校书郎卢某妻崔氏《述怀》诗：“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8]163之事，以典代叙，暗含词人对张先年老买妾一事的嘲讽。事典的运用与词中早已流露出的讥嘲相结合，鲜明地表现出苏轼对被买女子的同情，增加了作品在艺术格调方面的审美效果。

典故的运用可以在作品所述事件之外别开生面，弥补实写画面本身之不足，寄托词人自我情志的同时，引发读者联想。如东坡词中豪放词风的代表作《江神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对出猎场面的描绘中，塑造了一位充满阳刚之气、慷慨激昂的爱国志士形象，词人借狩猎之事表现自我志向，作品下片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之语，化用汉文帝时冯唐持符节赦免魏尚之典，这一典故的引用暗喻苏轼此时不知何时朝廷才能赦免自己的担忧。苏轼在此以魏尚自况，表达自己渴望为朝廷效力的愿望，在实写中借用典宕开一笔，虚实相间，借用典以述志，丰富叙事画面，无论是狩猎场面的铺排记叙还是自我志向的表达，都充溢着东坡词中特有的大气阳刚的恢弘之美，从而起到言有尽而以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具有尺幅千里之观。

典故在词作中的使用表面上看是为词人抒情言志而服务，实际上，在叙事性质明显的作品中，典故的插入还有隐喻叙事的作用。苏轼在东坡词中将那些由具体事件生发的、不便明言的个人主观情绪全部寄托在前人典故之中，既是对事件深层含义的补充，也是对“以诗为词”创作理论的伟大实践，具有隐含叙事语义、抒写自我志向的双重价值。

（二）借典故暗含事件发展

“由于典故含义的高度浓缩性，使词在用典叙事的外衣包容中，显示了抒情的含蓄性，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9]苏轼在词作中深谙典故运用之道，在借叙事抒情的创作中，除了借用典暗含个人情绪、节省叙事笔墨，在某些充满故事性的事件叙述中，为保证叙事不打破词体含蓄委婉的审美特质，还借典故暗示故事最终结局，使词作既有诗意化审美特质，又保证了事件的完整，为读者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如《定风波·感旧》一词道：

莫怪鸳鸯绣带长，腰轻不胜舞衣裳。薄幸只贪游冶去，何处，垂杨系马恣轻狂。" 花谢絮飞春又尽，堪恨。断弦尘管伴啼妆。不信归来但自看，怕见，为郎憔悴却羞郎。

“全词以第一人称而又大量用典的手法，叙述了一位被丈夫冷落的少妇为了人性平等而抗争的故事”。[8]202模拟女性口吻替女性代言，是词体创作中常见的手段。关于弃妇的书写是宋词创作中的常见题材，东坡词中的这位弃妇在自述对男方的怨恨、相思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自我矛盾时，又委婉地流露出对负心郎的一往情深。词人将抒情主人公这种矛盾的心态化用崔莺莺与张生“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之典书写，实则暗含了主人公内心希望丈夫早日浪子回头，重修旧好的真实想法。化用前人已有情事之典暗示这一故事结局，一方面避免平铺直叙的叙事所带来的枯燥感，另一方面，也使故事结局更具诗意。尽管少妇这样的妥协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品前文所铺垫的为人性平等而作的抗争和思考，但将这一典故所暗含的结局放置在苏轼所处的封建时代背景下，这一结局既有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主流价值观下合理的一面，也有词人真正站在少妇角度思考后的真实感。典故的运用在增加东坡词叙事张力的同时，也让典故“为我所用”，增加了作品的文采，此亦是苏轼将词不断诗化的重要表现。

苏轼学识了得，他在诗化之词中借事抒情，除了大量引用事典暗示事件发展的情节走向外，还借语典节省叙事笔墨。如《浣溪沙》（惟见眉间一点黄）一词，借韩愈诗歌“眉间一点黄”之典，在幽默笔调中暗喻友人将有喜事发生。作品主题虽为表达对友人前途的美好祝愿，但语典的使用自然而然地引出友人应诏赴京之事，为情感的抒发做出有力铺垫。

“用历史典故代替正面叙事，往往可以收到以少胜多之效。”[6]历史典故与现实生活的融汇在为典故带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也使作品有更多的空间借事件深入挖掘词体的情感空间，这也是词体保持其抒情审美特质的重要手段。尽管借典故叙事在作品中的叙事效果往往是隐性的、不明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典故的运用扩展了词体叙事和抒情的张力，这不仅有助于增强词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也是东坡词“要眇宜修”这一美感特质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借典故暗喻人物特征

人物是叙事的核心要素，事件的发生总是要围绕具体人物进行。词体因受长度限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只侧重表现其与作品主题相关的某个方面，故而词体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扁平式的，缺少个性化特征。词人对人物特性的刻画要依托对具体事件的叙述来表现，而在以抒情为主要内容的词体中，需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叙事笔墨，为抒情留有足够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创造性地借历史典故暗喻人物特征，这成为东坡词以典代叙的又一大特质。如以记叙宴会上不寻常艳遇经历为主题的词作《满庭芳》（香叆雕盘），苏轼以层层铺叙的手法表现自己对宴会上一位绝代佳人的赞叹，词中“双歌罢，虚檐转月，馀韵尚悠飏”之语化用《列子·汤问》中“曹娥善歌”之典，暗喻女子歌技之高超，使这段艳遇故事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苏轼以才学为词，典故的引用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东坡词大量用典曾被后人批判“掉书袋”，但不可否认的是，词作中适当地用典无论是对读者进一步了解所叙事件，还是辅助情感生发，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三、 诗意叙事丰富抒情意蕴

“以诗为词”的创作宗旨，不仅使词具有诗歌一般的“言志”传统，同时也赋予词体“诗意叙事”的丰富意蕴。词之叙事，在意不在事。与散体叙事文类相比，韵文叙事更注重诗意，词尤其如此[4]。所谓诗意叙事，更多追求的是所叙事件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境”，词人在作品中要通过合理地跳跃与留白，为读者留有想象空间，从而实现叙事空间的有效延伸。

（一）即事寓情

有学者认为：“以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看，词体几乎是清一色的抒情诗，但这不是说不允许有叙事的成分，其实词中所谓的叙事也带有抒情性”[8]69。词体中但凡涉及到叙事，无不是为情感的抒发做铺垫准备的，词中叙事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来自于事件本身所激发出的词人的情感深度，另一方面，作品中大篇幅的抒情自然会为事件染上词人个人的主观色彩，这是苏轼诗化之词实现诗意叙事的重要表现。如《南歌子》：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词之上片几乎全为叙事之语，但事件中不乏诗意成分：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艰辛与归来睡梦酣甜形成鲜明对比，庄子“蝴蝶梦”典故的运用暗示了作者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心理状态，典故的运用为抒情造势，而一张一弛的事件叙述与恍惚迷离的意境塑造为下文牢骚心态与矛盾情绪的抒发做了充足铺垫。完整的事件叙述环环连接，流露出真实自然的情感是该词叙事所带来的一大妙处。令词虽体制短小，但苏轼在此词中融叙事、抒情为一体，体现出词人高深的创作功力。即事寓情手法的使用为情感的合理抒发提供真实词境，这是东坡词诗化叙事的一大成就。

即事寓情，是词体叙事的常见手段。苏轼着力于将词诗化，故而在事件选取上也着意选择那些富有诗意的镜头。如以送别为题材的作品《昭君怨·送别》，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这一富有诗意的事件开篇——词人正在酣睡之时，被笛声从睡梦中唤醒，“以笛声唤醒沉睡的主人，实在是一种文雅而富有诗意的方式”[8]174，这样一个颇带戏剧性事件的叙述，暗喻的是送别主人公情趣之高雅，更吊足了读者胃口，使人想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极富诗意事件的发展。再如《最落魄·述怀》一词，即事写情，将常年羁旅漂泊而带来的感伤之情寓于对舟中酒醒后个人心境的书写中，正如“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公子佳人，不记归时节”等事件片段的零散叙述，有立足平凡生活而书写出的现实质感，亦有诗意化的情味，词人借此弥补了词作片段化零散叙事在事境构造方面的不足。

（二）意象联想

事不能全叙，要在很短的篇幅中延伸空间，在留白中展示主题，这样才能尺幅千里[10]。宋词叙事中事件呈现的故事性之所以是片段的、跳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细节的过度饱满使读者丧失了想象的空间。为最大限度地让作品中的叙事为抒情服务，苏轼在宋词诗化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

张海鸥先生认为：“意境和意象叙事的隐喻性、模糊性、诱导性，使词的诗意叙事特征更为明显。”[4]苏轼在词作中巧妙把握了意象潜在的叙事语义，多种意象的排列组合共同为事境的创造提供了空间，意象的使用要切合词作中事件的叙述，就既要融注作者情感，又要保证词作文采。东坡词中的《行香子·冬思》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销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 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以词代简（书信），这是词体功能诗化的一种表现[8]168。与友人分手时依依不舍的情状、看似寻常的往日相聚场面，这类事件的记叙是以送别为主题的词作中的常见素材，词人对而今情状的描摹与当年出游的追忆，无不带有浓厚的不舍，在叙事中交织着词人对友人浓厚的思念之情。而“善于选取和组合意象群来传情达意，这是本词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8]169 “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两组相对的意象群，既可以视为词人借现实生活中的景物寄托对友人深挚的情谊与挂念，又代表着词人对与友人往日同游之事的回忆。写景与叙事融为一体，两组意象与今昔两件事件相结合，丰富词作画面感的同时，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这是意象具有潜在叙事语义的典型之作。意象叙事具有隐喻性，其隐喻的不仅仅是词作所叙事件的发生背景，更有词人情感走向，这也是词人在词作中借外在客观景物寄托自己主观情思，最终达到抒情效果的常见手段。意象的使用在增加读者想象空间的同时，还有助于增加诗歌抒情方面的朦胧感，这恰好是词体这一内倾型文学的审美特质。

总的来说，东坡词中意境的塑造与意象的使用在词作中潜在的叙事语义，最终还是为词人抒情言志而服务。词中叙事是为了让情感的抒发更为纵向立体，而不是词作的主要目的，这是东坡词诗化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宋词叙事的一个普遍现象。若将词作中的意境与意象放置于叙事角度考察，则不仅是对词作抒情研究的一次深化，更有助于词体在叙事学意义上的研究。

（三）虚实结合

苏轼扬名词坛虽然是以豪放词见长，但纵观东坡词中的大部分作品，还是未能摆脱词体“要眇宜修”的婉约特质。东坡词在叙事时，还喜好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达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境界。

上文提到，词之叙事，更多的是在意不在事。东坡词叙事，全然不似耆卿一般直白浅露，词人喜好从虚处着笔，情不外露，在烘云托月的景物描写中暗含牵扯词人思绪的事件，虚实掩映间，丰富读者想象。如《江神子·江景》道：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去问，人不见，数峰清。

据宋人袁文《瓮牖闲评》中记载：“东坡倅钱塘日，忽刘贡父相访，因拉与同游西湖。时二刘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年少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乐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11]82这段记叙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单从此词内容来看，依稀可见现实生活的影子。对于这样一段颇具纪实意味的爱情故事，苏轼在上片运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来渲染气氛——雨后初晴的凤凰山、清澈的湖水、五光十色的晚霞、轻盈秀丽的荷花、双飞的白鹭，这些景物共同组成了一幅色彩明艳、声色相宜的画面，这样一种迷人景色的构建为下片偶然发生的情事奠定情感基调。而在下片叙事过程中，美妇人的出场有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优美动听的筝声、对以往苦恋的深情诉说，无不让读者产生深远联想，结合宋人对此词创作缘起的记叙，人物形象便更加丰满，增加了这段情事的缠绵动人之处。这样一段富有情趣的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之上，使故事更具妩媚动人之态，苏轼这种乐而不淫的叙事方式，凭借故事本身的内在神韵吸引、打动读者，激发读者内心的想象空间，从而使词作获得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12]108。丰富的题材书写与多样化的言志手段，为东坡词的叙事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审美内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东坡词涉及叙事内容的作品不止上述几种情况，还有小部分作品是以赋体写成，如《三部乐·情景》，该词以赋体写法层层递进，在对往昔情事的追述与而今生活片段的叙写中，着力刻画美人形象。《何满子·湖州作》（见说岷峨凄怆）则是“以词体写时事”的典范，这在“重抒情，极少触及时事的”[8]284词体中是个少有的例外。

此外，用联章体叙事，是宋词中叙事性作品的一种创作方式[5]。由于词体长度有严格的限制，某些较为复杂的事件并非一首词能叙述清楚，联章体的运用较好地弥补了词体叙事在容量方面的缺陷。联章体中，词人可以将庞大的事件稍作拆分，每章分叙一个故事片段，将各章组合起来，便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雨中花慢》是苏轼所有叙事词中比较特殊的作品，它由两首词组成一组，前首（邃院重帘何处）记叙两位恋人幽会经过，后首（嫩脸羞蛾）记叙男主人公张生外出后，因无法与莺莺团聚而给自己带来的一系列烦恼。加之苏轼前作《南歌子》（笑怕蔷薇罥），也是将莺莺与崔徽情事并用而创作的叙事词，故而三首词作共同敷衍出元稹《会真记》中张生与崔莺莺（一说崔徽和裴敬忠）二人的悲剧爱情故事。苏轼截取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中的典型片段，将小说中有关情节转化为叙事词，与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在叙述中明显地流露出他的倾向性”[8]427，加之苏轼在原作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有进一步改编的痕迹，使这组联章词宛如一部微型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与一波三折的故事进展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诚如王文龙先生所言：“东坡词三首衍化唐传奇人物、故事，应是词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作现象。作品以其明显的情节叙述及细致、生动的人物刻画，而具有了叙事诗的性质，这对于一向以抒情为主的词体来说，已是一个突破。”[13]这组联章词，不仅是东坡词中比较特异的现象，也是宋词联章体叙事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东坡词叙事性的个案研究中还是宋词叙事性共性研究中，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以诗为词”表现士大夫文人情怀和“新天下耳目”[14]251的词风创建，还在于词人在宋词诗化过程中，将很多“缘事而发”的题材融入叙事。词人有意识地在抒情过程中突出“事”的痕迹，并借助词序、用典、诗意叙事等多种手段，使事件叙述带有词体本身“要眇宜修”的美感特质。在宋词叙事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苏轼无疑是一位有着承上启下作用却被严重遮蔽的关键人物，他的作品，在宋词叙事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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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曦］

A Discussion about Art of Narration in Poetries by Su Dongpo

JIANG Xiaojuan

（Literature Colleg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0， Liaoning

）Abstract：" Poetries written by Su Dongpo， a celebrity in the poetry circl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typically narrative， which is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aspect， complementing between illusion and reality in terms of word order and text， implying narrative semantics by literary quotation， and enriching expression and meaning of poetry by poetic narration. As a key figure that carried forward word order in the poetry circle of Song Dynasty， Su Dongpo further expanded the role of preface in supplementing text narration and implying emotional direction in advance in terms of word order. Most literary quotations in poetries by Su Dongpo are applied to narration， which implies not only personal emo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n event， but also personal character in terms of the work related to image shaping. Such application brings abundant narrative semantics. Su Shi’s creation theory of “regarding poems as poetry” also influences context of poetic narration in poetries by Su Dongpo. Namely aesthetic context of poetic narration in poetries by Su Dongpo is formed by creation means， such as implied sentiments in things， imagine association， and refinement with gods.

Key words：" Poetries of Su Dongpo; art of narration; word order; literary quotation; poetic nar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