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辩的思想张力：生态女性主义对康德哲学的反思

引用格式： 黄继刚，李文珊.哲学论辩的思想张力：生态女性主义对康德哲学的反思[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1）：25-31+68.

［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抵制二元对立的主宰逻辑和普遍主义导致的简化论，以传统研究视角而言，反思康德哲学是立论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在重新审视康德对男性——女性、理性——感性、人类——自然的看法，并且深入思考康德的普遍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特殊主义”能否实现兼容的问题之后，发现二者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存在隐而不彰的默契：一是康德哲学中非二元对立的特质与以普鲁姆德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二元“居间性”有相通之处；二是康德的普遍主义伦理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差异的伦理学是形式与内容之关系，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这些论辩成果实际上存在着强大的思想张力，使女性主义理论和伦理学向新的可能性敞开。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康德哲学； 二元论； 普世伦理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05（2024）01-0025-07

［收稿日期］2023-09-21" ［修订日期］2023-12-03

［作者简介］黄继刚，博士，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 （TSU） 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李文珊，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重大项目（2022WTSCX020）；2023年广东省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3WCXTD006）；广东省示范课程项目（2023SFKC030）；汕头大学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项目（2023DH-8）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的文化思潮，其倡导关怀伦理学，既主张打破男权中心，又强调消解人类中心，旨在建立一个无等级制、无压迫的和谐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较为前沿的女性主义一脉，极具时代性的他们尝试把女性、自然、黑人等弱势群体的具体处境展现出来，并重新审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生态女性主义在铺垫此理论进路时使理性统治的逻辑和二元论的深层结构明晰化，反思“主宰文化”割裂二元之间的联系导致强势的一元凌驾于弱势的一元之上、对弱势一方内部错综复杂的运作模式和艰难处境视而不见的做法，同时，亦指出普遍主义伦理学简化一切伦理问题的空洞所导致的机械论世界观之危害。为了解构绝对二元论的深层结构和消解普遍主义的简化论，继而建立起一种以关怀、尊重、联系为主的情景伦理，康德作为西方哲学“集大成者”必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讨论的对象。在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之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如学者赵玉《生态女性主义与传统美学的反思》[1]一文，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挖掘并拒绝扎根于德国古典美学之下的理性崇拜和“二元论”逻辑；学者帕特里克·D·墨菲和王月在其《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权崇高匡谬》[2]一文中，亦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探绎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崇高论”，此类文章借助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来审视传统的二元逻辑，并不涉及二者之间是否可调和的问题。二是如学者刘曙辉和赵庆杰在《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3]一文中明确表示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不相容，二者不相容的观点还出现在学者王桃花的文章中，其在《康德哲学思想佐证生态女性主义质疑》[4]一文中直言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格格不入。而本文则是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之处，检视生态女性主义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并寻绎二者的可融合之处来推动女性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发展，以打开更为广阔的论辩空间，最终得出二者为互相补充、互相辅助的可调和之关系的结论。

一、 反思溯因及其逻辑演进

继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之后，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以生态女性主义的突起为标志。从溯源的视角看，“生态女性主义”一词自弗朗西丝娃·德·奥埃本（Francoise d’Eaubonne）把生态与女性进行联结后提出，得到学界的认可，嗣后，这一名词在西方被广泛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猛，究其缘由，在于人类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此时，部分女性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地球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将自然被人类中心宰制的处境与自身被男权中心压迫的现状联系起来，并借此契机，打开了女性主义的新视角。理论发展早期，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等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捕捉到“自然压迫”与“女性压迫”的关联并作深入探究，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一个较为稳固的理论立足点。之后，自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出版，生态女性主义的“版图”不断扩充。在版图扩充的过程中，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将矛头指向了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和普遍化道德原则。

康德是近代哲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哲学家，如日本学者安培能成认为，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5]3。基于此重要地位，康德哲学体系成为西方各种纷繁复杂的哲学流派批评难以绕过的对象。其中不乏有反驳康德哲学的女性主义者，例如克里斯汀·巴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认为“康德排除女性的‘普遍义务’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康德的道德体系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甚至呼吁“抵制康德式的倾向”[6]66-67。又如邦妮-曼（Bonnie Mann）在其作品中指出康德的女性概念“借鉴了女性与特殊性、多样性和被动性以及男性与普遍性、统一性和活动性的关联的深层框架”[7]40，正是这种使性别往两极化方向发展的区分方式，加强了性别概念的框架。女性主义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派也表达了对康德哲学的看法，生态女性主义者珍娜-莫耶（Jeanna Moyer）在其文章《为何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不可调和》（Why Kant and Ecofeminism Don’t Mix）中指出“康德的自然观涵盖了二元论的所有这些方面，并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破坏”[8]。此外，她还认为“康德忽略了差异”，其普遍主义道德观陷入了同质化的陷阱[8]。生态女性主义者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又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中提出了新观点，其将原本对准男权中心或父权制社会的矛头转向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在打破康德、笛卡尔等哲学家所提及的绝对二元对立思想，同时，还从关怀伦理学中汲取营养，试图与有平等意识的部分男性携手共建一种超越性别，强调责任、关系、联系以及具体情景的关怀伦理学；普鲁姆德曾直言“康德认为，对于道德和‘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那些能力只有很小部分能在女人，甚至是大部分低等级的男性成员身上发现，它几乎不存在于黑人身上，而在非人类身上则一概欠缺”，因此必然“在理性概念中暗含着偏见，康德选择把理性作为伦理生活的基础就导致了一种理性精英统治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对于女性来说问题重重，对于自然和其他被征服的群体同样可疑”[9]182。在《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这本著作中，普鲁姆德将康德的普遍化道德原理的危害表达得很明晰，她指出“康德的普适法要求负责任的个体在同样的条件下无所偏袒地对待所有人”，“这样一种普适性是在取消差异，是通过把他者看成是另一个主宰和一个延伸的自私的自我而把他者包含在道德领域之内”[9]218。康德式西方哲学假定所有人皆为平等的自由人的普适性原理不符合现实、不符合事实，所以，在同样支持“情景伦理”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眼中，如果能使以美德为基础的伦理学延伸到自然界群体，我们在道德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会比主流普适的要少得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的“生态现代主义”思想呈露：当代现代性意识形态意指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此种模式引发了具有现代印记的危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进一步说，在她看来，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关键词。于是她以敏感的女性视角主张生态学意义上的彻底的非二元论，此时，康德的“纯粹理性”便是其所反思的哲学理论[10]。

从上文提到的诸多观点来看，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将矛头指向康德的二元论和普遍化道德原则，其缘由可通过下文所梳理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思想得知。生态女性主义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二元论看作是统治的逻辑，并将部分二元结构一一列出，譬如：文化——自然、理性——自然、男性——女性、心智——身体（自然）、普遍——个别、人——自然（非人类）、公共——私密、自我——他者等[9]30。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每对关系的左侧是压迫者，右侧是被压迫者；左侧是男权中心元素，右侧是女性的代名词；左侧相对于右侧来说拥有较高的地位，同时也需要右侧来确证、巩固自身的地位，如此看来，右侧名词仅为左侧名词的镜像，这种实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拒绝二元论实际上是在拒绝其背后的“逻各斯”。从词源看，“逻各斯”其中一层意思指的是“有理性”，后来不断发展演变成具有“理性中心”意味的词汇。由此，康德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继承发展了此哲学传统，其现象——物自体、感性——理性的二元思维和“纯粹理性”的说法必然也遭到绝对非二元论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责难，因为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二元是加强了概念框架，使得事物往两极化，“并分裂为两个阶层”，“它无非是在利用现有的差异为等级制度奠定基础”[9]44。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强调绝对差异的二元论是霸权文化背后的逻辑原则；而非此一元即彼一元的绝对论调又掩盖了很多“居间”的、特殊的声音，这些声音有可能来自被人类破坏的自然、被男权中心控制的女性和被白人群体打压的黑人群体等处于艰难处境的弱势群体。生态女性主义想要走出这些普遍的、统一的声音，便借鉴了关怀伦理学中提到的“情景伦理”，关注具体情景下各种群体的处境，如是，在以“情景伦理”为基础建造理论大厦时，康德哲学所呈现的普遍性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反思的一环。基于此，有些学者宣称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不可调和，或直接“怀疑哲学经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阐释女性主义或其他新的思潮？”甚至直接断定以康德思想佐证生态女性主义的做法应该属于对经典哲学的滥用[4]132-136。暂且不论这记定锤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就从上文所梳理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确实对康德所提倡的二元论和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存疑。

但在梳理康德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和进一步考察生态女性主义质疑康德哲学的合理性之后发现，两种理论存在着商辩的空间，甚至在商辩的过程中产生巨大思想张力。笔者将分别从康德二元论和普世原则切人，探绎康德哲学中“二元”的游动特质与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二元“居间性”的共通之处，以及发掘康德的普遍主义原则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群体差异性之间存在着形式与内容之互补关系，最后得出两种理论可相互调和、相互补充，以至相辅相成的结论。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非汲汲于为康德辩护，而是期望还原事实本相并且找到一条生态女性主义与康德哲学融合的路径，使这两种理论的研究向更多的可能性敞开。

二、 康德二元论遭遇的质疑及其思想回音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二元论和二分法的区别，在她们看来，我们常说的二分法是简单地做一个区分或者得出一个差别；而二元论则有极度区分和同质化等特征，这是主体为保证自身统治地位而对他者采取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起到了压制真理的作用。在这些成系统的手段下，二元对立形成完全不同的等级，且这些等级不会轻易改变。从以上女性主义对二元论特征的总结上看，如果仅因为康德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便把他的思想看成是绝对二元对立的主宰思想加以责难，那对康德来说便有失公平，而康德是否对二元采取对立、分离手段也还有待辨析。

以下，笔者将从康德对男性——女性、理性——感性、人类——自然的看法辨析生态女性主义对康德二元论的看法是否符合客观事实。首先，是康德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看法。康德认为大自然给女性肌体注入更多艺术成分，给男性装备了更大的力气，这些筹划以便把男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艺术成分和力气的分配，还有其他的社会偏好的差异化在两性结合的过程中有所呈露。康德不仅没有否定男性对女性的依赖，也没有将女性占为己有，还认为“一方必须服从另一方，并且交互地一方在某一点上胜过另一方，以便能够控制或者统治另一方”[11]297。由此看来，主导权并非归属于固定的男性和女性，且康德笔锋一转，转向了在某一方面由于男女的差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话语权更多地落在哪一方的讨论上。此种两性观是基于两性相互配合以利社会和谐而生发的，与普鲁姆德一派的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两性携手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两性观有一定的联系和默契。其次，是关于理性与感性的探讨。理性绝对凌驾感性是生态女性主义着力反驳的观点，“情感不需要被看成是非理性的，理性也不必远离情感；同时，它们也不需要被解读成是必然对立的，而应该是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相互作用的”[9]207。实际上，普鲁姆德一派的生态女性主义尝试打破理性——感性二元绝对对立的策略直接取径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性别居间性”的观点，她呼吁在尊重差异的同时也强调“双性同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力量支配着一切，一种是男性的力量，一种是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头脑里男性胜过女性，而在女性的头脑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乃是这两种力量一起和谐生存、精神融合”[12]318。如此一来，便解构了男性——理性、女性——感性之间的纠缠。而康德着力注解感性、理性的差异，且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其作品命名时，便容易使得那些未深入了解康德哲学体系的读者产生误读——康德主张理性至上，康德哲学因此遭到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但细细考究可知，康德在《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下文简称《实用人类学》）一书中便有其为感性辩护的擘证，其批评将理性看作高级的认识能力而将感性看作低级的认识能力的观点，并直接指出这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一大错误[11]133。康德既看到人对知性的无限崇拜、对感性的“坏处”议论纷纷，也能看到感性实际上并不缺少赞颂者，尤其是诗人和有鉴赏力的人仍盛赞感性[11]136；康德将认可感性的人称为“有鉴赏力的人”已然充分说明其对感性持肯定态度。此外，康德重视感性之擘证除了见于《实用人类学》一书，还见于《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下文简称《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他尝试为道德情感、良知、对邻人的爱和对自己的敬重（自重）增添注脚，首先的一条便是“它们全都是感性的”，紧接着是这些心灵禀赋“是先行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之后是“被义务概念所激发”[13]411。正如《道德形而上学》所言，以上四种道德形态为感性的先行概念。而在彼时感性被模糊化的时代，康德将感性诠释为人人具有、天生的存在便是对感性的高度重视。看到康德对感性的重视不输理性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生态女性主义有些思想与康德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普鲁姆德一派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情感不需要被看成是非理性的，理性也不必远离情感”[9]207，最佳的状态应该是对感性与理性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相互作用，而康德哲学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游动也是承认感性与理性相互作用的表现。最后，是康德对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看法。康德将其哲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总结为四个，分别是“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和“人是什么？”康德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便是“至善”，即期待自然和自由、幸福和道德的和谐一致，从此处可以看出康德对自然的态度——反对把追求幸福作为道德的基础，而是要以道德作为配享幸福的条件。当近代哲学家们大多把征服自然看成是追求人类幸福的前提，特别是法国唯物论者将追求幸福看作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时，康德把道德看作是配享幸福的条件足以照见康德以德性论为基础的自然观。

此外，康德在《实用人类学》的“性别的个性”篇章中对两性直白的描述常遭到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例如“男人通过自己的体力和勇气胜过女人，女人则通过控制男人对自己的偏好的天赋而胜过男人”[11]297，又如谈及女人被大自然设置为“被追求的角色”而使得女人看起来精致傲慢时，康德说尽管如此，“没有一个男人想要变成女人”[11]301；“至于有学问的女性，她们使用自己的书籍就像使用自己的表一样，也就是说，戴表是为了让人看到她们有表”“尽管这块表通常是停摆的或者是没有对准时的”[11]302，在这段描述中，一个活脱脱的爱慕虚荣的无知女性形象“跃于纸上”。这些言语被女性主义者挖掘出来，便很快将注意力放在了康德哲学上。但同在《实用人类学》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康德“通过女性陶冶社会，使社会变得文雅”“女人要统治，而男人则要被统治”“女人应当统治，而男人应当治理”“丈夫的态度必须表现出：他把妻子的康乐放在心上，胜于其他一些”[11]300-304等描述，这些似乎与上述康德对女性的看法构成矛盾。为了解开此矛盾，有些学者回到《实用人类学》中寻找有关性别的逻辑框架。如赵晓芳得出的康德性别正义论点双重根据：“从政治学的根据出发，自由、平等、独立的两性关系得到了确立。从生理学的根据出发，两性的差别得到了承认。”[14]78-87康德所处时代父权制十分稳固，他也难以避免时代局限性，如果暂时抛开时代的局限性这一层，我们能够察觉到上述对于女性刻板描述的句子在于康德尊重自然赋予两性的差异，此时的康德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两性；而康德为女性的自由辩护、主张男女平等的言论则是从政治学出发，把两性设定为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体。生理学的根据是自然层面的分析，而政治学则是文化使然，是理性对社会的最高理念（自由、平等、至善等）的追求使然。综合探之，其实际是康德典型二元思维的体现：不自由——自由、自然——文化、自然——理性。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的观点倾向总是在二元之间游动而致观点矛盾丛生，但也恰恰是这种非绝对对立的二元态度，为后世谈论性别时留下了巨大的讨论和商辩的空间。所以，如果仅取片面之词得出康德“厌女”而有意忽视与“厌女”对立的观点，便是轻视了康德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哲学大厦。

总括言之，从康德对男性——女性、理性——感性和人类——自然的思考来看，康德思想中二元在不同情况下呈现游动的现象，或可用女性主义的“居间性”来形容。因此，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将康德哲学看作彻底的、绝对的二元论者，并且认为其主张一元绝对主宰、霸凌另一元等观点，这不仅是对康德的误解，还使得女性主义拒斥康德哲学以致失去康德哲学关于真善美部分的营养浸润。

三、 康德普世伦理的问题及其意义实存

普鲁姆德等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关怀伦理，在她们看来，我们需要“将那些由个别性和情感而产生的道德概念纳入考虑范围，还要摒弃对与利己主义一脉相承的普适性和抽象性的过度强调”[9]201。换言之，他们认为只有关注到具体群体的境况，才能建立起深度的关怀，否则便是缺乏真正的伦理学框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既然强调具体情景下的道德，康德哲学的普适性道德便是生态女性主义立论绕不开的一环。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康德的普适法意味着抹杀他者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使得女性和自然被西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阴影笼罩，以致于世人无法看清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而空喊“人人平等”的道德口号。简而言之，普适法为弱势群体树起一道名曰“公正”的视觉屏障。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康德的普适性思想展开反思后，随即关注女性、自然、黑人等群体的艰难处境，以尊重、同情、关怀、怜悯、感恩、友爱等较少普适化的道德概念为媒介，构建新型的、走入具体情景的关怀伦理学。因此，当生态女性主义者以“情景关怀伦理学”为地基搭建理论框架，普适化此时又以忽视特定道德义务和贬低个别性的样态出现时，生态女性主义发出强烈的呼号：她们希冀当下的伦理学能够认识到“特定的追求、当下的情况和遥远的他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9]205。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西方普遍主义伦理学设置的视觉屏障，继而能够敏感地认识到自己的损失与他人的损失之间的关系、居住地生态系统的退化与全球生态系统退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生命形式的变化与你身边人生命能量的增减之间的关系，这种广泛的关怀“与康德的普适主义相反”[9]205。综上，生态女性主义看到了普遍主义对性别、种族、文化等差异性因素的忽视，并直言普遍性正义原则把所有社会问题简化，进而掩盖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她们在后现代语境中以差异性寻求女性解放之路，即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强调关注女性的现实处境。换言之，生态女性主义在关怀伦理学的框架下，既关注主体“居间性”“延续性”，又关注差异性。也正是因为生态女性主义坚持这一理念，将人类——自然完全整体化的深层生态学家很快便成为她们批评的对象，而康德的普遍主义更是她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主宰的框架内，只强调“同一性”容易把他者看成自我的投影而把他者存在的意义消灭，这是主宰模式惯用的吸纳心理学，这恰恰是在强调“万物平等”的理路中矫枉过正的外化和投射。当然，生态女性主义在强调殊异性的同时，群体刻板是这条思路上容易衍生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康德的普遍主义还是强调差异的生态女性主义，在阐发思想时都不免受各种问题的缠绕，我们不妨停止两派的争吵，而是以一种释然、圆融的心境看“普遍主义”，尝试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来丰富和补充女性主义的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反思对象“普适主义”的背后是西方普遍主义伦理学。西方普遍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在苏格拉底手中成形，其最初的目的是寻找一个绝对的伦理基础或者原则来整顿古希腊相对主义随意解读伦理问题的乱象。普遍主义若要与相对主义截然不同，其必须以“绝对”自彰，换言之，就是使道德价值从“相对”的混乱逐渐走向“绝对”的秩序化、明确化。苏格拉底用几何知识类比伦理学知识的方式重塑道德价值，继而使道德具有数学一般的客观实在性、规范性和普遍性。直至近现代，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沿用了这一模式搭建伦理体系，譬如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的理性主义者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公理写成其《伦理学》、康德的“绝对命令”、边沁的“幸福最大化”功利原则等。无论是唯理派还是经验派，亦或是想要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康德，都强烈地表达出想要严格规定一个不会出错的原则来处理复杂的道德生活，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严格的秩序，以打造出和谐稳定的社会。如此看来，“大多数现代伦理学理论家都向往一种不仅对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有效，而且对所有理性行动者都有效的理论体系”[15]22-26。强大的哲学根基也有其弊端，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下预设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道德困境，特别是以平等、正义等普遍概念掩盖了女性、自然、黑人等特殊群体的处境，康德的普适伦理也因此极具理想主义色彩，也正是如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大胆质疑康德的普适性伦理，试图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普适伦理观确有“空中楼阁”“乌托邦”和“理性主义”的缺点，但笔者认为其仍有积极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对道德的范导性上。康德普适伦理的核心词汇是“自由意志”“至善”“义务”“正确的行动”等，这些概念与康德提出的“宇宙整体”“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三个先验理念（做正当运用、非陷入虚假幻相时）一样，都具有范导性的积极作用：能够给人类实践生活提供一种绝对永恒的价值标准和最高的追求目标。有了最高的目标之后，人类开发智慧、不断扩展知识以求达到知性知识点最大统一性，最终指向先验理念。不仅是先验理念，即使是一般的理念也具有相似的范导性质，譬如“纯金”的理念，24k金最大的纯度是99.99%，而不是100%，因为纯度100%的黄金并不存在，那为何还存在“纯金”的概念，其作用不外乎引导自然科学不断地追求精确。可见，一般理念与先验理念被人类当作为自身服务的主观手段后，使得知性知识不断趋于完备，而在实践领域，与理念具有同样范导性的普适伦理概念亦推动人类对纯粹德性的认识。因为一旦在实践领域树立起道德的绝对法则和神圣性之后，人类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世界秩序以趋近建构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社会，譬如进行哲学的思考、法律的完善等。与此同时，就如康德所说，世人在听了以普世伦理为内核的故事后“逐步从单纯的嘉许上升到景仰，从景仰上升到惊异，最终上升到极大的崇敬，上升到一种甚至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尽管当然不是在他的那种情况下）的强烈愿望”[16]170，康德的这一说法便体现了普世伦理的旗帜性作用。而普世伦理既是康德希望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目标，也是在追寻最高目标时“提防心灵受低级的和使人败坏的冲动侵蚀的最佳的、确实唯一的守望者”[16]176，这些唯一的、绝对的伦理法则常使人自我反省、自我发现。由此看来，普世伦理/普遍主义对同等道德价值的强调无疑推动了人类发展的进程。

“基于两性平等原则的普遍主义与基于两性有别这种基本认识基础之上的特殊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17]143一方面，康德普遍的、超然的平等主义容易造成虚假的原则统一；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差异的特殊主义又容易固化群体特征，两者存在悖论，因此，笔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不应以完全否定普遍主义立论，而是衡量两种思想的利弊，深入思考普遍主义和以差异性为核心的关怀伦理能否实现兼容的问题。失去了普遍的规范和原则，差异便失去了规范性的基础，没有具体的、差异性的存在，普遍的规范容易变成空洞的条条框框，于笔者看来，正义与关怀、普遍与差异实则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联结到性别、种族、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解决方式，一方面需要以普遍平等的理念为前提，直至建立起全体公民普遍认同的平等的法则，另一方面需要承认、尊重不同群体的差异，以具体的生存处境、具象化的个体特征补充普遍主义的形式上的空洞。

康德的二元论和普世伦理是生态女性主义反思的重点，也是建立既有“居间性”“延续性”，又有“差异性”的情景关怀伦理学的立论点，但仅以完全拒绝康德哲学来立论实则容易遮蔽康德哲学为伦理学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因此失去康德哲学的营养浸润。如果要为女性主义的发展赋值添色，便要求重审生态女性主义对康德二元论和普世伦理的存疑，期望找到一条生态女性主义与康德哲学融合的路径，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向新的可能性开启的重要论题。经审视，我们看到了康德为女性张目、为感性辩护和持德性论走进自然的一面，颠覆世人对康德“厌女”“理性凌驾感性”和“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这擘证了康德并非秉持绝对对立的二元观。其理论的二元游动特质与以普鲁姆德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二元“居间性”有相通之处，如果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与生态女性试图重建的二元论互释，或能开启新的女性主义研究视域；此外，康德的普遍主义（正义伦理）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特殊主义（差异性、关怀伦理）是形式与内容之关系。失去形式框架，内容则无处安放，而没有具体内容，形式则空洞无力，若充分发挥普世伦理的指引作用，就此搭建一个理性主义道德社会，继而再往这个社会填充具体的色彩，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理性还是感性、人类还是自然、白人还是黑人……都能够在一个平等的社会框架下获得存在的意义并尊重彼此的差异、和谐相处。如是，我们便可笃信，在接纳康德哲学中精华的部分后，生态女性主义能够揭橥出一个全新的、广阔的、更具包容性的思想图景。

［" 参" 考" 文" 献" ］

[1]赵玉.生态女性主义与传统美学的反思[J].齐鲁学刊，2012（6）：155-160.

[2]帕特里克·D·墨菲，王月.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权崇高匡谬[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3）：25-32.

[3]刘曙辉，赵庆杰.康德与生态女性主义[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6）：99-102.

[4]王桃花.康德哲学思想佐证生态女性主义质疑[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6）：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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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英" 责任校对：周 珂］

The Ideological Tension of Philosophical Debate： Ecological Feminism’s Reflectian on Kant’s Philosophy

HUANG Jigang ，" LI Wens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00， Guangdong

）Abstract：" Ecological feminism resists the dominant logic of 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reductionism caused by universalism. For them， reflecting on Kantian philosophy is the only way to argue. But after re-examining Kant’s views on male， female， rational emotional， and human nature， and delving into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Kant’s universalism and ecological feminism’s “particularism”，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hidden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Firstly， the non binary opposition in Kant’s philosophy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binary “intermediary” advocated by ecological feminism represented by Proud; the second is that Kant’s universalist ethics and ecological feminism emphas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and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se debates actually have a strong ideological tension， opening up feminist theory and ethics to new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ecological feminism; Kant’s philosophy; dualism; universal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