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寻根主题作为主线贯穿于阿来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中,通过环境、自我身份、民俗寻根建构起主角们寂寞的成长之旅,但又因人物所处环境、时代,以及主角们的个性和人生遭遇,让他们成长之旅显得复杂,文化寻根呈现出由传统到现代,由内而外,由民俗到百科的特点。
【关键词】成长主题;文化寻根;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4-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4.009
一、“根”的内涵
阿来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河上柏影》《蘑菇圈》)发表以来,在文学圈产生了很大反响。阿来本人复杂的人生经历,其多年坚持的创作意图,注定涌现多种阐释路径。有评论者从生态视域进行解读,认为“山珍三部曲”中蕴含着浓郁的生态意识。也有学者从城乡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山珍三部城乡文化的异质进行解读。山珍三部发表后,201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会标就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博物志”的提出,诠释了研讨会对阿来小说创作特征的重要归纳。博物,一方面是对阿来自然知识渊博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他热爱、敬畏与尊崇生命、虫鱼花草的赞赏。纵观以上,发现文学圈对山珍三部的探究主要涉及生态意识、消费观念、生命的解读。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以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消费模式下,生活在乡下的少年,他们的心理成熟、人格形成的过程往往比生活在单一环境下的人群复杂,会与所处的多元环境呈现或依附或抗争或对立的关系,会在其认知、道德等自我的建构中发展成或同步或相异的人格特征,他们在成长中会以寻根的方式追寻自我,将自我身份的构建与家庭、地域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
韩少功[1]在《文学的“根”》中认为“根”就是“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富有民间底蕴的文化。陈忠实在《白鹿原》用陕北独有民俗极尽张扬地讲述他的寻根之旅。贾平凹“对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用心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的依据和背景”[2]。韩少功的笔下以神秘的巫楚文化呈现湘山鄂水,以挖掘、考古的方式建构起他的文化之根。身处嘉绒地区的阿来亦敏锐地感受到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深蕴丰富的文化内涵,“青年阿来以写诗的方式,进入并参与了文化寻根的行列”,“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的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3]。寻根对于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来说,是对某一段历史文化的追溯,而对阿来来说,则是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一个过程,是一漫长而复杂的生命之旅。因此,在山珍三部,少年们不自觉却又不得不融进复杂的环境之中寻根问籍来完成成长之旅,主人公的成长烦恼与自我民族身份的寻根纠结在一起。
二、寻根源起
在嘉绒地区长大的阿来“刚上小学,阿来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惶惑到三年级”[4]才有所明白。阿来的成长经历也成为他创作文本的源泉,正如曾经在一次报告会上阿来特意强调自己名字的由来,解释其姓名的内涵,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阿来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其实阿来的身份不仅不影响他的创作,更成为他作品独特性的最为深层原因,也让他作品更具复杂性,正如伍尔芙所说:“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个秘密,他生命中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5]探索阿来作品中主人翁的成长过程一方面是探索主人翁内心、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探索主人翁所身处世界、观察他人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过程,更是通过探索观察他人以观照自我的过程,与世界、社会和解的过程。
在阿来的山珍三部中,“寻根”既是一种类型,也是一个隐性主题,贯穿三部始终。三人复杂的身份使他们的寻根显得复杂而矛盾,只有将主人翁成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放到历史背景中才得以理解他们的人生选擇,而文化寻根也将通过主人翁的生存追问和人生叩问得以呈现,达成一种共存、共度、共化的和谐统一。
三、环境寻根
张爱玲曾说:“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6]细究山珍三部在引人入胜的文字下,有阿来一以贯之的温情和坚韧,将“和美畅快”换成“人性的温暖”的讲述,但在这样的外衣之下却透着“磨难、罪过、悲苦”后的“精神何以安家”的悲哀,悲哀在于家人的陌生与隔阂,在于“缺失”或失语的父亲与复杂多样的母亲所造就的个体自我同一性建构的复杂心态,在于现实的困境让主人翁不得不转向对民俗、对神话、环境的追溯来确定自我身份。
《蘑菇圈》的开篇是以边地独特的风景展开环境“文化寻根”,当春风吹开“冻土”,“机村和机村周围的村庄都会出现一次庄重的停顿”,这年的“第一种蘑菇要长出来了”[7],蘑菇的生长就像一种仪式,机村人用这种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河上柏影》以“植物志”开篇,从岷江柏材质、用地、生长环境、分布地区等方面介绍岷江柏,最后道出“岷江柏……被当地群众奉为神树”[8],岷江柏树叶的变幻就是季节的变幻,岁月的更替。开篇的风景、特产寻根意味着在这古老闭塞、空旷丰饶而神奇的土地上,时间似乎停滞不前,命运的巨轮循环往复,无从逃避,正如斯炯和母亲的命运,王泽周与飞来峰的牵连,传统的巨大力量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现代文明与这一片土地的距离遥远而模糊,但又虎视眈眈。因此到了《三只虫草》一转前两者以环境为着力点的“文化寻根”模式,将视角转向“学校”,文章的第1、2页三次提到上课铃声“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响了”“等到第二遍铃声响起时”“第三遍钟声响起来了,这是正式上课的铃声”[9]。“铃声”是时间的代表,这里的时间不再是死水样停滞不前,而是万象更新的前行,象征着学校一天的开始和结束,而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现代秩序的建构。山珍三部主人翁的成长脉络就在这样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缓缓拉开序幕,但又因三人所处时代、所处环境的不同,在未来成长过程中,对人生的痛苦体验、生的挣扎、寻根之旅、新旧文化的碰撞都稍显差异。
四、文化寻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10]。在中国传统中家是以血缘关系规定的不同继承顺序,父亲形象既是文化权威的代表,也是集体记忆的象征。但在山珍三部中,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基本是缺席或者失语状态。《蘑菇圈》中斯炯和法海是母亲在躲避战争时孕育的父不详的孩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长兄为父,兄长要肩负教育、培育弟妹的责任,但作为兄长的法海却几次成为斯炯人生的绊脚石,在艰难岁月缺衣短食之时,斯炯还得把稀少的食物分给法海的情人一家。传统父亲形象在《蘑菇圈》中完全被颠覆与打破。《河上柏影》中王泽周父亲王木匠为生活所迫,跟随木匠师傅流浪到机村,与因家庭成分而备受欺凌的王泽周母亲组建家庭,在家庭中存在感微乎其微,沉默寡言的他职业身份替代了名字,呈现符号化称呼特性。父子的隔阂,父亲低微的身份,王泽周一度将父亲形象淡化,缺乏依恋与尊重。《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作为刚定居的新牧民,失去了传统生活习惯,也随之丧失了马上打天下的骁勇父亲的形象和尊严,“这些定居点里的人,不过无所事事地傻呆着……直到北风褪去,东南风把温暖送来,吹醒了大地,吹融了冰雪,陷入梦魇一般的人们才苏醒过来。”[9]传统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桑吉的父亲无法适应新生活的角色,丧失了走向新生活的能力,也缺乏挑战勇气,麻木而蒙昧的生活成为父亲日复一日的象征。家里的重大决策反而听从桑吉的安排和策划,和桑吉对话时“父亲陪着小心说”,显出父子身份和地位颠倒的一面,父亲作为引路灯形象轰然倒塌。[9]
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健全人格的形成往往与父辈的冲突有关,少年在成长中会试图冲破专制的父亲桎梏、试图挣脱父辈思想的束缚,最后成长为全新的自我。而山珍三部中父亲或缺席、或失语、或弱化,父亲形象的强行阉割,具有深广的象征意义,父亲形象的缺失可以理解为身份的混乱导致人物形象“血缘关系”的模糊,讓主人翁们在成长之路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家”符号的象征,既断绝了与父辈冲突的可能,也缺少了父辈的精神指引,导致主人翁无法从族群寻根中找到主体精神的依归。寻根失败,造成主人翁在人生选择中或迷茫而遁进自己建构的壳,如斯炯;或因身份不确定而执着探寻民间传说来完成自我寻根,如王泽周;或融入现代秩序,以建构百科的精神摆脱对自我的束缚,如桑吉。
五、民间传说寻根
父辈形象的缺失或阉割,血脉寻根的失败后,主人翁希图挖掘更深层次的民俗、神话等来完成文化寻根之旅。“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蘑菇圈》中斯炯成长过程坎坷多变,工作失利、婚姻失败,出走再归来依然没有放弃对人性温暖的信仰,她用自我对生命的理解化解生活所赋予的悲苦,认为自己和法海的关系“你舅舅就是我的洛卓”,“洛卓”在汉语中是“宿债”的意思,斯炯用前世欠下法海的或金钱或道德或情感来对命运的印证。甚至斯炯出走又回来的过程,也采用了雪山之神阿乌塔毗的命运进行诠释,民间传说雪山之神阿乌塔毗出走又再回来的故事结尾就是,“阿乌塔毗带着他两个勇敢的儿子,就是那一年到我们这里来的。哪一年呢?大概是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吧”[7]。像雪山之神阿乌塔毗携子回来的斯炯坦然接受坎坷多变的人生,直面与母亲重复的命运,至此遁进用自我对生命体悟所建构的壳,安然生活,停止内心成长。
《蘑菇圈》对民俗寻根的探寻在《河上柏影》继续深化。在《河上柏影》中阿来用弗洛伊德的梦境视角展开备受身份压抑的王泽周对自我身份的惶惶不安,梦中母亲正进行着边地祭祀活动“焚烧香柏叶祈祷”时,他追问母亲祈祷是否包含了对异乡人父亲的保佑。父亲在机村是异乡人,在母亲心中也是异乡人,那作为“异乡人”儿子的王泽周,又置身何处呢?无所适从的王泽周梦醒后听到王木匠带他回父亲的老家时,冒出了“我也要寻根了”的想法,但“入于蛮人之地,生活所迫,娶蛮妇,生蛮子”的血脉否定,象征父系血脉文化的青瓦白墙的村庄只带来“陌生之际”的感觉,让王泽周第一次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尴尬,踏上民俗寻根之路——民族传说,“挖掘花岗石丘和老柏树的传说材料”,“飞来石”由天外飞来并成为当地文化象征,这里,“飞来石”打上了明显的多民族融合的印记,成为王泽周试图追问过去来安抚无处安放的青春的象征。但天外飞石却让王泽周窥视到残暴,因此他在听喇嘛语言时突然感受到自我苦苦追寻的生命之问的荒诞性,开始对民间传说寻根的反叛。直至中年,王泽周“想对父亲说,他爱他,但他没说出口,他还想对父亲说,等他回来,我带上儿子,回一趟父亲的老家。”[8],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11]。此刻的王泽周不再纠结于父亲族人对自的身份偏颇认定,达成了精神上的蜕变,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坦然接受身份的不确定,面对丑恶、面对真实、面对民族身份的复杂,他“寻根”的方向和目标从传统文化、民间传说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认同,不再局限于民间传说,而是走向当下,寻根任务落脚于稚嫩、有冲劲、有活力,试图冲破自我身份束缚的桑吉。
所以牧民后代桑吉,抛去牧民后代身份,轻装上阵面对全新的社会。《蘑菇圈》中桑吉的视界不再聚焦于血脉追寻,看得更远、更广,以阅览百科全书的胸怀感受民族与生命。对父辈当下的牧民生活“回到村里,新修的定居点,看着那些一模一样的房屋整齐排列在荒野中间,桑吉心中禁不住生出一种凄凉之感……他心下有点。”[9]这种凄凉之感是走出父辈生活的地方,看到更广阔世界后对自我曾经生长环境的否定,也是对祖、父辈生活方式的否定,正如“桑吉把自己的额头抵到奶奶的额头上时,他闻到了一种气息”“食物正在委顿时所散发的干枯气息”[9]。桑吉认同牧民后代的身份,却又否定视界狭小的牧民现状,老牧民的生存就像奶奶,这种干枯是个体生命的干枯、时代的干枯。桑吉热爱他的家乡,热爱根系所在,但却又敏锐地感受到根的干枯和即将消失的征兆,祖辈的时代终将成为滚滚巨轮所碾过的一点痕迹,旧时代终将过去,“百科全书”式新时代必然到来,“《百科全书》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实在的丰富无比的存在了”[9],《百科全书》是桑吉渴望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民族界限,超越了简单文化寻根的“根底”,具有多元文化在共生并存基础上的交流、交融的意义,是人类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的价值取向,也是桑吉的成长之基,《百科全书》成了分水岭,一边是牧民的世界,一边是桑吉试图寻觅祖辈未参与的新世界。
六、结语
守护了几十年的蘑菇圈被摄影机一一破解,斯炯与大地的亲近、与自然的呼应、与蘑菇的互动都在现代机器面前袒露无疑,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无助却又真正的被逼面对现实、认识新的世界,轰开其紧紧缚住的灵魂之茧,达成不能不成长的成长。人到中年的王泽周坦然接受了曾经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娶妻生子,想带妻儿回父亲家乡,则是几十年来从对自我复杂身份逃避、追寻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达成了与抗争多年的自我的和解。唯有少年桑吉,“晚上,他从学校的计算机房给多布杰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信里说:‘我想念你。还有,我原谅校长了。”[9]孤独的少年,用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发出对校长的原谅,表达了“离家成熟”的普遍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这表明他已将自己从家庭文化、过去时光——那个养育了他的自我关系网中脱离出来,走向了崭新的、成熟的、开放的、真正独立的生活,发现并植根于多民族的丰富文化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真正地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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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灵魂在永恒的回响中长存”评《弗吉尼亚·伍尔夫:永恒的英伦百合》[EB\OL].https://www.sohu.com/a/438126345_282171,2020-12-14.
[6]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阿来.蘑菇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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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来.三只虫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1]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麦田守望者[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
向美林,女,土家人,湖南湘西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