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性”特质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 冯兵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是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本质特性，可以发现为实现人民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而无私奉献、勇于奋斗的“革命性”精神是二者的共同属性，也是二者最根本的契合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性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革命”的认识，有像“汤武革命”那样的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也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堪暴政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总体而言，“革命”一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它更多是指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变革和图新图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概括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主要特点，其中或多或少都蕴含着一定的革命性特质。这种革命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与自然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的革命性。在早期先民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存受到自然环境的极大威胁，战胜自然成了早期人类最大的愿望和希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征服自然的革命性精神，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无不体现对自然的革命性斗争。

二是政治、社会领域变革过程中表现出的革命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性精神在政治、社会领域方面的体现，是一种较为笼统的变革行为，不必然表现为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大多时候更像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的革命。这种变革乃至革命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水准，如果统治者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任人唯贤等高尚道德观价值观，那么他就会一直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反之，失去这方面的道德价值，就会被另一个集团或老百姓发动“革命”而推翻。有所谓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大学》）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中国历史所标榜和尊崇的“上顺乎天，下顺乎人”的汤武革命，一直被奉为革命的典范。

三是在追求文化、精神的超越上所表现出的革命性。正如孔子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中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在向古人学习的过程中革命性地向前而行。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王阳明，他们都是在对前人优秀成果革命性地继承、创新基础上，形成中华文化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在许多看似“复古”旗号下的文化运动，其实都有革命性的与时俱进的内容在其中。另一方面，中国文人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革命和求新图强是从未间断过的，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历史和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始终。从商汤刻在盘子上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再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等等，古人这些修身的格言警句，本质上都是一种追求道德和精神升华的自我革命性的体现。

这种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元素，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葆生机和活力、能够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根本所在。正是有了这种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革命性”元素，中华民族才能一次次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主动求新求变，甚至断臂求生，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次次凤凰涅槃，最终成为人类四大文明中仅存的硕果。正是这种自觉主动的革命性基因，在二十世纪初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相知，有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元素异曲同工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其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性上，更突出地表现在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变革形式，它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决定阶级时代人类进步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发源于历史本身的革命化本质要求，变化是历史本身的本质表现，历史的变化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引发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革命化的。人的实践活动会历史性地表现出革命性。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人类历史是不同方式社会革命形态的集合，表现为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常态与阶段性飞跃辩证统一的进程。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对人类历史的运动形态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两种状态的最集中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所专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规律所得出的革命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所不在的表现为求新求变思想的革命性特征高度契合，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理论专为解决人类发展阶级社会时期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性表现在一切人的实践活动中。具体而言，一是在解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与自然的斗争中，表现为对强大自然力的不屈服。二是在群体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民主诉求，表现为对强权政治和暴君酷吏的反抗。三是在文化艺术层面的精神道德追求，表现为对邪恶丑陋事物的厌弃。这些追求美好生活、追求道德完善的努力和斗争中，无不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性的特点。它们有的表现为神话传说和故事，有的寄托于某些贤圣人物的成长和人生历程，有的隐含在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中。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性上的这种契合，一方面表现在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上，一方面表现在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理论，把发展生产力、不断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进而达到人的彻底自由和解放作为最终目的，它着眼的是人的群体，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着眼于制度的变革与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性，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美好、善良战胜一切丑陋、邪恶，最终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至善、明德的境界，它既关注人的个体也关注人的群体，更多关注人的精神道德修养，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这一观念的表达。二者同时具有中西方文化各自独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一套完整可操作的科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性，当然地具有中和、中庸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可操作的理论和建立起一套严谨的制度体系来达到社会的公平合理，中国文化则更注重以圣君贤相的个人修养来治理国家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接受的契机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无数次试图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尝试，然而这些探索和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没有哪一个阶段比这个时候更需要一场革命，也没有哪一个时候的人们比这个时期在更加主动和迫切地寻求一场革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探索有了正确方向和指路明灯，使在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极大震撼和激励，燃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逐步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认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并压迫中国的现实，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目标，最终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走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性萌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水到渠成、水乳交融地结合，一个新生事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回顾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切都植根于“两个结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高度契合和认同。在所有的契合点中，最根本的就是革命性的契合，这一契合不仅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实际革命需求契合，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新求变思维的革命性本质上契合。

深刻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现实、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的辉煌，就要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保持继续革命的昂扬姿态，自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自我革命是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关键所在，是确保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必将带领亿万中华儿女书写更加精彩的恢宏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