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的密折来往

艾公子

下面是真实的奏折内容集锦：

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杧果，献给皇上您。康熙：知道了，这种东西没什么用，不要再送了。一个月后……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杧果，献给皇上您。康熙：知道了，以前没见过杧果，本来想看看，看了之后似乎没什么用，以后不要送了。

杭州织造：皇上您好吗？雍正：朕很好。如此问候了十多次，雍正说：“朕最近还胖了些。”

直隶巡抚：我可以回京城给皇上过生日吗？康熙：不必上本。直隶巡抚：我要来给您過生日！康熙说：不许来！直隶巡抚：河北下雨了。康熙：我知道！

大清智商最高、工作最拼的两任皇帝，身边是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欢乐喜剧人”吗？

先说一说送杧果的觉罗满保。康熙六十年（1721），闽浙总督满保指挥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水路军，由澎湖赴台，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以功加兵部尚书。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动乱。朱一贵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被平定，康熙对满保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

回过头来，再看觉罗满保给康熙进献台湾土产杧果，这个事儿笑过之后，其实颇堪玩味。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是康熙的武功之一。进献台湾土特产，本身含有地方归化中央的意思，满保不至于昏聩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激康熙。事实上，在此之前，康熙已经多次表示，“蕃酸（即杧果）朕一次未见过，曾欲看看”，“番檨（即杧果）从来未见，故要看看”。皇帝有这个强烈的诉求，满保才会一再进献杧果。

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向皇帝进献杧果？因为这是一项特权。皇权体制下，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有资格进贡的人，主要是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织造及衍圣公等。作为地方大员，只有总督、巡抚、提督，才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贡品，那是十足的荣耀。反过来，也变成了官员向皇帝表达忠心之意、博取欢心的一种手段。皇帝也心知肚明。康熙就说过，这些贡物哪有那么珍贵，朕不过是借此考察你们的诚敬之心罢了。原来如此。

再说一下汇报雨情的赵弘燮。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赵弘燮的父亲赵良栋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尚书。赵弘燮历任山东布政使、河南巡抚、直隶巡抚，在调任直隶巡抚十年后，加总督衔。直隶是拱卫京师的地方，位置十分重要且敏感，不是最高统治者视为心腹的人，不可能安排在这个地方担任一把手。

通过父子两代人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以及有目共睹的政绩，我们不禁怀疑：赵弘燮需要通过刷雨情汇报，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吗？答案不用再说。那么，这些雨情奏折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人的想象中，给皇帝的奏折，肯定都是军国大事，芝麻绿豆的事都不好意思烦皇帝劳神。事实恰恰相反，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绝大部分都是小事，比如有关雨雪情形、年景收成、米价贵贱等常态化的奏折最多。这种汇报地方国计民生情况的奏折，在康熙中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制度化。康熙通过指定特定官员向他汇报这些情况，从而掌握整个帝国的基础——农业情况。有幸被指定汇报雨雪、粮价等情况的人，一定是皇帝的亲信。

赵弘燮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奏报雨水情形折的，当时他是河南巡抚，他奏报的雨水情形折，次数之频繁，内容之细，堪称帝国之最。仔细看那些被当作笑料的雨水情形折，就会发现赵弘燮汇报的是京城及顺天府、河间府、保定真定等各地的雨情，而不是反复汇报一个地方的雨情。

赵弘燮的认真负责，无疑得到了康熙的极度信赖。现在再看，康熙在批示中，说赵弘燮奏报雨水情形“太密”，其实全然没有责备之意。就像老板对做事认真仔细的下属抱怨“小赵啊，你的工作态度太积极了”，心里显然是极为满意的。

最后说一说喜欢请安的孙文成。孙文成是杭州织造，与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关系密切，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不要小瞧孙文成一月一次“皇上您好吗”（恭请皇上圣恭万安）的请安，这背后，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恐怖的制度。

官员向皇帝进贡是有资格门槛的，请安同样如此。康熙时期，有资格上折子请安的臣工并不多，大多是督抚提镇以上的官员。在这些有资格上请安折的人中，又分出许多亲疏关系，比如有些人可以随时上折请安，有些人一年只能请一两次。康熙曾责备山东巡抚佛伦，指出他请安的次数多了，“不必时常具奏”。

请安折的功能，在康熙朝中期悄悄发生了变化。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亲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宫专门负责接收的靠谱太监转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看到内容，保密性极强。康熙决定在请安折上做文章。他指示部分亲信，明确让他们可以在请安折内另附折子上报地方事务。他给李煦的批示说，“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意思是不管大事小事、流言八卦，都无任欢迎，多多益善。

请安折就这样变成了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亲信，也慢慢被发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雍正即位后，把老爹这套密报系统更加制度化，同时扩大了上报官员的范围。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多名官员、僧人、名流、退休官员等，可以直接与雍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沟通。

有统计显示，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期间，向两任皇帝上了两百多个奏折，其中有很多的请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吗”的背后，往往附带着许多涉及闽浙地方事务的密报。你以为人家很无聊，其实“细思极恐”啊！皇帝在全国布下这么多耳目，鼓励他们互相告密、打小报告，营造出一种“老大哥随时盯着你”的社会氛围。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可悲，由此可见。

（摘自《趣说古人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