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第一次贬官

晏建怀

1022 年 3 月，赵恒因病去世，赵祯继位，是为仁宗。由于仁宗年仅 12岁，少年天子，少不更事，真宗临终留下遗诏说：“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垂帘听政，大权独揽。

在冬至日举行朝会、行朝贺礼，乃历朝惯例。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冬至前，朝廷发出圣旨，是日仁宗将率百官上皇太后寿。此处上寿，并非生日拜寿，而是向尊者表达尊敬、祝贺长寿的礼仪。

这道旨意安排，自然是仁宗的名义，当然也是刘太后的期许，甚或还是某些“以徼权宠”者的撺掇。在一个随人俯仰、唯唯诺诺的朝臣看来，这是作为儿子的仁宗在献孝心、作表率，无须大惊小怪，届时按品级入列出席仪式即可。但天生有政治敏感且忧心于“一天二日”“帝后不分”的范仲淹却看出了里面的“玄机”。

既然是礼仪，就得有名义，讲规矩。皇帝是国家元首，万乘之尊，代天牧民，在天下臣工和百姓眼里，是除天地外在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如果要证明“皇帝孝母”，则皇帝应该率皇族在后宫向刘太后行家人礼，以彰显母慈子孝；如果皇帝率百官，那么所要拜的就非母后，而只能是天地了。因此，范仲淹认为这一安排，混淆了家礼与国礼，最关键的，这会带来朝纲之乱甚或萧墙之变。

这一年，范仲淹刚刚而立之年，职务不过一小小“管理供进皇帝阅读书籍”的秘阁校理，位实在低，言实在轻。但范仲淹位低不忘忧国，言轻也要发声，针对这次朝仪安排，特上《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谏阻。他以“王者尊称，仪法配天”为由，认为此仪“于礼不顺”，无疑将“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皇帝向太后上寿，“于闺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

这一奏疏呈上去，刘太后看了极不高兴，尤其“于礼不顺”和“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这种目无尊长的话，直把她气得半死，这不光是冲撞，更是犯上！盛怒中，她命宦官将范仲淹的奏疏直接交给朝廷，光火之下颇有些耍权弄威的意气。

太后震怒，吓坏了一个大臣。谁？晏殊。这个 7 岁能文，曾被视为“神童”，身上有着太多光环的“明星官员”，时任资政殿学士兼兵部侍郎。晏殊为何害怕？因为范仲淹是他的门生，他本人也是公认最欣赏范仲淹的文坛盟主和资深大臣，且多次向刘太后推荐范仲淹，范仲淹此时所任秘阁校理之职，便是他极力举荐的。这个学生的才华丝毫不亚于乃师，但性格太刚，为人太直，如今犯颜谏诤，冲撞了大宋的实际掌权者。晏殊闻之大惊，不禁大汗涔涔，火急火燎把范仲淹叫到自己府上，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严厉批评：你难道真是忧国之人？忧国是假，好奇邀名是真。责备范仲淹以言行的标新立异来博取好名声。

这“大帽子”扣得真是吓煞人。

范仲淹欲向老师解释，但晏殊根本不听，还讥笑他强词夺理。

回去之后，范仲淹左思右想，因担心同僚指斥晏殊的举荐有失，自己以后将无颜跻身于老师门墙，便连夜奋笔疾书，给老师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在信中，范仲淹坦陈自己信奉圣人之书、师法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主、下诚于百姓。同时表明自己的立朝态度是：只要有利于君主和国家，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其实，晏殊之所以急着把范仲淹叫去斥责，不过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他当时也曾明白地对范仲淹说：“你这样轻率耿直，难道不是要牵累于我这个举荐者吗？”

连老师都是这种态度，遑论其他人，范仲淹这道奏疏，果然石沉大海。

范仲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懂投机取巧，不知趋利避害，他曾在《灵鸟赋》一文中慨然言志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要说的话，不会因为“太后不怿”的威严而闭口，也不会因为执政的暧昧而噤声。

前章意未尽，范仲淹接着又上疏。

天圣八年（1030），仁宗年已弱冠，20 岁都满了，刘太后依然恋恋于“一帘之下万人之上”而无丝毫还政于仁宗的迹象。范仲淹见此，又直接向刘太后上了一道《乞太后还政奏》，毫不讳言地说仁宗“春秋已盛”，请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

这一道奏章，如同一道挑战最高权力的炸雷，在刘太后处引发雷霆震怒，然后又波及中枢，百官哗然。最后，刘太后倒也没有举起屠刀，但这样目无尊长的官是万万不能留在阙下了，于是将范仲淹贬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让你鞭长莫及，狮吼无门。范仲淹就这样心灰意冷地离开了朝廷，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贬谪之途。

這次贬谪，不过是范仲淹坎坷仕途的一个开端，以后的道路要崎岖曲折得多。但通过对这次贬官经过的观照，他的立朝态度和谋国操守，已初见端倪。满朝文武如晏殊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置一词，只知自保者不知凡几。但范仲淹为了国家和朝局，不仅敢说真话，甚至为了真理不顾前途命运，拂圣意、逆龙麟，还不止一两回，后来果然因为“固执己见”而多次被贬官。

范仲淹受贬谪而不退缩、受打击而不气馁、触雷霆之怒有生命之虞仍“死谏”不止的精神，凝结了他履霜践冰的勇气，体现了他为国请命的担当。范仲淹仕宦浮沉数十年，曾为微末小员，也曾先后任州郡官长、边关儒将、宰执大臣，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无论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他始终坚守本心，从不动摇，正如他当年给老师晏殊信中所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