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刍议

摘要：“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拓展深化和规律总结，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筑牢了思想根基、文化根基和实践根基。同时，“两个结合”对推进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指明了具体路径：应以传统为根，依托历史积淀，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文化滋养；

应以时代为翼，注重实践探索，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应以理论为基，加强理论研究，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应以宣传为抓手，创新传播载体，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舆论平台。

关键词：“两个结合”；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6.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6-0072-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这一重大论断提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出发，深入剖析了“两个结合”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哲学意蕴、历史贡献、实践启示等［2］；有学者关注到“两个结合”对具体工作的指导意义，如将“两个结合”理念运用到思政教育改革、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治理、廉洁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慈善事业转型等领域，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两个结合”研究的深入。“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拓展深化和规律总结，“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3］。而传承创新红十字文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如何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红十字文化史的研究。学界分别从红十字文化的内涵、传播、本土化、影响等维度展开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4］。二是关于新时代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研究。既往成果主要集中于：（1）聚焦研究习近平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论述［5］，强调其理论指导价值；（2）侧重考察红十字文化与中华优秀文化（含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的关系，强调二者融合的现实意义和路径；（3）探讨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播方式，主张创新多元化传播载体。不难窥见，鲜有成果从“两个结合”视角探讨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这一议题。鉴于此，本文拟从该视角加以阐述，以期弥补当前研究之不足，为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学理参考。

一、“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6］。“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1.“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夯实历史底蕴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也是指引党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奥秘之一，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底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崭新历史主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代领导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重大科学论断，建基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实践总结，对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推动红十字文化本土化发展，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的红十字文化，进而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独特力量。

2.“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中明确指出，红十字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运动，其任务是防止并减轻发生在任何处的人类疾苦；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尤其是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为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和社会福利而工作”［8］。人道主义是红十字运动历经160年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也是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十字会奉行的宗旨、道义和追求。红十字运动宣扬人道主义，与世界多种文化同源，超越国界、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具有空前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极易获得认同和传播。这种特质使红十字文化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现代性。但因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总是在一定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中进行的，故而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如何处理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进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是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两个结合”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为传承创新红十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坚持和发展红十字文化，一方面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势，服务强国建设和民生需求；另一方面则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地制宜，传承与创新并举，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现代化转型的生长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提倡人道主义，且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主张“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本身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9］。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红十字人道主义相互融通。相关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慈善文化也具有共同性，并为当代慈善转型提供理论指导［10］。这对红十字文化亦是适用的。因此，新时代传承创新红十字文化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正确处理和转换好红十字文化与本土文化、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的互动中确保红十字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性和有效性，推动红十字文化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从而使经由“结合”而形成的红十字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3.“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方向指引

“两个结合”除提供理论指导外，还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6］红十字工作者理应勇担红十字文化建设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动红十字文化创新发展。

尽管红十字文化发轫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沃土之中，红十字运动也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十字文化就是西方的专利品。事实上，红十字文化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软实力，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在多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红十字文化是化解文明冲突的锁钥，有助于推动民间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社会层面来看，红十字文化可以教化人心、引人向善，推进文明和谐社会建设。而就红十字事业本身来看，红十字文化有助于凸显“红十字特色”，推进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概言之，红十字文化是一种向上、向善的文化，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融通，与革命文化休戚与共，更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契合［11］。这奠定了红十字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2009年，红十字运动研究专家池子华撰文呼吁“文化工程”应成为红十字会总体建设目标之一，提出编纂出版《中国红十字会志》、编辑出版《中国红十字运动资料长编》、筹建中国红十字历史博物馆、依托苏州大学建立继续教育基地（红十字学院）、构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多媒体”等五大构想［12］，将红十字文化工程提上日程，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进而“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于红十字文化而言，只有了解红十字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向，才能提高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推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筑牢了根基

“两个结合”作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筑牢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思想根基、文化根基和实践根基。具体地说，坚持人道主义根本宗旨是其思想根基，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化根基，坚持走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发展道路是其实践根基。

1.坚持人道主义根本宗旨，筑牢其思想根基

“两个结合”筑牢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思想根基，使其有了更加科学的思想基础。传承红十字文化首先要“守正”，即不能脱离人道主义的根本宗旨。纵观红十字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作为红十字文化核心的人道主义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在“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人道主义被斥为“阶级调和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犹如洪水猛兽，横遭批判。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人道主义讨论的热潮，民众逐渐加深了对人道主义的认识，但不少人依然“心存芥蒂”，不敢理直气壮地举起人道主义旗帜，而冠之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4］。显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每次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会给国内红十字运动带来消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0多年战乱、成立后的10年“文革”及其他相关政治运动，使红十字事业几经波折。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红十字会才被定位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事实上，人道主义虽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但概括起来，其不外是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个人的价值，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与之相较，红十字文化所讲的人道主义则有它具体、特定的内涵。红十字文化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所以它提倡“战时行善”——实行战地救护和以“人道致和平”——鼓励对人的尊重，为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友谊、合作和持久和平而工作［15］。红十字文化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16］

基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红十字工作者必须坚定信心，坚守本位，始终坚持人道主义根本宗旨，致力于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践行人道主义宗旨和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结合，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立足“三救三献”（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主责主业，通过高质量的人道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人道需求，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其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6］“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筑牢了新时代我国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根基，即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是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的重要来源。红十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道主义，强调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对最易受损人群的关怀和扶助。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七项基本原则是红十字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些宗旨和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可找到丰富的对接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视生命为第一权利，讲求“天地之性人为贵”“上天有好生之德”等观念。无论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大同、性善论和墨家的兼爱，还是道教提倡的“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以及佛教主张的“慈悲为本，普度众生”，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道主义的生动诠释。在日内瓦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块展板，上面写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儒家的“恕道”视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即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红十字文化的高度融通。故而在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视其内在契合性与继承性，防止在结合过程中碎片化和机械化处理传统文化。要充分发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道理念和所承载的育人功能，始终保持包容、开放、互鉴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发中华文化新活力，为红十字文化赋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3.坚持走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发展道路，筑牢其实践根基

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树立实践层面的道路自信。“两个结合”筑牢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根基，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发展道路。“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使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发展道路有了基本遵循，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红十字文化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也是总结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红十字文化传入中国之初，曾存在教条主义倾向，那就是将红十字文化当作语录，开口闭口“人道主义”“博爱恤兵”，却忽略了引出这些结论的具体历史背景，生搬硬套地将它应用到中国这个宗法血缘关系根深蒂固、信仰多元的东方社会，必然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故红十字文化传入中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排拒现象。于是红十字文化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了本土化的探索。以募捐理念为例，起初红十字会希望宣扬人道主义，以唤醒国人的爱心、善心，不过这种理念对当时中国社会来说，“可能仍是陈义过高”［17］。其后，红十字会转而诉诸积功德理念，因与中国传统文化功利务实的人生观不谋而合，故收到了良好效果。抗战时期，红十字会宣扬责任和服务意识，意欲将红十字事业从传统慈善事业中剥离出来，然而效果并不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适应形势变化，获得改组新生，成为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主动顺应社会发展和民众人道需求新情况，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重大命题，并成功转型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这一转型建立在深刻总结红十字事业多年实践经验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以史为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红十字文化的本土化，红十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发展道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红十字文化本土化发展，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引领新风尚，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行稳致远；要主动强化国际人道主义使命担当，加大人道主义传播力度，凝聚人道共识，广泛开展生命教育，让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和健康中国的理念深入人心；要把人道服务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救助事务，广泛开展国际人道交流合作，推进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三、“两个结合”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指明了路径

新时代如何传承创新红十字文化？“两个结合”指明了路径。大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探索和尝试。

1.以传统为根，依托历史积淀，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文化滋养

红十字文化的精髓是人道主义，强调对人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扶助，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恕道、性善论，墨家的兼爱，道教的贵生主义，以及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均有着共融汇通之处。但总体而言，红十字文化的普遍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利主义取向有很大差异。因而，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必须因势利导，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以与红十字文化有效对接和整合，进而提升感召力，激发民众的爱心和善行。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第五届红十字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发展理念，即二者对接的典范，既蕴含了国际红十字精神的内涵，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十字历史是红十字精神的原乡，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红十字会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一是广泛开展报刊、广播、文艺等宣传事业和人道教育事业；二是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指导工作，加强会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三是大力采用公开透明的征信机制和激励机制，如刊发征信录、即时登报征信、功利引导等；四是创新和扩展业务活动，针对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这些经验为新时代红十字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借鉴资源，理应认真总结历史，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2.以时代为翼，注重实践探索，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动力源泉

红十字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实践是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动力源泉。红十字文化理应自觉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如可以尝试探索回应互联网时代红十字事业何去何从、红十字事业运行的专业化转向、红十字事业如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时代问题，在实践探索中焕发时代风采。

一般而言，文化的传播效果与受众的社会地位、身份、心理特点和立场等因素相关。受众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传播效果的最后鉴定者。在进行传播时要因人而异，有的放矢，“投其所好”，才会引人“兴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需要红十字会不断加强业务创新和文化创新，针对不同层次民众的文化需求，开发具有创意、人性和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如统一发行红十字公益彩票、纪念邮票、文创产品等，以激发公众的行善热情。

在实践探索中，也可以尝试将红十字人道主义纳入大中小学德育培养体系中，进而发挥红十字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积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不仅流传了大量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而且积累了救护训练、卫生常识和健康教育等素材，极易开展教学设计。对红十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这一问题，学界也曾开展过一系列理论探讨，而且还有专门的红十字课文可资借鉴。一方面，学校红十字会具有传递知识、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和促进行动等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德育价值，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身心素质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学校红十字工作还能有效升华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其成为自觉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从而推动红十字文化传播并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3.以理论为基，加强理论研究，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理论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最鲜明标志和最根本保障，对指导红十字事业良性运行至关重要。一方面，红十字文化要深入人心，需要一个理论转化过程，即将其转化为大众广为接受的价值理念、视觉符号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红十字文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如何准确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十字文化有效对接，以及如何将红十字文化转型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等。这些都需要红十字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理论研究，为其提供具体可行的指导。

依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的传播和渗透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来实现的，即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学校、报纸、书刊、教会，乃至对家庭的控制，把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审美趣味、行为规则和思维习惯，渗透到市民生活的各个层次和角落［18］，进而产生“一致同意，舆论一律”的强大社会心理效应。2014年12月，华建敏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红十字理论体系，我们的红十字文化既要体现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也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9］这为红十字文化的传承创新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红十字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施红十字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红十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建设充分反映红十字文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理论体系，增强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4.以宣传为抓手，创新传播载体，为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提供舆论平台

当今时代，大众媒体在普及群众慈善意识、动员社会参与慈善事业、推进社会救助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要推进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就必须积极探索大众媒体参与红十字事业的有效方式，创新红十字文化传播载体。

实践证明，宣传是提升红十字文化影响力的一柄利器。宣传的途径、形式与方法多种多样，充分利用现代媒介传播信息快、舆论覆盖广、宣传能量大的特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基于此，可尝试采用以下方式创新红十字文化传播载体：一是积极借助文学作品、影视、戏剧、画报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演绎有关红十字会的历史文化剧，传播红十字文化，如马伯庸的文学作品《大医》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二是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监督协调功能，在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时，秉承理性和社会良知，致力于客观公正地报道。三是主动依托红十字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将红十字文化日常化、可视化、便捷化，在潜移默化中加以传播，如成都市红十字会有效利用“博爱园主题园景”“红标出租车”“红标公交车”“红标购物手拖车”［20］等载体传播人道主义精神；厦门市红十字会创建厦门市遗体与器官捐献文化馆，并建成全国第一个红十字文化广场；上海市红十字会打造上海红十字历史文化陈列馆；贵阳市红十字会打造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创建红十字文化主题公园“博爱苑”，等等。这些都是在创新红十字文化传播载体方面所作出的有益探索，值得推广。

四、结语

国际红十字运动160年的历史昭示我们，红十字运动产生于客观需要，红十字文化是倡导人道、人权和尊严的文化，是参与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两个结合”提供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根本遵循，筑牢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指明了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对推进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两个结合”启迪我们，在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中要将红十字文化的基本内核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中的每一个结合过程，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红十字文化指导中国红十字运动从起步、成长到蓬勃发展的宏伟实践，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中国的红十字运动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丰富发展了红十字文化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而“两个结合”能够实现的重要基础，在于红十字文化与中华文明都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性、统一性等特质。这些共同特征使得红十字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创新红十字文化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将红十字理念与现实工作的具体场景与和谐社会构建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慈善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红十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强国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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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

郭进萍.“两个结合”视域下新时代红十字文化传承创新刍议

［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6）：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