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的文化主体性

摘要：文化的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新阐释和省思。广东音乐在传承发展中的主体性因素是解释其文化价值和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关键。本文是对此问题的探究和初步论述，涉及文化主体性的理解与述要、广东音乐文化的历史维度观察、主体性表现以及时代性要求等，以期抛砖引玉、并引发方家的批评和深入讨论。

关键词：广东音乐 文化主体性 美学 文化价值 音乐主题

岭南音乐（广东音乐）的文化能量，在20世纪的区域文化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共情力和影响力。21世纪的文化发展面临新局面，也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需要新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阐释。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复兴，具有文化层面的战略性意义。

一、文化主体性的理解述要

岭南文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岭南音乐文化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以其鲜明的风格特色、丰富多样的形式与精神内涵在地域文化中表现突出，影响巨大。尤其是广东音乐（也称粤乐），清末民初即诞生于富庶的广府地区，在最早的工业化都市上海、香港繁荣发展，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当仁不让，历史性地充当了大众流行文化的“排头兵”角色。其文化属性中具有坚韧性、开放性、通融性的现代性质素，寄托了岭南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智慧，以及对现代生活的精神追求，更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融合、向往。近年来，岭南音乐文化的历史研究逐渐完形，学者们将研究的视角伸向文化气质、文化生态、乐种学、符号语言学等领域，无疑大大拓展了岭南文化的研究范畴和纵深。笔者认为，历史的研究和艺术性（技术分析）研究都离不开对文化主体性的基本认知，否则主体性会在对众多方法论与技术的追求中被弱化，甚至无法产生自觉。

文化是高度抽象的、广阔无垠的概念，主体性（subjectivity）指的是生命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能动特性，为近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所用。而文化主体性，显然强调的是具有自主能动性的集体意识结构，但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对个体生命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的思维基础。虽则文化主体性是否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存在理解、运用上的分歧。但是，与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一样，物理和化学定律是生命活动的底层结构和逻辑，生命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呈现主体性要求。人本主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我国学者费孝通提出过“文化的主体性”，大意指向族群的文化自觉和认同。重视文化的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不过若就逻辑而言，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事实判断，那么寻找文化的主体性探究仍然是必要的，问题是能否在主体性的内容论述上有坚实的支撑。为什么文化的主体性会在新时代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语境下被重视？主体性是事物的形态与精神特质，具有灵魂层面的意义，各学科对此有自己的视角与定义。文化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文化结构最高层级的理解问题。文化结构中，各种因素的结构与功能决定其属性，属性的稳定性体现文化的力量。因而在新世纪的文化研究中得到学者的重视，从人类学、哲学、美学的视角讨论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学术高度的研究领域。像广东音乐这种生命力强大的文化，一定在文化的主体性上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精神内涵结构，有待于深入研究，以利于在传承创新中掌握其精髓，促进其继续繁荣发展。特别是在新时代岭南新作品创作和推广上如火如荼（新世纪以来以广东民族乐团为代表的创作推广声势较大）的当今，理论、学术、评论等应当积极参与，不能缺失，以避免岭南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发生跛脚的尴尬。

新时代的文化研究面临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作为大国文化更加注重对其文化实质、价值和在时代中的现实意义进行阐述。文化价值的认定最重要的是对主体性的考察，因为主体性是相对客观的事实，是在文化活动的实践中孕育并建立起来的，并为人们所自觉领悟。“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具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1] 在文化活跃度和生命力方面，岭南文化一直有着令人惊喜的突出表现与韧性。其中原因恐怕不仅在于音乐形式上（包括创作、表演）的独特性和感性魅力，更为深层的原因一定是文化性的、精神性的，是其主体性的明确坚实，美学价值的稳定性和精神内涵的充盈所体现的文化能量，这就给学术考察和思考留下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广东音乐的主体性表现

一直以来，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论述相对薄弱，与对岭南画派在文化性意义上的阐述相比，仍然有着距离。在人们的心目中，广东音乐是精彩有趣、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但属于街头巷尾的小玩意，在学术研究中很难采用宏大叙事，或者难以参与到历史的风云变迁中，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随意和自在，被视为“小家碧玉”。诚然，音乐作为娱乐文化，于儒家传统思想下在与正统主流的交流中是吃亏的。一则由于乐谱记录的技术性缺失，口传心授的传播模式成为局限；二则音乐内容的抽象性令其文化解释无法具体，成为价值认知和传承的障碍。近代人们改变了对新音乐的态度，大众的审美经验得到更新，广东音乐这朵奇葩无疑是当仁不让的“吃螃蟹者”。作为当代中国器乐的代表性乐种，其文化形式、文化习惯和文化主体性，已然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岭南精神”。新社会茶楼街市文化取代旧时勾栏青楼文化，悲情、流俗、艳情的音乐表达变成乐观、清新、欢快的语言风格。但是，文化精神的内涵相当宽泛和开放，主体性的集体意志表现和结构尚未得到学术观照。我们知道，岭南音乐包含多个文化板块，广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雷州音乐和多种戏曲音乐等，均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要理解广东音乐为何异军突起，势必要了解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维度，即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主体性形成。形成过程的主客观因素与主体性内涵解释，同时关联广东汉乐、潮州音乐和地方戏曲音乐的文化血缘与内在联系。例如岭南音乐的文化溯源及其文化属性辨析，重点在于广东音乐的诞生条件和文化基因。广东音乐历史嬗变中的主体性形塑与阶段性表现：发轫期（清末时期）—成长成熟期（民国时期）—改革创新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济大潮驱动的繁荣期（改革开放时期）—粤韵新声新创作期（21世纪）。

其次，需要在音乐本体中寻找文化主体性。这是重点部分，是音乐作为独特文化形式的认知基础和主体性结构的最里层结构，应当在研究中得到重视和深入。在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诞生的岭南文化源自中原文明，而又较早接触西方文明，既传承传统价值，又有深刻创新意识。广东音乐更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成长，带有烟火气和活力，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传播实践中体现出岭南人的生活情感和态度的文化形式。那么，具体的主体性如何在文化形式中得到体现呢？

一般而言，朴素的民间音乐没有建构庞大作品的企图，其实就是花花草草的存在。而参天大树和宏大的建筑，需要盘根错节、确立相互作用的结构力，否则难以成立。它要装得下很多内容，例如交响乐、歌剧、舞剧、长篇小说、史诗等。因此，在西方音乐中，“主题为大”是创作中最重要的原则。以主题（theme）发展为结构动力，形成庞大、复杂的形式结构（如奏鸣曲式）和情感思想表现。音乐主题创作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全凭创作者的天赋，但也与时代精神、个性化追求紧密联系。贝多芬、莫扎特的天赋是他们音乐中最重要的价值，确立主题和发展主题，让其音乐孕育出生命，这是需要确认的文化价值。广东音乐属于大众文化中的商业文化，并不追求像西方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形式和复杂的技术性，但是同样遵循器乐音乐中主题为大的原则，音乐主题的确立是作品得以确立的首要条件。其风格特征也就在于主题的提炼，既有从古曲牌、戏曲、民间小调等移植、改编，也有对新生活的直接描绘，都充满鲜明的性格和天然绮丽的气质。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时代特征：一种挣脱农业时代，纳入工业文化秩序的新品格。像《步步高》《赛龙夺锦》《旱天雷》等，都有着勇敢的、乐观的精神，而像《饿马摇铃》《双星恨》《连环扣》等则具有缠绵委婉的美感。音乐主题不是思想性的，但是有其精神意涵，是可以意会的。广东音乐的美学特征是其价值基础，在文化传承中必将孕育出一种主体性精神，这是长期被忽略的。譬如说“乙凡调”，其调性特征在民族音乐中是罕见的，而从旋律学、美学层面如何解释这一音乐现象，则尚未得到重视，这是广东音乐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后续的研究留下巨大的空间。

此外，广东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的文化行为和文化路径，也是主体性表现的方面。广东音乐发轫于广府地区，与沙湾古镇何氏富家子弟的玩弦生活、西关地区的茶楼文化、五邑地区的民间音乐紧密联系。但是，真正让广东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产生巨大能量，应该是得益于沪港唱片业的兴起，电影配乐和唱片作为文化商品的流通与传播。也就是说，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形态中，广东音乐是不太可能获得发展机会的，是沪港粤三地的工业化、商业化促进了这一文化奇葩的生长，包括工业文明中对乐器的技术性改良、留声机的发明应用、中产阶层的出现导致音乐的教育和文化消费的风气形成等等。也就是说，广东音乐随着岭南人的生存状态、历史变迁不断建立其文化形式和内在品性，与岭南人的生活观、世界观、价值观密不可分，是有鲜明、独特的主体性的。考察广东音乐的文化主体性实则有广阔的空间和多重维度，全方位的思考才能充实其阐述。

三、广东音乐的主体性内涵

音乐是听觉艺术，娱乐是表层功能，而文化意义上则要真真切切地从音乐中听到人——生动个体的“人”，也是和谐群像的“人们”。关于广东音乐文化如何定位，其内质和功能诉求的表述一般是模糊的，这不是仅从音乐风格和从业者的文化行为考察就能得到认定和理解。历史的、人文地理的、经济的、民俗的岭南人，如何从音乐文化实践中抽象出主体性内涵，是本题研究的难点。从地理和历史层面来看，近代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较早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岭南文化丰富多样，文化主体性当然不是企图寻找到一种狭隘的、单一的理论解释，而是各有精彩，包括建筑、戏剧、雕塑、刺绣、绘画等的多维度展现，将这些抽象为某种教条式的思维模式是不符合实际的。音乐有音乐的主体性，绘画有绘画的主体性，但又有类似的精神风貌，甚至是艺术手法。但是各种不能替代的主体性中必然也包含着岭南的秀丽山水、炎热的气候，以及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共同感受，能够体现岭南人的生活习惯、情感态度、审美嗜好，塑造岭南人的集体意志与文化气质，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好奇、碰撞和接受。当然，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改造，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岭南人的实践中沉浸、发酵、产生，这也是岭南文化得以在华人社会和世界上赢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其文化传统中有着对新生事物的包容，有着自身可以蜕变的质素，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还必须有现代性的精神质素，才能在国际化的交流、博弈中保持均衡，甚至占据优势。事实上，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和钢琴音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东音乐。曾经风行大江南北的粤语流行曲与广东音乐的血缘自不必说，像陈培勋、马思聪等前辈作曲家的钢琴音乐创作基本上都是从广东音乐中选取主题的，这无不说明其中的主体性必然包含着某种现代性因素。

珍惜民族文化，提高自信是我们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强音，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础。若不愿让这种思想停留在设想阶段，就不能仅将对传统的崇敬束之于博物馆，而是要切实地在实践中、在文化发展现实中揭示文化的主体性，在时代场域中探求主体性及其文化价值。围绕这个价值核心进行探讨研究，同时基于音乐的文化性质和艺术特殊性，尽量深入音乐形式和文化行为的本体考察其主体性表现，一定能发现、总结出具体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个性结论。研究、发现、阐述文化的主体性，对于民族文化的根性（传统）、生命力（当下）和发展优势（未来）是重要的参考项，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代的当务之急。岭南特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积累的宝贵财富，在全球化的文化竞争中如何发现、建构和守护主体性，将主体性转化为自主性和自信力，则需要更高层面的自觉和现代化追求。文化的主体性从纵向来看是对历史的回望，其生命力来源于对当下与未来的价值体认，横向来看则是望向世界文化的开阔视野。文化的同质化不是未来的正确道路，异质的融合与蜕变才是光明的前途。确立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安身立命，方能向世界文化输出独特的价值。

诚然，文化主体性的寻找和阐述不是试图建构学术的象牙塔，而是经世致用之文化精神的阐释与表述，是为现代化文化的重建寻找人文的、美学的参照。音乐不是生活的表面装饰，而是人性美的体现，优秀的音乐无不寄托着人文追求、承载着现代文明。尤其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必定有独特的、稳定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其作为审美文化的刚性和韧性是极具生命力的。岭南音乐（广东音乐）是在一百多年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中诞生，在内外交困中突围的文化奇葩，本身具有开放、包容的现代性特质，其美学价值和主体性精神不容低估。

以上是笔者对广东音乐文化主体性的一段粗浅引论，问题的提出多出于推演、论证，目的在于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对典型地方文化作考察尝试，希望能为广东音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中提供理性的观照。这是一个新论题，却又似曾相识，因为概念与研究对象尚待进一步厘清。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主体性的认知研究必然会引起对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深层联系和思考。文化精神是抽象的，文化行为和文化主体是具体的，个体形成集体人格是文化能量形塑的结果。在文化中看到具体的人，同时也要明白，是具体的人创造了文化，并依赖文化而生活。广东音乐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是有巨大文化能量的，文化的主体性研究不是试图得出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文化圭臬，并将其奉为实践中的理论教条，而是重在对文化创造的深层规律进行根本性的了解和掌握，避免文化研究的碎片化和散乱。此文仅为此一论题的提出与初步思考，还望有方家指点和讨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注释：

[1] 本报评论部：《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人民观点）》，《人民日报》，2023年7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