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珠江人家》的革命叙事与红色精神

摘要：电视剧《珠江人家》以粤药、粤菜、粤剧三个行业为中心，讲述了1927至1950年间广东人民的革命史和抗战史，表现了岭南革命传统与广阔社会生活的激荡与深入，呈现了岭南勇于开拓、领潮争先的革命传统，前仆后继、引领革命的红色精神和岭南人刚健朴实、进取创新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珠江人家》 革命叙事 红色精神 岭南社会生活 精神面貌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地下党员陈煜卿、谢大雪夫妇为转移、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惨遭杀害。陈氏夫妇三个流离失所的儿女陈山河、陈青卫（后改名为陈卫）、陈立夏死里逃生，分别在粤药、粤菜、粤剧等行业安身立命，传承创新，在军阀混战、家园沦陷的动荡岁月里继承双亲遗志，投身抗日活动。该剧将时代洪流、革命叙事、传统技艺和市井生活熔为一炉，凸显了具有较强岭南地域特色的风物和世情，表现了岭南革命传统与广阔社会生活的激荡与深入，呈现了红色精神在岭南人群中的传承与高昂。

一、革命叙事：

岭南革命传统和广阔社会生活的激荡与协奏

《水经注》谓：“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迳岨，信幽荒之冥域者矣。”[1] 岭南文化相较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其形成和产生影响较晚。但随着广东沟通世界的枢纽作用愈来愈凸显，岭南逐渐成为中外交流的中心。外来文化源源不断地进入，和这里特殊的地理、气候、人群、语言、风物等激荡融合，酝酿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勇于革命的传统。这种文化与精神在近现代尤为勃兴。自1840年起，岭南人民就开始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历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具有深厚革命土壤的大地上，领导岭南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珠江人家》的叙事时间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始，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止，聚焦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以动荡岁月中的珠江人家映射岭南革命洪流和社会生活变迁。

《珠江人家》的革命叙事主要体现在革命历史与虚构故事的交织融合。该剧呈现了一批老广州城市风貌和日本悍然侵略广州的光影画面。这些历史影像与电视剧叙事画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观地向观众展现了当时广州的自然、社会和生活状况，尤其呈现了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轰炸和破坏、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和戕害等暴行。这些历史画面也成为剧情发生、发展的真实有力的社会背景。

《珠江人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结构故事、发展情节，通过家恨（陈家三儿女能否重聚团圆及为父母报仇）与国仇（在国家遭受侵略凌辱的危难时刻，中华儿女能否奋起抗争，赢取最后的胜利）两条叙事线索，呈现了岭南革命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融合与协奏，达到了历史与虚构相辅相成、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仁人志士探寻的无非是救国救民之途径。因而在此期间发生的不管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活动，还是民间的生存与抗争，大抵和民族危机、政治黑暗相关。深入考察《珠江人家》的两条叙事线索，其中陈氏兄妹的家恨由当局的黑暗政治直接造成，岭南人的国仇与外敌侵略直接相关。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2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地下党员陈煜卿、谢大雪夫妇在反革命政变中不幸罹难。侥幸逃出敌人魔掌的三个儿女陈山河、陈卫、陈立夏目睹了父母的惨死，在心底埋下了一颗报仇的种子。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的工人、市郊农民参战，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13日，广州军阀联合英、日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扑，大批革命工人、农民、青年被杀害。分别被何记生药铺、菜艇、摘星女班收留的陈家兄妹三人皆无意中卷进了风雨如晦的时代洪流，融进了第一次大革命败退时的茫茫夜色。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不仅让陈家兄妹失去了父母，还让陈山河失去了师父，让金慧荣、陈立夏失去了大师兄，于是他们的家恨又深了一层。太平戏班的大师兄詹银台带着人马参加广州起义，受重伤后躲进了何记生药铺。善良的何玉芳出于恻隐之心找到一些草药，欲对其进行救治。正在四处搜捕革命群众的军阀不由分说逮捕并枪杀了何玉良。陈立夏随师兄金慧荣去寻找参加起义的大师兄，才发现大师兄已经惨死，而太平戏班也被牵连。他们和无数珠江人家一样，在时局动荡和外敌侵略中不断经历着失去和艰险。

家恨与国仇既是叙事的两条线索，又是压在陈氏兄妹心底的两种情感，二者随着革命形势和日常生活的变化时而激烈交锋，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织缠绕，时而合而为一。其中既有情感与理智的对抗，又有小家与大国的抉择，使得情节发展波澜横生，情感抉择动人心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8月31日，日本对广州开始空袭，持续轰炸长达14个月。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在日军对广州进行空袭的第一夜，陈家三兄妹历尽曲折，终于重聚，决意毒杀邝庆奎，为父母报仇。在抗日的紧要关头，在共产党员金慧荣的劝说下，兄妹三人决定暂放家恨，共赴国难。陈山河抵押了何记生药铺，付出全部家财为何记古方发冷丸做广告宣传。然而在最后一个关键广告即将发出的前夜，“卢沟桥事变”爆发，举国震动。报馆决定撤掉何记古方发冷丸的广告，改为宣传抗日。当个人之利与国家之义相冲突的时候，陈山河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毫不犹豫选择了国家之义，加入了宣传抗日的行列。陈山河不但轻利重义，更舍生取义。他有极强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作为长子长兄，他自认为有责任找回、保护弟妹，有责任为父母报仇，让父母的英灵安息，更有责任保护家园，护卫国家。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国意识，驱动着他代替陈卫去完成破坏日本人细菌计划的任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家人、守卫家园、保卫国家。1939年8月9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怎样实现和平》广播讲话，劝说蒋介石反共投降。陈卫在菜品上大做文章，痛骂汉奸汪精卫卖国，拒绝日寇拉拢而遭到通缉。由于陈冶冰、张太平的惨死，陈立夏担起了两个戏班的责任，四处奔走，以粤剧宣传抗日。

一方面，国仇暂时掩盖了家恨的急迫性；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中，陈家三兄妹失去了更多的亲人，家恨在国仇中又进一步被增强了。广州沦陷后，广州市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均遭到日军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和严酷压迫，兄妹三人赖以生存的行业发展和个人努力皆成为梦幻泡影。陈山河的妻子何玉芳死于日军对广州的空袭中，朋友宋石莲死于日军的刺刀下。陈卫、谭耀亨等经营的广州大酒家无端被夺走。陈卫被通缉抓捕，只得赴香港避难。谭耀亨因不答应做汉奸被日本侵略者殴打折辱。太平戏班、摘星女班由于不配合日本的文化宣传而被刁难，摘星女班班主陈冶冰被日本人凌辱愤而自杀，太平戏班班主张太平为了替她报仇亦被枪杀。陈立夏只得带着两个戏班逃离广州。无数珠江人家在被日军侵略中失去自由，失去亲友，失去生命，失去尊严。战争与侵略增添了更多的家恨与国仇，于是陈氏兄妹的家恨与国仇便具有了代表性和普遍性。他们和无数岭南人同仇敌忾，让观众也产生了同情与共鸣。

当投机分子邝庆奎选择抗日的时候，客观上他加入了救亡抗日的行列。这时候，《珠江人家》的两条叙事线索有了交叉，陈家三兄妹和邝庆奎之间的关系猛然间复杂了起来。陈家三兄妹和邝庆奎之间本来有着一道灭门之仇的鸿沟，是一种紧张的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关系。但当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波及全国的时候，陈家三兄妹只能暂时搁置私仇，抵御外侮，于是家恨被国仇稀释，家恨这条叙事线索被国仇掩盖。但是二者的融合和碰撞产生了人物情绪的大起大落，进而产生了叙事的波澜起伏。三兄妹终于重聚，谋划毒杀灭门仇人邝庆奎，被共产党员金慧荣晓以家国大义，决定主动放弃。功败垂成的惋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惊心，国仇和家恨在陈山河内心掀起的惊涛骇浪，家仇和友情（是报家仇还是顾及谭耀亨为广州大酒家投入的全部家当和心血）在陈卫心中的撕扯……这些故事情节随着主角的情感起落而转折起伏，无一不牵动着观众的心。

然而，当投机分子邝庆奎得知香港沦陷，选择叛国投敌做汉奸的时候，邝庆奎便成了国家的叛徒。这使得陈家三兄妹国仇与家恨的目标有了同一性，国仇和家恨两条叙事线索猛然间合二为一。同时，邝庆奎以日本侵略势力为靠山，更加肆无忌惮；以阮飞舟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有了邝庆奎这把锋利的刀，对广州市民的欺压和管控更甚。因此，随着国仇和家恨这两条线索的合并，阮飞舟、邝庆奎和金慧荣、陈家三兄妹之间的对峙和冲突更具张力。这表现在双方的力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由于邝庆奎的叛变和助纣为虐，日本侵略者在强弩之末时，对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同时，越来越多的广州人民（红鱼帮等帮会成员、以陈立夏为代表的爱国群众等）加入抗日的行列，抗日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正邪两股力量的较量中，日本侵略者困兽犹斗，更加丧心病狂。在广州开展地下工作的陈卫、谭淼淼被急于立功的邝庆奎抓捕，虽历经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也决不投降、招供。谭耀亨、谭淼淼父女最终牺牲。而陈山河为了破坏日本人的细菌战计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坚持游击战的金慧荣被邝庆奎出卖后，坚决拒绝高官厚禄，坦然赴死。对于陈卫和陈立夏而言，旧仇未报，又添痛失兄长、爱人和朋友之恨。善于投机的邝庆奎再次转换风向，将阮飞舟关进了监狱，买通了国民党高层，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陈卫再次和邝庆奎站在了同一个队列，但是他这次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枪，彻底了结了国仇家恨以及失去兄长爱人友人之痛。《珠江人家》的情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至此，国仇、家恨双线叙事达到了冲突的最高点。

二、红色精神：

红色革命在岭南社会生活中的沉潜与高昂

《珠江人家》以陈家三兄妹陈山河、陈卫和陈立夏为三个点，以其从事的三个行当粤药、粤菜、粤剧为三条纵线，点线结合，纵深反映1927至1950年间岭南革命传统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沉潜与高昂。红色革命精神在岭南大地由沉潜到引领，最终与岭南革命传统汇成了一条奔腾的大河。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东人民迅速反应，广东学生、工人举办了一系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罢工、示威、游行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广东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和土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承续近代以来广东开风气之先的革命传统，以红色革命精神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学生运动等革命风潮。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作出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性决定。国民党一大、二大分别于1924年1月20日、1926年1月4日在广州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第一次合作得以实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革命的精神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初，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1925年底，毛泽东发起创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运动，培养革命干部。同年黄埔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926年6月初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从广州出发。1927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两次东征和北伐节节胜利，革命势力打击了军阀统治。[2] 然而这种迅速壮大的革命势力和昂扬的革命精神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扼杀阻断。广州起义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红色革命由昂扬转向沉潜。

《珠江人家》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开启故事，以凝重的镜头语言呈现了广州起义中国民党和军阀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大师兄等）和普通市民（何玉良等）的镇压和滥杀。经此一役，红色革命的种子种在了金慧荣的心田，仇恨和反抗的种子种在了陈家三兄妹的心底，革命的潜流仍然流淌在千千万万普通岭南人民的血液中。该剧着力描绘这股流淌在岭南民众血脉里的革命潜流，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再次激荡。战乱时期抢劫频发，经济萧条，岭南各个行当的生存与发展都格外艰难。越是艰难困苦的环境，越能看到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与民众的精神面貌。陈氏兄妹对行业的坚守与创新，恰恰表现了岭南民众的生活底色和精神面貌。

陈山河和何玉芳苦心经营何记生药铺，却生意惨淡。陈山河到广州最大的制药坊学习制药技术，他肯吃苦能用心，逐步获得了制药坊老板徐南禄的赏识。二人除了是制药的同行，还是习武的同好。粤人尚武，尤以咏春闻名。二人皆是咏春高手。徐南禄、徐联仲分别是技艺精湛的正骨、制药传承者，面对兵荒马乱，以及西药等现代技术对岭南中医药的冲击，他们坚守传统，传承技艺，可谓是岭南中医药的坚守者。而陈山河等后起之秀，机敏能干，一边学习传统制药技艺，一边融汇西方技术，以中西药结合的方式钻研制作新药，可谓是岭南中医药的创新者。由于邝庆奎、廖四六、罗松墨等警察、地痞的无度勒索和迫害，陈山河铤而走险，和红鱼帮一起走私西药，以牟取高额利润，以命换钱。陈山河复杂的经历和独特的谋生手段牵出了岭南阔大而独特的社会背景，即帮会背景和尚武精神对岭南民风的形塑。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帮会起到了很大的策应和助力作用；而民间的尚武精神，则增加了岭南民间的刚健与活力。陈山河在底层挣扎谋生，学习武术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保护自己和家人，自然就和帮会、武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踏实机敏、领潮争先、善于变通的个性。刚健进取的陈山河，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人群特征。

陈卫在粤菜行业摸爬滚打，先跟着师父林江北在菜艇学习厨艺，识得南粤民间滋味，后又在广州大酒家勤学苦练，登得粤菜大雅之堂。通过陈卫这个人物形象及其交往的形形色色的民众，勾连出岭南以粤菜为中心的行业特色和社会百态。他和麦啸文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圆熟完备的行业和一个莽撞进取的闯入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兼容并蓄的粤菜行业包容了进取、勇敢的陈卫，也就是包容了他做菜的天赋和创新，出身的“草根”和多元。粤菜行业的特征和陈卫人物形象的特点，反映了岭南民间生活及文化的多元、蓬勃、向善和进取。而陈卫和食评人谭耀亨之间的冲突，则是粤菜行业的成长及成长中产生的弊端之间的碰撞，最终二人在妈姐菜前和解。广州沦陷之际，面对侵略者对家园和行业的侵害，二人成为肩并肩的战友，各自拿起了最趁手的武器进行反抗。陈立夏在摘星戏班和师父陈冶冰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陈立夏乐于接受新事物，大胆对传统粤剧进行革新，以挽救日渐惨淡的传统粤剧。她的勇于尝试和陈冶冰的坚守传统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师徒二人由于理念不合闹到了解除师徒关系的地步，但对粤剧的坚守和热爱又让二人相互关心与支持。

兄妹三人在粤药、粤菜和粤剧行业的经历和成长，从医、食、戏曲等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行业反映岭南日常生活特质，凸显岭南广大人群的精神面貌。不管是粤药、粤菜还是粤剧行业，都存在着传承和创新的兼容并蓄。在动乱年代，岭南人民仍然坚持向善进取的生活姿态。

《珠江人家》呈现了在艰难困苦中如春水一般蓬勃的日常生活，也呈现了蕴含着红色火种的如春泥一般的革命生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山河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也要在报纸上刊登“何记古方发冷丸支持中国守军”，徐南禄更是亲赴前线，救治伤员。陈卫和谭耀亨不再执着于个人恩怨，转而忧心于家国危难。陈立夏、张太平、陈冶冰等面对涌进广州的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冒着风险也要用粤剧展示家国情怀、赤子之心。

越来越多岭南人心底的革命火种被家国危难点燃，而金慧荣等共产党人就是让岭南人心底的革命火种熊熊燃烧的人。金慧荣从小就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追随大师兄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他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成长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革命斗争的英勇战士。他内心柔软善良，看到命在旦夕的陈立夏立刻施救；他有勇有谋，多次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革命活动，密切联系革命群众；他有情有义，尊重师长，呵护陈立夏，调和其与陈冶冰之间紧张的师徒关系。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他牺牲自己顾全戏班，小小年纪为了戏班的生存忍受屈辱男扮女装做广州军阀的“干女儿”。在个人安危和国家大义之间，他选择报效国家。他意志坚定，身陷囹圄毫不畏惧，威武不屈，面对日本人的劝降，他严词拒绝，富贵不淫，最终视死如归，为国捐躯。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3] 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主要的政治状况，也是岭南的政治状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军阀混战、日军进犯的国难时期，詹银台、金慧荣、谭淼淼、陈卫、麦啸文等共产党员在革命的低潮和艰难时期，前仆后继，引领革命。红色精神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岭南群众的革命火种，照亮了革命前路，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岭南一贯受到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滋养，此地的人们形成了刚健朴实的性格，具备“领潮争先的洒脱，以及善于变通的灵活”[4]。以陈家三兄妹、徐南禄、张太平、陈冶冰、何玉芳、谭耀亨等为代表的珠江人家，深受侵略者的戕害和动荡时局的侵扰，正常的行业发展和生活秩序受到破坏，生命和尊严得不到保障。但是不管社会环境多么恶劣，不管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哪怕性命朝不保夕，珠江人家仍然从容淡定地生活，在枪声炮火中致力于行业发展和创新。面临强敌的压迫和侮辱，他们纷纷从粤药、粤菜、粤剧等行业中站出来，加入革命和抗战的队伍，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以血与火的代价，迎来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珠江人家》呈现了岭南人民刚健朴实、敢于抗争的精神面貌，呈现了红色精神在岭南人群中星火燎原的壮丽景象。

结 语

岭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迸发出一股求新求变的力量。这股力量从晚清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表现为一种革命的潮流和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又表现为一种创新的潮流和文化。这股求新求变的力量，一直在岭南大地上奔涌，在岭南人民心中澎湃。如何以文艺的形式充分恰切地表现岭南的革命传统、变革精神和岭南人的精神面貌？《珠江人家》将启迪后来者。但《珠江人家》也存在白璧微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电视剧叙事基调的不协调。该剧的家国叙事深沉凝重，但演员表演有些过于轻巧，语言过于驳杂，生活经历过于传奇，这与家国叙事基调有所冲突。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

注释：

[1]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8页。

[2] 以上主要参考广东革命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百年来广东人民革命大事记》，欢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莅穗筹备委员会出版，1950年版；卢权：《广东革命史辞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4] 郭珊、仇敏业等：《黄伟宗独家专访：“天生我材必有用”》，南方Plus，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401/21/c8526748.html？from=weChatMessageamp;colID=12722amp;appversion=10800amp;firstColID=12722amp;enterColumnId=0amp;date=bnVsbA==amp;layer=5，2024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