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的艺术特色浅析

20世纪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建立了大量的纺织厂，并与地方封建势力暗中勾结，通过“包工”的方式将大批农村少女骗进纱厂，疯狂地压榨她们的劳动力。1935年，夏衍在朋友的帮助下混入日本纱厂，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创作了《包身工》一文。文章通过铁的事实和高度精确的数据，真实地描述了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丑恶嘴脸。本文主要分析《包身工》的艺术特色。

一、选材典型生动

作者以“包身工”为题，将日本纱厂中的“包身工”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为了能够客观地再现包身工制度对农村少女的摧残，在创作之前，作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亲自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并从中挑选出最能体现包身工境遇的材料，反映其悲苦的命运。在文章当中，作者依据自己所获得的素材，分别从衣食、住宿、工作环境、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着手，通过细致的描写让读者对“包身工”这一群体获得全面的了解。“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作者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景象，对“包身工”居住的“工房”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借以展现“包身工”生活境遇的悲惨。又如，“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重点描写了“带工”们为“包身工”提供的“伙食”。上述描写都极其具体、生动。作者从亲自搜集的大量素材中精心选择了最生动的事例，通过剪裁、组织、安排，使得原本看似平凡、琐碎的事件成为最能证明包身工悲惨境遇的“铁证”，引起了无数人情感上的共鸣。

二、结构独具匠心

在结构的安排上，作者采用“一明一暗”的双线结构。明线：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介绍包身工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作者在开头写道：“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四点过一刻”，即清晨四点左右，包身工们便已经起身，“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作者以一天当中的二十四个钟点为序，展现“包身工”们的工作与生活，包括“起床”“入厕”“用早饭”“上工”……通过时间的变化，将不同的生活场景串联起来，使之形成连续不断的画面，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包身工”的真实境遇。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安排了一条“暗线”：在介绍包身工们“真实境遇”的同时，还介绍了她们的身份、“来历”以及进入纱厂的前因后果，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包身工”是如何被骗进来的。“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作‘带工’的老板……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在一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作者不仅看到了“包身工”制度对无数少女的戕害，还看到了帝国主义两条线索将原本零散的素材组织在了一起。

三、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数目庞大的群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上海纱厂里为日本人“服务”的“包身工”多达数万人，夏衍不可能逐一对他们进行描写，所以，在《包身工》中，他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进行描写，通过个体的命运来反映“包身工”这一群体的悲惨境遇。“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贯穿了整个作品，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其他“包身工”一样，“芦柴棒”也没有任何自由，每天生活在“纱厂”这个巨大的笼子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为日本人卖命，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带工”和“东洋婆子”的毒打。有一次，她患了严重的伤风，无法起身上工，等待她的不是宽慰，而是一顿毒打。老板娘拿来一盆冷水浇在她头上，冻得她立即跳了起来，而老板娘却说是医好了她的“假病”。万恶的“包身工制度”将一个花季少女折磨得奄奄一息，连“抄身婆”都不敢碰她，说她“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噩梦”。但是带工老板却丝毫不在乎她的死活，“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作者通过描写“芦柴棒”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包身工”制度对无辜少女的戕害，从而让更多的读者充分感受“包身工”这一群体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结合作者在文章中的描述，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纱厂不止一家，如“芦柴棒”这样被骗进厂中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少女也绝不止“芦柴棒”一个人。试想一下，一个“芦柴棒”所承受的剥削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数以万计的“包身工”们又承受了多少不幸和痛苦呢？

报告文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存在一定的差异，虽然在创作时也需要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但是这种艺术加工与小说中的虚构又有所不同，因为作者需要将真人真事作为描写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不需要艺术化的加工，相反，它更需要作者认真地提炼与构思，在创作时突出重点，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20世纪初期，整个中国都陷入了黑暗，无数的生灵在凄风苦雨中呼号。夏衍将关注点放在“包身工”这一群体上，在搜集大量“铁证”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了“包身工”制度下无数少女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了历史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