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双重性的全球城市功能建构

摘 " 要： 全球城市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异质性功能，并在全球化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一直是全球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形成了丰富的文献，但大多数研究基于单一地点空间来阐述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以特征事实的现象学表述方法对此进行定义，并强调其功能发挥的控制和支配性。为此，需要对此进行反思，深刻认识全球城市功能的空间性问题，从地点与流动空间双重性来重新建构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本质特征（本源性），以及全球城市的功能结构与作用方式等基本框架。

关键词： 全球城市功能；全球价值链；地点空间；流动空间

中图分类号：F299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4）04-0140-（13）

DOI：10.13852/J.CNKI.JSHNU.2024.04.014

一、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

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作为全球城市理论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早期研究中就有广泛讨论。可以说，全球城市理论对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给出了大致答案，尽管后人又有了大量的补充和丰富。然而，主流的全球城市功能形成机理分析缺乏对其空间性的深刻认识，往往将其作为基于地点的历史产物来进行阐述，从而带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基于空间双重性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角度，深入挖掘全球城市功能赖以形成的依附物，从而揭示出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

1.既有形成机理的评述

早期对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分析，几乎等同于全球城市形成的分析，或者在分析全球城市形成的过程中，提及其发挥的特定功能。也就是说，全球城市功能寓于全球城市形成之中，只要讲清楚全球城市的形成，自然也就阐述了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由于没有把两者做适当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学者们并没有对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做专门研究。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落脚点及研究思路。

一种是从全球城市形成（产生）的历史条件来挖掘其功能来源。例如，大卫·希南（David A. Heenan）明确阐述了全球城市崛起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从而通过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来识别其特定功能。1 还有一些学者从全球化角度探讨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将全球城市视为现代全球化的产物，并通过全球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来识别其特定功能。显然，这一探讨的总体方向及基本逻辑是正确的，表达了全球城市功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非城市与生俱来的功能；全球城市功能具有异质性，并非城市一般功能。但是，由于没有深入下去，这些研究显得有点空泛。全球城市确实在世界经济或全球化中发挥特殊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如何发挥特殊作用的，或借助什么来发挥特殊作用。因此，这条研究脉络并没有很好地揭示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

另一种是从全球城市形成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因素来挖掘其功能来源。例如，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阐明了全球城市与跨国公司总部的关系，在跨国公司总部职能与全球城市功能之间搭建起一种联系。1 跨国公司总部对分散于全球各地的生产具有控制、命令、指挥等职能，其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少数主要城市（全球城市）。由于跨国公司内的集中控制与国际经济内的集中控制是一致的，即所谓的“对应原理”，因而这些少数主要城市具有在世界经济中的控制、支配功能。罗伯特·科恩（Robert B. Cohen）把全球城市不仅作为公司总部的中心，也作为国际银行和战略企业服务的中心，认为只有具备广泛国际商务机构的地方才能真正被称为全球城市。2 显然，这在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的逻辑之间找到了一个重要介体，并通过将这一介体的职能“对应”于全球城市功能，加深对全球城市功能形成机理的研究。它使人们清晰地看到，全球城市形成于全球化背景下特定公司（机构）的高度集中，全球城市功能来源于这些特定公司（机构）的职能，从而成为区别于一般城市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些研究未能明确告诉我们，这些高度集中于少数主要城市的特定公司（机构）是如何行使其职能的，或借助于什么来行使其职能，以及其职能是否能“对应”全球城市的功能。

后期的学者在全球城市形成的基础上，专门开展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分析，并将其放在全球网络之中进行研究。拉夫堡大学地理系的学者提出了既注重城市本身属性，又考虑城市间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将全球城市体系作为全球化环境下的总体来对待。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认为至少可采取以下三种资料收集方法来进行全球城市的分析：一是通过对主要报章上商业新闻的内容分析，了解城市与城市间商业代理的关系；二是通过半结构性的深入访谈，掌握城市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如银行、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广告业等）及移民等的状况，进而认定城市的全球地位；三是针对城市主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区分布状况，从组织角度探索全球城市间的关系。为此，乔纳森·比弗斯托克（Jonathan V. Beaverstock）等按照金融、会计、法律及广告四种主要生产性服务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形进行分析。3 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内部网络来映射世界城市间的关联，由此构建了世界城市网络。4 至此，全球城市作为其网络中的主要节点，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一种网络化功能。许多学者开始从世界城市网络的视角，通过网络“中心”与“权力”来研究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他们认为，全球城市处于网络“中心”，其他城市（一般节点）要通过与其链接来进入全球经济，因而其具有控制与支配其他从属节点的“权力”，“中心”与“权力”是等价关系，由此形成全球城市对全球资源流动与交易的控制与支配功能。显然，从世界城市网络角度专门开展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研究是一大进步。全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已隐含着空间双重性。从主要节点出发，揭示全球城市的网络化功能，也打破了特定公司（机构）职能与全球城市功能的简单“转换”关系，使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但是，这一世界城市网络是通过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内部网络来映射的，意味着全球城市功能形成的依附物是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内部网络及其业务联系。这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内部网络的业务联系并不是很强，也不稳定。此外，对网络“中心”与“权力”内涵及其关系的理解也有较大偏差，从而难以正确阐述全球城市形成的网络化功能。

总之，上述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给后人研究带来较大启发。但对全球城市功能形成机理的分析总体上尚不完整，缺乏深入研究。其共同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空间维度单一性。从全球城市形成的历史条件来挖掘其功能来源的分析，提出了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自变量，实际上只强调了流动空间的单一维度，并没有同时“落脚”到地点空间。从全球城市形成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因素来挖掘其功能来源的分析，提出了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等机构及其职能，只是强调了其高度集中于少数主要城市的地点空间，并没有深刻揭示其在流动空间中如何“转换”为全球城市功能。从全球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来阐述其网络化功能的分析，虽然隐含着空间双重性，但它对网络“中心”与“权力”内涵的理解仍然沿袭了传统城市理论的观点，即“中心地”的集中与扩散、对外围的控制与支配，本质上是基于地点空间的单一维度。

（2）特定公司（机构）职能与全球城市功能之间很难运用“对应原理”。不可否认，两者确实存在密切关系，甚至可以构成联锁网络。然而，特定公司（机构）与城市毕竟是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事物，即使由这些特定公司（机构）内部网络联锁的世界城市网络，也只是一种映射。因此，将跨国公司总部或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对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分支机构，以及有业务联系的企业的控制、命令、管理、协调等职能简单“对应”于全球城市对其他城市具有控制与支配功能，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甚至是错误的。

（3）分析角度较窄，停留在基于特征事实的现象学层面。不论从世界经济或经济全球化角度，还是从跨国公司总部或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的角度，这些研究都只是阐述了全球城市经济功能的形成机理。尽管全球城市在其他领域的功能形成也能以此为参照，但仍有较大差别。例如，全球科技创新及其全球研发中心等机构，可能不像跨国公司总部那样具备基于权属（所有权）关系的控制、命令、指挥等职能；也可能不像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那样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有内部业务网络，具有特定的运作方式及外部联系。此外，这些研究从不同的特征事实出发，更多是在现象学层面阐述全球城市功能如何形成，往往只演绎出全球城市某一方面功能的形成机理。例如，基于世界经济或经济全球化特征事实的全球性功能、基于跨国公司总部或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高度集中的战略性功能，以及基于世界城市网络特征事实的网络化功能，不足以综合反映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

2.全球价值链——一个新的分析角度

针对上述既有形成机理分析的不足，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一个能够体现空间双重性、将各领域不同类型的特定机构加以统一并与世界城市网络有机整合在一起的视角，综合阐述全球城市功能形成的依附物。通过比较与分析，我们认为全球价值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人们目前普遍谈及的“全球价值链”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显然，这一针对产业活动的全球价值链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是不合适的，因为全球城市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覆盖其他方面，特别是随着全球城市迭代升级，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愈加突出。因此，需要将针对产业活动的狭义全球价值链扩展为适用于各类活动的广义全球价值链。

也许人们要问，在非经济活动方面，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全球价值链？确实，这是将其扩展为广义全球价值链的前提和关键。笔者认为，除了经济与产业活动外，政治、社会、科技、文化及思想等也是一种价值创造与实现的活动。当然，这些更多是社会、人文价值等，但也包括经济价值，例如新理念、新理论、新观念的产生及其运用；新科学、新知识、新发明、新技术的创造及其使用；文化交融、艺术创作、文化创意等价值创造及消费；政府的制度供给、有效治理、新政策等的制定及实施。这些社会、人文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同样连接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其中包括各类主体的集体参与并达到一定的组织规模，以及各个不同环节的增值活动及其价值分享等。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这些非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与实现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形成全球价值链及全球性网络组织，例如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全球文化交流网络、全球城市政策流动性网络等。因此，有理由提出广义全球价值链的新假说（下文所述的全球价值链均为广义性的）。

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其一，组织规模——参与某种价值创造与实现活动的全部主体，达到一定的数量与规模；其二，地理分布——必须具有全球性或全球代表性；其三，参与主体——包括价值创造与实现过程中所有环节的参与者（机构和个体）。因此，广义全球价值链是一种产品或服务在“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创造与实现价值的全部活动组合。这种以价值创造与实现为中心轴的跨国性组织活动，既重视价值链上的增值环节，同时也很看重价值链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利益分配。

全球价值链运行，既是一个全球价值创造与实现的网络化过程，也充分体现了空间双重性；既突出了处于价值链治理端的治理机构（详见后文分析）的重要作用，也涵盖了价值链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利益分配。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

（1）依托于网络化的全球价值创造与实现过程。全球价值链尽管主要描述某种活动的价值创造、分配与使用的一系列过程，表现为链条的形状，但其下面存在着强大的生产或活动网络，或者说，它是以全球网络化为基础的，否则全球价值链就难以运行。因此，全球价值链不仅涉及各环节众多不同参与者的互动，也与不同城市的网络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网络节点中，除了在价值链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主要节点外，还有大量基础性的一般节点。因此，这比从单一参与者的分析视角，更能全面反映全球城市功能在网络关系中得以形成的机理。

（2）空间分散化与集中化并存。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空间分布极其不同，一些环节处于遍布全球的离散状态，另一些环节则在特定区位（城市）高度集中。全球价值链运行，既表现为全球流动性，又必须借助于各个节点（城市），其中一些关键节点对全球流动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价值链运行，既跨越国界，又受到民族国家的一定制约。全球价值链跨越国界运作，需要打破一些全球行动或活动的壁垒，建立基于规则的开放、透明和非歧视的全球行动体系。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和协定来实现的。同时，它又要遵循当地规则，受到一定的制约，例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限制、数字交易和数据流限制，以及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流动空间与地点空间的互构过程。

（3）既依靠技术进步，又依赖制度安排。全球价值链不仅是更有效率地进行价值创造的分工细化，而且是以最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价值创造的全球地理布局。然而，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细化将带来更多的交易成本，全球地理布局将带来更大的通信和运输成本。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运行及其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跨国界的制度安排，包括所涉及国家的开放程度、法律规章、各种政策等方面的协调、衔接，否则将给价值链的跨境投资带来更高门槛，给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带来更多交易成本，甚至造成全球价值链断裂。二是技术进步，特别是压缩时空的技术进步。例如，全球价值链与数字技术不能分开，不能作为独立的趋势和力量来对待。数字平台、数字通信和电子商务等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能够远距离接触，直接、即时地反馈信息，频繁地进行交流，及时地完成交付等，从而将大大降低成本，减少交易或交流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供应链数字化（供应链4.0）可能导致劳动效率提高约65%，制造的单位成本降低30%—40%。此外，其他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对全球价值链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用机器人自动化和3D打印之类的技术来替代或缩短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不仅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效率、速度和控制力，而且可能引起某些价值链功能的重新定位或价值链整合，以及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布局。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阐述技术进步与制度安排在全球城市功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4）强调核心竞争力和及时生产的业务管理战略。全球价值链作为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分离、分化的特殊构造，强调核心竞争力，将大量业务外包，特别是中间服务外包。这些中间服务通常嵌入在价值链中，为全球价值链运行提供便利。这就要求价值链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合理的利益分配。同时，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实现风险最小化、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灵活性以及实现收益最大化，必须实行及时生产的业务管理战略。这使全球价值链治理显得十分重要，从而自然引申出参与和实施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要机构以及其空间集中问题。这些高度集中于少数主要城市（全球城市）的特定机构所履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职能，可以更好地“对应”于全球城市功能。

3.全球价值链治理及其主要机构

无疑，全球价值链运行不管从哪方面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从内部来讲，参与者或合作伙伴在不同环节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或失控，如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供给延时甚至“断供”等问题；从外部来讲，网络运行安全可能受到不同类型的攻击，包括自然灾害、健康危机、政治动乱或战争等。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运作，要通过治理机制来实现：一是设定准入资格（资质）、行为准则、行事规则、奖惩手段、内部流程设定等。二是制定发展战略、确定总体方向、明确策略手段、实施具体布局、进行参与者配备、确定各环节之间的关联等。三是制定与实施规章制度、进行质量控制、完善价值分配等。四是协调当地关系、伙伴关系、客户关系、公共关系、内部组织关系等。

全球价值链治理作为一种过程，以调和为基础，由行动者共同参与，并持续相互作用，是贯穿于整个价值链的，但总要有某些机构来组织和实施这一治理。不管全球价值链采取何种模式，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端只能是“一个塔尖”，而不能“多头”。处于治理端的主要机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全球价值链的“牵头”机构（组织者）。不同领域有各自的“牵头”机构，如跨国公司总部及地区总部、全球研发中心、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二是主持全球价值链运行的机构，如运营中心、资产管理中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等。随着一些职能外包，各类服务商也深度参与其中。三是其他辅助专业机构，如数据中心、人力资源、设计与广告、法律事务、会计等。

这些处于治理端的主要机构在选址策略上，除了考虑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开放程度、营商环境、生活品质等条件外，还有一些强烈的特殊需求。首先，便利获取与传输海量信息的需求。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是以大量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为基础的，要求有广泛、多元的信息来源及快捷、便利的信息传输。因此，其目标选址的地方，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传递点。其次，广泛面对面接触的需求。除了通过互联网传输的信息及显性知识外，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还要通过大量面对面接触来传递隐性知识。这是互联网信息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其目标选址的地方，不仅要有区位良好、交通便利等条件，而且要集聚大量机构组织，便于隐性知识的交流。再次，完备齐全的运作大平台的需求。全球价值链是基于全球大平台运作的，对其实施有效治理也必须依托全球大平台。因此，具备系统性全球大平台的地方，便成为其“落户”的首选。最后，丰裕的高端人力资源需求。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不能用行政权威，而主要依靠各类高端专业人才。因此，其目标选址的地方，必须具有充裕的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市场。这些处于治理端的主要机构最终“落户”的地方，是综合因素选择的结果，趋向于在少数主要城市（全球城市）高度集中。

高度集中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赋予其所在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全球城市功能，构成全球城市功能形成的基本条件。1全球价值链的其他参与者，有些规模很大，也面向全球并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过程，它们也许会给其所在城市带来更大流动性，创造更大价值和财富，却不能使其形成全球城市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是全球城市功能的“制造者”。同时，这也表明全球城市功能是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自身存量资源或城市资产积累与扩张及其内部结构的产物。这些治理机构因具有如下四个特征而发挥着重要作用：

（1）这些治理机构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业务关联（内部网络）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治理，将不同城市之间“联锁”起来，形成了世界城市网络。其高度集中的所在城市（全球城市）则在网络中充当了主要节点的角色。但它与其他一般节点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平等关系，并不具有控制与支配权力，因而其在网络中发挥促进全球资源流动与交易的战略性作用。

（2）这些治理机构借助于各类平台，如国际市场、交易所、信息平台、会展与论坛等进行全球价值链治理，使其高度集中的所在城市（全球城市）成为跨境活动的治理点以及全球化的主要流经点，发挥促进大规模流量的枢纽门户作用。

（3）治理机构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旨在防范风险、提高安全韧性以及追求更高的效率，并要求有高度创新性，如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因而在其高度集中的主要城市，必须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赋予强劲活力。这使全球城市成为创新中心和创业乐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

（4）高度集中在少数主要城市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的运作，虽然要遵循当地规则，但跨国的价值链治理则要求“地球村”的语境及规则标准。因此，这些主要城市必须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国际惯例接轨，甚至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的营商环境，成为全球化的典范及引领者。当然，这也是动态变化的，需要不断适应和完善。

二、全球城市功能的本源性

全球城市功能的界定，虽然主要是方法论问题，但也与全球城市功能形成机理的分析有关，最终涉及空间基础性问题。笔者将在批判现象学表述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抽象特征的本质学方法来抽象出全球城市功能的本源性。

1.基于地点空间的现象学表述方法

目前，大多数学者采取现象学方法来界定全球城市功能。这种方法主要通过某些特征事实的抓取与分析，具象化表述全球城市功能。通常在初期研究中，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以形成对全球城市功能的初步认识。从这一意义讲，它在理论研究中是一种初步的基础方法。但这一现象学方法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特征事实进行抓取与分析，在特征事实的筛选中不免有较大主观性，具象化表述也带有较大随意性，因而可以列出一个冗长且杂乱的全球城市功能“清单”。基于以往学者的描述，全球城市包括了一系列主要功能：政治权力中心；贸易和商业的门户（具有港口、机场、铁路、商业路线等）；信息和文化的聚集和传播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学术机构、博物馆、网络服务器和提供者、大众媒体等）；国际活动举办地；人口和人才聚集节点；全球流动和/或旅游的枢纽；宗教崇拜的主要地点；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标志性建筑的站点及其他重要标识；大型侨民“收容所”；等等。

不难发现，这一“清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对特征事实的观察角度通常是单一、狭窄的，只关注某一方面。观察角度稍有不同，对全球城市功能的具象化表述便会有较大差异。二是由于从不同观察角度抓取与分析某一特征事实，因而很难顾及不同特征事实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是参差不齐、边界混乱的。以此表述的各种全球城市功能往往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即使在同一层次上，也只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且，这些全球城市功能之间会出现许多交集与重叠。在此基础上的具象化表述，往往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真正把握。三是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全球城市迭代升级，研究视角势必会从多维度扩展，从而使这一“清单”继续增加或延长，例如增加文化创意、生态治理示范、社会包容等新功能。这样一长串可扩展的“清单”往往让人们无所适从，难以把握全球城市功能的实质。

如果说上述问题主要在于方法论本身，那么采用这一方法论带来的更大问题，是其容易导致基于地点空间的单一维度分析。因为这一方法关注和抓取的特征事实，以及对这些特征事实具象化的表述，往往能在地点空间得到明显反映和充分体现，从而与地点空间有高度契合性。相反，流动空间主要侧重关系与关联，其不是显性的，更多是抽象的。这些特征事实很难从流动空间中抓取出来并加以具象化表述。因此，在传统城市理论的深刻影响下，现象学表述方法很容易引导研究者沿袭基于地点空间的单一维度分析。这些基于“中心地”的特征事实，更多是由资源存量或城市资产及其内部结构产生的，从而仍可用一系列传统指标来测量，如城市规模、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金融交易量、贸易规模及其结构、运输量、投资规模及其结构、消费水平及其结构等。由此界定的全球城市功能，仍然基于“中心—外围”的系统性关联，强调资源要素向“中心”集聚、“中心”产出向外围扩散与辐射。在此过程中，全球城市具有控制与支配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经济地理复杂性所需要的一个有限数量的相互关联的控制点。1

显然，这使人们陷入一种除了地点之外什么都不发生的困境。但全球城市区别于一般城市的异质性功能，并不在于数量（规模）等级上的差异，即具有更高数量（规模）等级，便能发挥全球城市功能；也并非在城市一般功能基础上通过数量（规模）增大或升级换代来获取全球城市功能。因此，许多数量（规模）足够大的巨型城市（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全球城市特有的功能。许多自身发展足够强大与超前后工业化的城市，尽管有雄厚的资本积累、服务经济主导的模式等，也并没有自然形成全球城市功能。这说明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空间存在的表达，并非基于单一的地点空间，而是地点—流动空间的互构。因此，上述基于地点空间的现象学方法所表述的全球城市功能，存在严重缺陷或本质性错误。而且，在实践中，它会带来很大误导，似乎全球城市建设与发展主要在于自身“做大做强”、内部结构的完善与升级，或是认为国家权力可以赋予某些城市特有功能，即选择某些城市作为全球城市进行建设并强行将资源向其倾斜，以打造出全球城市功能。

也许人们会问，能否采取一定方法，对这一冗长且杂乱的功能“清单”进行归并与简化。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是可以的。例如，现在提出的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门户枢纽等功能，具有更高的归纳程度，显得更清晰明了。即便如此，也仅是局部改善，本质上仍是现象学表述，无法贯穿不同领域，仍会带来各功能之间的简单并列关系，以及形成一个可不断增加的功能“清单”等问题。这并非研究者归纳和提炼能力的问题，而是这一现象学表述方法的固有缺陷。因此，对于全球城市理论建构来说，停留或限于使用现象学方法对全球城市功能进行具象化表述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对现象学表述方法进行改良与完善，也难以深刻揭示全球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本源性）并构成全球城市基本模型的一个重要部分。

2.基于空间双重性的全球城市功能界定

针对现象学方法的缺陷，笔者采取基于特征抽象的本质学方法来对全球城市功能进行界定。这一方法是在多维度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排他性筛选，高度抽象出全球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本源性）。一般来说，单一维度的分析总是有片面性的，很难综合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例如，上述现象学方法所关注与抓取的特征事实，大多是基于地点的单一空间尺度（地方、国家、全球），即使达到最强的排他性与最高的抽象度，也仅是用“全球性”来界定全球城市功能，这显然是简单化、片面化的。但若没有关联性，多维度的设置也同样难以揭示全球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因此，在设置的多维度之间，既要有区别，又要有一定的关联性，能够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如果把排他性强度设为横轴，抽象度设为纵轴，那么全球城市功能的本源性就处在排他性最强与抽象度最高的象限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察维度的合理设置是关键，它直接决定了排他性与抽象度是否全面与完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否达到本质学定义的要求。然而，本质学方法的特征抽象不是凭空抽象，仍要以特征事实为基础，但又超越特征事实，从而必须建立在全球城市空间双重性的基础之上。根据上述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分析以及本质学方法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从全球化、网络关联和关系权力三个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排他性与抽象度处理是比较合适的。

首先，全球城市作为现代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无疑是重要维度之一。最早提出“全球城市”概念的大卫·希南（David A. Heenan）指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区域组织正形成“创建全球城市的需要”，因而全球城市是一个系统的要求。1 当然，不能把全球化简单理解为基于地点的空间大尺度。全球化更是一种基于流动的空间大尺度，隐含着跨越国界的渗透、交集与流动。此外，全球化进程是多领域、多方面的，不仅在经济领域发展，也在其他领域发展，尽管其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程度不同、表现方式相异。

其次，全球城市是基于全球网络进行运作的，从而网络关联也是一个重要维度。全球城市功能主要基于网络化的系统性关联，是在网络流动及其交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网络只是其基础，更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而且是强有力的网络链接，才能具备这一特有功能。正如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指出，“全球城市”的类别只有作为全球网络战略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意义。2 当然，这一网络关联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并且，这一网络关联是在与其他城市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由这些治理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内部网络“联锁”的。

最后，全球城市是借助于关系权力发挥其功能的，因而关系权力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维度。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F. Thompson）指出，网络只能在节点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作。对于网络来说，其核心是基于信任的相互关系，而不同于基于习惯与规则的官僚逻辑和基于得到法律支持的市场契约关系，3 否则任何网络都会失去其功能并遭受失败。在网络运行中，这种基于信任的相互关系，即关系权力，主要表现为吸引力、影响力、协调力乃至话语权等。全球城市作为网络的主要节点，具有较大的关系权力，并通过行使这种关系权力而发挥其独特功能。

上述三个维度是从全球城市形成、运作及功能发挥三个方面设定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全面考察。同时，这三个维度又具有基于全球城市空间双重性的统一性：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地点与流动的“互构”过程；网络关联的节点，是地点与流动的统一体；基于网络的关系权力，是在此地与彼地之间的流动与交互中形成的。其内在的逻辑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主导的现代全球化凸显了城市的作用，特别是高度集中的全球城市战略性作用，形成了世界城市网络。这一世界城市网络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操作“脚手架”，也构成其节点之间的关系权力，后者不仅是全球网络运作的主要推动力及方式，也是全球化的作用机制之一。

在这三个维度上，笔者进行排他性与抽象度处理，提炼出全球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本源性）：

（1）在全球化维度上，主要关注全球化程度及对全球化的推动。现代全球化进程对所有城市都有重大影响，使全球城市通过全球化的资金流、劳力流、商品流、服务流等，与外部其他城市建立起广泛联系，因而越来越多城市融入全球化进程。4但它们的全球化程度有较大差异，不仅体现在参与数量（规模）方面，而且体现在参与深度上。一般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城市，尽管也有外贸、外资以及全球性流量，但数量（规模）不大，或涉及的领域和行业有限。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城市，虽然有较多领域和行业“涉外”以及有较大数量（规模）的全球性流量，但并不一定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城市只能称为“全球化城市”。与此不同，全球城市不仅高度全球化，具有较大数量（规模）的全球性存量与流量，而且提供了全球与地区交互的平台，承载着大量互相依赖的资源要素、金融和文化的流动，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城市作为公司控制和协调新国际体系的中心，5 不仅促进着地区、国内的资源的整合、融入全球化，同时也调整着全球化对地区、国内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已超越了国家城市体系的范围，其作用更多表现为跨国界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因此，可以从中抽象出全球城市的全球化引领性功能。

（2）在网络关联维度上，主要集中于节点所处的网络位置。处于不同网络位置的节点（城市），有不同的链接数量及关系强度。一般节点（城市）链接数量较少，关系强度比较松散，大都处于被链接的从属位置。与此不同，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网络的主要（基本）节点，具有明显外部链接的网络化特征，即最大规模的链接数量及最紧密、密集的关系强度，充当生产商进入全球经济的接入点这一特定功能，1在全球资源流动与交易，以及促进网络流动、秩序平衡等方面起着主导性关联作用。因此，可以从全球网络连通性中抽象出全球城市促进全球网络运行的主导性功能。

（3）在关系权力维度上，主要关注对全球化及网络运作的影响程度。全球城市作为全球流动的关键节点，维护着当地和全球的城市秩序平衡，并通过企业家活动表达这种迈向全球的秩序。2尽管网络中的一般节点（城市）也有一定关系权力，但其变化不会对全球网络运作产生根本性影响。全球城市与其他城市发生广泛、多样化、高频率的交互作用，形成和具有更大的关系权力，肩负着对那些关系全局和长远、具有重大影响的网络运作进行有效维护、管理、协调的职责，从而对全球网络运作有根本性影响。因此，可以从中抽象出全球城市对全球化及网络运作具有根本性影响的战略性功能。

这些通过排他性高度抽象出来的全球化引领性、网络关联主导性和关系权力战略性，构成一种稳固的定义结构，集中反映了全球城市功能的本源性。从其本源性上讲，全球城市功能可以界定为：全球化引领与网络关联主导的战略性功能，简称为“全球化网络运行战略性功能”。如果将其作具象化表述的话，就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性功能”。这不仅使全球城市功能的界定覆盖各个领域，使经济、科技、信息、政治、文化、社会等资源归入全球资源，以及将科技创新策源、先进产业引领、开放门户枢纽等功能纳入其中，统一表达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而且与基于广义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形成机理高度吻合，突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给全球城市带来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促进”与“战略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人们通常所讲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似乎相似，只是多了“促进”与“战略性”的限定词，但其具有不同含义。首先，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界定，不能清晰或准确地体现全球城市功能的异质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所有环节，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基地或工厂、众多的物流中心等，均是全球资源配置的组成部分；所有融入全球网络与涉及全球价值链的城市（包括大量作为一般节点的城市），都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与此不同，全球城市不是一般参与，而是重在“促进”全球资源配置，并在其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全球城市功能的异质性。其次，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界定，往往意味着由全球城市实行全球资源配置，或全球资源配置由全球城市组织安排，其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本累积及能力，从而不能对全球城市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全球城市“促进”全球资源配置，只是体现了全球化引领与网络关联主导，而非对全球资源配置本身进行组织安排，其是由另外一套逻辑（全球价值链）构成的。因此，“促进”全球资源配置是更准确的定位。最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界定，要么低估了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么强化了全球城市发挥重要作用的强制性方式。全球城市在“促进”全球资源配置中，不是发挥一般或重要作用，而是影响全局、长远的战略性作用。但这种战略性作用是基于关系权力的，并不是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控制、支配，以牺牲其他城市的利益为代价，而是表现为促进更广泛、分工细化的全球资源配置，维护全球资源配置系统运行的稳定与安全，确定全球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向及完善其运作方式等。

总之，这一反映本质特征（本源性）的全球城市功能界定，能更好地区别于一般城市功能，能够全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全球城市功能的异质性，并决定和派生出现象学方法所罗列的各种具象化的全球城市功能，动态串联起全球城市功能角色的多样化转变。同时，这一功能的本质特征（本源性）将贯穿全球城市始终，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全球城市不管如何迭代升级并衍生出新的功能角色，都离不开其本源性。

三、全球城市的功能结构与作用方式

在高度抽象全球城市功能本源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全球城市的功能结构、区分全球城市的类型，深入探讨全球城市发挥功能的作用方式与配置模式。

1.全球城市的功能结构与全球城市的类型

首先要指出，全球城市的功能组成及其与外部联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与一个长期累积的基础。不仅要有与全球化密切关联的特定区位，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综合体，全球化的制度供给及环境，以及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显著优势，而且必须拥有高度现代化的信息、知识、文化等设施，大量高水平的大学、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类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机构，发达的出版业、影视传播业、娱乐业等，在信息、知识、文化的生产、服务及交流诸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地位。例如，伦敦作为一个全球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历史基础来看，伦敦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的知识、技能，并且语言影响力大，这些是商务布局的关键因素。从管制环境来看，伦敦保持了对商务的开放性，并且以适宜的管制、税收和用工政策等优势而成为全球市场布局的选择。从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来看，伦敦拥有欧洲最高级的资本、知识和技术流。从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来看，伦敦有从事国际商务活动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和具有多种语言与文化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城市文化来看，在“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活动中，伦敦是一个更适合生活与居住的城市。对于把伦敦作为国际商务中心而言，这些因素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分割的，而是相互促进或制约的，存在着强烈的协同效应。例如，纽约以其文化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吸引着跨国大公司，而大公司总部和全球市场的中心地位又吸引了大量高端的专业化商务服务公司；反过来，正是由于集聚了大量的大公司总部和专业化商务服务公司，以及具有全球市场的中心地位，形成高密度、高频率的信息流动，才促使纽约拥有文化和信息中心的国际地位。

除了像伦敦、纽约那样具有多样性综合功能的全球城市外，那些专业性功能的全球城市，虽然只突出了在某一方面具有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性功能，但其成为全球城市仍是综合因素凝聚和烘托的结果，同样具有多样化的功能，只不过在其他方面的功能相对较弱而已，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功能。因此，全球城市通常具有多样性组合的功能结构，而不是单一功能结构。

尽管全球城市均高度全球化并引领全球化，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处于主要节点位置，具有较大的关系权力，但由于网络连通性程度，以及关联方式与联系通道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全球城市不仅在能级上，而且在多种功能组合上各具特色，导致现实中的全球城市功能呈现多样性特征，表现为一种色彩丰富的马赛克图案。有学者依据全球城市在四个先进生产者服务领域中的全球性表现，将全球城市划分出三大层级：第一层级的10个全球城市在这四个服务领域中都有全球性的突出表现，其中最高分的是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第二层级的10个全球城市在其中的三个服务领域中有全球性的突出表现，其中得分较高的是旧金山、悉尼、多伦多和苏黎世；第三层级的35个全球城市，在其中的两个服务领域中有全球性的突出表现，包括阿姆斯特丹、波士顿、日内瓦、休斯敦、雅加达、约翰内斯堡、墨尔本、大阪和华盛顿等。1虽然仅从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机构）联锁的网络连通性来区分全球城市的主要层级有较大局限性，但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构。

另外，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在测量欧洲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连通性时发现，2法兰克福在总体连通性上排在相对较低的位置（第六位），但在银行/金融连通性方面，则排在第三位。这表明，法兰克福在银行/金融业表现卓越，但在其他商务服务领域并没有相应的地位。此外，他还发现欧洲城市在银行/金融方面的连通性，在世界上的排名要低于其整体连通性的排名。但在媒介的连通性上，他指出欧洲城市在这一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即世界前25位城市中，有多达16个欧洲城市。这表明欧洲不同的城市如何因不同的功能而产生不同类型的连通性，反映了不同的功能结构。

2.全球城市发挥功能的作用方式与配置模式

全球城市通过何种方式发挥异质性功能，是有关全球城市功能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既有的全球城市研究较少关注和阐述全球城市发挥功能的作用方式，也没有很地好区分不同的作用方式。总的来说，全球城市基于网络化的关联，在一种平等的流动秩序中发挥其特有功能，通常是一种离岸配置与在岸配置的混合方式。但根据其混合程度，可以细分为不同的配置模式。

其一，离岸主导配置模式。全球城市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性功能，大部分是通过离岸配置方式实现的。所谓离岸配置方式，是指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在境外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借助全球性平台（包括国际资本市场、各类交易平台、互联网等）进行跨境遥控指挥；二是主要依靠境外相关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包括生产、物流、销售及管理等；三是绝大部分资源要素（包括大量中间品与服务）在境外流动，最终产品与服务在境外消费；四是在全球网络中进行跨国资源配置。

应该讲，这是全球城市促进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的主要方式，所有的全球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某些全球资源的离岸配置。但并非所有的全球城市都能以这种离岸配置为主导方式，其通常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全面进入全球化进程，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引领和主导经济全球化，制定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二是立足于全球资源和面向全球市场，主导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三是具有大量境外投资及金融、科技、管理、人才等要素输出的能力；四是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拥有较大掌控力。因此，通常是一些顶级的综合性全球城市或专业性很强的全球城市才能实行离岸主导配置模式。

这一离岸主导配置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以战略规划、战略投资及组织配置、全球网络维护活动为主，统筹和指挥在境外进行的全球资源配置；通过“发订单”“设标准”“给图纸（设计）”“数票子（结算清算）”等手段，控制和管理在境外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流程；以金融、科技为主，辅之以贸易、航运等，协调和服务境外全球资源配置的整个过程。

以全球资源离岸配置为主导的全球城市，往往充当如下角色：一是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成为本土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的集聚地，全球网络连接点中心度的“出度”大于“入度”；二是成为全面进入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节点，主要发挥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功能；三是金融、贸易、航运、并购、技术交易、艺术品拍卖等全球市场的所在地，全球文化交流、学术交流、思想交流的大舞台；四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主要节点，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五是全球信息中心——数据收集、处理、传递等用于全球价值链治理，包括数据跨境交易。

其二，在岸主导配置模式。全球城市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性功能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在岸配置方式实现的。所谓在岸配置方式，是指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在境内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借助全球性平台（包括国际资本市场、各类交易平台、互联网等）引入外部资源要素，与国内资源要素（作为全球资源的一部分）相结合，在境内进行配置；二是主要依靠境内相关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包括生产、物流、销售及管理等；三是呈现资源要素（包括大量中间品与服务）“大进大出”的流量，并有一部分最终产品与服务在境内消费；四是在连接全球网络的前提下，通过国内网络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尽管这是全球城市促进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的一种次要方式或辅助方式，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一些新兴崛起的全球城市，通常采取以在岸为主导的配置模式。而且，这种配置模式也不是所有全球城市都可采用的，通常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并且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具有丰裕的国内资源要素，尤其是一些不可替代或具有竞争力的资源要素，并且与全球化相匹配，成为全球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国内具有门类齐全的强大配套能力，构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对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及引入金融、科技、管理、人才等要素的能力。

这一在岸主导配置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内外衔接、投资组合、产业布局及企业组织、全球网络运行等活动为主，在境内组织与实施全球资源配置；通过“接单子”“下料子（作业）”“运箱子（物流）”“收票子”等手段，在国内从事交易、生产加工、总装与集成、物流运输等全球资源配置活动；以贸易、制造、航运为主，辅之以金融、科技等，协调和服务境内全球资源配置的整个过程。

以全球资源在岸配置为主导的全球城市，往往充当如下角色：一是大量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分支机构，成为全球价值链进入国内的主要门户，全球网络连接点中心度的“入度”大于“出度”；二是成为连接国内和国外“两个扇面”的友好界面，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中发挥全球价值链治理端的功能；三是以接订单、展示、物流等为主的国际贸易功能较强；四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较突出，特别是在港口、集散运输等方面；五是国内信息中心，但在数据跨境交易方面较弱。

其三，均衡配置模式。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且为大国的全球城市来说，其往往形成离岸与在岸均衡配置的模式。所谓均衡配置模式是指，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在境内外均衡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充分发挥内部资源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同时借助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优势，实现内外部优势互补；二是既依靠境外相关机构，也依靠境内相关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包括生产、物流、销售及管理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三是总部职能及一部分生产加工在境内，大部分生产加工在境外，资源要素（包括大量中间品与服务）的境外流动通常大于进出国内的流量，最终产品与服务在境外的消费通常也大于境内；四是在连接全球网络与通过国内网络进行的全球资源配置比较均衡。

采取离岸与在岸均衡配置模式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如下：一是不仅引领和主导全球化，而且是全球化中的重要力量之一；二是综合国力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具有规模巨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不仅有大量境外投资及金融、科技、管理、人才等要素输出的能力，也具有对外部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四是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既具有掌控力，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均衡配置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既以战略规划及组织配置活动为主，又有大量集成配置活动；既“发订单”“设标准”“给图纸（设计）”“数票子（结算清算）”，又“接单子”“下料子（作业）”“运箱子（物流）”，形成“一条龙”式的全球资源配置；金融、科技、贸易、航运等配套运作。

以全球资源离岸与在岸均衡配置为主导的全球城市，往往充当如下角色：一是大量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总部，全球网络连接点中心度的“出度”与“入度”处于高位均衡，发挥全球价值链的全面治理职能；二是成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扇面”融为一体的连接界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黏合剂；三是除了接订单、展示、物流等，还具有较强的发订单、贸易结算清算等国际贸易功能；四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较突出，除了在港口、集散运输等方面，在航运服务方面的功能也较强；五是全球信息中心，具有强大的信息源和数据处理传输能力。

四、结论

既有的全球城市功能形成机理研究成果，仅是基于特定公司（机构）集聚的地点空间或者特定公司（机构）联系的流动空间，进行单一维度的分析，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本文从广义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分析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全球城市功能的形成机理，这既能体现地点与流动空间双重性，也可以将各领域不同类型的特定机构加以统一。研究认为，高度集中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端及其主要机构，赋予其所在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全球城市功能，构成全球城市功能形成的基本条件。

关于全球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本源性），大部分研究主要采取基于地点空间的现象学方法进行界定。本文则是基于空间双重性的理论视角，通过抽象出的全球化引领性、网络关联主导性和关系权力战略性这三个维度来集中反映全球城市功能的本源性，从而界定出全球城市功能，即“全球化引领与网络关联主导的战略性功能”（具象化表述为“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性功能”）。该项界定能够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功能领域，而且与基于广义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形成机理高度吻合，突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给全球城市带来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中的“促进”和“战略性”作用。

当然，全球城市通常展现多样的功能结构，而非单一功能。虽然全球城市普遍高度全球化并引领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扮演重要的节点角色，拥有较大的关系权力，但由于网络连通性程度，以及关联方式与联系通道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全球城市不仅在能级上呈现差异，而且在多种功能组合上也表现出各自的特色，使得实际中的全球城市功能具有多样性特征。另外，研究表明，全球城市主要通过离岸主导配置、在岸主导配置和均衡配置等不同模式来发挥异质性功能，从而使各类要素通过高效率的组织扩散到全球，产生集聚辐射效应。

Construc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Global Cities based on Spatial Duality

ZHOU Zhenhua， GAO Peng

Abstract： Global cities have heterogeneous function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general cities an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global urban research.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exploratory work on this topic， resulting in a rich body of literature. However， most studies are based on a single place space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global cities' functions， defining them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emphasizing their control and domin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is 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aspects of global urban functions. W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global urban formation mechanisms， define their origins， functional structures， and modes of ope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ual nature of place and flow space.

Key words： functions of global cities; global value chain; place space; flow space

（责任编辑：中 "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