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美国的“国际协会”与“国际联盟”之争

摘 " 要： 一战后，美国总统哈定曾公开宣称要用“国际协会”来替代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一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热烈争论。这场“命名政治学”折射出当时美国政治精英在世界联合问题上的理念竞争与价值观分歧。从具体语境看，“联盟”相比“协会”具有更多卢梭式“国际政府”与“军事同盟”的含义，更少康德式“自由联合体”的理想成分；同时，它们还分别反映了排他性与包容性、强制与自由、司法与政治、低制度化与强制度化原则间的张力。尽管哈定的国际协会提议很快被遗忘，但它的短暂出现仍反映了美国在从地区霸权转为世界霸权过程中遇到的权力纠葛和身份困惑，并一定程度预示着美国二战后两条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的外交路线。

关键词： 国际联盟；国际协会；国际政府；自由联合

中图分类号：K712.51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4）04-0062-（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4.04.006

1922年，一位名叫约翰·韦斯科特的美国法学家曾提及，在世界联合构想的支持者中一度有“国际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s）、“国际社团”（society of nations）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几种不同命名。1 他进而说道：“国际联盟的支持者遭到国际协会支持者的反对，就好像二者有什么实质性差别似的。倘若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国际协会’的表述被巴黎采纳，国内这种争斗的氛围可能又要呼唤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了……不论是用‘国际联盟’还是‘国际协会’的表述，国际的协商一致必须达成。”2

韦斯科特这里提到的“国际协会”由美国总统哈定在1920年竞选总统前夕正式提出，作为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替代方案。3 笔者认为，韦斯科特认为二者没有分别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协会”一方面在历史语义上有着微妙差别，同时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美国从地区霸权崛起为世界帝国的过程中，其国家身份、外交路径所面临的挑战、调适和转变。以下借助当时美国的国会辩论、报刊等原始材料，围绕上述问题做进一步阐述。

一、国际政府、军事同盟与自由联合

如何通过“联盟”来实现和平？从古希腊至今，它始终是西方知识精英求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6世纪以来，伴随着严酷的宗教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竞争，以及启蒙运动的宏伟愿景，“联盟”更是成为实现乌托邦式“永久和平”的必经之路。1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及其臣子苏利公爵、圣皮埃尔神父、威廉·佩恩、孟德斯鸠、边沁等也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启发着后人思考。其中又属康德与卢梭两位哲人最具代表性。

在康德看来，具有相似政治体制的共和国应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和平联盟。但康德担心此联盟因权力集中而走向暴政，因此他起初虽提到建立有强制力的联邦，后来还是反对“国际国”（international state）的说法，认为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用语。2 他最终只能诉诸目的论，认为“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会带来这一美好前景，即：和平联盟并非靠武力维持，而是依照理性指示的“绝对命令”；它是理性觉醒的群体必将承担的艰苦义务，而非奢靡享乐式的和平；这种理性并非靠外在的强制，而是靠内心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立法，是各国遵从自然道德律而达成的世界和平与和谐。

卢梭则在遗著《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欧洲联合被想得过于简单了。他意识到，要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很难通过自愿的方式建立，似乎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拥有强制手段的军事同盟和国际政府，即“欧洲联盟”。他说道：“毫无疑问，永久和平目前是个十分荒谬的计划；但是给我们一个亨利四世和苏利，永久和平将再次变得合理可行；或者让我们景仰这个计划，但庆幸没有亲自见到它的实施。”他认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将会是暴烈的和非人道的：“要建立联邦化的联盟，除革命方式之外别无他途。我们谁能断言，这个欧洲联盟会让人热爱，还是让人恐惧呢？”3 他还批评了圣皮埃尔神父等人的国际联合思想，称之为“孩子气”的计划。4

从欧洲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它的联合更近似卢梭而非康德的方案。尽管学界很多时候会将欧洲的国际政治简化为“权力均势”和变动的同盟，认为欧洲是靠这种方式来维持和平，但这更近于18世纪的情形。而在19世纪，欧洲一方面继续组建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初步的国际政府，如“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后者并非纯粹为维持权力均势而建的同盟，而是实行大国一致的原则，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国联与联合国的前身。5

如果说“军事同盟”与“国际政府”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产生的一种国际政治文化，自由联合则首先是美国独特的国内政治文化。“联盟”一词曾广泛用于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运动领域，如禁酒联盟、进步运动时期的联盟、基督教青年会等，带有所谓“自由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6 的含义。这些常被认为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具有自下而上活力的体现。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便对这种“结社”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它能够有效地矫治“多数暴政”或原子化的平等社会带来的专制。

此种理想化的愿望也被不少美国精英人士投射至国际政治领域。他们一方面遵循华盛顿与杰斐逊的告诫，反对“纷扰同盟”，不愿与“腐朽的旧世界”发生政治上的瓜葛；另一方面，希望将美国13个殖民地自愿联合的模式推广至世界。即便口头上支持“世界联盟”，但这往往意味着“自由国家联合体”，而非强制性的组织。例如1819年成立的美国和平协会，在主张世界联合的同时，始终反对暴力原则，反对建立“国际政府”。该协会会刊《和平倡导者》编辑阿瑟·廓尔（Arthur Call）明确地说，他支持国际常设法庭而反对国联，因为后者是一个“超国家”。随着国联辩论进一步深入，此协会走上反国联的立场，并得到了博拉的赞扬。美国和平协会曾短暂地与“执行和平联盟”（它在美国首倡国联计划）合并，但随后也因类似考量选择退出。1 总之，自由联合的原则既反对军事同盟，又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府，因为它必然带有强制性，招致“纷扰同盟”的指责。这与康德反对建立“国际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也许只能如康德一样，只有诉诸“大自然的隐秘计划”才能自圆其说。

可以说，在国联问题上的欧美分歧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是否建立国联，而在于建立什么样的国联。究竟是卢梭式的军事同盟与国际政府，还是康德式的自由联合？这在英法美三国的国联计划中得到体现。法国参加起草国联盟约的国际主义者如莱昂·布沃日瓦（Léon Bourgeois）等人，基于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政治哲学——“社会团结主义”（social solidarism），提出了一个极为接近国际政府和世界联邦的计划，在其中国际法和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各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创造一支国联军队，从而建立一个“有牙齿的国联”。英国方面试图将国联按照英帝国和欧洲协调的方式来加以构建。2 这二者都类似卢梭的设想，体现的是军事同盟和国际政府的蓝图。那么，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二、国联命名的政治学：词语的意义“审查”与

“协商”

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在鼓吹永久和平时，的确不断提及“世界合众国”“欧洲合众国”等带有“国际政府”意味的表述。但与此同时，他们大多又坚持康德式的自由联合原则，从而直接影响到词语的使用。当时有关世界联合的用语甚多，诸如federation、confederation、union、league、alliance等。这些看起来大同小异，但细究起来又有着各自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构想具体方案或相互辩论时，往往引起国际主义者的“自我审查”，以及不同派别之间的“意义协商”。

第一，一战前后，美国的确存在着少数主张以1787年美国宪法为蓝本构建国联的“世界联邦主义者”（world federalists）。但在他们的计划书中，目标与手段往往不成比例。特别是关于执行的部分，大多含糊其词，表现出对军事同盟的恐惧。例如著名社会活动家汉密尔顿·霍尔特认为，新建立的和平联盟必须彻底放弃使用武力：“但是，任何不久之后要建立的和平联盟必须与所有过去和现今的联盟、同盟和邦联不一样，那就是彻底避免使用武力。古代的联盟和现代的邦联通常都是攻守同盟。即便没有明说，它们也准备好用它们共有的武力去迫使其他的国家遵循它们的意志。因此它们既是和平联盟，也经常是压迫性的联盟。”霍尔特相信，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无需诉诸战争，而是通过仲裁和国际法解决争端，因此使用武力是没有必要的。3 像霍尔特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并不少见。他们希望有不需武力支撑也能顺利运转的国际政府；仅仅是世界舆论，便足以让想要诉诸战争的“文明国家”感到羞愧。而换个角度看，这与其说是相信文明国家的自觉性，不如说是因害怕“国际政府”带来的压迫，而只能求助于世界舆论。

第二，在许多国联支持者那里，支持“世界联邦”的本意是为了避免更具压迫性的国际政府形态，因为它能区别于另外两种形式的国际政府：首先是消灭了成员国个性的单一政府，或“世界国家”（world state）；另外一个是“世界帝国”（world empire）。其中，后者尤其不能为国联支持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叙事中，世界历史似乎有一种基本的发展趋势，它一直在从小单位走向更大的单位，从部落、城邦、封建社会发展至民族国家，而通过武力征服变为压迫性的世界帝国似乎正是顺应着该趋势。正是为了避免此类可怕前景，才有必要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建立联邦实现世界的和谐。1

第三，一些小心翼翼的国际主义者不仅害怕世界国家与世界帝国，也害怕联邦。因此他们强调“邦联”而非“联邦”。例如，在1915年1月纽约市世纪俱乐部的讨论中，与会者达成一致，认为和平联盟应当是一个“各政府的邦联（confederation）而非联邦（federation）”。2 为减少“federation”一词引起的误解，有的国际主义者特别做出解释，将它区别于美国式的联邦政府。例如戈德斯密斯说，国联计划遭反对的原因之一是，“倘若这样一个联盟成为现实，它将会导致单一巨型联邦国家的建立”，会消灭国家个性。他回应道：“不要混淆了单一联邦国家（Federal State）和多个国家的联盟（Federation of States）……除非某种实行严格统一性的超国家从联盟中发展出来，对国家个性被消灭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我们现在建议的联盟更类似于现在的教会间联盟（federation of the churches），而非统一教会（church union），后者梦想着所有教派差异的取消。”3

一般情形下，federation与confederation分别指代“联邦”与“邦联”。但在这里的语境中，federal或union才更类似于美国联邦的结构，federation反而类似邦联。但不论意思在各自语境下如何变化，背后都反映了是某种康德式的自由联合观念在起作用，它害怕权力的压迫和整齐划一、缺失“自由”的世界。这也反映出建立国际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所遇到的困难：当一批国际主义者畅想建立国际联邦政府来消灭战争时，另一批国际主义者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地担心这个国际联邦政府权力过大，要消灭自由了。年轻的沃尔特·李普曼虽然也支持世界政府，但他在1915年指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世界政府）将会是当下诸国某种形式的联邦，但很可能根本不会是一个平等的联邦。它的中央权力可能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联盟，这个联盟统治着世界其他地区，这有点像普鲁士对德意志联邦的统治，或者英格兰对英帝国的统治。”4

李普曼这里所唤起的英帝国、德意志联邦的意象对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并不陌生，这也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先例，秩序与自由两种价值的竞争一直贯穿其中。事实上，在美国立宪期间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争论中，这种意义和价值的竞争已经充分展现了。正如反联邦主义者出于自由的考量，希望美国只是一个各州的联盟而非政府，许多一战前后的美国国际主义者也不希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府，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国家间的联盟。例如当时一位国际主义者兰道夫·伯恩说道：“国际组织应当是功能性而非政治性的，例如，它不应像执行和平联盟所建议的那样，去追求一个国家间的联邦（federation of states）……理想的状况是一个国家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 communism），而非一个权力集中的联邦主义。”5

因此，某种程度上，由于“国际政府”与“自由联合”的矛盾与张力，经过“意义的协商”，league最终成为当时相对而言最能被接受的词语。正如沃伦·屈尔所说，“只有少数支持者要求世界政府。甚至更古老的联邦观念也被放在一边，因为它意味着赋予政府的权威比多数思想家所想要见到的更大。因此league一词变得受欢迎起来”。6 同时，最初国际主义者们谈论的是“执行和平联盟”，新的国际机构也计划以此命名，但在讨论中“强制执行”（enforce）一词引发质疑，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也为League of Nations这一表达所取代。1

三、“国际协会”与“国际联盟”的语义分析

但即便league一词也只是临时的妥协，毕竟在它身上国际政府和军事同盟的含义仍然很明显。2 随着国联争论的白热化，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与哈定的“国际协会”之争便浮出水面。

事实上，威尔逊最早采用的词是“国际协会”。自威尔逊1914年私下谈论建立国联起，他在1916年5月的执行和平联盟大会以及1918年初向国会提出的“十七点计划”中，都说的是要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昆西·赖特曾提醒说，“直到此时，威尔逊都选择用association而非league”。3 威尔逊对“协会”一词的偏爱可能带有反传统军事同盟的含义。一战中，美国即使正式参战，与协约国也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同盟，因此严格来说双方不是盟友的关系，而是“协作国家”（associated power）或“同伴”（associates）的定位。4 美国人在提到对德作战国家时，也通常是用“同盟和协作国家”（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的表述。威尔逊对此也十分注意。1917年，威尔逊在给胡佛的信中就对食品署称协约国为“盟友”表示不满：“如果将allies一词换成associates，我将无比感激。”5

威尔逊为何开始转而采用“国际联盟”表述？他本人似乎并未提到这个问题。也许是他意识到，association不如league强有力。毕竟威尔逊明确表达过支持超国家政府。此外需注意的是，威尔逊具有两面性。在他身上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但又深受欧洲尤其是英国观念的影响。他最为推崇的政治家是英国保守主义者爱德蒙·伯克，最欣赏的政体也是英国的国会政体。尽管他声称反对任何军事同盟，但他所要建立的国联，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更大版本的军事同盟和国际政府。6

而当威尔逊采用league表述后，他的反对者却开始对association有了很大兴趣，并正如韦斯科特所抱怨的那样用它来反对“国际联盟”。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武力支持的“国际协会”，并将“自由”“自愿”等标榜为其原则。美国总统哈定及其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便是典型例子。哈定并非不可妥协派，但又比鲁特和洛奇等更保守。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同博拉一样，最初反对即便附加了“洛奇保留案”的国联盟约。但1919年11月，他为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在洛奇等人的压力下又决定投票支持。1920年8月，塔夫脱委员会还获得哈定一份支持国联的声明，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声明中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一种是大国间的攻守同盟……另一种是一个自由国家社团（a society of free nations），或自由国家协会（an association of free nations），或自由国家联盟（a league of free nations），是基于权利与正义，而非强权与私利，它不只是一个口头宣称维护和平的机构，而是如此组织，如此参与，从而使得真正达成和平成为可能……我们不应在乎它叫什么。我们可以叫它协会、社团或联盟，或者都不是。我们只在意内容，不在乎形式。”7

尽管哈定声称不在乎形式，但他更喜欢的表述似乎仍然是society与association，而league是一个有些勉强的选项，还需要在nations之前加上free一词，体现其自由国家联合体的含义。结合这里的语境，我们可以将他的所谓“国际协会”视作更加“自由”的“国际联盟”。

在更少顾忌的情形下，哈定还会强调“国际协会”是国际联盟的“竞争对手”（rival），是用来“替代”而非帮助国联的。而许多共和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包括鲁特1、洛奇、休斯、胡佛等，在试图对他施加影响，促使他有保留地接受国联时，也偏向于association。1920年，在共和党正式拟定的竞选纲领中，经过“不可妥协派”和党内国际主义者之间的相互让步，最终采用的名称也是“国际协会”而非“国际联盟”。2 诚如一些历史学者所强调的，19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并非像传统的说法那样，是一场关于要不要加入国联的全民公决，而更多体现着“国际联盟”与更有限的一种国际合作形式——“国际协会”之间的角逐。3

哈定要用“国际协会”来替代“国际联盟”的原因首先在于，他视国联为“军事同盟”，认为它不符合“自由”“自愿”的理念。他多次攻击威尔逊所建立的是一个“大国间的攻守同盟，将大国的意志强加给无助的小国”，是一个“掩盖在国联善意名号下的武装同盟”。4 他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屈从于这样一个军事同盟”。5 对他表示支持的《瞭望周刊》也声称，美国人民“准备好了加入纯粹自愿的国际协会，去定义和发展国际法，推动友好的伙伴关系。他们不愿意加入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它“不被任何欧洲的军事同盟所缠绕”。6 显然在“国际协会”的支持者看来，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国家协会”将彻底与军事同盟划清界限。7

哈定用“国际协会”取代“国际联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后者是一个国际政府，将会限制美国的主权和行动自由。他在一次演说中称，国联盟约不过是要建立一个“超级世界政府”，“美国在其中不会扮演任何角色”；“与其他协作国家共同去阻止战争，保存和平，促进文明，美国人民举双手赞成……但我们不可能做出承诺，在当前未知的情形下使用武力；我们不承认任何超国家的权威”。8 在1920年6月接受提名的演说中，哈定一方面声称“国际协会是美国人民的愿望和共和党人的承诺”，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会为任何一个世界委员会或军事同盟牺牲我们的权利”。9 从上述例子可见，association一词虽也有“联盟”之意，但这个“联盟”一般是基于自由国家联合的原则，而反对本质上是国际政府与军事同盟类型的“联盟”，因为二者都会损害美国的独立性和利益，当然也不利于美国的所谓“自由”。

哈定就职后，继续强调他的国际协会主张。1921年3月4日，在就职演说中，他声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与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联合在一起，与它们共同召开会议和相互磋商……去参与调停、妥协和仲裁的计划”。10 4月，他在对国会的演说中再次强调，“美国人的梦想——其实也是世界的梦想——是一个国际协会，它建立在正义和权利的贯彻之上，通过会议与合作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去阻止战争……在拒绝了国联盟约，并且向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宣布这一决定之后，我们并没有牺牲我们的希望和目标，即用一个协会去推动和平，我们也将最为热心地加入”。1

面对哈定的国际协会，有一些支持国联的报刊持积极态度，如《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均认为“国际协会”与国联实际上并不矛盾，它将是通向国联的一个步骤，或最终合并于国联，二者并非哈定所说的“对手”。2 还有杂志完全支持哈定，如《新共和》宣称“由哈定和休斯先生所提倡的国际协会”相比国联“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一个绕开国联的会议能够修正国联对中国、俄国和德国的不公正做法。英国著名小说家H. G.韦尔斯也是哈定“国际协会”的忠实支持者，他在1922年出版了题为《华盛顿与和平的希望》一书，书中收集了他为《纽约世界报》《芝加哥论坛报》撰写的29篇文章。他在序言中声称，这一系列文章记录了“国际协会”以及所谓“哈定理念”的出生与成长。他直言：“在威尔逊总统的‘联盟’之后，又有了哈定总统的‘协会’。参议员博拉对此颇为警觉，他打破了会议期间的沉默，宣布这个‘协会’只是‘联盟’的另一个名称。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与他不一样。协会和联盟在试图构建世界和平方面是相似的，但在每一个其他方面，在目标、范围和精神上，它们都是不同的方案。”3

四、“国际协会”的深层含义与命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际联盟”的实质与军事同盟、国际政府已颇为接近，而“国际协会”则更类似“自由联合体”，也可视作“自愿社团”向国际政治领域的投射。它进而牵涉四个方面的分歧，可简要概括为排他性与包容性、自由与专制、司法与政治以及弱制度化与强制度化的区别。

第一，排他性与包容性的区别。

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便对“国际联盟”的命名存在异议：“因为国际联盟本身是一个错误的命名——它在英语世界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不论是league还是nation，都不准确。League（包括人道和慈善组织）这个术语意味着一群狂热分子或热心者的共同行动，以对抗其他党派、团体或事业。它隐含着为了坚持某个特定原则或主义而形成的排他性；但是国联的内在观念却是它的包容性……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协会（all-embracing association），法语的‘国际社团’（Société des Nations）对此表达得更清楚。”4 可见齐默恩虽然支持国联计划，但他十分不满英语世界将国联理解成一个排他的军事同盟或国际政府，他更欣赏法语的“准确表述”。相比league，齐默恩对法语中的association和society更加青睐。

第二，自由与强制的区别。

齐默恩曾公开表明对卢梭强制性世界联邦的反对态度。他将参与起草国联盟约的法国代表拉罗德（Larnaude）引为知己：“（拉罗德）放弃了将国联视为是司法或政治（联盟）的努力……发现了对卢梭及其革命弟子们最为致命的、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所有这些不牵涉政府或政治，它是自愿主义的。它是建立在产生出自由协会和工会的原则而非政治基础之上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国联？它‘不是一个超国家’，而‘更近于一个协会或工会，或国家间的合作社团’。”5 与之相比，威尔逊所珍视的国联第十条包含着明显的强制性条款。在齐默恩眼中，威尔逊无疑是“卢梭的弟子”，但是“隔代弟子”，原因在于威尔逊更相信舆论的“强制”力量。6 H. G.韦尔斯在对比国际协会和国际联盟时，也指责国联是帝国主义的，特别是它的托管制度；他相信国际协会是反帝主义的，不会有托管制度这样的安排。7 当然，倘若说韦尔斯和齐默恩过于相信国家可以如“志愿者”一样主动去维护国际环境，无疑是过于理想化了；而哈定所指的自由，除了带有韦尔斯与齐默恩的理想外，事实上也暗含着维护美国的主权与行动自由、不愿受束缚之意。

第三，司法与政治，或海牙与巴黎路线间的区别。

不少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建立的是一个“政治联盟”，而他们的“国际协会”则是以世界法院、国际法编纂和裁军为主要特点，武力并不占主要地位——它走的仍是一战前海牙会议的路线。此路线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法律性质的“联盟”，试图通过更为完善的国际法和世界法院将各国绑定在一起。弗里德里克·林奇的折中之论也可印证这一点：“不论我们是保持当前政治性的国际联盟（political League of Nations）还是将之改为司法性的国际协会（judici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不论我们要建立何种解决机制，是世界法院、调解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除非欧洲国家能够彼此秉持善意，并且学会像一个友好共同体那样相处……那么将没有希望。”1 但并非所有国际主义者都如林奇这样热衷于调和。不少人对威尔逊另起炉灶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他背离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在1920年大选前夕，据《展望周刊》对全美168所高校校长的一项调查，许多人明确“反对进入任何基于政治考虑的国际联盟”，他们坚称“任何形式的合作运动……须建立在海牙计划而非巴黎计划，国际法院而非外交委员会之上”。2 美国和平协会的会刊原名为《和平倡导者》，在1920年国联斗争期间更名为《通过司法倡导和平》（Advocate of Peace through Justice），以表达其对法律的重视，以及对威尔逊政治性国联的不满。可见这里所说的“国际协会”是以国际法院为中心而非以行政院为核心、政治化的国联。3

第四，弱制度化与强制度化的区别。

不少共和党国际主义者只是将“国际协会”理解为国家间的合作精神和理念，而不太重视具体机构形式和制度化。他们声称，该“协会”并非常设机构，而只是为预防战争临时召开的会议，是用来取代国联的“国际会议组织”（conference of nations）。4 共和党1920年的竞选纲领中也说道：“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国际协会必须建立在国际正义的基础上，为维护公共权利规则提供渠道，必须通过发展法律和法院的公正判决，在和平受到政治行动威胁时，通过及时和普遍性的国际会议来加以解决，从而使那些承诺要维护公平公正的国家能够为了阻止战争而施加他们的影响和权力。”5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国际法院，也提到了“及时和普遍性的国际会议”，前者有专门的机构，而后者只是临时性的国际会议，并无专门机构（从“普遍”一词亦可以看出它的包容性）。

这样也可以说“国际协会”是以弱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了。1921年11月，美国召集了华盛顿会议，又在国内掀起了关于“国际协会”的讨论。《新共和》杂志随即发表题为《为什么是大会而非联盟》的社论，将其描述为一个绕开国联的、“更自由、更有弹性”的会议组织。6 《纽瓦克新闻报》将其视为“定期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它与国联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不组建任何政治机构”。费城《公共纪事报》（Public Ledger）则称，相比“我们经常谈论的‘国际协会’”，它更确切地说是“与他国合作（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s）”。7 总之，他们认为最能体现国际协会精神的是哈定政府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避开了国际政府和军事同盟的陷阱：它没有建立任何的组织机构，不仅没有建立新的军事同盟，而且解散了英日之间的同盟，是一个“完全自愿的国际协会”。

《独立周刊》在1921年一篇题为《同盟、谅解、联盟与合作》的社论中说道：“哈定总统尚未说清楚他的‘国际协会’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倘若我们从他召集此会议的行为来推测的话，那么他心目中设想的机构应当是国联及其盟约的对立面。我们认为这应当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某种机构；是一种发展观念的方式，而不是强加规则的工具。这次会议的成果是否体现在正式的条约或协定中并不十分重要。无疑不会有军事同盟，尽管作为会议协定的书面表达，四个大国之间某种形式的协议无疑会签署。”“这一会议最伟大的成就将不会是一纸条约，甚至不会是一个谅解。它的成就体现在通过将合法性和正义原则作为协议的基础，为国际法做出了贡献，使得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无视它。”1 《独立周刊》从热烈支持威尔逊的国联到对哈定的“国际协会”抱有期望，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不过从标题及内容也可以看出，作者部分认可了华盛顿会议就是“国际协会”。

韦尔斯在1922年谈到华盛顿会议时也这样说道：“几天前约翰逊参议员宣布，他从哈定总统那里得到了保证，目前不会有进一步举措，来建设一个有着明确组织机构的国际协会，但这些保证无法阻止思想和事件向这样一个谅解体系来发展运动，最终它即便不是在名义上，也至少是在事实上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协会。”2 韦尔斯相信，国际协会正是建立在像华盛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之上的，它不拘形式；相比较而言，国联太过僵化，而国际协会要灵活得多。

当然，它也为单边主义的权力政治大开了方便之门：华盛顿会议一方面进行大国间的协作和裁军，与英日等国签订了仲裁条约；另一方面则并没有正式的科层组织对美国进行限制，因此有利于美国自由选择其外交政策，避免过度与他国绑定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协会”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已经早于“国际联盟”被付诸实施了。我们也可以将国际联盟与国际协会分别对应为凡尔赛体系与华盛顿体系。

但国际协会又很难在华盛顿体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民主党的国联计划被挫败后，博拉等“不可妥协派”也对国际协会保持着警惕。博拉还一直设法在言谈中曲解哈定的讲话，贬低国际协会的可行性。他只是勉强接受1920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并且特意强调，哈定的立场是反对任何“国际联盟、国际协会、国际联合或国际同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ssociation， combination， or alliance）。3 哈定在192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有ready to associate的字眼，也让博拉感到非常焦虑。4 在参议院辩论中，当对手提出博拉是否知道哈定的原意是用国际协会替代国际联盟时，博拉诡辩道：“我完全清楚，参议员哈定说过他支持一个协会……但当他宣布，他反对任何协会、同盟或联盟，只要它损害我们政府在每一个危机事件中的绝对独立性，从而能自主行使其判断之时，就已经没有多少空间来支持协会了，我从不为此感到困扰。”5

华盛顿会议本是博拉提议召开的，但当它被与国际协会联系起来后，博拉迅速在1921年12月发出声明，指出国际协会是“改头换面的国际联盟”，区别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或盟约的国际联盟”；而这样可能比老的国联更糟糕，至少国联的权力是公开的，有成文的盟约作为其限制；没有“成文宪法”的国联会导致“外交官的小圈子关起门来”肆意行事。博拉进而警告，国际协会将导致英日同盟扩展为“英美日同盟”，也会导致英法美顺利建成保证法国安全的同盟，而这些至少在老国联之下是不可能的。6 《纽约美国人》杂志的通信作者菲利普·弗朗西斯则批评道：“休斯先生的国际协会在走向加入威尔逊先生的国际联盟的道路中，美国人民不愿参与这两者，或任何的国外同盟，或任何形式的纠缠纷扰（entanglement）之中。”7 另一位“不可妥协派”参议员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他简短而有力地回答道：“我只想说的是，任何纷扰同盟（entangling alliance）想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都将面临巨大的困难。”1

五、结语

卡尔·施密特曾批评英美使用的league一词，赞扬德语中的bund。因为在他看来，bund主要指代同质性、有边界的文化共同体，league则代表着西方主导的普世政治性组织，意味着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他经常不将“国际联盟”译为通行的Völkerbunds，而是称作Genfer Liga。2 这当然与他倡导的“大空间”（Großraum）概念是一致的。

施密特将league视作美国霸权的扩张和欧洲独立性的丧失，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美国实际上对这一霸权也十分踌躇。它选择游离于以国联为核心的凡尔赛体系之外，同时，华盛顿体系采取了弱制度化的形式，与哈定所提倡的association在精神上是一致的。league意味着与欧洲的正式深度绑定，而association更加自由、灵活和非正式。要让美国愿意被深度绑定，似乎需要使之在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拉美地区热衷于召开泛美会议，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局等正式的组织机构，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确立了在拉美的霸权。事实上，威尔逊也将国联视作“门罗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二战后初期的联合国、冷战至今的北约，也与之同理。而在无法取得霸权的时候，相对松散的association是更好的选择。华盛顿体系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联合国便是例证。

但文化身份也许对建立一个league同等重要。深度绑定的league固然能扩大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也意味着会成为弱小国家对抗美国霸权的武器。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接手欧洲霸权，与它一直以来对“旧世界”的排斥和不信任有很大关系。简言之，这个未知的league让其感到不适乃至恐惧。据詹姆斯·库尔思、王立新等学者的研究，美国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构建起“西方文明”领导者的身份，从而更深入地与欧洲绑定，形成所谓“安全共同体”。但美国在亚太和中东等地区则仍然倾向于双边的条约和安排，尽管它在这些地区的权力也有着绝对优势。按卡赞斯坦的说法，这是由于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文明”存在着偏见与歧视，认为它们没有资格与美国共处于高度一体化的多边组织中。事实上，古希腊的诸多league同样是由文化近似的政治体组成的，有初步一体化的组织机构。因此施密特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美国考虑与欧洲建立league，除了试图控制欧洲外，也是因为相对更认同欧洲文明。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个词的语义区分已不那么突出，但对于美国外交来说，league与association所代表的意义与价值分殊并未就此止歇。从实力上讲，美国的霸权优势会存在波动；从文化上看，美国例外主义在美国的公众和决策者那里仍然影响甚大，即便是对于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美国保守派中也不乏轻视的言论，而这也为association的外交路线提供了土壤。例如，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主动采取了league的做法，得到盟友的肯定；第二次则抛开欧洲盟友单独行动，备受责难。同时，有趣的是，美国国内推崇“大政府”的民主党，在国际上倾向于league；而推崇“小政府”的共和党，其“美国例外”的心态更强，对欧洲的负面看法更多，往往倾向于association。可见，同两党的斗争与合作类似，这两条路线在相互竞争的时候，也是互为补充的。

因此，即便是标榜“自由联合”的康德式“协会”，也无法脱离权力政治。著名政治学者华尔兹在深入考察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后发现，康德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冷峻的现实主义者。还有学者发现，康德在对权力的认识方面受霍布斯影响很大。3 归根结底，权力是“守恒”的，是任何国际制度安排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联盟”集体安全的色彩更重，更适合有核心国家且有着较为单一身份认同的地区；“协会”则更适合身份认同复杂的地区，须补充以更多的权力均势。而康德式的“协会”与卢梭式的“联盟”，尽管在短时期内相互冲突，但也可以被看成时间序列中两个不同的阶段。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缓慢形塑，以及不同文化的交融，主权国家或许会突然发现彼此深度“绑定”并非那么让人感到不适和恐惧，“协会”也能进一步转化为“联盟”，即便不是遥远的邦联或联邦。

The Debate over “Association of Nations” versus “League of 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

LIU Yiyong

Abstract： Warren Hard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ce public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use “Association of Nations” to replace Wilson’s “League of Nations” after World War I， which triggered a heated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olitics of naming” reflects the conceptual competition and value divergence among American political elites on the issue of world unity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context， “alliance” has more Rousseau-style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alliance” compared to “association”， with fewer Kantian ideal elements of “free association”. They also reflect the tension between exclusivity and inclusiveness， coercion and freedom， justice and politics， low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ro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lthough Harding’s proposal for “Association of Nations” was quickly forgotten， its brief appearance still reflected the power struggles and identity confusion encoun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ing from regional hegemony to world hegemony， and it anticip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wo contradictory yet complementary foreign policy lin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Key words： League of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中 "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