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善与阿普列乌斯如何书写韩舞？

2024年5月4日，在北京东南郊的一个影视拍摄地，120多名选手集中在一起，参加搜狐举办的韩舞翻跳活动。在此前两年的2022年5月初，我在成都弘大酒吧——这是当时国内少数专攻K-pop（生产于韩国的全球流行音乐，与韩国流行音乐是并行系统）的酒吧——接触到大量韩舞翻跳表演，深深被其气氛所感染。于是，我下定决心做一些相关的田野工作。当时的我已经读了不少基于现代舞实践的北美舞蹈理论（在美国被称为“批判性舞蹈研究”），也读了不少关于K-pop方面的研究。基于批判性舞蹈研究强调的作为身体语言的舞蹈是如何成为打破传统欧美启蒙主义话语下的身体-心灵二元论的有力工具，更基于K-pop研究强调的韩国流行文化如何挑战东西方种族秩序与文化等级，我不可避免地想到，我在弘大酒吧看到的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在实践中对欧美传统启蒙知识论及其背后的西方霸权文化的一种挑战。特别是联想到作为我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的古罗马哑剧舞蹈，我认为它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当代性与现实性。

关于哑剧舞蹈最系统的材料是公元160年至170年，一位来自罗马帝国统治下叙利亚的作家琉善（Lucian，用希腊语写作的叙利亚人，周作人翻译为“路吉阿诺斯”）写作的一篇对话，题为《论舞蹈》（De Saltatione）。对话呈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一名文人指责另一名文人，作为有教养之人不应该到剧院里和大众一起狂热地观看穿着华丽、带有女性气质的舞者的舞蹈表演。接下来，被指责的文人进行了长篇论述，强调哑剧舞蹈是书本知识外的另一种知识，成为哑剧舞者和成为文人演说家一样，都需要长篇记诵大量古代文化知识。最后，指责他的人被说服，并强调下次去看哑剧舞蹈表演，别忘记叫上他。[1]

我认为这篇对话记载的不仅仅是距今1800多年前的一件事，而是人类历史上对什么是流行文化、不同文化形式如何共存的一次深入思考。因此，当接触到成都发达的韩舞文化，促使我想做韩舞田野工作时，我意识到这是在效法琉善的《论舞蹈》，是用自己积累的书本理论知识去把握流行现象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就在2022年6月，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舞蹈学者吴周妍（Chuyun Oh）出版了英语世界的第一本关于韩舞的著作《韩舞：在社交媒体上粉自己》，通过对韩舞舞者的采访与研究，强调翻跳韩舞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这一结论与琉善《论舞蹈》里面的点睛之笔出奇相似，即观众观看哑剧舞蹈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而哑剧舞者扮演了观众镜子的角色。[2]

在这种非常理想化与书生气十足的情况下，我开始去舞蹈工作室学习、观看韩舞比赛与表演活动，希望在西南地区当代年轻人的实践里寻找挑战身体-心灵二元论的痕迹。尽管我是人文学训练出身，但由于读博期间读过相当多的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著作，对如何做田野工作有基本认知，也会在参与式观察与采访中不断调整、修正自己事先的一些看法，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我逐渐触及了韩舞翻跳活动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机制。

首先，教授韩舞的街舞工作室是一个资本化的空间结构，其背后是街舞完成了从礼物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以及舞者之间的阶层分化（成为老板与员工）。[1]而街舞工作室教授韩舞则是街舞工作室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化的一种反映，拥抱韩舞等同于拥抱新自由主义媒介文化。其次，主办韩舞随机舞蹈活动的商场，则非常希望通过韩舞活动引流，韩舞舞者以为在商场跳舞只是引起粉丝的热情，其实不经意间已经成为商场招募的情感劳动者，而组织韩舞的人员则成为一种劳务中介。再次，韩舞翻跳比赛成为前两者的一个交集点，韩舞活动中会有街舞工作室的舞团参赛，而比赛地点一般在商场。批判性舞蹈研究已经表明，“舞种”并不先天存在，而是舞蹈动作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交集的结果，舞蹈比赛则是某种“舞种”成型的关键一环。[2]最后，很多舞者参加舞蹈比赛与随舞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自己能被视频拍摄下来并放到网上，增加流量。

当然，在田野工作中的体会远比这些复杂，但以上是我总结出的几个关键点。因此，在2024年5月观看搜狐的韩舞活动时，我不会再为氛围所震撼。当相当多的舞者感谢搜狐为自己提供那么大的平台时，我不禁想到社会学家雷雅雯在《镀金的笼子》一书中对三种劳动进行了田野调查：流水线上的工人、外卖骑手、大厂里面设计外卖程序的程序员。[3]雷雅雯关心的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劳动如何变得复杂化。我看了这本书的第一反应就是，作者已经为研究中国流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指明了基本方向。也就是说，作者已经暗示了还存在第四种劳动，即和社交媒体结合的流行文化从业人员。而搜狐的这个活动已经表明，搜狐在以为大家提供平台为名，将韩舞舞者绑定。最有趣的是，作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在开场讲话时，表达了对K-pop风靡世界的了解。这意味着，我在读雷雅雯的书时设想的第四种数字平台下的劳工雏形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人就在现场。

如果不是我有两年的韩舞田野工作，总结出上述四个特点，我不会透过选手们感谢搜狐为大家提供平台、实现自己的话语迷雾看到其背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我的两年多韩舞田野工作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走出了琉善的《论舞蹈》与吴周妍《韩舞》一书设定的框架，进入政治经济学思考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批评。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大约与琉善同时期的另一位罗马帝国作家，来自北非的阿普列乌斯写作的小说《金驴记》（Metamorphoses）。该小说有对哑剧舞蹈丰富的描写，特别是对表演维纳斯、朱诺与密涅瓦比美时的舞蹈动作的详细描述。然而，在描写舞蹈动作的美感之前，作者专门强调了剧院里舞蹈活动的组织者：

我的主人一般是叫提阿苏斯，他家乡是科林斯，这是阿凯亚省的首府。在他的家世与阶层要求下，他层层官阶向上爬，成为五年任期执政长官。为了与他拥有持棒斧者的荣耀相匹配，他许诺为期三天的角斗表演且广泛延展他的慷慨。最后，在追求公共荣耀的驱动下，他还去了泰萨利，从那里购买最高贵的各种野兽以及最著名的角斗士们。[1]

按照阿普列乌斯的视野，在大众享受的声色体验背后，是刚刚成为希腊中部城市科林斯（Corinth）长官的人为了拉拢人心进行的政治考量，这也触及了罗马娱乐文化背后的赞助经济。罗马显贵们通过定期举办包括角斗、斗兽与哑剧等在内的表演娱乐活动，对民众进行影子统治（proxy rule）。尽管罗马娱乐文化的大众狂欢性呈现出不少当代流行文化的特点，但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这是其与当代流行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当然，阿普列乌斯能通过哑剧舞蹈带来的声色犬马体验看到背后的权力关系的视角与方法，和我能从搜狐韩舞活动中看到正在展开的平台数字资本主义关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琉善代表的是一种对流行舞蹈文化高度理解式同情视野的人文视角，这一视角并为吴周妍所分享，那么阿普列乌斯则代表着做流行舞蹈田野工作的另一种视角——政治经济学视角，这一视角在当代舞蹈研究领域，可以在人类学家埃蒂拉吉·加布里埃尔·达塔特里安（Ethiraj Gabriel Dattatreyan）的《全球性的熟悉：德里的数字嘻哈、男性气概与城市空间》（The Globally Familiar： Digital Hip Hop， Masculinity， and Urban Space in Delhi）一书里看到。[2]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秩序开始重组。在美国，从哈佛到斯坦福、从耶鲁到伯克利的学者教授们关注到K-pop的背后是大众文化的彻底兴起。K-pop兴起的本质既不是韩国的兴起，也不是亚洲的兴起，而是流行文化本身从民众茶余饭后的休闲开始进入主流文化，只是这一推动力刚好来自韩国（类似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正如大学尽管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但是如果没有19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德国兴起过程中建构出来的研究型大学体系及与之配套的中小学教育体系的话，大学还会只是社会的边缘性存在。我们不能将这套德国模式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这不过是一个多世纪的事情，而流行文化及其背后的文化工业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彻底兴起，会不会取代大学及义务教育体系，需要时间的考量。但至少今天在韩国，很多青少年已经将成为娱乐公司练习生及之前的训练作为上大学的另一种选择。我认为，这种选择具备世界历史的指向性意义。

我的韩舞田野工作似乎再次说明：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罗马帝国曾经拥有的那个大众娱乐时代，又在21世纪的社交媒体时代与数字资本主义下实现了更高阶段的复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构视阈下的中国新时代文艺评论研究”（22VRC09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艾士薇：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 溪：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魏 晨：日本国立岐阜大学地域科学部助理教授。

吕政慧：名古屋大学博士生。

何彦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士后。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