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思想意义新解

摘 要 《晏子春秋》以故事的形式记录了春秋时代齐卿晏婴智谏、勇谏的思想言行。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普遍把它视为“记叙文学类”作品，甚至认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实，该书对晏子事迹的记叙虽具有文学性，但并非文学作品；具有传奇性，但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判然有别。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是对该书价值的莫大误解。该书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晏子的思想。晏子民本、仁义的主张，是孔子创立儒家仁学的重要资源；晏子兼爱、节俭的主张，开墨家思想先声；晏子重人轻神、顺神合民的主张，恰恰是周代思想界人本特征的证明。作为一部子书，《晏子春秋》的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以周代人本启蒙的独特视角，系统分析阐释《晏子春秋》的思想结构及其实践，对于认识周代思想史特征、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晏子春秋》；重人轻神；周代特征；民本仁义；儒学资源；兼爱节俭；墨学先声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齐卿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书。现在流行的《晏子春秋》经汉代刘向编订，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每篇由几十个故事构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归为“史部传记类”。据此，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普遍把它视为“记叙文学类”作品，甚至把它当作“我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把它视为“史部传记类”尚可，视为“记叙文学类”作品或“短篇小说集”就不当了。该书对晏子事迹的记叙具有文学性，但并非文学作品；具有传奇性，但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判然有别。作为晏子的言行录，该书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晏子重人轻神、顺神合民、仁爱节俭的思想主张，不仅是孔门儒学、墨家学说的先声，也是周代思想界人本特征的重要证明，其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是对该书价值的莫大误解。

晏子（前578年—前500年），名婴，字平仲，春秋末期齐国人。其貌不扬，才智杰出。父亲为齐国国卿。父死，继为齐卿，事奉灵公。灵公昏聩，因试图废嫡立庶遭到崔杼等权臣的阻挠，两年后气绝而死。继事庄公。庄公“陈武夫，尚勇力……而婴不能禁，故退而野处”。最后因与扶他上位的权臣崔杼的老婆私通被杀，总共在位只有五年。继事景公。景公是庄公之弟，在庄公死后被崔杼拥立。与庄公“乐节饮食，不好钟鼓”不同，景公恰恰是个“穷民财力，以羡馁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的主。但同时，景公也一直有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时刻不忘做个像桓公一样的能容谏纳谏的贤君霸主，所以晏子才能够受到景公重用，终生事奉景公40多年。这当中景公曾经因为受不了晏子的讽谏，冷落了他七年，但最后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晏子一生事奉三君。《晏子春秋》记载的是晏子从“国之安”的角度辅佐三君、诤谏三君的故事。由于晏子事奉景公的时间最长，所以书中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晏子与景公之间。景公不断出现问题，晏子不断加以讽谏，景公屡屡接受改正，展现了晏子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勇谏智谏的诤臣形象和全心全意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忠臣形象。

一、忠臣、贤臣之“一心”：和而不同、纳善于君

晏子事奉三君的“一心”是“欲其国之安”的忠心。大臣对君主是不是具有忠心，不能从对君主是否言听计从去衡量。由于君主可能失德犯错，背离国家利益的大局，所以和而不同，直言君过，纳善于君，恰恰成为大臣忠心的最真切的表达，也是“忠臣”“贤臣”“良臣”应当奉行的行为原则。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共识。如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史黯辩论什么是“良臣”：“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早晚讲述善恶成败的事迹给君主听）。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1]战国时期的荀子总结道：“逆命而利君谓之忠”，“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从道不从君”，是对“忠”的最好的解释。晏子对“忠臣”的理解，与史黯对“良臣”的理解、荀子对“谏臣”的理解相似。

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哗）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晏子关于“忠臣”的理解有多项要求，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刻下以谀上”“不与君行邪”“顺则进，否则退”。一句话，就是不做弄臣、谀臣，不拍君主的马屁，不事事处处附和君主，而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角度建言献策，维护君主、帮助君主。所以晏子提出了“忠臣”的定义：“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就是说，“忠臣”的忠，在于平时辅佐君主时及时提出正确意见，帮助君主在正道上行走，而不在于君主落难时陪他受难，因为这个“难”是他不听正确的诤谏意见的结果，咎由自取。

在肯定“忠臣”的同时，晏子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尚“贤”。晏子曾一再向景公建议“举贤以临国”。这个“贤臣”的“贤”，与“忠臣”的“忠”是一致的，与从保护个人私利出发，明知错误也附和君主的“阿谀之臣”迥然不同。这些贤臣正是治国之宝。如何“知贤”呢？“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君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如何“用贤”呢？“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关于尽忠尚贤，晏子提出了几个重要主张。

一是主张大臣对待君主“和而不同”。“和”指在国家安危的大方向、大局上与君主的利益保持一致。“不同”指君主的意见和行为出现失误时及时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君主拾遗补漏，往正确道路上保驾护航。景公贪图享乐，谀臣梁丘据跟得最紧，事事处处附和景公，与景公保持绝对同一。景公很喜欢他，多次在晏子面前称赞：“据与我和夫！”晏子进言：这不是“和”，只能叫“同”。忠臣对君主采取的态度是“和”而不是“同”。“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现在君说甘，梁丘据也说甘，是“所谓同也，安得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正如美味是各种味道的调和、美妙的音乐是各种音符的组合，祥和的政治也应当是各种意见的综合。如果大臣与君主总是用一个声音说话，政治的和谐安定就无以为继。

二是主张宽政，鼓励民言。既然君主的肯定与否定意见有可能是错误的，君主就不应当禁言，而不仅应当允许近臣纠错，而且应当鼓励百姓进言。禁止民众发表思想言论是很难做到的：“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禁言的结果最终对君主是不利的、有害的：“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吾谓之喑，上无闻则吾谓之聋。聋喑，非害国家而如何也！”“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拒而不受者哉！”“下无直辞，上有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英明的君主莅国治民，是思想宽松、允许民言的：“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而“下多直辞”，“是君之福也”。晏子是这么要求君主的，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晏子用高纠治家，多年勤勤恳恳，但晏子最后辞退了他，理由是：“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也，吾是以辞之。”

三是主张忠臣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计个人得失与进退。“顺则进，否则退。”所谓“顺”，即与君主关系处于调顺状态，君主比较认可自己的意见。这时就建言献策，直言君过，纳善于君。如果与君主关系处于不适状态，自己的意见屡屡不被君主认可，就干脆辞官退隐，千万不可为了俸禄而贪位恋栈。对此，晏子屡有所言。“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欺）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晏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庄公“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婴言不用，愿请身去”。于是交财于公，“徒行而东，耕于海滨”，直到庄公被杀。晏子曾说：“言不用者，不受其禄……吾于庄公行之矣。”景公时，有人打晏子的小报告：“废置不周于君前，谓之专；出言不讳于君前，谓之易。专易之行存，则君臣之道废矣，吾不知晏子之为忠臣也。”公以为然。晏子入朝，景公脸色很难看。晏子回家后即装好行李，让人带信给景公，辞而不为臣，退而穷处，东耕海滨。直到七年后景公认错恳请，他才重新回来任职。景公晚年，以为去日无多，为及时享乐，“春夏游猎，又起大台之役”，晏子谏而无效，又抛出辞官的杀手锏：“臣闻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将逝矣。”逼得景公只好改弦更张，收回成命。

四是主张忠臣“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保持臣民的尊严和独立人格。君为臣纲，君贵臣卑。这个礼教规范晏子是承认的。但臣民也有自己的尊严、原则和人格。“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这个臣子的选择权就是：“君顺怀之，政治（和也、安也）归之。”不仅“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而且“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他也是这么做的。庄公尚武好色，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最后被崔杼等人杀害。晏子并不赞成崔杼弑君的做法，但也没有陪同庄公一起死，而是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早已离开庄公远避了灾祸。崔杼杀死庄公后，晏子立崔杼之门，从者问：“死乎？亡乎？归乎？”晏子说：“吾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崔杼见到晏子后也问：“子何不死？”晏子毫无愧色：“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臣子不是君主的奴婢，君主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死，咎由自取，臣子不必陪葬，也不必逃亡，他完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鉴于庄公的教训，景公曾问晏子忠臣如何事君也。晏子明确回答：“有难不死，出亡不送。”由此，晏子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汤武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仁义之理也。”“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如果君主失道，臣子高举“仁义”“礼义”的大旗动用军事手段、革命方式讨伐、推翻他，也称不上“逆”，而是正义的举动。《晏子春秋》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景公游于麦丘，见到守边的老人，与之攀谈起来，让他说几句祝辞。老人竟然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大怒，说：“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五是指出“君僻臣从谓之逆”，将从私利出发讨好君主的“谄谀之臣”比作危害国家的“社鼠猛狗”。这些谀臣“观上之所欲，而微为之偶，求君逼迩，而阴为之与”，“求上采听，而幸以求进”。《晏子春秋》批评的“谀臣”，有梁丘据、裔款、会遣、艾孔等人。景公游牛山，叹生命无常而流涕，梁丘据、艾孔也陪着哭泣。景公久病不愈，要杀太史、太祝取悦上帝，梁丘据、会遣就附和说好。景公好女色，梁丘据就将能歌善舞的歌伎秘密介绍给他，致使景公多日不理朝政。景公好玩乐，梁丘据、裔款就给他造出奢靡的宫室，怂恿他穿戴千奇百怪的衣服帽子，“被发乱首，南面而立”。景公好饮酒，深夜叫晏子、司马穰苴作陪，遭拒后，来到梁丘据家，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热情陪盏。正如景公所感叹的：“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在所有谀臣中，梁丘据做得最地道，深得景公欢心。晏子极力讽谏：梁丘据“营君以邪”，何不去除？但景公一直宠信梁丘据，死后还要厚葬他，说他“忠且爱我”。晏子指出：“事君之道，导亲于父兄，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诸侯，谓之忠。”“臣专其君，谓之不忠。”“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维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皆君之有也，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据之防塞群臣，拥蔽君，无乃甚乎？”

二、人神关系：重人轻神、顺神合民

晏子凭着“纳善于君”“陈过而谏”的“忠臣”之心，帮助景公提出了哪些政治主张呢？

首先在人神关系上，君主要重人事轻祭祀，将主要的精力、工作的重心放在人事上。这是一个大方向。

夏商神灵至上。到了春秋时期，神灵观念依然存在。晏子并没有否定神灵观念，但认为神灵作用的范围并不那么大，自然界许多异常现象都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与神灵并无关系。比如景公出猎，一次上山见到虎，下水见到蛇，以为是神灵显示的“不祥”之兆，咨询晏子寻找对策，晏子则告诉他不用惊慌：山是“虎之室”，泽是“蛇之穴”。来到虎之室、蛇之穴见到虎与蛇，“曷为不祥也”？有些自然现象，神灵其实是无法改变的。比如地动现象就是如此。神职人员号称“臣能动地”就是明显的欺骗。实际情况是，人（太卜）“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神灵的作用和力量并不像原来人们说的那样大，在神人关系上，重要的是把利民的事情做好，获得臣民的拥戴对于社稷的安康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对于不能否认的神灵的存在，晏子诚然不反对祭神顺神，但主张“顺神合民”，使“神民俱顺”，将“顺神”之举最终落实到“合民”行动上。一次景公大病，“欲具珪璋牺牲，令祝宗荐之乎上帝宗庙”，以此求福。晏子谏云：“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顺乎神。节宫室，不敢大斩伐，以无逼山林；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逼川泽；祝宗用事，辞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顺，而山川纳禄。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宫室，多斩伐，以逼山林；羡饮食，多畋渔，以逼川泽，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禄。司过荐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在晏子看来，景公为满足自己的享受，对自然大张挞伐，取用无度，已导致民怨神怒。这时再让祝宗人员向神灵祈福，不是自相矛盾、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愚蠢之举吗？悦神求福的唯一方法，是收敛自己的行为，多做体恤百姓疾苦之事。又一次，景公患疟疾，久病不愈，欲诛祝史谢罪上帝，求得神灵庇佑。晏子指出：如果您认为祝史的祈祷灵验，那么臣民的诅咒也有用。由于大王疏远忠良，“近臣嘿，远臣喑”，导致民怨沸腾，“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再者，如果“上帝神，则不可欺”，巫祝人员应当把您的过失向上帝直接说出来，否则有“欺上帝”之嫌。如果“上帝不神，祝亦无益”，所以怪罪祝史是没有道理的，滥杀无辜的祝史不仅不能祈福，反而会带来亡国的灾祸。

同时，晏子根据当时“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的社会共识，指出天意就是民意，神以人的道德为转移，总是庇佑、降福有德者，从而鼓励君主多做有德的善事。景公十七年，在楚巫的劝说下，景公命百官在牛山举行盛大的斋祭仪式祭祀五帝，祈求神灵降福，成就帝王大业。晏子指出：“君之言过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是故天地四时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顺而不乱，德厚行广，配天象时，然后为帝王之君、明神之主。”而景公“政乱而行僻”，怎能求得“五帝之明德也”？“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轻身而恃巫”，景公“弃贤而用巫”，怎能求得“帝王之在身也”？一次齐国久旱，景公使巫祝占卜后，准备祭祀山神、河神。晏子指出“不可”，山神、河神也想下雨，“祠之无益”。唯一的方法，是君主从享受的宫殿里出来，“野居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这样才能“幸而雨乎”。这当然有不科学的成分，但晏子的重人君道德修养的用心昭昭可见。

彗星，古代认为是亡国之象，所谓“有彗星者必有亡国”。一天夜里，景公梦见彗星，第二天问晏子可否“召占梦者使占之”。晏子告诉他占梦没有用，梦见彗星是对景公失德行为的告诫。如果景公在搜括民财满足享乐方面不加收敛，比这更坏的凶象还会出现。“君居处无节，衣服无度，不听正谏，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使民如将不胜，万民怼怨。茀星（彗星的一种）又将见梦，奚独彗星乎！”又一个傍晚，景公目睹彗星，召人举行禳灾仪式。晏子说禳灾仪式不管用：“此天教也。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故诏之妖祥，以戒不敬。”唯一的消灾办法是“设文而受谏，谒圣贤人”。如果“嗜酒而并于乐，政不饰而宽于小人，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人，何暇在彗，茀又将见矣！”古人认为，火星也是不祥的天象。景公之时，火星出现于齐野这个地方，“期年不去”。景公认识到这是“天罚”的征兆，问晏子哪个国家要承担灾殃。晏子告诉他是齐国。因为你齐君“为善不用，出政不行，贤人使远，谗人反昌，百姓疾怨”，所以“荧惑（火星）回逆，孽星在旁”。去除灾星的根本途径，是“去冤聚之狱，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财，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

要之，“世治政平，举事调乎天，藉敛和乎百姓；乐及其政，远者怀其德，四时不失序，风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赞，地长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伪。此圣人之得意也”。通过敬人事、顺民意，达到天地谐顺、神灵降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神灵的和谐相通，这就是晏子的政治理想。

三、行善、民本、仁义、礼教

在对天、地、人、神的兼顾中，晏子更重视人事的努力。而人事的努力归结到一点，就是行善。他提出“善”这个君主努力的大方向，指出君主只有凭借“善”而不是武力，才可以称霸诸侯。“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故诸侯并立，善而不怠者为长。”

君主的“善”行，集中表现在对待臣民的态度上。晏子继承夏禹“民为邦本”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以民为本”的口号。什么是善恶的“善”？什么是正义的“义”？对民众的仁爱，就是最大的“善”、最高的“义”。“义谋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因此，“行善”“度义”与“因民”是一体的。君主“行善”“度义”，最终就落实到“因民”上，这就叫“以民为本”。

春秋末期，诸侯兼并，礼崩乐坏。尧舜禹汤之道及周代的礼教德治遭到破坏。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废。”于是晋国的贤臣叔向也困惑了：在这个时代，执政者面临“正行而遗民”或“持民而遗道”两种选择，到底怎么办？他向晏子请教。晏子仍然守卫着夏禹提出的“民为邦本”传统，强调在新形势下仍然必须“以民为本”：“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执政者只有用道义、正行才能赢得民心、掌控民众。因此，晏子反对不义的兼并战争，反对靠不义的战争称霸诸侯。“强不暴弱，贵不凌贱……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兵，为众屏患……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君主“威当世而服天下”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品行”。“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不仁而攻义，适得其反。“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于是，“仁义”的旗帜被高高举起来。在诸侯兼并的乱世中，“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叔向继续向晏子讨教。晏子的回答是：“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于是，“以民为本”又落实为“爱民”之“意”与“乐民”之“行”。

君主的“爱民”“乐民”，是在正确处理君利与民利的相反相成关系中实现的。它要求君主为照顾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克制自己的奢侈享受，使人民大众能够安康快乐。“为君节养其余以顾民，则君尊而民安。”贤君治国，“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从欲以劳民”，“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

晏子主张君主必须“爱民”“乐民”，然而事实上，他所事奉的景公养尊处优、享乐成性，好酒好色、“骄泰奢侈”，而且不知百姓冷暖，想不到百姓安危，轻罪重罚，滥杀无辜。对此，《晏子春秋》有许多记载。“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后发。”“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梁丘据扃入歌人虞……以新乐淫君”，“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景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又为长庲之役，二年未息；又为邹之长涂。”雪下了三日，百姓大寒。景公在宫殿内穿着狐毛大衣，却感叹“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大宫室，美台榭，以辟饥渴寒暑。”“穷民财力，以羡馁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絇，其长尺，冰月服之，以听朝。”“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但却不能惠及天下饥民。“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景公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甚至因为喜欢槐树，下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如此等等。对此，晏子从民本的思想和爱民的情怀出发，屡屡加以谏阻。

景公筑高台，台成后又欲铸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既筑台矣，今复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非所以君国者。”

景公请晏子饮酒，器具每次都换新的，费用不够就加重赋敛。晏子谏曰：“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景公的宠物狗死了，令用棺材下葬，并举行祭礼，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晏子谏曰：“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而乃以为细物，君其图之。”

晏子对于景公的规谏，为了恪守君臣之礼，一般是机智委婉的，体现了一位智者的形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晏子是机智擅辩的。至今传说的“橘变为枳”的故事就出自晏子之口：“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他把这种机智擅辩运用于对君主的劝谏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受人追捧的纵横家的风范。

有时，情况紧急，无法委婉规劝，晏子就给予直接的批评。如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又如：“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今君税敛重，故民心离；市买悖，故商旅绝；玩好充，故家货殚。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备于侧，毁非满于国，而公不图。”

晏子主张执政为民，但又反对讨好、迎合民众身上的劣根性。《晏子春秋》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景公使晏子为东阿宰，三年，毁闻于国。景公不说，召而免之。晏子谢曰：‘婴知婴之过矣，请复治阿，三年而誉必闻于国。’景公不忍，复使治阿，三年而誉闻于国。景公说，召而赏之。景公问其故。对曰：‘昔者婴之治阿也，筑蹊径，急门闾之政，而淫民恶之；举俭力孝弟，罚偷窳，而惰民恶之；决狱不避，贵强恶之；左右所求，法则予，非法则否，而左右恶之；事贵人体不过礼，而贵人恶之。是以三邪毁乎外，二谗毁于内，三年而毁闻乎君也。今臣谨更之，不筑蹊径，而缓门闾之政，而淫民说；不举俭力孝弟，不罚偷窳，而惰民说；决狱阿贵强，而贵强说；左右所求言诺，而左右说；事贵人体过礼，而贵人说。是以三邪誉乎外，二谗誉乎内，三年而誉闻于君也。昔者婴之所以当诛者宜赏，今所以当赏者宜诛，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贤，乃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这说明，民意的表达并不都是正确合理的，有时恰恰相反。人民群众目光短浅，唯惠是怀，唯利是图，具有劣根性，这是中国古代的一贯看法。晏子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主张执政者要承担“教民”的责任：“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财，无亏之以利；立于仪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劝从其教也。称事以任民，中听（听讼、判案）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实，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爱民为法，下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遗，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在执政者教化民众的过程中，“礼”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晏子反复强调“礼教”。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君子与庶人的根本区别。“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礼”也是治理国家、教人做人的根本法则。“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礼教法则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姑妇五伦之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恪守礼教法则要从上做起，上行下效。“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晏子不仅告诫景公守礼，本人也是礼的身体力行者。对于景公让他这样一位“社稷之臣”、朝廷重臣“进暖食”“进服裘”的使唤，晏子以不合礼为由，明确拒绝接受。

四、反对奢侈，崇尚节俭，严以自律

社会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君主享用多了，百姓享用就少了。民本学说从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出发，主张君主爱民、利民、乐民，克制自己的享受，所以节俭成为晏子对君主生活方式的自然要求。晏子指出：“厚敛则民散。”“节俭，众民之术也。”崇尚节俭，必然反对奢侈。这是一种主张的两种表现。《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景公命人将路寝之台造得高大无比，自己攀登时很累，很难登上顶，于是发火说：“孰为高台，病人之甚也？”晏子说：这是您“使人高之”，不要怪罪造台人。“古者之为宫室也，足以便生，不以为奢侈也，故节于身，调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卑狭者有罪，高大者有赏，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殚乏矣，而不免于罪，婴恐国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有一次，景公打算用“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的方式使诸侯朝服。晏子谏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若其衣服，节俭而众说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且古者尝有衣挛领而王天下者。其义好生而恶杀，节上而羡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归其义。古者尝有处橧巢窟穴而不恶，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归其仁。及三代作服，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洁，而不害于动作。服之轻重便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雠。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反对奢侈、崇尚节俭的实质是主张财富的拥有者分利于民。据此晏子重新解释了“啬”“吝”“爱”的涵义，指出“啬”是分利于民的节俭美德，“吝”和“爱”则是守财奴式的“小人之行”：“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啬；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啬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

晏子要求景公节俭，自己也践行节俭的生活原则。他不是嘴上讲一套、行动上另一套的伪君子，而是他提倡的俭以待己、厚以待人的“啬者”、典范。晏子是三朝重臣，景公时位居相国之尊，但他的衣食住行却极其俭朴，以至于左右大臣都看不下去，景公也十分心疼。大臣向景公呼吁改善晏子的生活，景公多次赏赐财物甚至食邑，但都被他谢绝。景公屡屡赏赐而晏子屡屡不受，使得景公不得不拿出先辈管仲接受桓公厚赏的例子来激将、说服他，但晏子仍然坚辞。他说管仲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个缺点，即对财物看得太重。正是在这点上，他不能向管仲学习：“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

儒家从爱民利民出发也讲节俭，但并不赞成像晏子这样位居卿相而粗茶淡饭、粗衣驽马地对待自己，因为这有违礼仪文饰的要求和规范。正是在这点上，晏子的节俭主张成为墨家思想的先驱。

晏子之所以如此尽忠自律，与他关于君子修养的思想密切相关。《晏子春秋》虽然大部分谈的是政治学说、外王之道，但在古人看来，外王本之内圣，个人的“行道”修养是根本，至关重要。“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则正，不可以正则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伦；其曲也，不失仁义之理。道用，与世乐业；不用，有所依归。”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顺则进，否则退”的原则，正是这种修身之道、君子之道的实践和应用。如何提高君子修养呢？晏子指出：“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溪盎（明察）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跧，卑曲），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疲，无能），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义也。”

晏子的道德自律，不仅体现在财富方面，也突出体现在女色方面。他位居卿相，却力戒“见色忘义”，一直与老妻相伴。晏子之妻又丑又老，连景公都看不下去了，一次到晏子家喝酒，主动提出把自己的爱女下嫁给他，但晏子再拜以辞，坚决婉谢。听说晏妻年老色衰，民间一女子主动托身于晏子。晏子不但没有接受，反而由此反思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检点。

晏子的道德修养，令他的政敌梁丘据也“自患不及”：“吾至死不及夫子矣！”孔子比晏子小20多岁，曾与晏子有过交集。起初听说“晏子事三君而顺焉”，“疑其为人”，到齐国时“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后来了解到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便认为晏子可为“吾师”，通过宰我向晏子致歉，最后会见了晏子，向他讨教。晏子以忠心事君，经常向君主提出批评意见，孔子说：“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谓欤！”“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相传晏子使鲁，仲尼命弟子往观，向晏子学习君臣之礼。可见，孔子的思想明显受到晏子的影响。孔子的“和而不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乃至礼教学说等，都可以从晏子的论述中找到源头。晏子不仅影响了孔子，也影响过墨子。墨子曾经评价晏子：“晏子知道。”这个“道”，既指“为人”、利他之道，也指进退之道。墨子兼爱思想的形成，晏子的“为人”之道看来是一大来源。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19FZXB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祁志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牛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