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 · 记忆 · 形象：《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国庆叙事研究（1997—2022）

摘" 要：国庆节是香港重要的法定假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便坚持“爱港者治港”的方针政策，以“私人”与“公共”的互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完成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力宣展，共同构成、补充25年来香港文学国庆叙事的另一面向。国庆叙事通过仪式共享和文化再造，既强化了地方认同、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国家建设、主体回归、文化记忆等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也进一步表征了回归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呼应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

关键词：香港文学；文艺副刊；国庆节；文化记忆；《大公报》；《文汇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4）5-0027-10

如何在政治节日中构筑与国家形象相协调的文化表达方式？如何弥补因百年殖民而中断的家国想象？作为公共舆论的文艺副刊如何以阅读空间的构建、编者与读者的互动等完成国庆叙事？如何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问题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场域而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意义。日本英国殖民扩张与统治的失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香港回归祖国，这些发生在20世纪中、下叶的结构性历史转折，无疑是香港的重要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对于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而言，1997年香港回归①对其的意义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同样重大和深远。“九七回归”成为香港人命运改变和文化心态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心理拐点。“我”是谁？如何讲述自我？如何探寻身份？香港的未来将走向何方？焦虑、怀疑、期待、振奋等等复杂的情绪交织混杂，笼罩在港岛上空。从报纸刊物等隐而不彰的媒介体系角度分析和探索九七后香港国庆叙事，正是还原历史现场、梳理发展脉络的重要切口。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不断调整写作方式、审美习性和主体想象，努力抵达国庆叙事的理想状态。两报国庆叙事的多面性、复杂性与敞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香港文学自身的混杂与丰富。

一、仪式：“私人”与“公共”的互训

据《香港法例》规定，香港的法定假期共有13天，包括法定假期在内的公共假期共有17天，可按节日主题分为农事、宗教、庆贺、纪念四类。在香港的公共假期中，国庆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是“唯二”的政治节日，也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才设立的法定假日。1997年

—1998年，10月2日作为国庆日翌日，也属于公众假期。自1999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新增劳动节及佛诞日为公众假期，同时取消国庆日翌日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维持每年公众假期的17日之数。

但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10月1日虽不为港英政府所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却依旧在民间拥有众多的拥趸，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逢五逢十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纪念传统。每到这天，港人都会在中环、维港、铜锣湾等地自发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国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行”的横幅张贴在银行、酒楼、影院等公共场所周围，成为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尤其在1997年，港英政府特意将“英女王寿辰”假期推迟到6月28日—30日，与7月1日—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和香港回归纪念日翌日相连。于是，在香港中环的马路两边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头是汇丰银行，一头是中国银行，一个是英资，一个是中资，一边是英国女王的“私人”寿辰②，一边是香港回归的公共仪式，香港的政治节日仿佛从开头就充满了“私人”与“公共”的互训、纠缠和牵扯，而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象征：女王的生日结束了，新香港的生日开始了，全体中国香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昭示个人身份的公共节日开始了。国庆在被公共化、被政治化的同时，也成为私人情感最重要的一个对象物、一个载体。香港回归后，作为中国香港人，香港市民可以合法、合理、合情地庆祝10月1日这个国庆节。而除了带有收编与抵抗双重悖论的“英女王寿辰”外，更为吊诡的是，在九七回归之前，双十节时常被分裂势力鱼目混珠地进行公开或地下的庆祝。10月10日作为假期曾在香港历史上短暂存在过③。1950年后，原本作为香港公共假期的双十节被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所替代④。“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九七回归前香港街道上独特的风景线。这也使得香港的国庆节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三方的拉锯，这种拉锯直到1997年国庆节以法律的形式在香港确立才得以真正结束。当然，其间的力量强弱、起伏、消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⑤。但在香港，作为文学公共领域的国庆叙事纯然地脱胎于新中国成立这一公共话题。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发生了，国庆节不仅是作为政治节日被庆祝，也作为私人情感的寄托被召唤。它召唤的不仅是国家的主权，同时也召唤自我的身份确立，就是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建构（Identity Construction）。国庆叙事既成为文学书写，也成为民族书写。这是香港式的“对倒”。但政治仪式、政治人物、政治庆祝在《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副刊中不是粗放式的简单镶嵌，而是书写出充满鲜活、生动、质朴甚至不乏热烈的多元化场域，凝聚着港人赤诚浓烈而又无比自豪的生命写真。

在我们的印象中，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不过，这一天举行的是中央政府成立的盛典，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城楼上宣布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但1949年10月1日作为共和国的“开国”记忆被确立、固定，也更强调了它所具有的仪式、庆典和节庆的意味。国庆节和主席讲话、阅兵仪式、群众游行相关，是公共的庆典，也是个体的狂欢。但英国相反，国王的私人生日成为了公共的庆典。它的国庆日是国王的生日，并随着王位更替而变动。彼时伊丽莎白女王的生日为4月21日，但由于伦敦的四月天变幻莫测，因此英国王室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英女王寿辰”（Birthday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和中国的国庆节相比，英国的国庆更具有王室“一己之私”的意味。

在两报的文艺副刊中，《大公报·大公园》的连广宇、苏生与《文汇报·笔会/采风》的思旋无疑是最为诚挚的书写者，正好也可以代表国庆叙事中的两种方向和类型。前者以自创诗词为庆，可以说到了热烈喷涌、不顾一切的地步，“祖国万岁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同声欢呼”⑥。后者起初略带有对九七的迷惘与思考，后转向琐碎日常中的节庆欢喜，“心情好唔错”。以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两报文艺副刊为例，《大公园》刊载了苏生的《踏莎行》《鹧鸪天》两首词与两首无题律诗，《文汇报》刊载了思旋的《国庆快乐》。前者豪情万丈，后者温馨日常。

踏莎行⑦

五岳呈祥，三川兆福。九州十月流芳馥。五星擎帜耿春秋，红旗应节长风舞。科技兴邦，文明致富。扬眉吐气通天路。人才辈出展雄风，依仁睦里丰碑树。

国庆快乐⑧

……天气变幻莫测正如同投机市场一样，令人摸不透……过了中秋，又迎国庆。回归祖国十年的香港，今年度五十八周年共和国华诞特别有意义。今年经济好，心情自然好……

无论是何种叙事方式，诸多直接的节庆书写都直观地披露了部分港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从国家庆典到文娱活动，再到校园游艺、私人庆祝，原本抽象的国家发展与具象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从“在场”到“沉浸”，民众以国庆节为中介，将个人的喜悲固定在政治仪式中，拼贴公共与私人，进而营造出一种“祖国是培育我的母亲”⑨的参与感。在两报的国庆叙事中，中国人身份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稳定、个人条件的改善等都成为“私人”与“公共”相接的入口，将香港与内地、“香港人”与中国人叠合，弥合了香港百年来政治身份上的断层。

生日作为一种仪式和隐喻，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以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和岑敏儿的《升旗》为例，二者体裁、字数、媒介、美学价值不同，但发表时间、主题相近，可以作为文本代表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关于身份、仪式、个人的共振对话。也斯是这样论述“我”的生日的，“长大以后去领身份证的时候看不懂英文就把当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了。家里提的是中国阴历的日子；身份证上是应付官方的虚构日期；还有姨妈后来替我从万年历推算出来的日子，我备而不用，也没有真正核对过。就这样三个日子在不同场合轮番使用，随便应对过去”⑩。这是历史的错误，出生日期得以模糊，三种日子在各自的场域找到了合理存在的理由，竟然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是一种只要没人死缠烂打就彼此相安的糊涂。但食物与爱情的欲望暴露了“我”的惶惑，“我”终究还是想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法国菜还是中国菜？食物的选择也象征着个人文化身份的选择。而岑敏儿在《升旗》中，则是另一种记忆刻写。“七二年的国庆节，十月一日清晨……十四岁的我，同样以饱满的激情仰望着国旗徐徐升起……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在全国欢腾庆祝祖国金禧的时候，我更增加一份满足感是：我的女儿十月一日正满十周岁。”{11}十月一日不仅是国家的生日，也是家庭的节日，是下一代家庭小成员的生日。当这种国家仪式续接到家庭仪式上时，生日既负载了政治秩序重建的要求，又与国家庆典形成了新的，并非想象性的，确定的互补关系。

《大公报》《文汇报》几乎不在文艺副刊中直接塑造作为政党形象的重要表达和直观表现的领袖，也不刻画特区行政长官等其他领导形象。第一夫人作为“公共”形象与“私人”形象的混合体，却在文艺副刊中得以显形{12}。第一夫人不同于国家领导人这一刚性形象，在国家仪式中更多以衣着气质、社会活动、音乐素养等柔性形象出现，成为美丽、和善、自信的国家形象中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私人化与公共化形象的还原参与当代文学生产和舆论空间创造，重构了国庆日的严肃叙事。

“国庆”同样也是中国特有的人名现象，同建国、建军、爱华、卫国等名字一样。每一次对名字的呼叫，唇齿轻触都成为一种既直白又神圣的政治仪式，完成了从公共节日到私人称谓的转变和回返。工具理性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剥离了名字所携带的神秘的预示功能，但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名字作为仪式性描述符号，一种暗喻与参照，依然与个人的前景、发展相关。裴国庆在《我的名字叫国庆》中，不断将个人的进步赋值在国家层面，强化名字与命名所隐含的正面意义。“国庆，你是好样的，国庆节出生的人，都是好样的……毕竟这一天出生的人，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我的成功，幸许正是这名字带来的无形的动力吧”{13}裴国庆作为不被父母所期待的女娃，在“国庆”这一名字的赋值与积极暗示中，也成为一名独立、优秀的新时代女性，完成了个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叙事建构。

二、记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

“政治仪式以重演的方式唤起对往昔特定时空的记忆，并将经过重塑的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政治信息在重复过程中再现。”{14}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香港不仅仍处于港英政府殖民之下，而且其国庆日仍为10月10日。如何完成从10月10日到10月1日的记忆移植和现实建构便成为九七后香港国庆叙事最为重要的一点。

在九七后国庆叙事中，首当其冲的是对10月1日国庆日的确立。“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人，对国旗或许未必人人都有所认识。”{15}对包括国旗、国歌在内的政治符号的隔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香港的政治认同与身份辨识。“当一个国家的政治记忆遭到侵蚀，其内部的成员们就很难形成科学、理性的历史观，从而导致他们出现认知偏差，政治认同也会随之下降。”{16}1997年10月1日的《文汇报·采风》中，咏诗的《“双十”香港还挂旗？！》便对数十年来香江街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景观大加抨击。“一年比一年稀落的“青天白日旗’”{17}昭示着“两个中国”的破裂。而在当日的文艺副刊中，《文汇报》还刊登了《国泰民安祝国庆》《国庆》《大力宣传〈大转折〉》《想起〈林海雪原〉》等文，它如实还原了港人对日日有升旗仪式的欣喜、对青天白日旗的愤怒、对解放战争的纪念、对回归的兴奋与忐忑，朴素稚拙的爱国之情最为动人，同时借助升旗仪式、庆典、文艺晚会、红色电影、革命音乐等进一步强调了对政治符号的认知与记忆。

如果说《文汇报》文艺副刊更注重对当下节日记忆的捕捉和留存，那么《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更注重对往昔历史细节的确认和追踪。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国庆叙事中，对于1949年“那年今日”的建国想象和历史叙述比比皆是。《开国大典谁打扮了天安门》《才子佳人在香港》《遥想国庆当年》《共和国国旗诞生记》《新中国的“开国刊”》《开国典礼局只有一个人》《〈大公报〉记者笔下的开国大典》《开国第一宴》{18}等文均以史料或想象的方式确立1949年的原点意义，重塑集体记忆。这些内容多出现在“人与事”“往事钩沉”“历史与天空”“如是我见”等专栏中，在积极性的揭示与想象中，新中国从国旗设计、国歌确立、主席讲话、国宴菜式、刊物创办、人民币图案等“凝固的记忆”中得以祛魅鲜活，轻松自如地穿越历史的尘埃，与现实贯穿在一起，从而在政治记忆与家国起点之间搭建框架，建立起直接的集体记忆。“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19}《大公报》不断唤起、重复、刻写“那年今日”。在记忆重塑与情感追寻中，回忆功能与其情感功能相耦合。在这种参与逻辑运行下，1949年10月1日始终存在于现实中，读者开始建立起国家认知与个人情感的价值追寻和记忆刻写，助庆“十一”。

当然，如果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内地报纸对照，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大公报》《文汇报》两报的文艺副刊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淡化或者说转移了建国时的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革命记忆{20}。这也与港英政府的殖民政策息息相关。早期的华人在香港是二等公民的存在，“不论是香港监狱，还是整个香港社会，种族隔离、划区而居的种族歧视政策使早期香港泾渭分明地分出了华人社会和洋人社会”{21}，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反殖浪潮的到来，港英政府才逐步采取了更为柔和的文化政策。香港在持续抵抗中孕育出获得主体性的民族文学，这种民族文学在《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星岛日报》等报刊中也随处可见。但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种民族文学在香港失去了它的土壤。冷战时期，香港在不断追求现代化发展，加快都市化脚步的过程中，与中国内地的现代化发展有了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以上种种社会转型和文化焦点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港人的心态，香港本土意识开始出现，民族身份与国家想象开始纠结，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有了冲突，内在经验和文化记忆被放逐。绿骑士的《礼物》、昆南的《携风的姑娘》等便表达出这种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七年，香港“逐步形成既摆脱‘英联邦空间’的文化认同，又相异于内地意识形态的香港意识”{22}。与此同时，无论是电影《东邪西毒》《客途秋恨》《香港制造》《我是谁》，还是文学作品《我城》《胭脂扣》《龙头凤尾》《后人间喜剧》，都通过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唤醒香港市民对国家的关切。因此，先确认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再追寻革命记忆成为《大公报》《文汇报》一种妥协和逻辑上的文艺路径。

如果说香港以国庆节完成最重要的政治身份辨识，“HK，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将政治原点确立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么中秋节则是港人“去殖化”完成文化身份确立，将文化原点前溯到两千年前的古中国的另一途径。尤其在中秋节与国庆节几乎重叠的时候，中秋节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更成为多重叙事的合流，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文化记忆、传递家国情怀的使命。

在1997年—2022年这25年间，中秋节时常与国庆节相隔不远，双节同庆的场景发生在2001年和2020年，而作为香港法定节假日的“中秋节翌日”与国庆相撞的巧合在2012年也得以发生。此外，1998年10月5日、2004年9月28日、2009年10月3日、2015年9月27日、2017年10月4日的中秋节都与国庆节只隔几天。那么，在1842年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到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的156年间，寄寓着拜月、团圆的中秋节在某个层面上比自1949年始的国庆节自承担着更为恒长、持久、民间的凝聚作用。

1962年，港英政府首次设立法定假日，最初设立的六个带薪假期中便有中秋节。1968年起，中秋节假期从正日改为翌日，成为香港的法定假日固定至今。“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23}而当家族团圆与祖国统一相对接时，中秋节作为另一层面上的历史文化意义被凸显出来。这在2001年、2012年与2020年两报的文艺副刊中明显可以看出，国庆叙事的篇幅不及中秋叙事，“皓月高照话中秋”＞“喜事庆重重”＞“祝共和国生日”。

这种两地国庆叙事景观的差异同样与港人的文化心理相关。香港社会依旧存在着一系列未被妥善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文化记忆”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在形式上具有“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日，媒介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24}在几千年文化积淀背景下，通过历史与文化来解决认同危机，是最为安全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叙事策略。从文本内容看，两报的中秋—国庆书写既有对中秋美食、美景的捕捉，也有对国家安泰的祝福，既有对阖家团圆的感怀珍惜，也有月圆人未圆的遗憾喟叹，张弛有度，从对月抒怀到离人愁绪，最后与爱家爱国相对接，既与单纯的国庆纪念的热烈保持距离，也与纯粹的望月怀人的萧索绝缘，达到情感沟通与家国情怀的共鸣。

“‘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植根于人类深层意识结构的心理的建构。”{25}“香港共同体”正部分建构在中秋文化与团圆情结之上。本文将中秋文化元素依据拉康的三界拓扑结构分解为“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三种。其中，被象征所承载或提醒的“记忆形象”对应的是“想象界”，“象征界”是中秋—国庆文化记忆的符号性载体，“实在界”指的是中秋—国庆文化记忆所激发的心理效应或思想。通过对秋夜赏月、江边咏菊、月下怀人等景观化场景的打造，中秋—国庆叙事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巧妙融合。与其说中秋叙事是在书写记忆，追溯往昔，不如说它以历史和家族的造构与填充指向当下，成为国庆叙事的另一隐含补充。

三、形象：“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

文艺副刊往往被视为报纸的“副文本”。作为报纸的注脚、扩延，《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的差异也就由此可见。这与两报的报刊定位相关。《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天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38年，胡政之带领金诚夫、徐铸成等人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因为太平洋战争被迫停刊，1948年3月15日复刊。可以说，《大公报》是在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在汉口版、桂林版、上海版、重庆版相继停刊后，香港版一直坚持到现在。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坚持着“文以载道，汇则兴邦”办刊宗旨，有着“海外华文报刊的旗舰”的美称，走的是“包容、合作、创新、拓展”的道路。2016年，《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但两报依旧保留了各自鲜明的特点和偏好。用那么不准确的说法来形容，《大公报》更“公”，忘己无私{26}，《文汇报》更“汇”，多元包容。这一说法用在文艺副刊上也相称。在《文汇报》文艺副刊上，其包括中秋叙事在内的国庆叙事在数量与内容上依旧是克制的，哪怕“逢五逢十”，篇幅仍不超过25%。以2010年10月1日两报文艺副刊为例（见表3），所刊载的25篇文章中，仅有《西藏放歌（古风）》《和祖国“碰杯”》两文是明显的国庆叙事，皆出自《大公报》。而在对两报其他年份的国庆叙事进行统计的过程中，也能明显地发现《大公报》对国庆叙事更为热情。

在对1990—2022年《大公报》关于国庆的相关报道数量进行统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公报》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对于国庆报道的关注度呈现猛升趋势，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有着为香港做史的意图（见图1）。《大公报》在1999年策划了“金禧国庆社评”系列报道、“国庆阅兵专辑”，在2009年策划了“国庆写真”“特刊”等国庆报道，在2019年又策划了“心系祖国 同心筑梦——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献礼专辑”“国庆70周年（1949-2019）”等国庆专题，形成了较大的国庆报道规模，报道规格和广告位数量显著提高。如果将要闻、头条、港闻的重要新闻版面归为重要版面；将内地、国庆特刊报道、经济、内地等版面归为较为重要版面；将评论、体育、赛马归为次要版面；将文化、文艺等归为最次版面（广告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可以发现在版面安排上，国庆报道大多集中在重要版面和较为重要版面之中，占比89%（见图2），而文艺副刊中的国庆叙事与整体报道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充分说明文艺副刊在数量上作为“副文本”的属性，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概念化、公式化的文学作品向来被两报拒斥。编辑坚守宁缺毋滥的审稿原则，严格把关文艺副刊中的国庆叙事作品。

两报的国庆叙事并不纯然地指向10月1日当天的文艺副刊，它以时段性的形式展露，在国庆日那天达到高潮。作为“副文本”的文艺副刊群和其围绕“主文本”互动进行的叙事传输密不可分，补充着“主文本”中香港各界及内地各省的文艺晚会与文化教育报道。在两报的文艺副刊中，副刊文章明显分为国庆叙事与日常叙事两类。日常叙事成为国庆叙事的潜话语，丰富了两报文艺副刊对港人形象的总体建构。电影诗画、戏曲文化、社会思潮、医疗卫生、历史古董、休闲娱乐、美景美食、对外交流等文艺副刊群营造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构建出更为立体的港人形象。

国庆话吃的叙写在两报中尤为常见，香港人爱吃不可不谓举世皆知。国庆叙事中有《开国第一宴》《国庆日晚餐》《饮杯茶，度国庆》，中秋叙事中有《金箔月饼》《第二个月亮》《月饼拜日》，日常叙事中又有《内蒙奶茶》《难道当筵惹恨长》《馄饨面与牛肉面》《自己动手酿鲮鱼》等。无论是大雅大庄之堂，还是民间草野之地，香港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始终执着，细谈菜式、菜系、味道、摆盘、环境、意义、价格、历史等等，无所不包。在2001年10月1日的《文汇报》文艺副刊中，仅有一篇思旋的《祝共和国生日》是国庆叙事，但同期的《话“涮”》《吃火锅》两文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北京的美食。在国庆日这个特别的时刻，对北京美食的喜爱就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吃火锅》开篇便是“‘肥牛’一词应该源自广东，甚或香港。‘肥牛火锅’，便曾在香港开得满街都是。但你到了北京，也可以见到许多肥牛火锅店。香港人打边炉，生意以冬季最旺，但在北京，三伏天大热的日子，人们也照样吃火锅吃得热火朝天。你问北京人：‘今天吃什么去？’‘吃肥牛火锅去吧。’这是常中的答案”{27}。肥牛进京成为一桩美谈。《话“涮”》中也有“涮羊肉当然以北京吃的最有名”“以前北京的涮羊肉，用的是烧炭的紫铜暖锅，所以又叫做‘涮锅子’”{28}的北京叙述。镶嵌在美食中的北京符号将京、港二地串联，强化中国的美食版图，既在潜移默化中激活味蕾记忆，也形塑了港人风流潇洒、自在畅食的形象。1999年10月1日，岑敏儿在《大公报》E4版的“大公园”副刊发表了《升旗》一文，在E5版的“新园地”副刊又发表了《国庆日晚餐》一文。《大公报》极少在同一天内发表一位作家的两篇文章，可见美食书写与仪式书写同样重要。文章在文本型构、互相补充中共同完成了港人的形象指认：“食客能在美酒佳肴的伴随下，同一时刻欣赏到维港的璀璨烟花”{29}。2000年10月1日，岑敏儿又在《大公报》C5版“新园地”副刊的“美味什锦”专栏发表了《嘻哈大笑》一文，“其中大虾是意头菜，嘻哈大笑也！”{30}文章以意头菜的做法收尾，落实到厨房中的柴米油盐，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位厨娘在国庆日为家里人做大餐，她的笑容是如此诚挚，祈福国泰民安。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副文本便是文艺副刊中的图片。图片作为副文本中的副文本，无论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彝族花鼓舞》，还是《秦淮风情》《北京后海夜景》，无论是刻画盛世图景，还是留存日常记忆，都从侧面补充了文艺副刊中的文章，有的图片就是文章的附图。以《秦淮风情》为例，图片描绘了一幅码头图景，水面开阔，屋舍俨然，船只密布，和远处的石桥形成了三角构图。图片下方的一首小诗文字清丽，空灵天然：

“元朝金粉往事悠悠/多少名士悲欢成梦/如今，朱自清夜夜来重游/看眼前又一湾新景”{31}。

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于“五四”落潮后的1923年10月，“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75年后的今天，秦淮河已然是“一湾新景”。全文虽未提国庆一词，但对比同一天《大公报》上的《冲破惊涛骇浪继续前进——庆祝国庆四十九周年》等文，这又怎么不是另一种“副文本”与“主文本”的回应和互振呢？

此外，书法作为一种视觉造型艺术，也可放置于副文本的范畴。在文艺副刊中，它既是文字的，也是图片的，同时常与诗、词、画形影不离。书法作为副文本材料，为国庆叙事提供了另一种佐证与阐释。香港保留了以诗词咏怀的传统，每年举行“全港诗词创作比赛”推动国风，因此，书法诗词也常见于两报的文艺副刊中。《文汇报》有“施词度墨香”专栏，刊载的都是施学概、梁君度两人诗书合璧之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赋》《国庆七十三周年赋》亦是。施学概援笔言志，“高歌共展眉，敬礼五星旗。社稷清明日，黎民悦乐时。初心开盛德，古韵酿新诗。彪炳诚堪贵，人间信可期。玉樽齐手举，金句拜君思。碧海怜光满，青天逐梦滋。中华奇迹最，寰宇永珍巧。史册三秋巧，弥纶三极持”{32}。既是旧体诗，也是时政新诗，格律严谨，气象宏阔，诚为佳作。而梁君度的书法融合唐楷与魏碑，用笔遒劲，气势刚健，结构敦实，大气又不失典雅。《国庆七十三周年赋》既是个人抒怀之作，也是公开的“副文本”（public epitext）{33}。数字媒体时代下生动多样的文字—图像副文本也丰富了两报的国庆叙事和港人形象。

本文试图整理1997—2022年《大公报》《文汇报》文艺副刊国庆叙事，通过文学与仪式、记忆、传播的关系重新观照九七后港人文化与香港文学，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则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钩沉，弥补当代香港文学研究在文艺副刊和国庆叙事上的阙漏。两报的国庆叙事在艺术审美上略有不足，它时常陷入情感的无节制而至泛滥，但贵在真诚动人，同时中秋—国庆叙事和国庆—日常叙事以“私人”与“公共”的互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同声共振让国庆节得以进入民间，配合与助力国家文化建设，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文化。文艺副刊的国庆叙事在这一层面上为学界提供了一个重新进入“九七”的视角，进而形成对香港文学的再认知。

① 在讨论“文化中国”和国庆节的问题时，“政治中国”的大前提理应明确。近年来，有关香港的几个问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国安法》）的颁布和香港“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材的更新而愈发明晰。其中最重要的共识便是“香港从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主权上始终属于中国，只是英国人在香港实行了殖民统治、殖民管治。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而结束了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其实，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明确表明了立场，反对将香港、澳门列入《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殖民地名单”。1972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通过第2908号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剔除。《国安法》的颁布从国家法律上明确了香港的主权问题。

② 当然，在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其国王的生日便是英国的国庆日。虽然中国古代也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国家喜庆之事），但君主立宪制毕竟不同于“家天下”“宗藩关系”的中央集权制度，“英女王寿辰”更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部分削弱了其“国庆”意义，更偏向单纯的女王生日庆祝。

③ 1929-1950年期间，香港的国庆日为双十节。其中1941年12月25日—1945年8月15日，香港沦陷，双十节不再作为国庆日被纪念、庆祝。

④ 其中1955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恰巧是10月10日，港英政府又将该年的公共假期改为10月第三个星期一。

⑤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⑥ 紫丁：《祖国万岁》，《大公报》，2006年10月1日，第C8版。

⑦ 苏生：《国庆感怀》，《大公报》，2007年10月1日，第C4版。

⑧ 思旋：《国庆快乐》，《文汇报》，2007年10月1日，第D11版。

⑨ 董国宾：《祖国我为你自豪》，《文汇报》，2022年9月27日，第A24版。

⑩ 罗永生：《谁的城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1} 岑敏儿：《升旗》，《大公报》，1999年10月1日，第E4版。

{12} 吕书练：《元首夫人的软实力》，《文汇报》，2015年10月1日，第A41版。

{13} 裴国庆：《我的名字叫国庆》，《大公报》，2013年10月1日，第B20版。

{14} 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学海》2010年第4期。

{15} 思旋：《国泰民安祝国庆》，《文汇报》，1997年10月1日，第H6版。

{16} 杨绘荣、张静：《政治认同建构的政治记忆之维》，《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17} 咏诗：《“双十”香港还挂旗？！》，《文汇报》，1997年10月1日，第H7版。

{18} 在2009年10月1日《大公报·大公园》和2011年10月2日《大公报·文摘》中分别出现了可人和边东子的《开国第一宴》同题书写。1999年10月1日《大公报·新园地》中也有岑敏儿的《国庆日晚餐》一文。

{19}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0} 《大公报》《文汇报》都是在革命和斗争中创刊、成长起来的，不少主编都是老革命、老战士，因此有关建国的革命记忆在两报中俯拾即是。但在1997年后“大公园”“小公园”“文学”“采风”“世说”“笔会”“文汇园”等较为纯粹的文艺副刊中，这种革命记忆被淡化、转移了，它隐藏了枪与炮，血与泪。当然，有关革命的那些点点滴滴又时不时被侧面提起。

{21} 文菲：《香港早期的殖民统治及其种族歧视政策》，《港澳经济》1997年第11期。

{22} 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23}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

{2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2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7页。

{26}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创刊号中解释报名由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27} 李纯恩：《吃火锅》，《文汇报》，2001年10月1日，第E7版。

{28} 兴国：《话“涮”》，《文汇报》，2001年10月1日，第E7版。

{29} 岑敏儿：《国庆日晚餐》，《大公报》，1999年10月1日，第E5版。

{30} 岑敏儿：《嘻哈大笑》，《大公报》，2000年10月1日，第C5版。

{31} 紫丁，蔡布谷：《秦淮风情》，《大公报》，1998年10月1日，第B4版。

{32} 施学概，梁君度：《国庆七十三周年赋》，《文汇报》，2022年10月1日，第A20版。

{33}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Lew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

（特约编辑：江涛）

Ritual， Memory and Imagery：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Day Narrative in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to

Ta Kung Pao and Wenhui Po （1997-2022）

Luo Jiangyu

Abstract： National Day is an important legal holiday in Hong Kong. Since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to Ta Kung Pao and Wenhui Po， based on the policy of Hong Kong being governed by the lovers of Hong Kong， with the mutual discipline of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the connection of history with reality， and the resonance of main texts and sub-texts， have accomplished the legalized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entral regime， jointly composing and supplementing another 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ay Narrative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over the last 25 years. The National Day narrative， by way of ritualistic sharing and cultural re-creation， not only reinforces place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ing an effective source and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building， subject return and cultural memory， but also further represent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ior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after its return， echoing the integrated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ry supplements， National Day， cultural memory， Ta Kung Pao， Wenhui Po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项目编号：22amp;ZD276。本文为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