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主流电影叙事模式的守正与创新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日渐成熟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广阔人生的主旋律影片开始寻求自身转型与创新，逐步从主旋律影片升级为新主流电影。回望主旋律影片的影史来路，延安电影团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职责，开启了用影像形式表述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历史。新主流电影承接了主旋律影片的文化使命，传递主流价值观念，书写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史诗，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记忆符码。新主流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焦点不仅是青史留名的伟人或领袖，还包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家国叙事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再度凸显，形成了新型电影表达范式。

关键词 新主流电影 主旋律影片 叙事模式 主题思想 人物形象

张超，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文化产业体系化发展导向的逐步确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日渐成熟，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弘扬主流价值观、抒发国家情怀、讴歌开阔人生的主旋律影片为了寻求自身转型与创新之道，逐步从“主旋律影片”转化为“新主流电影”。从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构成的“三建”系列，到其后上映的《红海行动》《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万里归途》《长津湖》《我和我的家乡》等，新主流电影在类型片中融入主流价值观念，通过共情化的表达引起观众共鸣，屡屡打破国产电影票房纪录，成为现象级影片。“新主流电影”已成为业界学界争相研究的新课题。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8年，学者饶朔光在《关于当前电影创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新主流电影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教化功能及导向作用[1]。最初，这一概念指的是相对于好莱坞电影而言的，成本较低且富有新意的国产电影。随后，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意指一种既具备主旋律价值，同时又具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特点的电影类型[1]。在此理论倡导下，兼具主流价值、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电影《集结号》《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等相继推出。2016年以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在思想内核上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在叙事策略上借鉴类型电影，在传播效果上从“意在灌输”过渡至“重在共情”，成功占据了国内市场票房份额的重要部分。同时，新主流电影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同向而行，新主流电影概念逐渐明晰。从上述电影可以看出，新主流电影以传递主流价值观念为己任，借鉴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元素来丰富叙事多样性并提高市场化程度，最终通过提升影片共情力来实现与观众的深度连接和互动，进而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文化认同。这些特点使得新主流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特征，学界多有著述。孔泽鸣等从镜头语言、修辞和神话三个维度，阐明了新主流电影呈现主流价值观这一宏伟主题的具体手法和文化意涵[2]。王娜柳探析了新主流电影中角色嬗变体现的塑造模式和创作思路，并分析了“类型化”和“性格化”表演的美学追求[3]。陈旭光认为新主流电影的美学格调符合当前中国的多元消费需求，但在发展中还存在需要警醒的问题，如消费性对现实时空的过度修饰等[4]。孟琪则通过分析新主流电影作品内含的人民性价值意蕴，探讨了新主流电影中人民性叙事的共情策略彰显民族精神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路径[5]。这些论著通过题材创新、类型升级、文化消费等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特征和艺术表现力。

不难看出，学界对新主流电影叙事的研究是多角度的，但仍有可拓展的部分。一方面，学界多关注新时期主旋律影片与21世纪新主流电影，忽视了新主流影片的历史底色与影史参照研究；另一方面，虽已涉及电影工业美学、类型电影理论、电影产业理论与电影国际传播等理论视角，却较少从电影叙事学的视角对新主流电影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主旋律影片与新主流电影之间的演进脉络，探析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阐释新主流电影的文化内涵，以期进一步丰富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研究视域，更好地服务于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

一、从“主旋律影片”到“新主流电影”：历史演进与现代转向

电影的本质是讲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叙事”，因而，不仅要关注故事本身即电影“讲了什么”，而且要洞悉故事如何被“讲述”。大卫·波德维尔认为，叙事模式是指“电影史上一套独特的叙述建构或叙述理解的常模”[6]，是与电影史结合的叙事建构和规范概念。回望新主流电影的历史来路，揭示新主流电影叙事模式的守正创新之道，明确主旋律影片的叙事模式，探讨二者的继承性与差异性关联，是绕不开的研究课题。

1.“主旋律影片”的历史演进

“所谓主旋律影片，就是主旋律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银幕表现。”[7]如果从中国电影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延安电影团首次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的职责，开启了用影像形式表述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历史，对主流文艺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作用。

1938年，延安电影团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成立，开启了用电影记录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辉煌历程。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记录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的面貌以及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精神风貌。随后，电影团拍摄了记录八路军三五九旅带领边区百姓自力更生、屯垦南泥湾的伟大创举的纪录片《南泥湾》，以及展现边区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影片《秧歌活动》。这些影片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激发了华夏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团结抗战精神，这种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抗争力量的家国情怀也从延安时期传承至今[1]。

194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旨在强化电影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和宣传的功能[2]。新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和风格样式继承了延安电影团的朴实格调，其借鉴苏联电影的厚重风韵，在电影作品中镌刻了民族文化内涵与民族审美认同的精神底色，承担了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推陈出新的作用，深化了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丰富内涵。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电影也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主旋律影片构成这一时期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旋律”一词并非电影领域首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金河的《文学的主旋律》、毕胜的《文艺的主旋律》、卫建林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主旋律》等文艺理论文章中就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电影市场低迷，电影发行放映收入急剧下跌，导致众多制片机构接连亏损。为了挽救票房，许多电影制片厂开始转向拍摄娱乐片，这一转变导致国产电影在题材和风格选择上发生了转变，引发了社会上对电影创作方向的争议，这种情况引起了电影主管部门的关注。

1987年3月，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并指出“重点剧目首先应该是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要创作出反映社会主义新人及其光辉业绩，以激发人们奋发向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电影作品。”[3]以此呼唤电影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自此，主旋律影片成为政府明确定位并倡导的电影创作价值取向与题材类型。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日常生活相贴合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构成主旋律影片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旋律影片的宏大叙事策略与厚重历史底色。例如，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开国大典》与表现重要历史人物的《周恩来》《孔繁森》等电影大多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原型，叙事单刀直入，比较直接地向观众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旋律影片、艺术电影、娱乐电影在1987年的汇聚，实质上初步形塑了多年之后中国电影的基本结构形态。”[4]

20世纪90年代初，党和政府开始大力倡导和扶持主旋律影片，1988年建立资助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基金，这种扶持对于弘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5]。1996年，在长沙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提出了“九五五○工程”，即在“九五”期间，拍出50部优秀影片，每年10部。该次会议对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繁荣电影创作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随着主旋律文艺创作实践成果的积累以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热烈反响，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中国电影的多元性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体现了主旋律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更是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象[1]。

随着美国“高概念电影”的引入与电影受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主旋律影片常常面临票房不尽如人意的窘境。尽管主旋律影片创作者的情感真挚，叙事也相对真实，但存在题材相对单一、人物塑造脸谱化和主题先行等问题，观众很难进入情感共鸣的审美场域，影片的接受效果与传播效应大打折扣。虽然也有像“大决战”系列电影这样倾力打造的艺术精品，但更多的同类电影很难在艺术上有创新性的突破，创作前景和市场发展路径有越走越窄之势。主旋律影片的艺术水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外在环境的变化，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集束式涌入国内电影市场，其炫酷的视觉奇观和流畅的故事讲述方式迅速俘获了大量的国内影迷；另一方面则是艺术创作自由程度受限，电影创作者无法按照艺术和市场规律施展手脚，题材选择和叙事策略过于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主旋律影片的艺术激情。同时，在电影技术层面，主旋律影片的制作团队缺乏先进的制作技术和设备，制作质量与技术水准无法与国际接轨。技术水平落后不仅影响了电影的视觉效果和制作质量，也限制了电影的市场竞争力。没有炫目纷繁的电影特效加持，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影片思想，影片的审美性让位于教育性，大量青年观众流失。

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创作环境下，主旋律影片如何转型、如何突破原有的叙事模式，讲好新时代下的“中国故事”，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2.“新主流电影”的现代转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本中国电影呈现的‘三分天下’格局逐渐发生改变。原本被学界划分并采用的主旋律影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这三个独立电影类别，随着市场运作商业化、艺术创作类型化、生产制作工业化等进程，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趋向。”[2]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借鉴商业类型片叙事策略的新主流电影破空而出，相较于主旋律影片，新主流影片在创作策略、营销方式与票房效果等方面都有明显提升。在主题思想上，新主流电影与弘扬延安文艺精神一脉相承，拓展了题材范围，形成了优秀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浑然融合的银幕表达；在叙事策略上，新主流电影以开放包容的创作态度，借鉴与转化好莱坞电影与香港类型电影创作特色，更好地融入了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环境，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无疑是时代的产儿，必然要感应、反映时代的变化。从主旋律影片到新主流电影的转变，也折射出21世纪政治导向、产业语境与文化环境的革新。2003年6月，内地与港澳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标志着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经济合作正式进入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3]。陈可辛、徐克、林超贤等香港电影人“北上”，为内地带来了颇为成熟的商业电影经验和电影工业运作方式，极大地促进和深化了中国电影尤其是主旋律影片的全面产业化改革。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电影观众群体逐渐崛起，其审美趣味更为关注自身的体验和自我的个性满足，电影艺术的多元化表达与生活化修辞成为新的创作趋势。因此，新主流电影开始自觉摆脱主旋律影片的固定程式与宣发范式，探索出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符合当前市场规律的新道路。

从展现国家宏大历史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到讲述个体生命历程的《战狼》《我和我的祖国》《中国乒乓》等，新主流电影的选题逐渐延展扩充，宏大视角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不再是唯一选择，而是力求通过历史洪流中平凡人物的视角来描摹历史变革和时代新貌。电影作品深入表现了各行各业建设者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主流价值观在丰富多样的符号呈现中得以发挥效用。这种通过描写普罗大众生活中的某些独特个体情感的“主情主义”的叙事策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观众的共情程度。

《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八佰》《万里归途》《长空之王》《中国乒乓》等影片的修辞风格不断创新。作品从细微处发力，以个体平凡英雄的泛情化叙事建立历史与观众的沟通桥梁，以小人物的生命经验展现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3D、4K、VR、120帧等数字技术日渐融入电影作品，这为观众视觉、听觉以及包括意识感受在内的全部身心感知系统的调动提供了技术支撑。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电影的观赏性和艺术性，还大大推动了电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新主流电影通过更为包容性的叙事文本和隐晦巧妙的叙事策略来传达主流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成功实现了“主旋律影片”的美学转型。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八佰》《长津湖》等影片的叙事策略悄然发生变化。从单一化线性叙事到以线性叙事为主、多重叙事结构并存，再到非线性叙事，叙事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一化宏大叙事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叙事视角从仰视走向平视。既有宏大国族主题的激情抒发，也有平民意识与真情实感的细腻表达。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方法日臻成熟，以真实而温情的故事吸引观众，从而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递与广泛传播。在本质上，新主流电影并没有对主旋律影片形成革命性的变革，叙事主体的多样化也并未遮蔽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光芒。相反，由于在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的改变，加上对新时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口味的调和，新主流电影焕发了勃勃生机。

二、新主流电影主题意蕴的多角度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新主流电影承接主旋律影片的文化使命，以视听语言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善美，传递主流价值观念，获得主流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共识。新主流电影在社会发展与时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以社会性、审美性的目光凝视国族历史进程与国人心灵体悟，坚守人民立场，书写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史诗。新主流电影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记忆符码，以影像为媒介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构成了新主流电影美学演进的重要标志。

1.广阔的现实主义：真实美学与主流价值观表达

“能够正确地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社会的本质或某些本质方面的作品，我们就可以说它表现了时代的主旋律。”[2]电影是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样式，新主流电影则是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情感表达的重要文艺载体。新主流电影延展主旋律影片偏重革命历史的内容选择，很多影片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用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段，以深刻和真实的方式反映时代生活，在生活中发现人性之美，传递主流价值观念与时代精神。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以集锦式的电影形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时刻，以小人物的视角进入历史时空，或展现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热血军魂，或描绘改革开放潮流下的时代新貌。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于2019年，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微观视角展现新中国70年峥嵘岁月，以影像的方式留存国家文化记忆。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以地缘视角展现“东南西北中”五个美丽乡村，在党的领导下打赢脱贫攻坚战，共绘小康宏图的伟大成就。该片展示了人与家乡的情感依存关系、具有独特地域标志的文化视听景观，承载了国人对故土的人伦情感，彰显了新主流电影的生活质感与人文品格。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上映于2021年，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影片从子女的视角回望父辈的奋斗过程，展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和奋斗精神的血脉传承。

军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以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化表达和传递出的正向价值观，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回顾新时代以来生产的新主流电影，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为代表的军事电影与以《红星照耀中国》《金刚川》《1921》《悬崖之上》《长津湖》为代表的战争电影，都以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为核心，注重对动作类型片中审美元素的借鉴与融合，适应了大众心理诉求与审美趣味，传达了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影片将个人成长、国族冲突与拯救母题相结合，着重渲染个人与国族之间的冲突关系，潜移默化地完成意识形态询唤与价值观念重塑。区别于主旋律影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白强调，新主流电影自觉表征时代主旋律，让电影表现方式趋于多样性与艺术性，使得时代主旋律以更加生动、立体的样态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2.人民立场：新主流电影的“人民性”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1]。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衡量新主流电影的优劣时，评判该作品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价值观、是否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尤为重要。新主流电影接续主旋律影片的文化使命，坚守人民立场，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创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的电影佳作。

以现实主义的人文视角挖掘现实，开掘人性的真善美，构成新主流电影“人民性”表达的重要维度。主旋律影片内容重视革命历史、英模人物和国家工程等题材，电影题材趋于同质化，导致创作者容易套用公式化的结构，而不进行电影手法的艺术创新，以概念化的语言取代作品的艺术性表达，艺术真善美的含量大打折扣。新主流电影以“微观叙事”见长，紧密把握时代脉搏，将人民群众的实践奋斗进程作为表现对象，在影像表意体系的深层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诠释新时代主流价值观。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将镜头对准一群都市平凡打工人的生活境遇，以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平凡角色组成大时代、大都市中的小人物群像。尽管每个打工者都有各自的生命创伤与具体的生活困难，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幸福愿景，依靠对生活的热爱与相互协助的善意，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的希望。影片并未使用炫目的视觉特效，而是通过呈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来书写生活之真与人性之美，将普通人和时代互动的“共情书写”推向高潮。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单元通过在上海弄堂中拉起学习女排精神的横幅、搭好看电视的棚子、居民们聚集观看比赛等镜头，在观众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建构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拉近了观众和艺术作品的距离。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1921》《长津湖》中，没有用表情严肃古板的面孔，而是通过生活片段的细节化描绘与历史英雄人物的情感化塑造来呈现重大国族历史事件，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时空的距离。《十八洞村》《秀美人生》等脱贫攻坚题材影片与《中国医生》《你是我的春天》等抗疫题材影片注重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与生命苦旅，在影像表意体系的深层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诠释了新时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些作品高扬文艺的“人民性”品格、站稳人民立场，继承中国文艺追求尽善尽美的优良传统，成为承载大众想象、主流价值观念与建构中国观众共享的精神空间的重要途径。新主流电影深深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之中，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关切，体现了浓厚的人民情怀。它们通过生动的叙事和真实的刻画，展现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奋斗与梦想，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这种“人民性”特性，让新主流电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3.文化留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化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艺术作品的“源代码”，新主流电影将弥散于历史时空中的传统文化符号纳入影像视觉体系之内，将流淌于国人血脉中的民族精神置于电影叙事体系之中，实现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景观的共生。

新主流电影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民间故事与传统伦理道德经由银幕得以重新演绎和深度诠释。《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2]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尊师重道”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传统美德。影片《流浪地球2》中的三条叙事线索均围绕师徒情感内核构建展开：马兆与图恒宇、周喆和郝晓晞、张鹏和刘培强，通过展现师傅的言传身教和徒弟的思想传承，体现了创作者对师承关系的重视。此外，在影片《流浪地球2》中，失去手臂的韩朵朵以机械臂再造了肉身，实现了肉身与赛博格身体的结合。这使人不由联想起《山海经》中刑天和黄帝争位的故事，被斩头颅的刑天不屈不挠地以双乳作眼，以肚脐为嘴，双手各持一柄利斧和一面盾牌作战，是肉身重塑的远古想象。两者都有残缺的身体，在实现个人理想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刑天的故事是神话幻想，而韩朵朵则是借助科技力量真正实现了肉身的赛博格再造。这种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主流电影中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创新。

新主流电影通过再现传统文化符号，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引导观众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自然景观到人文风俗，从建筑牌楼到服饰妆容，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大唐盛世的宏伟气魄，呈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中华传统美学；作为一部以未来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精心钩织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地下城场景高度还原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场景：熟悉的“王府井”街道、四合院，一排排烟火气十足的麻将馆和吃饺子、贴春联等春节传统活动，以影像为媒介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在中国新主流电影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呈现丰富多彩的形态，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又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与创新的重要性。

三、新主流电影人物形象的多层次塑造

改革开放的文化思潮以“人的觉醒”为文化基调，使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出现了松动。对崇高人性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军人、战士等职业身份，不再受制于军营、战场等背景空间。各行各业的平凡人物都获得了登上银幕的机会，他们或坚守岗位，或奋战一线，以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用拼搏诠释责任担当、靠努力奋斗实现远大梦想，每个人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踏出属于自己的铿锵足音，交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奋进乐章。家国叙事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再度凸显，构成了新型电影表达范式。这种叙事转变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电影叙事“现代转向”的体现。

1.平民英雄形象的戏剧化塑造

《战狼2》《流浪地球》《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长津湖》以及“我和我的”系列等新主流影片，塑造了一个个有思想、有性格、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喜剧色彩与人物信仰的中国风度成就了人物的“认同性”与“英雄气”。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电影是新主流电影序列的主要部分，这些题材往往较为沉重，喜剧元素的融入缓解了观众观影过程中的压抑焦虑情绪，消除了电影政治需求和观众娱乐需求之间的隔阂，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帮助观众更好地体悟电影的英雄形象的心灵世界。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是一个毫无抱负、负债累累的中年男性，在机缘巧合中成了为癌症患者代购药品的“药神”。影片喜剧元素的植入弥合了小人物与大英雄之间的差异感。程勇的滑稽语言和荒诞冒险历程中的搞怪想法，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笑料和情节推动力。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则以“拼盘式喜剧”叙事结构，在一个个凝练精悍的故事中谱写一首首生动感人的乡村振兴进行曲。影片没有回避草根人物的“小缺点”，而是通过喜剧化手法化解人物面临的尴尬窘境，生动鲜活地塑造新主流电影人物的正面形象，实现借“差”塑“正”的美学效果。正是他们的“差”让影片的喜剧色彩更加浓厚，展现出善良正直的一面。可见，新主流电影以寓庄于谐的喜剧手法打破了主旋律影片单一刻板的人物塑造模式，展现了人物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带给观众欢乐和轻松的观影体验，实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广泛认同。

2.“千人千面”的军人群像

主旋律影片延续了十七年电影时期的表达方式，偏好在历史、战争等题材中塑造英雄形象，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电影人物形象的精神本色。新主流电影同样重视军事题材影片创作，军人形象塑造的焦点不再仅仅是青史留名的伟人或领袖，还有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忠诚、勇敢、正义、富有集体主义和爱国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军人的典型代表，同时具有个性和缺点，中国军人鲜明的个体形象得到了具象化呈现。

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摒弃“高大全”“伟光正”式的人物塑造模式，转而塑造更加真实、立体的军人形象。电影《战狼》中的冷锋为解救人质而不惜抗命击敌，《红海行动》中的杨锐为解除核材料危机私自改变行动目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人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也常常临敌应变，于危难中挽救生命、完成任务，彰显了普通战士的人性本色，以及敏锐的判断力与行动力。影片《长津湖》中的雷公遭受炮弹袭击，生命垂危之际，并没有布道民族大义，而是像普通人一样，满是血迹与炮灰的嘴角挤出一句“疼”，让观众对战争的惨烈产生共情。影片以更具说服力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增强了角色强大的人格魅力，为电影叙事制造了更为强烈的戏剧冲突。

新主流电影注重对人物成长弧光的刻写，为军人的能力锤炼铺筑出层次分明的台阶。在影片《长津湖》中，伍万里出场时是一个被父母兄长宠溺的普通少年，人物的初始设定，大大拉近了故事与青少年观影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影片细致交代了伍万里的成长轨迹，从不敢开枪到赢得配枪，从不听指挥到配合队友拿下敌军阵地，他的作战能力逐步增强，中国军人的魄力和勇气得到进一步彰显。在经历一次次战火洗礼后，他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斗英雄。伍万里的成长历程和革命精神在引起青少年观影群体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有效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这一角色由易烊千玺饰演，其庞大的青年粉丝群体更易于转变为电影观众，在传播国家价值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唤起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

3.新主流电影的女性担当

十七年电影与主旋律影片以宏大视角铺陈历史进程，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主旋律电影中出现了革命女英雄形象、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铁姑娘”形象、富有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等三种典型形象。女性形象通常具有较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无私奉献于国家和人民事业，而内在的、真实的女性话语与女性意识有时会被遮蔽。新主流电影重视女性意识的表达，塑造出一批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女性不再仅仅生活于家庭空间之中，而是在各个行业中散发自身的魅力。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彰显了性别平等和女性价值的电影修辞。

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女性角色不再羸弱。作为蛟龙小队中唯一的女性和主要火力输出者，佟莉这一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折射出新时代女性军人的勇气与智慧。在枪林弹雨中，她毫无畏惧地保护队友和同胞；她坚持男女同一标准，训练使用M249步枪，女性需要“被保护”“被拯救”的刻板印象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女军人的战争精神的展现。同时，影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并不止步于女性力量的正面展示，同样注重女性情感的细致捕捉。在石头生命垂危的时候，佟莉喂了他一颗糖果，哄着他“吃糖不疼，我们回家……”，在残酷的战争氛围中凸显了母性光辉和女性力量。

电影《红海行动》中的夏楠是一位女性华裔记者，她不仅能够翻译情报，定位敌人位置，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替换人质。尽管在影片前半段夏楠这一角色的表现并不讨喜，但当面对敌人时，她展现了过人的胆识与勇气。新主流电影的女性群像呈现了新时代女性自信、独立的面貌，她们不再是主旋律影片中点缀性的配角，而是拥有自己独立思想和行动能力的主角，为新主流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开拓了新的视角。这类女性形象以自我成长和自我意识的话语映射出当代女性的个人价值，是新主流电影突破单一化人物形象、积极创新的一个缩影[1]。她们多元化的叙事主体和女性视角的“出场”丰富了新主流电影叙事的人情味和细腻感，为电影的历史书写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主流电影自觉突破主旋律影片人物形象的传统塑造模式，既有《我不是药神》中充满喜剧色彩的草根平民，也有《红海行动》中的女性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呈现丰富多彩的人性魅力和人文情感，为不同类型的新人形象增添了新主流电影的魅力。相较于主旋律影片，新主流电影的人物品格延续了英雄人物进取向上的精神力量，人物塑造模式从塑造“超级英雄”转向书写“平民英雄”，英雄形象更加多元化和接地气，加深了对时代精神和价值观的思考和表达，电影作品更具有时代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四、结语

主旋律影片在吸收外来电影经验和进行本土化探索的基础上，开拓出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以影像表达的主流价值理念，关注人情人性的叙事策略，拓展了类型电影叙事风格的可能性，适应了新时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面向未来，中国新主流电影仍须坚持影像的叙事文本与现实意义的互文，呈现更具中国特色的银幕表达样态，用多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表达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把握电影艺术的叙事模式、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表情达意的根基。期待中国新主流电影顺应观众观影趣味，叙事策略和风格，实现观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为中国电影繁荣生态贡献更多力量。

〔责任编辑：雨泽〕

[1]饶朔光：《关于当前电影创作的思考》，《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

[1]张卫、陈旭光、赵卫防等：《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2]孔泽鸣、杨婕：《抒情·认同·升华：新主流电影的主题呈现》，《电影文学》2023年第8期。

[3]王娜柳：《从“类型化”到“性格化”：新时代中国新主流电影角色塑造的嬗变》，《当代电影》2023年第7期。

[4]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消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5]孟琪：《新主流电影中人民性的共情叙事策略》，《当代电影》2023年第3期。

[6]David Bordwell：《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李显立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22页。

[7]史可扬：《影像伦理：中国影视的价值传播和观众接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页。

[1]韩婷婷：《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史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2]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石方禹：《迈出新的更为坚实的步伐——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讲话》，《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

[4]陈晓云：《中国电影的1987——重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笔记》，《当代电影》2019年第8期。

[5]《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0页。

[1]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2]陈旭光、刘祎祎：《论中国电影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的内在理路》，《编辑之友》2021年第9期。

[3]饶曙光、李国聪：《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思潮流变与工业图景》，《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2]柳城：《关于主旋律、多样化及其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朱正义、林开甲：《礼记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0页。

[1]丁亚平、陈丽君：《论新主流电影的生命叙事及其历史建构》，《当代电影》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