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状况与老年抑郁

［摘要］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其晚年身心健康和美好生活直接相关，而婚姻不仅是性的结合，也是经济的结合。文章将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OLS回归估计方法揭示婚姻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老年人婚姻状况对其抑郁程度和收入有显著影响，非在婚老年人抑郁程度不仅高于在婚老年人，而且收入也低于在婚老年人；收入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而且收入在婚姻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据此，老龄化社会要预防或降低老年人抑郁问题，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而且需要多方面保障老年人的经济供养。

［关键词］老年人；婚姻状况；抑郁；收入；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D669.6；R161.7；R749.4""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63（2024）04-0001-09

DOI：10.13773/j.cnki.51-1637/z.2024.04.00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愿望，以消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带来的诸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提升。当前，学界围绕老年人美好生活的相关研究已经从物质保障层面逐渐拓展至精神健康领域，其中，老年人抑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这不但不利于老年人健康，而且也会给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在老龄化形势日益加剧的趋势下，降低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已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而且还是关系我国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的重要社会议题。

老年人抑郁的原因有很多，遗传、大脑结构、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均可能会引起抑郁。在这些因素中，由于婚姻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活事件，因此对造成抑郁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分析中，婚姻状况被研究者高度重视并被证明是显著影响老年人抑郁的一个变量，因为来自配偶的生活照顾和精神抚慰是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然而，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中常常将婚姻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检验其是否对抑郁具有显著影响，却很少将经济因素纳入婚姻对抑郁的影响路径中进行深层次的机制探讨。虽然婚姻具有多重功能，但婚姻是“社会所许可的一男一女之间性与经济的结合”的观点广为人们所认可。［1］“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男性统治和财产继承为特征的婚姻关系的批判，实际上也间接表明了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贝克尔在《家庭论》一书中更是认为婚姻的目的在于从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国内也有研究者对婚姻起源与婚姻形态演变的考察中指出，婚姻的本质是性的结合，经济合作也是性结合的结果。［4］诚然如此，那么在分析婚姻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时就必须要考虑婚姻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在检验婚姻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基础上，探究收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为预防老年人抑郁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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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婚姻与抑郁

对于老年人而言，日常生活中没有配偶的照顾可能要面对很多的不便或困难，这意味着婚姻有助于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预防不良情绪的产生。Tang等指出，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相比独居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5］Kposowa发现，离婚者和分居者的自杀可能性显著高于已婚者，而且离婚男性自杀风险是已婚男性的两倍以上。［6］在我国家庭小型化和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当前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因此老年人主要是从配偶那里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7］李安琪和吴瑞君基于2005—2014年间四期CLHLS数据的分析证实，老年人再婚能够改善自身心理健康水平。［8］

既然来自配偶的照顾对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那么离婚或丧偶将会使老年人面临不小的生活挑战。实证研究发现，丧偶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9］加剧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10］增加了老年人的患病风险［11］、死亡风险。［12］研究者还注意到了丧偶事件对老年人抑郁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指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丧偶后的前6个月达到高峰，并在25个月内逐渐减弱。［13］Isaac与Umberson也指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会在配偶死亡后的24个月内恢复到丧偶前状态。［14］对于丧偶为何会引致抑郁或加重抑郁程度，有的研究者指出，丧偶后的老年人失去了配偶的生活陪伴和精神安慰，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15］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丧偶使得老年人改变了健康行为以及医疗保健资源的利用率。［16］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发现美国的丧偶、离婚和分居者的健康状况相对于已婚者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恶化。［17］

研究者还关注到了离婚、丧偶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性别差异并探究了其中的原因。Sonnenberg等采用阿姆斯特丹纵向老龄化研究数据的分析指出，男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女性。［18］然而，一些针对我国老年人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Zhang综合利用CBMdisc、CQVIP和CNKI数据库分析发现，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19］周琴与毕鸿燕对北京354名丧偶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20］张莉利用CHARLS数据从性别和婚姻状况分析代际支持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也证实了女性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老年人。［21］有研究者还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抑郁的发展轨迹，指出在失去配偶后的严重悲痛期，鳏夫受到的影响大于寡妇。［22］对于抑郁的性别差异原因，Jeon通过分析韩国老龄化纵向研究基线调查数据后发现，老年人丧偶后与子女的关系质量在性别与抑郁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与子女共同居住能够缓解丧偶女性老年人的精神压力。［23］Derry等从男女生理特点分析了女性患有较高抑郁症的原因，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身患炎症的风险更高，使得女性更易受到因炎症引起的情绪和行为变化的影响，进而导致抑郁的发生。［24］还有一些研究对同一性别组内老年人丧偶后的抑郁情况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到底是在婚还是非在婚老年人面临的抑郁风险更高。Jadhav和Weir使用2002—2013年美国、英国、欧洲、韩国和中国的纵向数据研究指出，除了欧洲，任何地方的男性即使在丧偶后的6—10年内仍会经受严重的抑郁症。［25］Förster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丧偶男性老年人比在婚男性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更高。［26］基于上述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与在婚老年人相比，非在婚老年人更抑郁。

（二）收入与抑郁

收入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也被一些研究所证实，经济收支平衡和收入较宽裕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好于收支状况差的老年人，［27］生活满意度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提升。［28］由于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老金、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经济支持，因此对于经济拮据程度较高、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群而言，养老金能够明显降低其抑郁程度。［29］Cong与Silverstein对安徽农村3112对父母与子女间经济交往的分析，［30］Chou等对香港1106名老年人的研究［31］都证实了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减轻老年父母的抑郁程度。在分析收入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中，研究者还注意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不同。Usui等发现，那些自认为经济状况好于与他们关系亲近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32］夏艳玲，刘中华使用2013年CHARLS数据分析发现，相对收入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更为显著，究其原因，相对收入的示范效应促使个人与周围的重要他人进行比较，由此产生的优越感对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33］杨华，欧阳静对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那些身处经济窘迫境遇中的老年人自杀风险更高，［34］换句话说，生活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更加抑郁。［35］据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老年人经济收入越高，越不抑郁。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简称CGSS），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综合性、连续性的调查项目，所得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根据研究问题，从中选取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分析对象，删除各统计变量中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3601个。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统计

所有变量细分为因变量、核心自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它们的设置、定义与测量如下。

1.因变量：抑郁程度

抑郁程度用以综合描述个体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以及躯体症状达到某种水平的状况。通常有两种测量方法，一种是量表法，另一种是自评测量法。本文采用自评测量法，即根据问卷中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频繁程度是？”进行测量，回答选项有“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其转换为0—100之间的分值，分值越小，抑郁程度越轻，分值越大，抑郁程度越重。

2.核心自变量：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分为在婚和非在婚两类。采用问卷中的题项：“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来测量，回答选项有“1=未婚、2=同居、3=初婚有配偶、4=再婚有配偶、5=分居未离婚、6=离婚、7=丧偶”。在处理分析过程中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具体做法是将第1、2、6、7四项合并为“非在婚”，其余三项合并“在婚”，并分别赋值为“1”和“0”。

3.中介变量：收入

对于收入变量的测量选取问卷中的题项：“您家2016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来测量。由于样本中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集中在左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时参数估计被个别极端值所影响，因此取了收入的对数，让数据分布尽可能符合正态分布。

4.控制变量

老年人群并非同质性很强的群体，个体层面的一些特征也会对抑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控制变量选择了性别（0＝女，1＝男）、年龄、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社会交往等，这些变量在以往有关老年人口的研究中被证实对老年人的情绪、认知和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教育程度是类别变量，分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4=大学专科及以上”；健康水平的选项为“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社会交往频率的选项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数据整理中对健康水平和社会交往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1是以上变量的设置、定义与测量。

（三）方法

首先，使用OLS回归模型估计老年人婚姻状态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其次，分析收入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中介影响；最后，使用KHB方法对收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如下：

抑郁程度=α10+β11*婚姻状况+ε1（1）

收入=α20+β21*婚姻状况+ε2（2）

抑郁程度=α30+β31*婚姻状况+β32*收入+ε3（3）

其中，β11为总效应，β31直接效应，β11-β31为收入变量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发现

（一）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表1描述统计数据结果显示：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均值为31.49分，这说明当前我国老年人群的总体抑郁状况并不严重；婚姻状况方面，28.55%的老年人处于非在婚状况，这表明接近三成的老年人处于丧偶或离异状况。表3的T检验结果显示另外，在婚与非在婚老年人组别抑郁程度的T检验结果（t=-5.17，Plt;0.000）表明，总体样本中非在婚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在婚老年人，且存在显著差异。

（二）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确定老年人婚姻状况、收入对抑郁程度的影响，表2是全变量的OLS回归估计结果，估计方式是依次将核心自变量、中介变量纳入模型。

模型1的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老年人婚姻状况对抑郁程度有显著影响。模型2是婚姻状况对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婚姻状况对老年人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表明，非在婚老年人比在婚老年人收入低约57%。模型3是婚姻状况和收入对抑郁程度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具体表现为非在婚老年人比在婚老年人抑郁程度高2.38分，说明婚姻的确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研究假设H1被证实；收入对抑郁程度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表明，收入每增加1%，老年人抑郁程度降低1.13分，研究假设H2被证实。另外，模型3与模型1相比，加入收入变量以后，婚姻状况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其回归系数由原来的3.32下降至2.67，说明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与此同时，比较模型3和模型1结果发现，性别对老年人抑郁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同一性别组内老年人婚姻和收入变量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下面以性别分组进行OLS回归估计（表3）。

模型4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表明，在女性老年人群中，非在婚者比在婚者的抑郁程度高3.13分；模型5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表明，非在婚者比在婚者的收入低58%；模型6中，加入收入变量以后，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由模型4中的3.13下降至2.46，同时，收入对抑郁程度也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表明，收入每增加1%，老年人抑郁程度降低1.16分。模型7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表明，在男性老年人群中，非在婚者比在婚者的抑郁程度高3.85分；模型8中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表明，非在婚者比在婚者的收入低61%；模型9中，加入收入变量以后，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由模型7中的3.85下降至3.21，同时，收入对抑郁程度也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表明，收入每增加1%，老年人抑郁程度降低1.06分。以上结果还说明，婚姻状况和收入对于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抑郁程度均存在显著影响，并且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也都发挥了中介作用。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表4的KHB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收入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3%，这表明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表5显示：在女性老年人群中，收入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4%；在男性老年人群中，收入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6.6%。由此可见，尽管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同样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但是比较而言，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更大。

四、结论、启发与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婚姻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2）老年人婚姻状况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在婚老年人收入普遍高于非在婚老年人；（3）收入对老年人抑郁程度有显著影响，无论对于女性老年人还是男性老年人，他们的收入越高，抑郁程度越轻；（4）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以上研究发现证实了Tang、Yan等关于婚姻对抑郁的预防作用，也与梁兆晖等、冯晓黎等、Chen等对老年人收入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收入在婚姻状况对抑郁程度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的事实，进一步揭示了婚姻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机制，这在以往Jadhav和Weir从丧偶时间、Jeon等从代际关系、Derry等从生理结构等角度对老年人抑郁原因的解释基础上，拓展了新的解释路径。一言以蔽之，收入是造成不同婚姻状况的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抑郁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老龄化社会要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除了持续对老年人加强人文关怀，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权益，不断改变传统文化对老年人再婚观念的束缚以外，还应该在以下四个维度进行积极干预：一是在个人层面，要引导老年人正确看待经济收入及其与周围老年人之间的差距。在晚年阶段，要不断让老年人强化对自己健康的认知而不是钱财观念，不嫉妒收入比自己高的老年人，以平常心看待收入状况。二是在家庭层面，要继续提倡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向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消除老年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顾虑。三是在社区层面，要特别重视丧偶老年人，尤其是经济困难的丧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这些老年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四是在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缩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付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不公平感。，同时，精准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生活救助制度等，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兜底作用，尽可能消除收入低少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感。总之，要充分考虑婚姻状况、收入对老年人心理抑郁带来的潜在风险，有针对性的予以积极干预，尽力为满足老年人的美好生活希求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然存在不足之处。Förster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丧偶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与丧偶的持续时间有关，然而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对于非在婚老年人抑郁程度的测量无法考虑他们非在婚状况持续的时间，以及近期内他们是否遭遇过其它生活挫折等，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对此，在以后数据更为丰富的情况下，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测量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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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仲先］

Mari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come

YAN Jins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e marit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is directly linked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in later years. Notably， marriage encompasses not only a sexual union but also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This paper selects income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uses data from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by employing OLS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s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marital status upon depression among the aged populat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marit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significantly affects both their extent of depression and their income level. Notably， unmarried elderly individuals not only exhibit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than their married counterparts but also have lower incomes. Furthermore， income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but also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marriage on depression. Consequently， to prevent or mitigate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an aging society， it 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it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to ensure their economic well-be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words：aged population； marital status； depression； income； the 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