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刁
1(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沙 410083) 2(东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东莞 523808)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1,2]。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化机制, 推动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 信息化叠加发展, 不断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 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进行概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一条“康庄大道”。 但“康庄大道” 并不等于“一马平川”。 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变为中国实践, 需要我国全体人民付出艰巨努力, 坚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增强国家硬实力。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先手棋”, 更是我国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动力[4]。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 一定程度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 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并明确二者的作用机制, 对于加快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 杨志勇(2022)[5]指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协调好安全和发展问题、 处理好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 余玉湖和李景源(2022)[6]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生的道路,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区别。 陈金龙(2022)[7]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刘文勇(2022)[8]提出, 双循环格局、 新型工业化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王勇(2023)[9]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大致分为3 个阶段, 分别为提出阶段、 摸索阶段和最终形成阶段。王建国和田娜(2023)[10]指出, 坚持党的领导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化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风险挑战。 此外, 部分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证方面展开探讨。 胡峰等(2023)[11]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陈胜利和万政(2023)[12]认为,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水平, 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任保平和张倩(2023)[13]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出发, 构建包含经济现代化、 社会进程现代化、 城乡区域现代化等5 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和影响因素方面。 就测度方面而言, 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14]通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存度进行测度, 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在90%上下, 即国内经济循环在我国占据着主体地位。 丁晓强和张少军(2022)[15]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双循环始终保持着较强的集中化趋势, 且在外循环中的集中化程度要大于在内循环中的集中化程度。 赵文举和张曾莲(2022)[16]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 发现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 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地区异质性、 时间阶段性特征明显。 黄仁全和李村璞(2022)[17]探究发现, 我国经济内循环依存度呈现“U” 形结构特征。 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 依绍华(2020)[18]认为, 高质量流通体系可有效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胡浩(2020)[19]研究发现, 金融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重要支撑。 周军和黄瑞玲(2021)[20]认为, 现代金融体系是驱动内需增长、推动外贸发展的关键, 可以有效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刘金全等(2022)[21]研究发现,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双循环” 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关联关系。 梁若浩和冯均科(2023)[22]认为, 国家审计能够有效助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李梁栋和吕景春(2023)[23]指出, 我国需要围绕国际大循环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空间战略,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空间格局,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赵峰和周慧珍(2023)[24]认为, 从生产力、 经济体系、 奋斗方向、 实践路径和核心力量等维度合力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综合上述研究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多表现在二者各自的研究方面, 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 鉴于此, 本文在测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 深化关于二者的研究; 引入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探究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传导作用, 从而拓宽相关研究思路; 提出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以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可分为经济发展现代化、 开放发展现代化、 共享发展现代化、 协调发展现代化、 生态环境现代化五方面[25]。 从经济发展现代化层面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能够有效解决供给侧产业单一、 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优化产业要素资源配置, 促进生产、 技术、 人才等要素合理配置, 增强经济发展硬实力[26], 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劲支持。 同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完善扩大内需体系,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从开放发展现代化层面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深化我国各地区开放层次, 加强与各区域和国际的交流, 提高开放发展效益[27],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从共享发展现代化层面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利于发挥超大规模本土市场规模优势, 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为经济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并借助要素市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推动利益共享水平提升,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协调发展现代化层面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打通区域间及各生产部门间的市场体制及制度规则壁垒, 合理配置资金、 技术、 数据等各类资源, 通过畅通区域间资源流、 产品流、 信息流、 技术流, 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28], 利于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从生态环境现代化层面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有助于打破绿色贸易壁垒, 扩大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29], 强化绿色经贸合作交流,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低碳、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需要,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创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能够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强化技术市场需求,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扩大技术创新发展[30]。 同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可通过畅通要素市场流动, 推进要素市场化建设, 加强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管制,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增强技术创新实力[31]。 此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有助于加快推动国内产业链、 创新链、 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 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提高我国综合创新能力, 提升创新效率和质量, 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 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技术创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动力, 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 问题,破除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困境,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技术创新有助于持续开发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市场, 提高一国科技实力, 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地位, 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机会更加均等化的方向发展,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鉴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通过技术创新,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本文以2012~2021 年我国31 个省(区、 市)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统计年鉴》、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Wind 数据库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 此外, 将2012 年作为基期, 采用GDP 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物价平减处理, 以消除价格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对于个别缺失数据, 用插值法补齐。
(1) 中国式现代化(CSM)。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既要体现发达国家现代化共性指标,又要充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鉴于此, 参考任保平和张倩(2022)[13]、 蒋永穆等(2022)[32]的研究, 从经济发展现代化、 开放发展现代化、共享发展现代化、 协同发展现代化和生态环境现代化五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并运用熵权法测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
表1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NDPC)。 从现有文献来看, 当前学界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尚未形成统一衡量方法[14,16]。 本文参考原伟鹏和孙慧(2021)[27]的研究方法, 从经济内循环和经济外循环两方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并借助熵权法进行测度。
表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评价指标体系
(3) 技术创新(ID)。 技术创新是指创新主体通过新工艺、 新技术, 将知识产权开发成商品并在商场上进行交易的方式[33,34]。 鉴于此, 借鉴单春霞等(2023)[35]的研究, 运用R&D 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表征技术创新水平。
(4) 控制变量。 参考陈胜利和万政(2022)[12]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人口增长速度(PGR),运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表征; 城镇化水平(UL), 借助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反映;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I), 以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之和表征; 人力资本水平(HCL), 采用高等院校在校生占年末人口数量比重衡量; 财政支持力度(FSI),借助财政支出占总人口数比重进行表征。
参考温忠麟等(2022)[36]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究技术创新能否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式(1) 中,NDPCit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水平;CSMit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程度;Zit表示控制变量;α0为截距项;α1和α2分别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μi和δt分别反映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i和t分别表示省(区、 市)和年份。
式(2) 和式(3) 中,IDit反映技术创新水平;β0、γ0均为常数项,β1、βc、γ1、γ2、γ3分别反映各变量待估系数。 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 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平均值为0.575, 依旧存在较大上升空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平均值为0.492, 与过往文献较为接近[30]。 其余变量分布均处于合理区间。
表3 变量统计性描述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测度。 基于熵权法,对2012~2021 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测度, 结果如图1 所示。 可以看出, 2012~2021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 2012~2016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从0.394 上升到0.476, 年均增长率为4.16%, 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这可能是因为, 2012 ~2016 年,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要素资源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仍不健全, 致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进程较为缓慢。 2016 ~2017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从0.476 下降到0.465。 这可能是因为2016年, 我国长期开发房地产导致的债务负担加重,生产加工要素出现扭曲, 抑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2017~2021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从0.465 上升到0.663, 年均增长率为8.52%,增长速度较快。 究其原因,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扫除大量阻碍因素, 促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得以快速发展”。
图1 2012~2021 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程度
(2) 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测度。 采用熵权法对2012~2021 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2 所示。 整体而言, 2012 ~2021 年,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从0.488 上升到0.596,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 2012~2020 年, 国内大循环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从0.488 上升到0.606。细究其因, 我国拥有人口庞大和超大规模经济市场优势, 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但2020~2021 年,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从0.606下降到0.596。 这可能是因为2020 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消费活力不足、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影响, 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出现小幅度下降。
图2 2012~2021 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
为明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传导机制, 采用式(1) ~(3) 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如表4 所示。 从模型1 测度结果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提升。 因此,假设1 得到验证。 细究其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有利于形成统一、 开放的国内市场, 提升国际循环体系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给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重要支撑。 从各控制变量来看, 各控制变量均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最强, 其次为财政支持力度, 再次为人口增长速度, 之后为城镇化水平, 最后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究其原因,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人口红利, 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模型2 和模型3 回归结果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同时, 引入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影响系数小于模型(1) 回归系数。 这说明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 假设2 得以验证。 究其原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能够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基础要素资源支持, 激励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以创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表4 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传导机制
考虑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技术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 因此, 本文采用王永仓等(2021)[37]的做法, 运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滞后1 期作为工具变量实施内生性检验, 结果如表5 所示。 模型4~6 结果显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技术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同时, 在引入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仍为正, 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回归系数出现小幅度下降。 这反映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稳健性, 采用如下方法进行检验(见表6)。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更换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前文研究结论可靠性, 参考Emire 等(2020)[38]的研究方法,采用OLS 法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计算。 从模型7 测度结果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从模型8 测度结果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模型9 结果显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2) 剔除极端值。 为避免极端值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分别剔除本文主要变量基础最大值和最小值的1%数据, 并采用前文研究方法进行回归。 从模型10~12 测度结果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技术创新在二者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说明前文研究结论可靠。
(3) 增加控制变量。 考虑中国式现代化受诸多因素影响, 本文引入网络通信水平(NCL)作为控制变量, 并采用上述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其中, 网络通信水平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进行衡量。 从模型13~15 来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且技术创新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促进作用, 反映上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前文研究结论表明,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2012 ~2016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2016~2017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 此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水平逐步上升。 鉴于此, 本文以2016 年为时间节点,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时间异质性, 结果如表7 所示。 可以看出, 2012 ~2016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275,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2017 ~2021 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429, 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 由此来看, 相比2012 ~2016 年, 2017 ~2021 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程度更高。这说明伴随时间的推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
表7 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政策因素、 要素资源禀赋存在一定异质性, 可能导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 参考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 中、 西和东北地区, 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结果如表8 模型18 ~21 所示。 可以看出, 各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特征。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441, 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东北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402, 且通过5%水平显著性检验。 中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397, 并在5%水平上显著。 西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363,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究其原因, 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技术、 数据、 人力等要素资源,可有效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东北地区拥有优异的工业基础, 以及广阔的土地、 森林资源, 能够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必要支持, 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 财、 物等生产要素流动相对较为缓慢, 致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相对较低。
表8 空间异质性检验结果
本文在科学评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2012 ~2021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 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之间的传导机制。 结论显示: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 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 具体表现为, 相比于2012~2016 年, 2017 ~2021 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程度更高。 这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强; (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 呈现出东部最强、 东北次之、 中部再次之、 西部最后的影响特征。 基于此,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建议:
(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 本文研究结论显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此, 相关主体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①持续扩大去产能。 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 通过税收政策优惠途径, 引导钢铁、 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同时, 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修订资产处置、 债务清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增强对僵尸企业处置的法制保障, 持续扩大去产能规模, 从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②纵深实施去库存。 各地方政府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房地产基础性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等去库存政策, 从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2) 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 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 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作用。 鉴于此, 相关创新主体应纵深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 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强化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 高校应联合当地企业和科研机构, 通过学校科研人才、 企业工程技术人才、 研究机构研发人才的聚合,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平台, 以破除技术创新难题,增强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同时, 高校可联合企业和科研机构,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增强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间的中介作用。
(3) 建立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通道, 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研究结论表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 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特征。 鉴于此, 各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建立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通道, 统筹优化各地区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 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①建立统一开放跨区域要素市场。 各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探索两地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系统, 共同打造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 资本、 技术、 土地、 产权交易等各类要素流通通道, 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降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差距; ②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联结体系。 各地方政府应探索建立两地内部产业合作、 税收分成体系, 对产业合作项目带来的税务按一定比例分成共享。 同时, 地方政府部门应建立跨区域财政协同投入系统, 按比例注入开发建设资金, 从而通过共建共享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统筹各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