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杰 周民良,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升级已经成为传统企业的不二选择[1]。 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 具有长期性、 曲折性和不确定性[2]。 如何有效应对这种困局, 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 成为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数字经济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3]。 国家“十四五” 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因此,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成为国家层面高度关注的问题。 当前, 信息技术已成为企业在新的数字生态群落中维持长期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因素, 以信息技术为牵引的信息化建设成为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失败率困局的适切方案。 为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 工信部于2008 年和2011 年分两批共建设了16 个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 虽然, 这项政策提到的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双向融合, 但各试验区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技术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作为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治理措施, 这一政策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合理的实践场景。那么, 信息化建设能否有效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在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 本文以中国推进“两化融合试验区” 政策为契机, 考察信息化建设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 这对深化信息化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乃至于后续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 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部分学者聚焦于研究信息化建设的城市碳减排效应和企业创新效应。 相关研究集中在信息化建设对降低碳排放[4]、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5]等方面。 然而, 这些研究在信息化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关注度略显不足; 另一部分学者重点研究区域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相关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智慧城市[6]、 政府补助[7]、 数字基础设施[8]、 科技金融试点[9]、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10]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这些学者虽注意到区域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但从信息化建设视角, 以“两化融合试验区” 为切入点, 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 有必要系统地评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 为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政策设计,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撑。
与一般性技术相比, 信息技术的主要优势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可以促使数字化重塑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间的联系, 降低企业成本, 增加经营效益[11]。 既有文献认为, 信息技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主要起到赋能作用, 能更好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12]。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企业数字化转型蓝皮报告》,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推动业务模式创新和生产方式重组。 因此, 信息技术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在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上, 数据化理论认为, 数据化可以促使数字技术嵌入企业产品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全过程[13], 为企业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 信息化建设能促进数据资源和传统要素资源融合共生, 充分激发要素资源内在潜力, 提升企业竞争力; (2) 在推动业务模式创新上, 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助于促进企业业务的数字化管理、 平台化设计、 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制造[14],推动业务模式革新; (3) 在推动生产方式重组上,工业互联网理论认为, 工业互联网能有效解决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在感知、 连接、 控制上的联系[13]。信息化建设能有效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 助力企业生产方式由单向链式向多元协同转变,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据此, 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1: 信息化建设能够正向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信息基建赋能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技术改变企业价值创造路径的发展过程[15]。 信息化建设促使各试验区更注重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级, 通过开展标准制式网络建设, 增加基站数量,推进三网融合, 进一步提高网络宽带覆盖率和服务品质。 网络外部性理论认为, 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的效用会因其他消费者消费该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反映出商品价值和消费者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6]。 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提升有助于新一代核心网、 大数据、 云计算和各类消费平台的普及运用, 加速消费者行为数字化。 企业通过消费数据能精准识别消费者的隐性和个性化需求,将其融入研发设计、 生产营销、 售后服务等各环节, 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效用, 进而吸引更多数量的消费者进行消费, 进一步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激发企业向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据此, 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2: 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基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2) 信息平台赋能效应。 研究表明, 平台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促进互补创新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17]。 ①减少信息不对称。 信号理论认为,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两种方式[18]。 信息化建设促使各试验区通过打造超级计算、 物流运输、 信用支付等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更便捷地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号传递给外界,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各项服务; 另外, 信息化建设使各试验区通过建设集成化的专业咨询服务平台,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产权交易以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 可以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及时准确地掌握和甄别各种信息;②促进互补创新。 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各试验区搭建公共技术研发与应用信息平台, 开发研发设计与验证的数字孪生系统, 通过研发云软件、 仿真高性能计算等平台, 促进企业间资源共享, 弥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据此, 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3: 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平台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技术人才赋能效应。 在数字时代, 人才仍将是信息的主要来源, 是信息交付、 通信、 管理和处理系统的创造者[19]。 在信息化建设中, 人才培养和实训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举措[20]。 因此, 信息化建设通过人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加大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力度。 信息化建设能够促使各试验区围绕信息化、 数字化发展中的人才需求, 健全完善专业化、 复合型人才体制机制, 构建相关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促进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 为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规模的后备军; ②搭建信息技术人才实训平台。 信息化建设促使各试验区通过打造专业化人才实训平台、创建项目实训场景和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等方式, 促使人才在做中学、 学中做, 有效提升人才综合素质。 据此, 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4: 信息化建设通过技术人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 政策, 研究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 根据“两化融合试验区” 名单, 分别设置处理组和控制组。由于试验区设立分为两个批次, 故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 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Digitranit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Informit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信息化建设。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本文参照吴非等(2021)[21]的研究, 采用文本分析法, 从A 股上市企业和相关重要政策文件、 研究报告等文本中, 以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 区块链技术、 数字技术运用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统计并加总计算, 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2) 核心解释变量:信息化建设。 本文将“两化融合试验区” 政策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 以企业类型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构成的交互项表示信息化建设。
(3) 控制变量。参照石玉堂和王晓丹(2023)[22]、曾皓(2022)[23]、 张泽宇(2023)[24]、 柳学信等(2020)[25]的研究, 本文控制如下变量: ①企业年龄。 采用企业当年自然年份与其注册成立年份的差值加1, 并取对数进行衡量; ②企业规模。 采用企业总资产取对数进行衡量; ③资产负债率。采用企业负债和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 ④总资产净利润率。 采用企业净利润与企业资产平均总额的比值衡量; 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采用企业大股东年末持股数与企业总股数的比值衡量; ⑥独立董事占比。 采用企业年末独立董事人数与企业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 ⑦营业利润增长率。 采用企业本年度营业利润增长额与上一年度营业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衡量。
本文选取2001~2021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连续两年亏损(ST)和连续3 年亏损(*ST)的上市企业样本; ②根据各“两化融合试验区”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中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 现代服务业的要求, 本文在保留工业企业样本的同时, 也将属于上述3 类产业的企业样本予以保留, 并剔除房地产、 农林牧渔、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类企业样本; ③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1%和99%缩尾处理。 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和Wind 数据库。
表1 报告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结果。 其中列(1) 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2) 是加入控制变量,没有加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3) 是加入控制变量, 并控制行业、 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4) 是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本文重点关注的Inform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列(4) 为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信息化建设能正向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这验证了假说1。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借鉴Beck 等(2010)[26]的研究, 采用动态双重差分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验证:
其中,k表示第k年。 本文将政策实施当年设定为基准期(k=0),βk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 表示政策实施第k年处理组和控制组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情况。 其余变量均与式(1)中相同。 图1 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估计结果。从图中可以发现, 当k<0 时, 估计系数在相应年份均不显著, 表明在政策实施前, 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同时,在政策实施1 年后估计系数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相对稳定且持续性正向赋能效应。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参照Chen 等(2009)[27]的研究, 在样本中随机选取“两化融合试验区” 政策中相关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 根据政策实施情况, 同比例生成“两化融合试验区” 企业名单作为处理组, 其他企业作为控制组, 并进行重新回归, 产生虚拟的信息化建设估计系数β*random, 将上述过程重复1000 次, 进而生成1000 个虚拟估计系数β*random。图2 绘制了虚拟估计系数β*random的分布, 从图中可知, 该虚拟估计系数主要集中分布在0 附近,偏离基准估计结果。 这表明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未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结果是稳健的。
图2 安慰剂检验
除上述检验外, 本文还对基准回归结果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采取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修正; (2) 为保持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发展水平更为接近, 本文剔除直辖市所属企业; (3) 替换被解释变量。参照赵宸宇等(2021)[28]的研究, 采用文本分析法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进行回归分析; (4)将“宽带中国” 战略、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以剔除相应政策干扰; (5)选取Tobit 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缓解因右侧截尾引起的估计偏误; (6) 将基准回归的聚类层级设定在行业层面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上述估计结果依次见表2 列(1)~(6)。 稳健性检验估计均表明, 基本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信息化建设可以通过信息基建、 信息平台和技术人才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参照陶锋等(2023)[29]的研究,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验证:
其中,M为机制变量, 主要包括: (1) 信息基建赋能效应。 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进行衡量; (2) 信息平台赋能效应。 选取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交通仓储邮电业从业人员数构建信息平台赋能效应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测算得出相应指数值; (3) 技术人才赋能效应。 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进行衡量。 上述机制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其余变量同基准回归模型中的变量一致。
表3 报告了机制分析的估计结果。 整体上看,信息化建设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值。 具体而言, 从列(1) 估计结果看, 信息化建设存在显著的正向信息基建赋能效应, 能够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级, 将消费者需求更精准地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进行对接, 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列(2) 估计结果显示, 信息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平台赋能效应, 表明信息化建设能通过信息平台促使企业提升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能力, 减少信息不对称,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 从列(3) 估计结果发现, 信息化建设存在正向的技术人才赋能效应。 这说明信息化建设能够增加信息技术人才的知识储备, 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所述, 信息基建、信息平台和技术人才的赋能效应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是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机制, 验证了假说2~假说4。
表3 机制分析结果
(1) 企业属性的异质性。 本文根据企业属性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4 列(1)、 (2)。结果显示, 信息化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而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 表明信息化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赋能效应, 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 国有企业对市场具有一定垄断优势, 面临的市场竞争偏弱, 导致信息化建设赋能效应不明显。 与国有企业不同, 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数量众多、 竞争激烈, 数字化转型关乎其未来生存与发展, 转型意愿强烈, 需要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支持。 因此, 信息化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更明显。
表4 异质性分析结果
(2)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本文根据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4 列(3)、 (4)。 结果显示, 信息化建设对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表明信息化建设能够对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正向赋能效应。 而信息化建设对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意味着信息化建设并未对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较强影响。 主要原因在于南方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更完善、 平台企业数量众多, 使得企业之间竞争比较激烈, 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更足, 因而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相比之下, 北方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 平台企业数量方面都略逊于南方地区, 致使信息化建设未能较好地促进本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信息化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和企业创新效应, 本文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这一政策冲击, 考察信息化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 验证信息化建设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丰富信息化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方面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具体而言: (1) 信息化建设可以正向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2)机制分析发现, 信息化建设通过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消费者需求与企业产品匹配度, 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同时, 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平台, 能使企业获取更多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的有利信息,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持续动力。 另外, 信息化建设能有效提升信息技术人才技能,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3) 异质性分析发现, 从企业属性上看, 与国有企业因垄断优势而面临的竞争偏弱相比, 非国有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具有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因而信息化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较明显。 从地理区位上看, 与北方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 平台企业较少等相比, 南方地区更加具有优势, 信息化建设能有效促进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 完善信息化建设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设计。 细化信息产业发展方案, 重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完善促进要素资源流动、 业务模式创新和生产方式重组等方面的政策设计。 推广经验做法, 启动新一轮“两化融合试验区” 建设;(2) 重视信息化建设在信息基建、 信息平台和技术人才赋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①健全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级的制度安排, 加大5G 及以上标准制式网络建设, 降低网络资费; ②打造信息集成性平台, 通过减免税收、 专项补贴等措施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③探索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机制,增加数字类专业设置, 打造数字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平台, 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再培训力度;(3) 增强政策对不同属性企业和不同地区企业的针对性。 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通过向非国有企业提供财税优惠政策、 技术支持、 人才培养等资源, 促进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 另外, 完善北方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适合平台企业发展的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和孵化基地, 进一步提升南方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级, 保障平台企业融资需求, 制定规范和促进平台企业发展的各项规则。
本文重点关注信息化建设赋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形, 并未考察信息化建设赋能非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 因而在未来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研究信息化建设对非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 同时, 数字化转型是否会使企业间、 城市间出现极化效应尚且不得而知, 亟待后续研究做出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