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大生产运动与群英大会（一）
——摘自《中国劳模史1932-1979》

□姚荣启

大生产运动发端于陕甘宁边区，从1942 年起，逐步在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华中、山东等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展。在大生产运动中，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他们受到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社会起到了积极影响。因而，各抗日根据地也召开了劳模表彰大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英雄模范人物的由衷尊敬。

一、晋冀鲁豫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1937 年8 月25 日至9 月30 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万多名指战员，包括一二九师全部及一一五师部分，在前敌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率领下，从陕西渭河北岸一带的集结地出发，从韩城东渡黄河，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战争。

1937 年10 月下旬，八路军前方总部率一二九师全部和一一五师部分，进入太行山区，陆续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鲁西、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后统一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从地理区域上讲，晋冀鲁豫边区泛指黄河新河道和陇海铁路以北，正太、沧石铁路以南，汾河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含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五省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和劳模运动中也有突出表现。

（一）生产渡荒运动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

1939 年，因旱灾严重，冀南的故城、景县、阜城等地夏粮颗粒无收，灾区难民达50 万人。1940 年以后，太行地区连年干旱，多种农作物歉收。1941 年，晋冀鲁豫的冠县、聊城、内黄、南乐等县也出现旱灾，秋粮歉收。由于干旱，冬小麦无法种植。1942 年旱情继续扩大，秋季又出现蝗灾。而到了1943 年，旱灾、蝗灾更为严重，成为当地百年来的第一个大灾之年。

据资料记载，1943 年，晋冀鲁豫全区受灾的耕地面积达2400 多顷，约占基本区财粮征收面积的52%，受灾人口达80 多万人，如包括受轻灾的人口，则达120 万人。据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冀鲁豫分会的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整个晋冀鲁豫地区因旱灾损毁的田地达5490 万亩，减产658800 万公斤。

据当时的媒体记载，蝗蝻刚刚爬出来的时候黑黑的，个儿像麦粒儿一样大，蠕蠕地向一块聚拢……一忽儿由一片聚成几亩大……风一吹动，汹涌起伏，好像深黑色的海浪。仅磁武县一地，蝗蝻侵袭的农田面积就达200 平方华里。林北县河顺集一个村，布满蝗蝻的地面则达20 平方华里。大片的麦田，密集的蝗蝻一爬进去，只要一袋烟的工夫……麦苗马上就全光秃秃的……蝗蝻像秋天的洪水一样，一块一块地吞没着庄稼。

当时晋冀鲁豫遭受蝗灾的面积，南起黄河北岸的修武、沁阳、博爱，北至正太线南侧的赞皇、临城，东连平汉线的磁县、武安、邢台，西达太行山巅的平顺、和顺、左权，共波及23 个县约3000 平方华里，为太行根据地县治辖区的46%。

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使农村生产元气大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根据地的社会稳定和巩固发展。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十分重视。1943 年7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边区政府连续发出了救灾工作的指示文件，要求全区军民紧急动员战胜灾荒。

1943 年7 月31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救灾工作给太行分局和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华北旱灾异常严重，尤以太行分局所辖地区最普遍、最严重。据当地有经验的老者谈，百年来无此苦旱。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中对根据地救灾办法提出了几条意见：

第一，主要依靠党的支部在群众里面起核心作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心中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打破依赖政府、军队心理。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只能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可能帮助每个人来生产。大家要活下去，必须依靠自己动手，才能自救。要坚决反对坐以待毙、“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必须使我们党政军民的所有干部深刻了解，这样严重的灾情，绝不是几个慈善主义者、英雄主义者所能包办得了的，而是依靠劳动人民自己救自己，我们党政军民干部，只是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与群众商讨，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渡过接近胜利的难关。

第二，用一切办法抓紧时机，利用雨后增加生产，主要生产蔬菜、荞麦，采获一切可食的野生植物，晒干储存(据已发现者有二十余种)。为完成这一紧急生产任务，必须动员所有党政军民各级干部深入各个团体部门，把全体民众、军队、学校、政府人员，紧急动员起来——为着生产救灾，为着生存，为着坚持根据地奋斗。所有共产党员，在这严重的困难关头，必须起生产救灾最积极的模范作用。一二九师，决死一、三纵队，在生产上须向总部特务团看齐，他们同样在频繁战斗中，每人今年开了两亩荒地。

第三，政府应以必要的款项，发展各种合作事业，如纺织、棉织、毛织、运输合作事业。在平原地区，应贷款组织人民打井、修渠、开发水利，以及筑堤、防洪。同时在可能条件下，组织运输合作社调剂粮食。

第四，根据地贸易政策，必须从坚持根据地救灾(出发)，与对敌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如根据地内一切核桃(自己榨油出口，饼可食)、栗子、红枣、柿子以及猪、羊、鸡均可充作民食、军食……应尽量增加生产，奖励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必需品入境。

第五，军队应尽量节省，战斗部队应逐渐节省到每日食一斤二两小米，机关一斤，以菜蔬、野草、树叶、树皮混食。党政民系统，应按具体情形更大节省，以及彻底清查党政民各系统储粮。地方必须贯彻到村，军队必须贯彻到连队，以杜绝浪费。这一工作必须自上而下地检查，以及自下而上地发动节约反浪费斗争。只有为群众拥护，才能暴露某些打埋伏、企图贪污的干部，才能收到清查粮食的实效。

第六，未受灾之部分地区，亦应高度节省，准备为受灾的友邻地区民众及军队转移之救济之用。

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清晰地展现了在本次灾荒中，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办法，并要求党政军民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坚决落实行动。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纷纷深入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摸清实情，和农民一起商量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一家一户一地去做工作，动员群众计算家庭的收支状况，研究增收节支的办法，制订“安家计划”，使每个农户的“生产自救落到实处”。

各级政府大力筹措资金，以解决农户生活及生产中的急需。同时，大力组织农民打井、修渠、挖地，突击抢种、改种、补种，锄地保墒，扩大种植面积，尽一切努力不荒一亩地。在受灾严重的太行地区，从1944 年春天到秋天，政府一直组织群众挖卵、打飞蝗，参加的群众多达百余万人。通过组织这场群众抗旱打蝗运动，不仅减少了当地的农作物损失，还让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对生产和生活的信心。

各级政府还大力组织群众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生产，使“生产自救”运动遍及农村各个生产领域，大大促进了纺织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在1943 年至1944 年两年中，政府大量调剂粮食，确保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用粮，各地区利用这一机会，大力组织劳动力搞运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仅这两年，当地政府就组织了九万多人运来了20 万担粮食和1500 万斤山货，参加运输的农民得到工资米35000 石。

晋冀鲁豫边区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大大鼓舞了群众生产、生活的热情，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也增强了人民的团结。1942 年至1943 年，太行山西部的人民在自己受灾也较严重的情况下，仍省下粮食，把节约的粮食运到东部去救灾。在1944 年蝗灾严重时，太行山东部的群众则誓将蝗虫消灭在太行山东边山脚下，不使蝗灾扩大到太行山西边地区。在受灾的区域内，人民群众互帮互助，共同渡灾。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开展“生产自救”，大大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在生产渡荒的实际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政府真心为人民、为穷苦大众谋利益。例如，在豫北地区1943 年至1944 年受灾很严重时，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政府积极领导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帮助解决生活用粮和生产用粮，同时解决了豫北一带多年土匪多、黑社会猖獗的扰民问题，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很快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这场生产渡荒、生产自救运动，也拉开了晋冀鲁豫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