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邓嘉琦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1 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消费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前，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文化消费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文化消费将会成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如何合理地实现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提升是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究的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呈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为精准有效的金融服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同时对居民的消费意愿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具体的研究成果，众多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勋等(2020)、易行健和周利(2018)、邹新月和王旺(2020)运用理论模型并结合实证分析，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效果；通过深入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农村群体的消费信贷需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涂颖清、万建军(2022)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方面发挥了双重作用，即数字效应和普惠效应，尤其是在城镇居民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在农村居民中则相对较弱；江红莉、蒋鹏程(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这是由于消费群体的差异、不同群体消费水平的差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此外，部分学者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影响的地域性差异。任文龙等(2019)的研究表明，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可以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扩大金融发展规模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根据南永清等(2020)的研究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从空间角度出发，任蓉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数字化程度的直接效应则呈现出明显的负向效应；据赵雪薇(2021)等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虽然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消费之间的直接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更多地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支出以及城乡差距等方面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研究影响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关键变量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居民文化消费水平(Cul)，用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表示。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该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Gdp)，用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表示；(2)政府行为(Gov)，用地方财政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表示；(3)文化产品与服务价格(Pri)，用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表示；(4)受教育程度(Edu)，用各地区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员占该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表示；(5)服务业发展水平(Ind)，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表示；(6)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表示。

样本数据为2015—2020年我国31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相关数据，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见表1)。

表1 变量的统计描述

2.2 模型设定

借鉴张冰倩和毛海涛(2022)的研究，本文构建经济模型如下：

式(1)中：α、β和γ为参数，i和t分别表示年份和省份；Clu为被解释变量，即居民文化消费水平；Dfi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2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方项；Z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政府行为(Gov)、文化产品与服务价格(Pri)、受教育程度(Edu)、服务业发展水平(Ind)、城镇化水平(Urb)。

3 实证分析

3.1 总体结果

如表2所示，三种回归方式的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总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用Stata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后，检验结果的P值是0.0000，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为检验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来体现各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并重新回归。固定效应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为0.0100，系数方向未发生变化，回归系数大小也无明显变化，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Dfi的系数显著为正，而Dfi2的系数虽然在数值上趋近于0，但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为负的，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文化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倒“U”型曲线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前期对文化消费起到了带动作用，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在到达拐点后，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也会随之逐渐降低，但目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还是正向影响着文化消费水平，拐点还未出现。同时，在各控制变量中，只有政府行为(地方财政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在1%置信水平上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支出与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文化市场的繁荣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文化消费的增长也离不开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持续关注和投入。

3.2 区域性差异分析

经过Huasman检验后，三个地区的P值分别为0.3169(东部)、0.2985(中部)、0.0522(西部)，均大于0.05，所以对三个不同区域的实证研究皆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如表3所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134(东部)、0.0209(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0.0068，但结果并不显著。

表3 分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文化产业相关市场繁荣，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经济相互促进，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则与东部地区类似，两者的系数都很显著，但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系数略有增加。同时，政府在文化领域方面的支出对中部地区的文化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这两个地区相对应的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与之相比，城镇化水平对当地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

4 结语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并未到达拐点；(3)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显著；(4)在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并未对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与其相比，政府对文化消费的作用则更加显著；(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项研究有以下启示：(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文化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促进金融平等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手段，不仅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还能为更多地区、更多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其在促进居民文化消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要进一步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让更多地区、更多群体能享受到金融的发展成果，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文化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2)积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中部和东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方面的推动作用，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同时，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日益凸显，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的政策倾斜力度，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程度；(3)政府行为对文化消费市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既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过程，又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文化消费市场的调控者，其行为对文化消费市场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化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文化消费保持持续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应继续积极探索，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努力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不同文化程度的文化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精准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