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士波
知了单调地鸣叫着,没完没了,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让即将十八岁的我心里充满烦躁。空气异常燥热,一点风都没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如同烙饼在滚烫的热锅上来回翻炒。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不仅是因为热,而是我要等高考成绩出来。
父母比我还焦虑不安,他们也不敢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就偷偷去找了我们那个小城里远近闻名的算命人。大家都叫她曹二姑。
他们是一早出去的,中午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终于,母亲忍不住了,对我说道:“波仔,今年考不上就算了。我们明年再考。”
在我平静地询问下,才得知,曹二姑给我批的八字是,他没有上大学的命。
对此,我完全不能相信。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对于考试,我非常自信。
我不相信自己没有考大学的命,哪怕我考砸了,也能上个二本大学吧。
终于,漫长的等待,让我的自信一点一点失去。我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关上灯之后,双眼盯着黑黑的屋顶,困却睡不着,眼睛已经通红通红的,因为睡不着,眼泪总是流个不停。
耳边不时传来邻居们的闲话,说是哪个成绩好的同学去年没有考上,复读了一年,今年还是没考好。有人对父母说:“你们家波仔不是成绩很好吗?不会也考不上吧?”
还有人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曹二姑给我批的命,到处宣扬道:“成绩好有啥用啊?没那个命也不行啊。人斗得过命吗?”
我开始想,要是我今年考不上,会怎么选择呢?是出门打工赚钱,还是继续复读一年呢?或者在家务农?或是做点小生意?我不知道。因为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努力读书,我想考上大学。我不知道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
在连续一周的失眠后,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每天早上起床,枕头上都是头发。头顶前部已经掉光了,两侧也稀稀落落的,都能看得见头皮了。
就在我原本茂密的头发快要掉光的时候,终于等到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要去北京的前几天,母亲带着我进了一趟城。她是想给我买点新衣服,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好几年,领口和袖口早被洗破了。可是,她带的钱显然不多,转了好几圈市场,给我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剩下的钱也买不了什么了,哪怕是打折的断码的鞋。
她腆着脸,带着乞求的语气,让买鞋的人再便宜一点。
卖鞋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有点不耐烦地说:“这都半价了,已经是最便宜的了,不行你再去别的地方转转看。我不能亏本给你吧?”
“我知道很便宜了,我也转了一圈了。老板你看能不能再便宜二十?我只剩下四十块钱了,买了这双鞋,我们连坐车回去的钱都没有了,只能走回去了。”
“我还没见过一双这么便宜的鞋,还要讲价的。”女老板有些轻蔑地说,“要是没钱,就不要买了。我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又不是开善堂的。五十是最低价,你爱买不买!”
“可是,我只有四十块钱了。老板,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好不好?”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内心充满着高傲,我实在看不下去母亲这低声下气的样子,就说:“妈,我不要了,我还有鞋穿。”
母亲听到我这句话,看着我右脚那只破了个洞的鞋,眼泪扑簌簌就下来了:“我太穷了!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我连一双新鞋都买不起!”
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嚎啕大哭,她似乎要把这些日子的委屈都哭出来:“我无能啊!我对不起我优秀的儿子啊!”
我本来想劝母亲说,我实在不需要一双新鞋,何况破的那双鞋补一补,还能接着穿的。可是,一看见母亲哭了,我有点懵了,一时间不知所措。
卖鞋的那个女人一看母亲哭了,也慌了,说:“大姐,你先别哭嘛,有事好好说。我真的给你的是最低价了,我从厂里拿的就是这个价,真的没有跟你多要一分钱。”
她冲着发愣的我说:“你劝劝你妈妈,别哭了。我三十卖给你们了,我亏二十块钱!给你们留十块钱坐车回去。哎,大家都不容易啊。”
母亲听到这句话,止住了哭声,她用手抹了抹脸上的眼泪,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一个方帕子打开,掏出几张发皱的零票子付了钱,一个劲地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你真是菩萨转世。”
卖鞋的女老板接过钱来,把鞋递给我说:“你先试试这双,看合适不合适?这些鞋你看哪双合适,阿姨都给你一个价。”然后又转身问母亲道:“你儿子考上了哪个大学啊?”
“北京XX 大学!”母亲自豪地说。
“这么好的大学啊!名牌大学啊!真厉害!”卖鞋的女老板感叹道,“要去北京上大学了,是应该买一双好鞋的!”
“这双鞋就挺好的!”我穿上新鞋,虽然有点夹脚,可是这些鞋要么就是特大码的,要么就是小码的,刚好合适的肯定不在这里卖了。
试完鞋之后,我想把新鞋脱下来,想等到去了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再穿。
母亲却坚持让我穿上新鞋,她对我说道:“鞋买了就要穿的。这双旧的破了,就不要了。”
“补一补,还能穿呢!”我把新鞋脱下来,装进鞋盒里。扔掉旧鞋是不实际的,旧鞋可以跟新鞋换着穿,扔了可惜。
走的时候,卖鞋的女老板对母亲说:“你生了一个优秀的好儿子!真懂事。”
我要去北京上大学了,终于可以去北京上大学了,我内心有一种短暂的莫名的兴奋。为了省钱,我只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家里没人送我。母亲把东借西凑来的学费缝进我的裤子里。
刚刚步入十八岁的我啊,意识到了某种意义。这一次不仅仅是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一个人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去上学。更重要的是,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要独自一个人去走自己的路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我所在的县,第一次走出我所在的市,第一次走出我所在的省,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
我一个人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到达了北京。看着一排排房屋映入眼帘,郊区的房子有些破破的矮矮的,再开进去一点,就有了楼群,高大的楼群,宽阔的街道,还有奔跑着的汽车……列车缓慢进入市区,北京城像一床新的棉被一样舒缓地打开,冲我张开了她的怀抱。
后来,我大学毕业,回老家的时候,母亲还带我去见过一次曹二姑,说是要感谢她。曹二姑见我的时候,有些尴尬,她苍老的脸努力对我挤出一丝微笑,感觉像在哭。
听说,后来有人也问过她:“你给大学生算的命怎么不准了?”
她的回答是:“波仔是个狠人,天都要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