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分析

王微

摘 要：在海南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可以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而生态福利绩效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指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海南省18个市县的生态福利绩效，结果显示，海南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较好，符合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实际情况，18个市县中8个市县的生态福利绩效达到相对有效，主要分布在中部生态核心功能区，但生态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尚未实现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发展绿色科技创新等建议。

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海南；超效率SBM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6.015

0 引言

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中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资源环境生态条件好的地方先行先试，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生态福利绩效是指投入自然资源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高，能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之间协调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指标。

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源于Daly的思想，他认为经济的增长会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在自然资源约束下实现人类福利的增加，提出最终效率的公式为服务/吞吐量。随后Common提出利用预期寿命与人均能源消耗、人均生态足迹、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指标的比值来测算生态福利绩效。Dietz则提出富裕程度与环境压力之间存在U形关系。随着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并在不同研究范围进行了分析。藏漫丹认为生态福利绩效是反映单位资源投入带来的福利提高程度，因此采用出生时预期寿命与人均生态足迹的比值代表生态福利绩效，并比较了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杨旭测算了2004-2016年全国29省（市、区）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结果显示北京、海南、上海的年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排在前3位。龙亮军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3年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发现青岛、海口等沿海旅游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明显处于领先地位。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对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方法从早期的简单比值发展到采用多变量投入产出的指标体系。研究尺度也覆盖了国家、省域和城市等宏微观层面，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尚没有针对海南省的分析，并且现有分析中无论是省际的比较还是城市间的比较，海南省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在前列，海南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海南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海南省为研究对象，探究海南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以期为海南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

1.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是测度多投入和多产出指标决策单元的效率方法，常见的方法包括CCR、BCC、SBM等。SBM模型是Tone在2001年提出的基于松弛变量测度的非径向非角度DEA分析方法，并于2002年对其修正，提出了Super-SBM模型，主要应用于SBM模型中出现多个决策单位效率值为1时，这些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比较问题。

min ρ=1-1m∑mi=1S-i/xik1+1q∑qr=1S+i/yiks.t.xk=Xλ+s-yk=Yλ+s+λ≥0，s+≥0，s-≥0

其中，ρ是决策单元相对效率，xk、yk是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向量，xik、yik是投入与产出向量的元素，X、Y是投入产出矩阵；s+、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λ是列向量。ρ值越大，效率越高，ρ≥1时，决策单元有效；反之，决策单元无效。

1.2 指标选取

生态福利绩效是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社会福利的效率水平，参考目前研究成果，借鉴龙亮军、王兆峰、郭炳南等专家学者在研究生态福利绩效时选取的指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与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将资源消耗作为投入指标，将生态污染和福利增加作为产出指标。在生态投入指标中，从能源、土地、水资源三个维度选取，分别由人均能源消耗、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及人均用水量来代表。产出指标则包括环境污染和福利增加，環境污染一般指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物的排放，选取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福利指标参考联合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定义，包括人均GDP、健康医疗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代表健康医疗水平，每万人在校生数代表教育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所有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海南省统计年鉴》《三亚市统计年鉴》《海口市统计年鉴》等，少数缺失数据采用内插法获得。

2 结果与分析

2.1 海南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

2011-2020年间海南省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保持较高水平，略有波动，并在2015年和2018年实现了生态福利绩效DEA有效，说明海南省在保持生态福利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看，乐东、澄迈、五指山的生态福利较小均值分别为13305、12413、12266，位列前三位，而排名后三位的是东方、昌江、定安，生态福利绩效均值分别为04153、04909、07365，平均值前三位与后三位的生态福利绩效相差较大。生态福利保持较好的五指山、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是海南生态核心区域，陵水、乐东属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这些市县属于生态环境资源优势明显区域。而经济发展较好的海口和三亚这两个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却相对较低，排名靠后，且波动幅度明显。海南省各市县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较高，相对有效区域较多，中部核心生态区的市县总体高于沿海各市县，但是差异明显。东方、昌江、定安存在自然资源消耗量大，固体废物排放严重，产出不足，导致生态福利绩效排名倒数；海口市能源消耗较多，三亚市土地资源存在浪费，两地固体废物排放量大，经济水平，教育医疗都较好，但生态福利绩效并不高，排名靠后；澄迈、琼中、五指山、乐东等市县虽然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高，在医疗、教育方面还相对落后，有很大提升空间。

2.2 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聚类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海南省各市县可持续发展状况，以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发展水平构建二维矩阵，以两者的均值为界限划分为四个类型。

图1 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聚类分析

（1）高生态福利绩效——高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市县很少，只有澄迈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生态福利绩效也高，而陵水县虽然也在这一区域，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只刚过水平线。

（2）低生态福利绩效——低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市县也较少，定安县是经济和生态福利水平都较低，东方市是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低，但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平均线，万宁县两者都接近平均水平。

（3）高生态福利绩效——低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市县包括乐东、琼中、五指山、白沙、屯昌等地，生态环境自然禀赋高，当前生态投入产出的效率也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4）低生态福利绩效——高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市县包括海口、三亚、儋州地区等地，这些市县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中心，但生态福利绩效较低，尚未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海南省18个市县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考虑了松弛变量与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海南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析了其生态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期为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海南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平均水平较高，呈现增长中略有波动的趋势，符合海南省生态资源禀赋高，生态质量优良的现状。其次，分市县来看，生态核心功能区内的市县生态福利绩效高，但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海口、三亚两地经济发展好但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低，生态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尚没有实现较好的协调。

为了加快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协同海南省各市县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优势互补，保护生态核心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发挥海口、三亚两地的经济优势，带动各地区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协同发展，促进海南省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的提升。其次，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海南生态资源禀赋好，结合区域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循环农业等生态产业，释放生态环境红利。再次，以科技发展为导向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创新，借助自贸港建设政策优势，引进省外科研院所，高科技企業，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以绿色产业替代传统产业，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最后，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扩大开放水平，吸引优质外资投资，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挥外资投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正面作用。

参考文献

［1］臧漫丹，诸大建，刘国平，等.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内涵及G20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5）：118124.

[2]杨旭，邓远建.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6）：7990+126127.

[3]龙亮军，王霞.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02）：8492.

[4]王兆峰，王梓瑛.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30（12）：2822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