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上再漫拾

沈烨

1928年初秋，带着事业遭遇挫折的愤懑和永失青春之爱的苦痛，25岁的广东海丰青年钟敬文只身来到了杭州。与岭南完全不同的气候和江南独有的秀美与亲切，让他稍稍缓过了神。他不顾长途跋涉之累，放下行李，与友人做伴，往西湖去。他们从湖滨出发，乘小划子一路游了三潭印月，再去岳王庙，过西泠桥，遇冯小青墓，最后来到了林和靖的墓园。

钟敬文与杭州的第一次相遇，是少年时读到了一本《西湖佳话》，书中的英雄传奇、绝美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所说，书中最让他向往的故事主角有三人，分别是林和靖、岳飞和冯小青。

此番造访，他得以与书中人一一相见。友人因为脚疾，未登上林和靖的墓园，只留钟敬文独坐墓园。年轻的钟散文置身语言与思想创设的美中，心中涌起千言万语要与先贤诉说，然他未说一词，只等待着阳光的退却。据钟敬文的记录，他在来杭的第一个月里，又两次去往林和靖墓，在寻访与思考中，那些无法言明的、独善的、索居的梦想一点点变得清晰。

来杭之前，钟敬文是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时是新鲜事，而新的东西常常会遭到非难和质疑。钟敬文参与编辑的《吴歌乙集》被一批假道学们指出有“猥亵”的内容，时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借题发挥，辞退了钟敬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大白听闻此事，震惊且生气，立刻向钟敬文抛来了橄榄枝，邀请他来杭州发展。杭州收留了他，虽心有不甘，但钟敬文得以亲近梦中的湖山。

在杭州期间，钟敬文先后在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等院校从事国文教学和民俗学研究。中途，他为了学术日新，还远赴日本留学了两年。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从歌谣收集、整理以及论文的写作开始了广阔的民间之旅，进而走向更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来到杭州以后，钟敬文反思了前一阶段的研究，继续开展教学和研究，开始重视民间文学以外的民间文化现象，开启了更有学术价值的探索。他与友人共创刊物，创立了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以更好地开展民俗研究活动。他说，杭州是他“学艺形成时期尽着哺育他的乳娘”，他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活动在杭州“枝粗叶茂”，迈向成熟。

钟敬文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人民的学者”，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只不过他在民俗学研究上的耀眼光芒掩盖了他作为散文作家的光彩，以至于世人忽略了他清淡又诚恳的文笔。许是湖山化作了缪斯，让每一次出发都有了灵魂。在杭州，钟敬文迎来了散文创作的高峰期。下雪的西湖，钱塘江的晚潮，烟霞洞的可爱，九溪十八涧的静美，抚慰着钟散文这个异乡人的心灵，也让他思绪翩翩。最终，这些脚步汇成文字，变成了散文集《西湖漫拾》《湖上散记》。

钟敬文的散文有古典小品的余韵，亦充满哲思之美，像《钱塘江的夜潮》一文，他写自己满怀憧憬去看潮水却败兴而归，他写得既轻快又庄重，先扬后抑的写法隐喻着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落。不过，读者读着不会感到“失落”，反而会遇上青梅入口的那一点甜酸。郁达夫曾评价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清朗絕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钟敬文没有着力于散文创作，而是把更多的心力投入了民俗学研究。他在《湖上散记》这部集子的《后记》中披露了部分原因，他说， “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而酣醉地满足于这吹号之中，良心实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可以看出，从杭州时期始，钟散文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身上应该担着的社会责任，他逐渐把自己放归时代发展的广袤天地，以更自觉的姿态投身其中。因此，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的散文创作开始逐渐退潮。

杭州之于钟敬文，还有迷人的生命意义，他在此与一生的爱人陈秋帆重逢并结合。以西湖畔惺惺相惜的真挚感情为起点，钟敬文与陈秋帆共同度过了相濡以沫的一生。当钟敬文回望自己的人生时，他深情地忆起1929年那个炎热的暑假，在三台山一带的住宅里，他与陈秋帆重新认识了对方，携手徜徉在西湖的日夜中，在情与景中难分彼此，“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陈秋帆不仅是钟敬文事业背后的女人，也是钟敬文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齐头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一位成为了民俗学大家，另一位常年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在钟敬文的心中，陈秋帆是“一位具有现代理想的女性”“一个勤奋不息、一意向前的女性”。于千万人中的遇见，除了那一瞬命定之美，还有更多让人回味无穷的真切，

这无上珍贵的情谊，钟敬文自湖畔彷徨时，就紧紧地握在了手上。他是多么幸运。

晚年的钟散文，曾多次到访杭州，遥想当年，会会老友，走走来时的路。他在回顾学术生涯和做人生小结时，赋予了杭州特别的地位，对他来说，杭州实在是“不容易忘怀的地方”。钟敬文也十分关心浙江和杭州的民间文艺事业发展。当看到大家协力共进时，他深情地留下诗句：喜见群英恢胜业，慰情何用说来生。

恰逢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走过先生走过的路，抚过先生留下的痕迹，杭州顷刻间有了不一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