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策略及成效

张晓静

摘   要：美国“放学后计划”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已经发展成为校内外协同推进的课后服务系统。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样化人员结构、多主体信息互通和多机构协同评估运行质量的实施策略，保证了“放学后计划”为儿童提供优质的课后教育，体现了“放学后计划”凭借立法引领发展、强调协作提供资源、重视评估改进质量的特征。美国“放学后计划”协同育人的理念和措施在提升学生学业水平、改善学生学习行为、保持儿童身体健康等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在持续性发展中面临需求量大、资金不足、师资水平参差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美国；放学后计划；家校社合作；教育评估；教育管理；校外培训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1128.2023.06.005

美国“放学后计划”（After-school Programs）是指学校、社区等组织在学校上课之外的时间（放学前、放学后、周末等）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学业、艺术、健康、职业等各方面的活动。“放学后计划”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最初旨在解决学生下午三点半左右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由民间组织利用私人场所自发为儿童提供看护[1]。该计划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关注和干预。1998年，联邦政府设立“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re Program），作为唯一专门用于支持“放学后计划”的联邦资金[2]。2003年，美国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列出“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条款；2015年，《每一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在第四章重新批准“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使“放学后计划”发展到新阶段[3]。美国“放学后计划”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协同各方力量为儿童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

一、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整体概况

多主体参与、校内外联动是“放学后计划”的政策要求与基本理念。《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优先批准区域内的教育机构（如学校、学区等）以及至少一个合作组织成为“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合作组织可以是区域内的青少年发展组织、儿童照管组织、宗教组织、商业组织、大学或学院等[4]。《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的“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模块明确规定，申请主体可以是当地教育机构、社区组织、公立或私立机构以及由两个以上团体组成的联合组织等[5]。同时，法案要求各方合作共同支持计划，如倡导家庭积极而有意义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要求各州教育部门确保每个社区学习中心与外部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合作，并与参与计划的学生所就读的学校积极合作（包括共享相关数据）；要求各州教育部门与家长、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支持计划的有效实施等[5]。

在法律文件的指引下，“放学后计划”已经形成了以公立学校为主、由多种组织提供的整体格局。同时，“放学后计划”的提供者都积极寻找外部援助，与多方合作运行计划。根据美国教育部发布的2015—2020年间“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评估数据[6]，公立学校是“21世纪学习中心”受批准组织中最典型的形式，约占受批准组织的4/5，社区组织占近1/10（见表1）。除学区和社区组织之外，政府也批准宗教组织、大学和学院、特许学校以及私立学校、其它地方教育机构等组织的申请，但公立学校仍是“放学后计划”的主要提供者。根据放学后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2021年发布的“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实施概况，每个受批准单位平均有9个合作组织[7]。合作伙伴可以为“放学后计划”提供资金、认证、评估、培训、师资、物资、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帮助。

二、 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放学后计划”有三大资金来源，分别是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家长交费。根据放学后联盟提供的数据，在“放学后计划”的资金来源中，家长所缴学费占比76.3%，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拨款共占16.5%，基金会、宗教组织、商业组织及个人捐赠等占7.2%[8]。社会捐款主要由“放学后计划”的合作者提供，虽然仅占资金来源中的一小部分，却有效缓解了家长和政府的经济压力。在这部分资金来源中，基金会占据最大比例，其拨款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放学后计划”的系统性建设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二是直接支持“放学后计划”的活动开展。全美为“放学后计划”拨款的大型基金会组织主要是华莱士基金会（Wallace Foundation）和莫特基金會（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9]。华莱士基金会帮助各州采用“系统建设”的方法构建课后教育系统，统筹协调课后教育的各种资源和各类项目，以提高项目运作的质量。莫特基金会帮助建立各州的课外教育网络，支持非营利性组织如放学后联盟的各项研究，以便为决策提供信息。2014年，放学后联盟报告了“放学后计划”排名前十位的州，其中有八个州在莫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州范围内的课后教育网络[10]。此外，直接支持活动开展的基金能够减轻家长的压力，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如纽约人寿基金会于2016年设立高中升学补贴项目，用于支持当地社区的课后教育项目，为经济困难的中学生提供进入高中所需的各方面指导[11]。

（二）多样化的人员结构

“放学后计划”的员工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构，不仅包括学校员工，还包括学校以外的社区人员、大学生等。根据“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2019—2020年的评估，其员工结构如表2所示[12]。由表可知，学校教师占总员工人数的34.5%，学校非教学人员占比15.8%，可见学校人员是“放学后计划”员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有偿员工中，学校教师占40.8%，构成了有偿员工中的最大比例，学校非教学人员次之，占18.4%。在志愿者中，社区成员占比最多，为28.1%，父母占比17.4%。

不同类型的员工负责不同工作内容，配合完成“放学后计划”的各项工作。具体来说，中心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总体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各方人员开展“放学后计划”；在职教师具有专业教学能力，主要负责学生的学业辅导；非学校教学人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负责各种活动的管理工作；社区工作者和父母可以组织协调活动的开展。美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由于学分或勤工俭学的需要，也会参与“放学后计划”的社会服务。例如，哈佛大学菲利普布鲁克斯联合会创办爱默生学习发展中心计划（AHEAD），主要提供家庭辅导和课外活动，这个项目的学生志愿者会在儿童放学后到社区进行服务[13]。高年级学生相较于成年人而言与低年级学生更不容易存在代沟，因此能更有效地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和共同活动。

（三）多主体的信息互通

为了提高计划的成效，“放学后计划”需要积极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取得他方的积极配合。一是与学校保持沟通。“放学后计划”主要是与校长和教师进行沟通，目的是获取有效的教学和学生信息，同时保证正规教育与放学后教育之间的衔接性。校长在动员学校教师参加放学后计划、建立校内活动和放学后活动之间的联系、确保放学后计划充分利用学校资源等方面起重要作用[14]。学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校内表现在“放学后计划”的目标制定、活动内容、活动实施、个别指导等方面给出建议。据统计，1/3 的“放学后计划”管理者几乎每周都会与学校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教学和学生信息，以指导后面的放学后工作[15]。二是与家长建立联系。“放学后计划”与家长密切联系的目的，除了向家长了解学生的详细个人情况之外，还在于让家长了解计划开展情况，从而听取家长关于计划开展的反馈与建议。“放学后计划”通过多种形式让家长参与其中，如以志愿者的身份让家长成为计划的工作人员，使家长直接参与亲子互动环节与学生共同开展活动，以问卷、访谈或报告等形式与家长进行沟通等。根据放学后联盟的报告，对参加“放学后计划”的父母开展调查可以了解更详细的反馈信息，如孩子们是否经常利用计划所开展的活动、家庭是否负担得起计划等[16]。

（四）多机构协同评估项目运行质量

为了保障计划的运行质量，“放学后计划”需要外部专业组织机构的协助，如全美课外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Out-of-School Time）、全美放学后教育质量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Quality After-school）、全美放學后教育协会（National After-school Association）、全州课后教育网络（National Network of Statewide After-school Networks）、放学后联盟等[17]。这些组织机构主要提供关于“放学后计划”的信息发布、数据资源、专业咨询、研究报告、师资培训、专业认证、质量评估等服务。以全美课外教育研究所为例，除了发布有关课后教育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与“放学后计划”进行合作，提供旨在促进项目专业发展的一系列帮助，包括设定项目发展目标、对项目进行可持续性规划、持续改进项目质量、使用工具评估项目、开展员工的专业发展、社会与情感学习活动等方面的培训。在对项目的评估上，全美课外教育研究所开发了一套基于研究和实地测验的评估工具——课外教育评估系统（A Program Assessment System， APSP），用于测量项目的质量、学生的参与情况、学生的学习成果、长期的发展趋势四方面内容[18]。此外，全美放学后教育协会致力于为“放学后计划”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支持，如“指导性对话”是每月一次的个人发展研讨会，包括专家建议和同伴指导，以支持工作人员的专业成长[19]。

三、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特征

（一）凭借法案引领“放学后计划”的发展

“放学后计划”兴起于民间，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应需求而生，其发展初期都是由私人进行组织和实施，分布较为零散，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放学后计划”规模的扩大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政府的干预表明“放学后计划”已经纳入了国家的教育计划当中，这提高了“放学后计划”的地位，保证了“放学后计划”朝着规模更大、计划性更强、实施更具保障、成效更为显著的方向发展。

美国政府以立法推动“放学后计划”的实施，设立“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作为“放学后计划”的示范项目，并且每年都为其拨款资金，减小了课后服务实施中的资金缺口。近年来，美国政府每年为“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拨款十几亿美金[20]。同时，联邦政府在法律文件中对“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进行规范，将优先申请权赋予公立学校，也允许社区等组织申请开办资金，并要求申请者明确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极大地减轻了学校的压力，促成了“放学后计划”的校内外联动格局。政府的权威引领和顶层设计有效保障了“放学后计划”的有序运行和持续推进。

（二）强调协作提供“放学后计划”的资源

在法律规范下，“放学后计划”形成了以公立学校为主、其它各类组织为辅的运行格局，贯彻协作互助、整体实施的理念。课后服务隶属教育领域，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自然在“放学后计划”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学校是实施专业教育的场所，具备优良的专业教育资源，丰富的教育经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教师、严格的规章制度、良好的学习环境等，都使学校有资格与条件承办“放学后计划”。从教育连续性的角度而言，课后服务是学校正规教育的延续，学校记录着学生的日常学习情况，在实施课后活动中能更有效地提供学生所需要的发展经验。

学校在正式教育之外提供“放学后计划”势必要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借助学校的资源并合理寻求校外资源是保障“放学后计划”正常运行的重要路径，寻求外部援助可以有效缓解内部资源局限。“放学后计划”寻求合作伙伴不仅是法律下的强制规范，也是实践中的必由之路。资金是“放学后计划”的先决条件，当前仍需家长缴纳费用来维持运行，政府拨款只能填补资金缺口的一部分，除了接受政府的补贴之外，与大型企业、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组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资金来源渠道。教师是“放学后计划”的人力资源，但仅依靠学校教师不是长远之计，招纳校外人士成为缓解专业教师压力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放学后计划”的相关评估、师资培训等活动也需要借助于外部专业组织。

（三）重视评估改进“放学后计划”的质量

课后服务是一种非正式教育，“放学后计划”没有统一的教育目的和课程计划，各组织可以自行设立所要达成的目标，实施目的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放学后计划”所提供的活动内容不统一。为保证“放学后计划”健康合理地发展，就必定要对其进行效果评估，以明确其是否具有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功能。

由于“放学后计划”的实施组织较多且规模不一，对“放学后计划”的评估也层次不一。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中小学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每年会发布“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的年度实施报告，这些报告是基于网络的数据收集系统形成的项目评估结果。在州政府层面，各州每年也会对其“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发布报告。例如，佛罗里达州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中心及州立大学学习系统研究所通过对家长、教师和学生的调查并结合考试成绩等数据对2018—2019年全州480个社区学习中心进行评估[21]。除此之外，每个独立的“放学后计划”也注重实施效果评估，如位于洛杉矶的ACE项目（Achievement and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通过准实验研究评估其2016—2017年间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22]。

四、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的成效

尽管有学者认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不能确切肯定“放学后计划”的实施没有负面效果[23]，但大多数的评估结果都显示出“放学后计划”具有提升学生学业水平、改善学生学习行为等积极作用。

美国教育部发布的2019—2020年“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评估报告提到[12]，49.7%的参与者在数学成绩上有所提升，51.5%的参与者在英语成绩上有所提升。同时，此次评估也对教师进行了调查，70.1%的教师表示参与计划的学生作业完成率和课堂参与度有所提高，63.4%的教师表示参与学生的日常行为有所改善。

佛罗里达州2018—2019年间“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的评估结果显示[21]，项目参与者在学业表现和学校行为方面有所改善。根据对教师的调查，项目提升了学生的整体学业表现、完成家庭作业的能力、课堂参与度、学业自我效能和学习动机等。对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出较高的认可度，学生认为参与项目有助于他们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提高成绩以及与他人友好相处。此外，对家长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家长对孩子们参与项目并在学习成绩、与他人相处等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放学后联盟在2015年发布了一篇报告，总结了已有的对规模不一的“放学后计划”的近百项评估[24]，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放學后计划”对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学业方面的成果，表现为提高学校出勤率和学习参与度，提高考试成绩和排名，处于学业不利地位的学生收获最大，且随着学生参与项目的频率和时间增加，其学业收获也更加显著；二是行为方面的成果，表现为保证儿童的安全，有助于儿童进行自我评价和决策，有利于工薪家庭，有助于儿童保持健康，减少旷课并改善学校中的行为。此外，放学后联盟的报告还重视了“放学后计划”在改善儿童健康状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包括为儿童提供营养食品并让儿童养成保持身体健康的习惯，得到了家长的良好反馈[25]。

从官方发布的部分评估结果来看，“放学后计划”展现出较多的积极影响，不仅是学生能从中受益，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也能够获益，总体而言，公众对于“放学后计划”的实施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二）美国校内外协同推进“放学后计划”所存在的问题

“放学后计划”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数量上，仍存在大量放学后没能参加“放学后计划”甚至未得到看管的儿童；在质量上，“放学后计划”缺乏优质师资。

其一，“放学后计划”只能满足部分儿童的需求。2014年10月，放学后联盟发布了“放学后计划”的需求报告[16]，以详实的数据表明由于“放学后计划”的不足，仍有大部分儿童处于迫切需求中。据报告，在未参与“放学后计划”的儿童当中，约有1940万在有可利用资源的情况下会参与其中，较2004年同比增长11%。这些等待参与“放学后计划”的儿童大约是已参与者的两倍，未满足需求者数以万计。报告还调查了未给儿童报名参与“放学后计划”的家长，42%的家长表示在他们的社区中没有可参与的项目，52%的家长表示“放学后计划”花费昂贵，如果参与“放学后计划”，家长每周平均需花费113.5美金。资金成为“放学后计划”持续性发展的重大挑战，84%的家长同意将公共资金投入到参与“放学后计划”机会较少的社区。然而，投入“放学后计划”的公共资金增幅平缓，联邦政府为“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拨款的基金从2014至2020年增长了14%，但在通货膨胀后，目前的资金实际上低于2014年的水平，政府的拨款远不能满足需求，数据显示只有1/3的申请获得批准[26]。

其二，“放学后计划”的师资质量有待提升。“放学后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一部分是学校教师，这就意味着这些教师要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之外承担课后服务的相关工作，这极大地增大了教师的工作负荷，给他们造成了额外的工作压力。沉重的教学负担会阻碍教师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放学后计划”的有关活动，这将影响学生的课后活动体验。由于师资的缺乏，“放学后计划”不得不招纳大量非专业人士，这类人员的参与虽能够缓解资源缺口，但其教学水平和教学经验参差不齐，同时他们是非固定员工，“放学后计划”的劳动时间特殊，兼职员工会带来人员的流动，加上其中存在部分无报酬的志愿者，导致“放学后计划”无法保证优质且稳定的师资。当然，也有研究人员在对高质量“放学后计划”的评估中发现其员工倾向于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和赏识[27]。如上所述，虽然许多专业机构为“放学后计划”提供师资培训，但师资质量问题仍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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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Results of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U.S.A.

ZHANG Xiaoj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Abstract： After 100 years of exploration， “After-school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into a coordinated after-school service system. Guaranteed by multi-channel funding sources， diverse staff structure， multi-subjec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multi-agency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of operation， all of which provide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fter school. The fea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legislation and resources with the emphasis on collaboration， along with quality 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The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have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e.g.， promoting students academic level，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and maintaining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Meanwhile，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h as large demand， insufficient funds， and uneven quality of teachers.

Keywords： U.S.A.; After-school Programs;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Education evaluation; Education management; Private tutoring

（責任编辑 姚力宁   校对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