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及特点

李秋雪

摘 要：在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变化较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王母形象具有明显差异。文章以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为例，首先介绍了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与西王母形象的研究价值；其次分别结合西汉画像石、东汉画像石的图像内容，说明了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并基于该变化对西王母形象的细节进行分析，为相关人员了解西王母形象的变化提供依据；最后从整体与部分两个层面出发，對西王母形象的具体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可为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西王母；汉代画像石；山东临沂；形象变化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9.037

0 前言

西王母这一形象是汉代画像石的重要题材。目前，业内人士对西王母形象的研究较多，且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地域范围较广泛，然而针对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的研究极少。本文以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为例，对其刻画的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及特点进行仔细研究，通过综述法描述西王母的具体形象，总结形象变化过程与各阶段的显著特点，促使人们对西王母形象有更加全面的认知，为汉代画像石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支持。

1 研究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与西王母形象的价值

汉代画像石是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一个巅峰，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王母作为汉代画像石的重要题材之一，为后人研究、理解汉代文化和思想提供了有力支持①。

一方面，分析、研究山东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能够发现西王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神仙，其普及率和完整度也在其他神仙之上。

另一方面，在汉代，西王母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对西王母形象进行分析能够准确掌握该时期人们的追求，以及汉代的主流文化与思想。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研究西王母形象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大多是将西王母形象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仅有少数文献将西王母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②。本文选择对山东地区的汉代画像石进行讨论，通过图像分析的方式，对西王母形象具有的含义、变化趋势和各时期表现出的特点进行研究，由此掌握西王母形象发展规律与特征，希望能够为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持。

2 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的变化

2.1 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的画像石常采用“西王母+动物”的组合。对西汉时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图像进行分析可知，西王母身边多围坐九尾狐、三足乌、玉兔等动物。其中，西王母身边常出现的动物是九尾狐。将九尾狐与西王母结合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九尾狐是祥瑞多福、昌盛繁荣的象征，“九”代表九族之象③，“尾”代表鸟兽交配、生命繁衍，将九尾狐和西王母结合在一起，以呈示祥瑞与子孙兴旺；第二，西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普遍强调归葬故乡、不忘故里，而狐狸具有不忘本的良好品质；第三，九尾狐和星相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星宿、狐狸、九尾等概念进行研究可知，九尾狐既代表了权力、智慧、魅力和幸运，又代表了成功和幸福的根基。由此可见，将九尾狐与西王母相结合不仅仅代表祥瑞，还传递了西汉时期人们不忘本、希望获得幸福与成功等信息。

在西汉时期的画像石中，西王母像中较常见的另一动物形象为三足乌。三足乌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一是三青鸟，二是太阳金乌。西王母图像中出现的三足乌通常代表三青鸟，即负责取食的青鸟。

此外，在西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大量出现月中兔（将兔子画于月中，代表月亮，为月中兔）、月中蟾蜍（将蟾蜍画于月中，代表月亮，为月中蟾蜍）的形象。翻阅历史文献可知，早在战国时期，兔子已经成为神兽，西汉时期的玉兔通常代表阴精或月亮④。对西王母形象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玉兔陪伴在西王母身侧代表长生不老，指代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蟾蜍源自神话，象征月精。蟾蜍与月亮的相同之处是二者均需要经过周而复始的循环，月亮的阴晴圆缺、蟾蜍的冬眠均与汉代所追求的长生不老不谋而合，将蟾蜍与西王母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人们追求长生的愿望。西汉后期，以上模式被打破，创作者改用以下方式凸显西王母的特征：一是减掉玉兔，新增东王公；二是新增标题。

西汉时期十分注重阴阳平衡，该时期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多存有女娲、伏羲等形象，其中女娲为阴，伏羲为阳，西王母形象被创造出来后，该形象便逐渐代替女娲。早期，与西王母相对的阳性形象为风伯，西汉时期建造的孝堂山石祠便使用了风伯这一形象。孝堂山石祠和其他祠堂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该石祠两壁的大小完全对称，但内容有所不同，其中西壁所雕刻形象为“西王母＋随从”，东壁雕刻的画面更加复杂，包括一屋，屋内有人和侍者，屋外有胖男子、雷公和伏羲等。屋内人物为墓主，屋外的胖男子即为风伯，风伯吹开屋顶后，墓主灵魂便能够升天。“西王母+风伯”的组合表明，该画像石的主题为灵魂升天。风伯主要负责帮助墓主灵魂到达西王母所管辖的世界，西王母则代表墓主灵魂的最终归宿。需要明确一点，虽然该石祠已出现了西王母的形象，但是仍然保留了女娲的图像，由此可见，西汉初期，西王母、风伯已经被创造出来，但并未完全代替女娲、伏羲，直到公元1世纪，女娲、伏羲的形象才彻底消失。

2.2 东汉时期

早在战国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就已被创造出来，但直到东汉时期，才有关于东王公的文献记载。此前，西汉时期画像石均采用“西王母+风伯”的组合，需要明确的是，二者神格并不匹配，也正因如此，约公元2世纪，东王公的形象被创造了出来。东汉时期画像石多采用“西王母+东王公”的组合。西王母的形象特点则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身着华丽的仙衣，衣袂飘飘。其次是手持多种神器，如拂尘、风扇、莲花等。再次是西王母通常被描绘在山水、悬崖、云雾等背景之中，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形成一种玄幻的神话氛围。

西王母为阴性，艺术家便根据这一特征创造了与之相配的阳性形象—东王公。东汉时期画像石多采用“西王母+东王公”的组合，这一组合最早使用在山东地区，随后在短时间内传播到了西北、中原地区。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极为相似，东王公的冠与西王母的胜相对，二者构图位置、坐姿完全相同。当然，东王公同样拥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其随从为人身兽首。作为西王母的配偶，东王公的神性意义均由西王母决定，在表现配偶母体的过程中，艺术家普遍更关注西王母的形象和思想，并希望能够凭借该做法，达到阴阳平衡的效果。

此外，东汉后期的画像石将人间场景与西王母形象结合，并成为主流。该模式着重强调人和神的关系，通常先创造神话世界，再描绘现实场景。由此可见，东汉时期，人们更关注想象和现实的联系。公元1世纪创造的视觉表现模式首次将人界和仙界结合，这一创新使与西王母相关的艺术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化。该时期，山东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多采用该模式，即以艺术形象为载体，对人和神的关系加以说明。研究表明，山东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画面主要包括三部分：画面顶端为西王母，西王母身边有大量侍从，西王母、侍从共同组成了仙界；画面中部为车马出行时的场景；画面下端为狩猎场景。山东临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则对画面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割。画面第一层是西王母，西王母两侧均有呈跪拜状的侍从，右侧是九尾狐、三青鸟；第二层为云中出行的场景；第三层为历史故事；第四层为车马出行时的场景；第五层为狩猎场景。从艺术表现角度看，画面顶端是由西王母、仙人灵兽组成的仙界，下方则是现实世界的场景，二者虽拥有独立的体系和元素，却在思想语境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也间接表明东汉时期人们十分渴望长生不老，并寄希望于神仙世界。正是在精神力量的影响下，艺术家才成功创造出人神共享的图景，使人间和仙界、现实人和西王母、渴望和幸福有了紧密联系。

此外，东汉时期人们还赋予了西王母全新的宗教神性质。西王母不仅代表仙境，还可以支配不死之药。至此，人们对西王母的认知逐渐转向“既能够赐福，又可以消灾攘难的神仙”⑤。

3 各地区西王母形象差异分析

山东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出现的次数较多，且具有鲜明的风格。有学者对东汉时期的画像石进行了复原，发现已出土的部分祠堂的西壁均刻有西王母形象，东壁刻有东王公形象，后壁则刻有墓主形象。分析图案能够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早期所建造的祠堂多刻有无翼西王母，东汉后期所建造的祠堂则雕刻了有翼西王母。其次，早期西王母多戴胜，后期则用三环高髻代替了戴胜。最后，早期墓室壁画均用披巾强调西王母的神性，后期则发展为双翼西王母，这说明披巾具有羽化、神性的双重含义。

各地区汉代画像石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图像配置上。例如，1970年，新通桥汉墓引发了各界关注，该墓室虽未雕刻壁画，但搭建墓室所使用空心砖表面均印有图案，印的图案中有西王母的形象。空心砖表面雕刻的西王母呈跪坐状，头部戴横形装饰物。其西侧为双腿直立的捣药玉兔，画面简洁，图像尺寸约为8厘米×9厘米。另一出土汉代画像石则细致雕刻了西王母、随从的特征，戴胜的西王母位于山顶，西王母对面为双腿直立的捣药玉兔，山下则刻有九尾狐。此外，山谷内还刻有高髻、长裙的女性，该女性手中捧有三足乌，曾有学者认为，该女性形象代表三足乌或侍女。

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创作时间相对较早，当地西王母形象与山东地区的西王母形象相似度极高。例如，当地出土的汉代祠堂两壁分别刻有西王母、东王公，二者穿着打扮与现实人无异，身旁伴有捣药蟾蜍和玉兔等。与同时期山东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的区别是西王母、东王公二者分别为侧面及正面角度刻画。

4 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特点

山东拥有丰富的汉代画像石，公元89年之前，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创造出对应的神仙。公元89年之后，该地区汉代画像石逐渐趋于完善，成对图像成为主流。对该地区汉代画像石进行分析可知，西王母形象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4.1 画面特点

山东地区出土的西王母形象的载体较其他地区更加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铜镜、壁画和画像石。上述文物主要集中在山东临沂地区等地，临沂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数量极多，并且多数画像石刻有西王母的形象。以该地所发现的汉墓为例，汉墓内画像石描述了墓主拜见西王母的画面，戴胜西王母手持三角形物体，其身前是凤凰，身后为捣药玉兔。在该画面中，西王母、凤凰及玉兔为核心，具有鲜明的西汉后期特征。此外，该地区所出土另一汉代画像石的画面中部刻有圆轮，而圆轮中部刻有蟾蜍，圆轮左侧为祥云，祥云上方是未戴胜的西王母，画面右侧则刻有九尾狐、捣药玉兔。分析图像发现，在该图像中，圆轮象征月亮，蟾蜍与西王母之间有以下联系：其一，月亮存在阴晴圆缺，与人们所追求的长生不老存在诸多相似点；其二，早在战国时期，嫦娥奔月这一传说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月亮和西王母之间的关联不言而喻。该地区所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多在保留西王母形象的前提下，新增了东王公形象，二者均位于高台之上，上方为骑鹿仙人、凤凰，下方是捣药玉兔⑥。

4.2 形象特点

研究人员在临沂地区发现了一块风格较为特殊的汉代画像石，画面顶端是未戴胜的西王母，其右手所端碗内盛有不死之药，西王母身后为羽人、侍女、捣药蟾蜍和玉兔。与该画像石相对的画像石，虽然拥有与该画像石相同的构图，但画面顶端为墓主夫妇，由此可证，该画像石创作于东汉早期。山东地区多数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左右两侧均有蛇尾侍从，戴胜的西王母位于画面中间，以临沂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为例，画像石中有鸟落在西王母的发髻上，西王母两侧肩膀均刻有祥云图案，身旁为人首蛇身的侍从，画面下端对应位置刻有两只尾部相交的鸟。无论是小鸟还是祥云，在西王母图像中均极为罕见。另外，由于西王母形象与墓主妻子高度一致，因此，为确保后人能够准确辨别，艺术家在西王母形象右侧加刻了标题。对该图像进行分析可知，这一时期，西王母已经由神异形象逐渐转变成常人形象。画像石画面中间为戴胜西王母，两侧是尾部相交的侍从、捣药玉兔和羽人，与该画像石相对的另一画像石，其中部刻有戴冠男性的形象，该形象并不具有明显的神性标志。根据画像石配图可知，该形象为东王公，但由于该形象诞生的时间较短，尚未创造出相应的神性标志，后期，成对图像模式趋于成熟，东王公图像也更加清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临沂地区出土画像石中不乏与主流画像石风格不同的画像石，但西王母风格基本一致。

4.3 座式特点

临沂地区出土画像石具有鲜明的沂河风格，具体表现为西王母座式与其他地区不同。例如，西王母通常在画面的左侧，肩膀刻有三股翼，前胸刻有两翼，两侧是双腿直立的捣药玉兔，其座式同样分成三股，整体与“山”字十分相似。东王公则出现在画面的右侧，座式也与“山”字相似，其两侧则刻有羽人侍从。沂南地区出土画像石同样使用了“山”字座式，其中，座式中间为西王母，西王母肩膀刻有双翼，其两侧为捣药玉兔，座式表面刻有复杂的山纹、卷云纹，而东王公的座式表面刻有指代东方的青龙。关于“山”字座式的含义，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李淞认为，“山”字座式代表天柱，柱体下方所雕刻花纹则代表三仙山、昆仑山；小南一郎则认为三仙山、昆仑山均与不死之药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临沂地区出土画像石中的“山”字座式应拥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柱体表面所雕刻图案指代的世界树，其次是三仙山，最后是昆仑山。

5 结论

综上，本文先对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说明各阶段西王母的形象特点，帮助研究人员掌握我国汉代文化。此外，还结合山东临沂地区汉代画像石的情况，对西王母形象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希望在为考古研究工作提供可靠资料的前提下，加快我国汉代画像石保护工作的开展进程。

注释

①李并成.河西青海新疆一帶西王母文化遗存的实地调查与考证[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79-86.

②邢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对于民间信俗的文化认同：以泾川西王母信俗在当代的建构为个案[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4）：20-27.

③王刚.身份属性、身世感怀与画外之意：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画像所见西王母问题[J].地方文化研究，2022（3）：1-11.

④王诗晓.“帝王谒见西王母”母题墓葬绘画的“图说”形式及其在场性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95-101，152.

⑤戎天佑.邹城卧虎山M2南石椁画像新探：兼议汉画中子路与西王母的组合关系[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8）：51-61，125.

⑥梁路，孟楠.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探究：基于汉代西王母信仰演变[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1（1）：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