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庭故城出土彩陶盆中的文化信息

苟树芬

摘 要：2021年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在位于城址子城西南部一高台地上的11号遗址中清理出土一件彩陶盆，这是目前北庭故城出土陶器中唯一一件有彩绘的完整陶器。不论是其器表形似宝相花纹的几组纹饰，还是底有孔洞的奇异造型，皆蕴含着古代先民的精神信仰和智慧，在整个新疆地区的出土物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文章通过对这件彩陶盆的出土情况、器型及纹饰中文化信息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北庭故城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行政中心城市和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对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彩陶盆；器形；纹饰；文化信息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9.036

0 前言

北庭自古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共荣共生之地，有许多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北庭的任何一个文化遗存都存在着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①，后佛教传入中原后又以汉传佛教的方式回传西域，最后以与新疆本土信仰和其他信仰相结合的形式发展。北庭佛教在西域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庭地区的佛教除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外，还受到中亚、印度佛教的强烈影响，并与高昌佛教、龟兹佛教关系密切。②北庭故城出土的这件彩陶盆传递的不仅那个时期北庭地区佛教的发展情况，它也向我们传达着古代北庭民众的工艺水平、审美特征和文化智慧。尤其是佛教与景教文化元素在同一彩陶盆上的体现，也充分说明了北庭故城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多方文化在这里融合碰撞，文明互鉴，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真实写照。其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遗存，更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万众一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物实证。

1 出土情况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庭镇西上湖村，其在历史上南枕天山，北望草原，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为丝绸之路北道之要冲，是唐至元时期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入驻北庭故城遗址，对北庭故城城址开展考古发掘。由此，北庭故城的考古研究资料逐年渐丰，诸多成果亦不断问世。壁画、塑像、建筑构件残块、陶器以及钱币和不同材质饰物的出土，使北庭故城遗址的建造年代及形制布局更加清晰可溯。2021年，刻“悲田寺”字样的陶器残块和一件彩绘陶盆的出土，更加印证了部分城址的建筑类型，亦进一步证实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中原文化对西域历史的深远影响。

2021年5月至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庭学研究院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队郭物的带领下，对北庭故城遗址核心区子城西南部1600平方米的10号和11号遗址开启考古发掘。通过发掘，考古队发现10号遗址为大型建筑的夯土基础，另发现两座疑似城内最早的半地穴式房址遗迹。③11号遗址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子城西南部一高台地上，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砖头、瓦块和陶片，经考古队对出土陶片的清理拼对，发现了震惊一时的“悲田寺”字样的陶器残片，这对于缺乏史料承载的北庭故城来说无疑是一个新里程碑。

在此之前，考古队在11号遗址H55中发现了零碎的彩陶残片，经拼对修复后发现是一件器表通体彩绘的彩陶盆（图1）。此前北庭故城考古史上尚无完整的彩陶出土的记录，这更是弥补了一大缺憾，也为进一步研究北庭故城的陶器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 器形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盆与碗、钵外形相似，因其形状要比钵大，故而称之为盆。盆与碗的本质区别在于，盆比碗大，且内壁较厚。北庭故城11号遗址H55出土的这件彩陶盆，高15厘米，口径19厘米，红陶，纶制；敞口，斜腹，圜底，器底似有一孔洞；寬沿卷唇，以口沿为界，器内素面，器表通体彩绘，白衣黑彩，红彩点缀，整体是后期绘制而成的。

关于这件彩陶盆器底是否有孔洞，因无类似陶器出土，又因该器物孔洞处残缺，所以目前尚不明确，但器底遗存部位1/2形似孔洞。该遗址H31出土陶器底一件，此器物明确底部有孔洞。但孔洞成因尚不明确。从陶器自身原因和相关资料分析，该陶器孔洞成因可分两种：

一是，因陶器是中间定型拉坯纶制而成，加之陶制文物质地疏松，很容易被磕碰损坏，当器底碰到尖锐物体时可能会造成孔洞。由于陶器主要用于生活用具，造成孔洞如同废弃，无使用价值后就将其丢弃，出土遗址H31、H55皆为灰坑。

二是，古人的精神信仰。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彩陶就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信息和精神信仰。由于古人受意识认知的限制，他们相信鬼神和灵魂的存在。陶器底部的孔洞就是给神灵的通道。仰韶文化前期瓮棺葬较为流行，仰韶文化墓地遗址曾出土过大量有孔洞的陶瓮棺④，再到后来的马家窑文化的瓮棺葬俗等，这些文化遗址陶器上的孔洞是早期人类宗教信仰的产物⑤。郭沫若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故而也有学者猜测，这可能与当时诊断技术落后，“假死”现象时有发生有关，瓮棺上留置孔洞是希望其能恢复呼吸。

新疆彩陶遗存的重要来源是甘青地区的彩陶类遗存，纵观彩陶史各区域的彩陶类遗存，整体上一脉相承，有较明确的流变过程，各自又发展出了鲜明特征，但各个区域在物质文化上有着诸多联系。⑥陶器孔洞信仰是否有可能随着陶器的流入而传入新疆地区，有待考究。

2017年安徽萧县滕庄遗址发现了唐代的瓮棺葬，这说明唐代时期亦有瓮棺葬俗，“瓮棺葬是我国古代的墓葬形式之一……延续至解放前期，常以瓮、盆等陶质器物为葬具。”⑦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在新疆奇台、阜康等地亦有隋唐时期器底有孔洞的大型陶瓮罐，器型与安徽萧县滕庄遗址出土瓮棺陶器类似。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H35出土的大型陶瓮棺内亦出现类似陶器。因新疆部分地区出土陶器资料尚未公布，就已获资料和专家访谈的信息来说，H55出土的彩陶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而此彩陶盆是用来当作葬具还是用于使用器暂不得而知，这还需考古工作的不断跟进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深入。

3 纹饰中的文化元素分析

纹饰指依附于建筑及器物上的装饰图形与色彩⑧，也可以指器物上的花纹装饰⑨。在原始社会时期，纹饰不单是装饰艺术，而且也是族群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⑩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从渔猎、采集到农耕生活，获得了艺术创作的源泉，并大胆发挥了想象力把客观现实的事物提炼为艺术形象，使之规律化和程式化，以适合于彩陶的装饰。k彩陶的制造工艺和纹饰会随着人文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改变而不断演化。但只要同一种价值认知和精神崇拜继续存在，后期的发展还是会沿用前期彩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只是在后期的发展中纹饰风格会大不相同，甚至会产生新的文化元素。例如，最典型的仰韶彩陶鱼纹向马家窑简体变形鱼纹的演变中就诞生了均衡对称的菱形纹，若再将其变形的鱼唇拆解后，又产生了西阴纹和花瓣纹。l陶器纹饰在变化发展中产生新的艺术特征的例子不胜枚举。北庭故城11号遗址H55出土的这件陶盆的彩绘纹饰，形似“十”字形四瓣宝相花纹。宝相花纹是指“莲花装饰纹样一种，花瓣桃形。花瓣有以莲瓣纹组成，有以云头纹组成，有以叶纹组成。……为莲花装饰纹样之变形，取佛教‘庄严宝相之义为名”m。北庭故城出土的彩陶盆纹饰经对比并非宝相花纹，但极有可能仿照四瓣宝相花纹绘制而成。

若将北庭故城11号遗址H55出土的彩陶盆纹饰拆解成“十”字中心部分和云纹部分进行分析，笔者有如下拙见：

①“十”字纹：据专家访问和已获悉资料可知，目前尚无类似纹饰彩陶出现。如若将其纹饰与壁画纹饰进行比对分析，其展露的文化信息可窥一二。就类似“十”字纹而言，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出土壁画中，E101配殿北侧墙上部分供养菩萨佩戴璎珞主配饰出现“十”字纹，S105配殿西侧墙上王者出行图中主位王者及其坐骑配饰亦出现“十”字纹。堪称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孪生姊妹的柏孜克里克壁画，第20窟、48窟等亦出现类似“十”字纹，而这两地的壁画皆是高昌回鹘时期形成的艺术成果。

陶器上出现“十”字纹的雏形，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以“卍”字符的形式出现在马家窑彩陶中，并沿着青铜之路流入了新疆，足迹明显。这种“卍”字符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历史记忆功能，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发现的一处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以及龟兹地区出现的唐代土坯块上的“卍”字符，都为“卍”字符的传播路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n随着佛教的出现，“卍”字符亦成为佛教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梵文中“卍”的意思是“吉祥海云相”，象征着大慈大悲。大约在隋唐时期“卍”字符已成为日常器物的装饰题材，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卍”字符纹饰的主题含义是没有改变的，象征着轮回交替、循环不息。o

②云纹：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装饰纹样之一，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永宁寺》篇载：“图以云气，采画仙灵。”佛教壁画亦多采用云纹加以装饰。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亦多有与北庭故城11号遗址H55出土彩陶盆云纹部分类似的彩绘，如S102台座云纹壁画、S101东侧云纹壁画，在柏孜克里克169窟中多处出现类似云纹。

③景教与佛教的包容发展。从古至今，丝绸之路南北道上的许多绿洲居民先后信仰过萨满教、火祆教、摩尼教、佛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同时一个民族信仰两种以上宗教的现象也普遍存在。p约在公元6世纪景教就已传入西域地区q，这时已经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外来的宗教有佛教、摩尼教等，所以景教要在中国立足，除了要与现有的中国宗教文化相协调之外，还多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机制，即选择哪一种宗教作为自己所依附的主要对象或载体，比较各种宗教，能够提供这种条件的宗教只能是佛教最合适。r故而，在西域佛教壁画中出现景教十字架形象亦不足为奇。“景教徒所使用的十字纵横交叉的四个角的空白处，可以书写文字，也可以有別的装饰，如圆圈、吉祥物等”s，这与北庭故城出土彩陶盆纹饰的中心“十”字纹部分有类似之处，所以亦有可能是景教十字与云纹结合而形成佛教四瓣宝相花纹的形象。

综上所述，北庭故城11号遗址H55出土的这件彩陶盆纹饰可能是“卍”字符和云纹的结合，或者是景教十字与云纹的结合，总归是以佛教文化的形象展示，显露了佛教在北庭地区的兴盛发展。而其中心“十”字纹与云纹多次出现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及柏孜克里克石窟中，且根据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C14测年结果，推测该陶器制造的时间大抵在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

4 结语

公元前4000年，由黄河流域进入新疆的古代人群，携带着发达的彩陶技术进入新疆，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彩陶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主要受甘青彩陶文化的影响。彩陶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件工艺品，其从成型、打磨、绘画至烧制完成，更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人们的工艺水平和审美特征，它也是我们与古代先民对话最直接的工具。陶器的器型是根据人们的生活需求而定的，亦不乏有个别由后天因素导致。北庭故城考古出土物中陶器颇多，但大多为残存的素面陶片，经拼对修复大多陶器亦可呈现文物原貌。彩陶是远古先民留给我们的“百科全书”，无论是一件残器还是一个残片，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素材。

北庭故城一度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城市重镇，曾有多种文化在这里相容碰撞，其出土的这一件彩陶盆上的彩绘文化元素，除了有佛教文化外，亦有其他宗教文化的元素，是各民族在北庭这片土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证据。本文以微观窥宏观的形式对出土物进行研究，充分挖掘北庭历史文化和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用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这像铁一样的事实讲清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本文力求释读彩陶盆中的文化内涵，推广宣传教育，普及民众文化认知，并通过修复和复制彩陶盆的形式，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迹继续传承下去。

注释

①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69.

②北庭学研究院.北庭佛教史[M].[出版信息不详]，2022：16.

③贾春霞.北庭故城遗址“悲田寺”刻字陶片：证实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N].新疆日报，2022-01-22（003）.

④[佚名].瓮棺葬[EB/OL].（2011-12-11）[2022-04-17].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211/08/8279975_171388275.shtml.

⑤庞耀先，庞萍.马家窑涡文彩陶瓮用途蠡测：兼谈瓮棺葬俗的几个问题[J].丝绸之路，2010（8）：13-17.

⑥林铃美.新疆与中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彩陶类遗存对比研究[J].考古与文物，2020（3）：52-60，64.

⑦[佚名].安徽萧县滕庄遗址发现唐代瓮棺葬[EB/OL].（2017-05-17）[2023-06-02].http：//m.kaogu.cn/cn/xccz/20170517/58202.html.

⑧吴山.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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