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郭沫若形象

依据对郭沫若文学、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作品的翻译与阐释以及对郭沫若社会活动的介绍，俄语世界将郭沫若塑造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知识渊博的学者、中苏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苏联和苏联文化的推崇者和追求和平、反抗压迫的斗士。

郭沫若是难得一见的“全才”。他不仅是文学大师，“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和奠基者，在考古、历史、社会政治等领域的成就同样为中国和海外各界所了解和推崇。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郭沫若形象是多棱面的、立体的。

1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

尼·费德林在1952年出版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获得者——郭沫若》一书中指出，郭沫若早早走上革命和革命文学道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文学斗士，赢得无限崇高的尊重。费德林在分析郭沫若早期创作道路时指出，郭沫若领导“创造社”积极参与中国新文学运动，在“创造社”引发的新文学论争中郭沫若发表《文学与革命》《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等重要文章，是中国最早公开将文学活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联系起来的作家之一，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鲁迅一样，郭沫若领导革命作家团体，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艺术天赋来建立中国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费德林认为，郭沫若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政论批评方面卓有建树，但他首先是诗人和剧作家。也就是说，在费德林看来，郭沫若的许多社会活动是服务于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文学追求的。同时这也表明，郭沫若一直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孜孜以求，他的贡献得到苏联学者的认可。

在评价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时费德林特别看重郭沫若作为革命文学家的贡献。在1956年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中，费德林辟专章介绍郭沫若。在前言部分作者直言，郭沫若是重要的文学家，是最早加入中国新文学大军，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猛烈进攻的作家之一。

1961年斯·马尔科娃《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叶·茨宾娜《郭沫若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戏剧》两本专著的集中出版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读者对郭沫若作为中国新文学大师的印象，两本专著从诗歌、戏剧两个不同方面阐述了郭沫若的文学成就。

在50-60年代的高潮回落之后，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并没有间断对郭沫若的译介和研究。列·切尔卡斯基在1972年所著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对郭沫若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在1988年主编的《寻找闪亮的星：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诗歌》一书中，他选取20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39位诗人的诗作，其中郭沫若有22首入选，在所有入选诗人中入选作品最多，参与郭诗翻译的译者达到10位之多。进入21世纪，虽然没有郭沫若译介和研究的专著出现，但在俄罗斯出版的有关中国20世纪诗歌和戏剧的综合性译文集中郭沫若仍占有重要位置，研究性的文章也不时出现。

2 中苏文化交流的使者

郭沫若身体力行地推动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新俄诗选》，这是郭沫若翻译的第一部苏联文学作品。书中收录勃洛克等15位苏联诗人的24首诗。1936年，郭沫若被聘为《中苏文化》杂志的特约撰稿人。1940年7月，中苏文化协会应苏联《国际文学》约请，决定出版《中国抗战文艺专号》，郭沫若为特约撰稿人并担任文稿政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从现存资料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与苏联书刊艺文供应社、《国际文学》编辑部、苏联作家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书函往来十分密切，一方面郭沫若协助苏联文艺界书刊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另一方面，郭沫若也向苏联文艺界积极介绍中国文学传统和当时的文学动态，推动中苏文学交流。苏联《国际文学》杂志1940年第一期刊发的郭沫若文章《中国文学的基本任务》是目前发现的郭沫若公开出版最早的俄译作品。紧接着，1940年7月28日，苏联《文学报》发表郭沫若文章《中苏文学之交流》。文章重点是郭沫若对如何促进中苏文艺交流的建议，一是“经常地交互聘问与交换讲学”，二是“文艺艺术团体今后能够经常的相互往来并交换表演或展览，三是“中苏两国的文艺能够更有计划更负责地不断介绍与翻译”[1]。郭沫若建议的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新意，却是中外文学交流一直以来的做法。

1945年6月郭沫若应邀访问苏联。除了出席苏联科学院建立二百二十周年和中苏政府间的一些官方活动，与苏联学者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占据了重要部分。他两次做《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的报告，在东方大学做《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访问中，郭沫若与瓦·阿列克谢耶夫、瓦·司徒卢威等知名汉学家多有交往，在此期间他的一些报告、文稿的翻译得到当时非常年轻的谢·齐赫文斯基等人的帮助。在苏联方面的安排下，郭沫若还参观了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并前往图拉参观了列夫·托尔斯泰生前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1944年郭沫若撰写《契诃夫在东方》一文，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俄文编入1953年出版的《郭沫若选集》。1945年曾以中苏文化协会名义邀请茅盾等人翻译苏联学者所著《高尔基》一书并为之作序。1957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和费德林主编的《中国诗歌选》，郭沫若不仅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参与了作品的选编，还精心撰写了序言，向苏联读者简要而准确地介绍中国诗歌的特点。

费德林在《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获得者——郭沫若》中认为，郭沫若是苏联的真诚的朋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始终不渝地支持伟大的中国和苏联人民坚不可摧的同盟和友谊。

3 知识渊博的学者

郭沫若在亲身参与的中苏文化交流中也多方面展现了自己渊博的学识。1945年访苏期间，郭沫若与当时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的司徒卢威见面。据郭沫若记述，“我的一些粗枝大叶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差不多都知道。”在两人的交谈中，司徒卢威高度评价郭沫若的研究，“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2]”7月5日，郭沫若应邀到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报告，主要向苏联学者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历史研究情况。报告受到欢迎，几乎同样内容的报告后来在苏联文化协会又做了一次。8月2日，郭沫若应邀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关于中国哲学的报告。在此期间，苏联国家出版局负责人专门到郭沫若寓所拜访，介绍其在中国作品译介方面的计划，请郭沫若开具书目。

正是因为对郭沫若在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的了解，苏联学者不仅译介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还译介了不少其他领域的著作和文章，包括《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这些著作的翻译部分地呈现了郭沫若在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就，苏联学界对此评价极高。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谢·科米萨罗夫在《考古学家郭沫若》一文中简要概括了郭沫若在中国考古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苏联科学院所属《古代史通报》在1951年第1期刊发《中国古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介绍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文章简要介绍了郭沫若主要的历史研究著作，认为郭沫若的研究观点与苏联学界十分接近。

郭沫若的博学还体现在他对苏联青年学者汉学研究的指导和提携上。作为屈原研究最著名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承认，“我在郭沫若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他是我居住在中国先重庆、后南京、北京整个时期的学习导师。[3]”

1958年郭沫若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郭沫若渊博的学识获得苏联汉学家的高度认可，郭沫若作为全能学者的形象在俄语世界得到了译介和阐释。

4 俄苏文化的推崇者

郭沫若对苏联和俄苏文化情有独钟，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苏联在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一定时期中国和苏联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源于郭沫若个人的经历和文学趣味。

1929年郭沫若翻译的《新俄诗选》出版。郭沫若在《新俄诗选·小序》中指出，“这儿所选的诗只是革命后四五年间初期的作品，严格的来说，这些诗都不足以代表苏联的精神。手法未脱陈套，思想亦是感情的冲动，没有真正的Marxo-Leninism（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做背境……不过我们从这儿总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大潮流和这潮流所推动着前进的方向。[4]”由此可见，郭沫若译介俄苏文学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时代的大潮流”。高尔基逝世后，郭沫若以作诗、作文、出席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组织翻译出版高尔基作品、为高尔基译著作序等不同形式在众多场合给予了高尔基高度赞颂。苏联方面对郭沫若积极推介俄苏文学的努力显然非常熟悉，苏联书刊艺文供应社1941年1月21日给郭沫若的信中直言“知道你对于我们的文学很关心而且感兴趣”，在同年11月郭沫若在致苏联《国际文学》主编季·罗科妥夫的信中表示，“在沟通两国的文化上我是要尽我最善的努力的。希望你以后不断的指示我，你有什么需要，凡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我都乐意听你的驱策。[5]”

郭沫若对苏联文化的重视和推崇在《中苏文化交流》一书中得到集中而鲜明的体现。《中苏文化交流》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郭沫若就中苏文化交流所发表的19篇文章。郭沫若在序言中认为，彼时中国需要向苏联学习的地方很多，他号召中国的年轻人多花费一些精力关心苏联文化和学习俄语。

在访苏日记结成的《苏联纪行》中，郭沫若详细记录了在苏联访问的行程、见闻。通过日记可以发现，郭沫若高度肯定苏联文化和苏联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对苏联的评价绝不是官样文章，恰如郭沫若在“序”中所说，“我是凭着我的耳闻目见在写，而且是凭着了我的良心”。据郭沫若在“序”中所说，这本《苏联纪行》被苏联汉学家弗·罗果夫译成了俄语，书名改为《苏联五十天》，这也是《苏联纪行》再版时改用的书名。从《苏联纪行》被译成俄语一事可见苏联方面对郭沫若所记苏联印象极为看重。

《中国古代史学家郭沫若》一文指出，郭沫若敬佩苏联人民表现出来的勇敢和苏联领袖展现的睿智，他们御敌卫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将祖国从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这种观点既能帮助中国学界和读者一定程度上理解郭沫若对苏联的态度，也生动诠释了苏联学者眼中郭沫若的对苏友好形象。

5 反抗压迫、追求和平的爱国者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固然是由于他在诗歌、戏剧等领域的成就，同时也因为他面对当时复杂的革命局势和文艺形势表现出来的反抗压迫、反抗侵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和平而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在苏联的郭沫若译介和传播中，郭沫若反抗压迫、敢于斗争、追求和平的斗士形象也得到了阐释。

1951年12月20日郭沫若因在“加强世界各民族和平”事业中的成就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2年4月9日，郭沫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颁奖仪式，发表演说并即兴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光荣与使命》。

1952年6月30日费德林所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获得者——郭沫若》出版。虽然这本小册子只有32页，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出版速度快，在公布郭沫若获奖六个月之后即能出版；二是发行数量大，达到惊人的15万册。这本册子的出版发行和书名本身进一步塑造了郭沫若作为反对压迫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不懈追求和维护世界各民族和平的斗士的形象。

费德林在册子的第五部分以“郭沫若——追求和平的热血战士”为题对郭沫若在国际和平事业中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费德林用大量篇幅引用了郭沫若在布拉格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华沙第二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会议等不同场合发表的发言，这些发言被刊登在苏联《文学报》《真理报》等报刊和《新时代》《苏联艺术》等杂志上。

《洪波曲》是郭沫若唯一被译成俄语的回忆录。费德林撰写《郭沫若的回忆》一文作为这部作品的引言。费德林在文中高度肯定《洪波曲》的价值，认为《洪波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抗日战争峥嵘岁月的编年史”。郭沫若作为书中所描写事件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用细腻的观察为历史提供了真实准确的证据，这些证据无论从内容还是性质上都是“揭露性”的，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反人民的政策”。《洪波曲》俄译本进一步从革命历史真实的角度确认了郭沫若在俄语读者中反抗侵略、反对压迫、追求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士形象。

总体来看，在俄语世界中，郭沫若既是中国新文学奠基者和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中苏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苏联和苏联文化的推崇者，是追求和平、反抗压迫的斗士。■

引用

[1]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1-9.

[2] 郭沫若.苏联五十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1.

[3] 费德林，尚本汇.费德林谈他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J].郭沫若学刊，1988（4）：50-53.

[4] 袁荻涌.郭沫若与中苏文学交流[J].文史杂志，1990（5）：4-7.

[5] 郭沫若与苏联友人的往来信函[J].郭沫若学刊，1988（4）：68-73.

作者简介：张帅臣（1981—），山东无棣人，博士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